Abstract: Donna Haraway’s cyborg thought deconstructs the base of western body thought, Aristotle’s ontological substantial theory and Descartes’ ontological subjective theory. It doubts the traditional substantial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tology, and then comes up with a new body concept that body is associative. It constructs a selflessness body thought. In this way, after Merleau Ponty’s value of soma theory and Foucault’s Epistemology substantial theory, Haraway comes up with another ontological body thought, tries to find the third ways for the body research. Key wordsDonna Haraway; cyborg body; selflessness body; binary opposites      [责任编辑 阳欣] 第51卷 第2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51 No.2 2015年4月Journal of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April,2015 doi:10.16088/j.issn.1001-6597.2015.02.011    [收稿日期] 2014-11-06    [作者简介] 孙梦天(1992—),女,山东聊城人,墨尔本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代及后现代英美文学。《新夏娃的激情》和《神经漫游者》中的哈拉维式赛博格 孙梦天 (墨尔本大学文化与交流学院,澳大利亚维多利亚3010) [摘 要]赛博格是21世纪最受关注的词汇之一,许多学者对其意义作出了不同的解读。唐娜·哈拉维将赛博格和女权主义联系在一起,成为赛博格理论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安吉拉·卡特的《新夏娃的激情》和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中的赛博格形象,证明了赛博格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意象,它颠覆和解构了生命体/机器、文化/天性、思想/肉体、自我/他者、主体/客体等二元对立的结构,对女权主义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赛博格;性别规范;《新夏娃的激情》;《神经漫游者》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15)02-0067-07 一    “赛博格”一词最早于1960年由科学家菲德·E.克莱恩斯(Manfred E. Clynes)和内森·S.克莱恩(Nathan S. Kline)提出,他们从控制论出发,认为人体这种有机体是一个自我调节系统,其与外在因素可形成一种稳定运行(homeostatic functioning),而机械可以作为一种信息系统用来拓展有机体,从而成为有机体信息系统的一部分,这种有机体和机械的共同运作系统就被称为“赛博格”(cyborg,缩写自Cybernetic Organism)^[1]24。从1960年后,人机共同体的赛博格形象便频繁地出现在科幻小说、电影等大众文化中,成为当代文化中最重要的形象之一。虽然“赛博格”一词直到1960年才被创造出来,但是赛博格早就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最为直观和简单的例子是装了义肢的伤残人士或安装了心脏起搏器的心脏病患者。而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所有人都是赛博格:通过佩戴眼镜,我们改善了自己的视力:通过佩带手表,我们能随时掌握时间;通过穿高跟鞋或者内增高,我们能使自己变得更高大……实际上,从人类拿起工具的那一刻起,他就变成了赛博格。    赛博格这一形象常出现在科学杂志和文学影视作品中,成为了当代理论批评界最受关注的概念之一。将赛博格这一形象融入哲学和文学理论批判的最重要的一位学者是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哈拉维是当代著名的跨学科研究学者,她在女权主义、科学哲学、生物学等领域都有杰出的贡献。在1985年发表的《赛博格宣言:二十世纪末期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2]一文中,她将赛博格和女权主义联系在一起,提出了赛博格所具有的颠覆性社会变革的潜力。这是赛博格理论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同时也是被广泛引用的一篇。在文章中,她将赛博格定义为“一个机械和生命体的混合体,既是社会现实的产物,也是虚幻作品的产物”^[2]149,认为赛博格跨越了人与动物、生命体与机械体、物质与非物质等一系列界限,超越了二元对立体系,是符合后现代社会多元性的一个主体概念,已经成为我们的社会现实和身体现实。^[3]101    哈拉维赛博格理论萌芽于后现代主义的土壤中,现代主义推崇秩序、控制、理性、真理、本质等,而后现代主义则否定本质主义,质疑和挑战现代主义所推崇的一切。长期以来,包括自我/他者(self/other)、思想/肉体(mind/body)、理智/情感(reason/passion)、文化/自然(culture/nature)等在内的二元体系,都统治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为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支配统治提供服务。权力在这些二元对立的体系中的流动是不对等的,前者总是被当成比后者优越的;而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男性被视作自我和主体(subject),是思想和理智的象征,是受教育和文化熏陶的,女性则被视为他者和客体(object),被贬低为肉体符号,被简化成生育工具。因此,女性的平等和解放必须建立在打破这些二元对立体系上。哈拉维认为,赛博格跨越了人与动物、生物与机械、文化与自然等二元对立体系的界限,“能为逃出二元论的迷宫提供出路”^[2]181。    像哈拉维一样,许多学者都认为赛博格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安妮·巴尔莎莫(Anne Balsamo)认为,“赛博格提供了一个极其恰当的后现代的身份象征,特别是女性身份的象征”, 因为它“突出体现了他者是纯粹人为建构的”。^[3]155在《大众叙事与社会批判——赛博格神话的建构》^[1]一文中,陈静概述了赛博格如何在现实世界以及大众文化中占得重要的一席之地,并结合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分析了赛博格所具备的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和性别政治的批判力量。李芳芳则从女权主义和赛博格相结合的角度分析,认为哈拉维赛博格本体论可以体现出“女性身份的破碎,边界的模糊”, 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超越二元化分中的政治内涵,超越理论、学说、团体之间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也可以帮助我们在具体情境之下建立一个女性的联合体”。^[4]102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并不看好赛博格这种后人类(posthuman)的存在,如后现代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ois Lyotard)和政治科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他们对后现代科技的去人性化(dehumanizing)影响感到非常担忧,如福山警告说:“人性将会被这些科技彻底改变,因此我们生活的各层面都面临社会以及政治不稳定的风险”^[5]11。另外一些学者则反对哈拉维等乐观派的观点,他们认为她对赛博格的解读过于理想化,与现实情况尤其是流行文化中的赛博格形象大相径庭。萨拉·科恩·沙博特(Sara Cohen Shabot)和斯黛茜·吉利斯(Stacy Gillis)认为,流行文化中的赛博格形象经常“被高度性别化和性欲化”^[6]11,往往进一步强化了西方的某些性别刻板印象,而非质问了社会中的大男子主义。    要客观评述上述观点,必须研究大量的流行文化文本。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选取两篇含有赛博格形象的小说,即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的《新夏娃的激情》^[7]和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神经漫游者》^[8]。两部小说都是红极一时的畅销小说,尤其是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是科幻小说中的经典作品,被誉为赛博朋克派的开山鼻祖,许多著名科幻电影如《黑客帝国》等都深受它的影响。本文将详细分析两部小说中的赛博格形象,并分析它们如何符合哈拉维对赛博格的定义和预期,证明赛博格能够挑战包括自我/他者、思想/肉体、文化/自然在内的父权社会的二元对立结构。由于本文要证明赛博格形象具有颠覆二元对立的性别规范的威力,因此在选择文本的时候,尽量避免文本的局限性,以免所得结论欠缺普遍性,如是否只有女性作家作品中的赛博格形象才具有颠覆意义,或者是否只有含明显女权主义议题的小说里的赛博格形象才具有颠覆意义。因此,本文所选取的两个文本除了都含有赛博格形象及都是非常著名的小说外,在其他方面均有不同,如作者的性别、国别等,且一个是科幻小说,一个是幻想小说;一个含有明显的女权主义议题,另一个则不含。    二    《新夏娃的激情》以伊芙林(Evelyn)为主人公,讲述了他所经历的一段奇怪的旅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如何重生的故事。他原本是一位英国教授,与脱衣舞女郎莱拉(Leilah)维持了一段非常暴力的性关系之后抛弃了她,然后他被抓去了女人城比乌拉(Beulah),被首领“母亲”改造成了女人并改名伊芙(Eve)学界常将小说中的Eve翻译为新夏娃,虽然Eve同于创世神话中夏娃的名字,但由于小说作者的意图是批判创世神话的,且为了体现出伊芙林和伊芙的关系,本文把Eve翻译为伊芙,而非新夏娃。;在逃离女人城后她又被邪教首领“零”强奸并监禁,成了他的第八个妻子,并被他强迫与变装演员特里斯泰莎(Tristessa)发生性关系;在成功逃离“零”后,她再次遇到了莱拉,并在她的指引下获得了重生。虽然卡特的《新夏娃的激情》早在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发表近十年前就已经出版了,但小说中的赛博格形象却和哈拉维式赛博格不谋而合,展现了其颠覆父权社会中二元对立体系的潜力。许多学者如露西·阿米特(Lucie Armitt)和玛利亚·艾琳·塞亚布拉·费雷拉(Maria Aline Seabra Ferreira),都认为伊芙和“母亲”“恰如其分地体现出了哈拉维式赛博格”,夸张地展现了“多样化的趋势以及各种界限和身份的逐渐消解,是当代自我特征的体现”^[9]。    小说展示了女性特质(femininity)的人造性和虚构性,揭示了性别规范如何通过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到生活中,使个体变成了性别化的主体。女人城的工作人员经过对流行文化的大量研究,总结并描绘出完美女人的身体蓝图,对伊芙实施了变性手术,将他变成了一个女人,他被装上了用硅胶填充的胸部以及人造子宫,因此可以被视为赛博格。正如哈拉维所说:“赛博格不会认同伊甸园,它不是由泥土做成的,所以不会梦想着回到尘土中”^[2]151。伊芙也挑战了亚当和夏娃式的起源传说,她不是上帝创造的,她不来自男人的肋骨,她也非生来如此,而是人为“手术”的结果,是由父权社会文化孕育出来的。这种手术既包含身体上的,也包含精神上的。    伊芙被迫从早到晚观看好莱坞电影,房间里被挂满了圣母玛利亚和小耶稣的画像,还有象征女性特质的图像,包括山洞、玫瑰、大海、月亮等。作为流行文化集中体现的好莱坞电影,其中充斥着高度性别化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是父权社会性别规范的化身,是社会大众的性别模本;通过好莱坞电影的强大影响力,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复制着自己。而生活中的许多事物也被赋予了性别指向,比如花朵、月亮、粉红色等等,通过与二元对立体系结合,父系霸权的性别规范渗透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细节中。流行文化以及生活中的二元对立的性别能指(gender signifier)像空气一样被我们呼吸着,进入了我们全身的血液,改造着我们的身体、思想、喜好、行为等等。伊芙林被改造成了伊芙,她无论是在身体上还是思想上都成了女人味(womanhood)的完美化身。在伊芙这一赛博格形象身上,我们看到了“女人”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她完美地模拟了父权机制的运作方法。而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伊芙,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一生都在经历着她所经历的这种“手术”,只是我们的“手术”更加无形而漫长:从报纸到电视,从小说到电影,从家庭到学校再到工作场合,性别规范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中对我们的大脑进行着“性别手术”。    正如阿米特所说,伊芙的诞生颠覆了父权体系中的二元对立思想——“女性是自然的(实则意为原始劣等的)、男性是文化的(实则意为优等的)”^[10]175。知识、科技等文化范畴被视为比自然范畴优等,而男性又被视为比女性优等,因此男性总是被与文化挂钩,而女性总是被与自然挂钩,而伊芙则恰恰颠覆了这一固化联系。她并非自然的产物,而是科研、医学、技术的产物;她不是来自于子宫,而是诞生在科技化身的手术刀下。因此,作为科技产物的赛博格,她打破了男性/文化和女性/自然的传统刻板联系。在小说中,她自豪地声称:“以我华丽的肉体为证,我本身就是知识之树的果实;知识创造了我,我是一个人造的杰作,是科技版夏娃的化身”^[7]146。像所有赛博格那样,伊芙颠覆了传统的宗教起源神话,使得女性能够从原始的大地母亲的角色中解脱出来,拥抱现代知识、科学和技术。    除此之外,伊芙也打破了男人/自我/主体与女人/他者/客体之间的固化联系。在父系霸权社会,由于话语权普遍由男性掌握,因此男性是自我(“I”),而女性是他者(the other);男性是欲望的主体(desiring subject),而女性是欲望的客体(object of desire)。伊芙诞生的过程也揭示了这种两性二元对立体系。手术前她说道,手术将会“把我的‘我’变成‘她’,从而抹杀掉‘我’”^[7]59。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手术前,作为男人,他以“我”自称,是一个主体,而经过手术变成女人后,她将失去话语权,再也不能自称“我”,而只能以第三人称被称为“她”,从而被剥夺作为主体和自我的权利,沦为客体和他者。手术后,伊芙看着镜子,觉得自己变成了“我脑子里所产生过的所有肉欲的对象”^[7]75。虽然身体被改造成了女人,但由于心理的改造还未完成,因此性欲对象还是女人,这种奇妙的组合打破了与男人/女人相关联的自我/他者、主体/客体的二元对立结构,她既是自我和欲望的主体,又同时是他者和欲望的客体。    小说里的另一个赛博格形象,也是受到更多关注的一个是女人城的首领“母亲”。在她身上,男人/文化和女人/自然之间的二元论固化联系被彻底打破了,这首先体现在“母亲”住的地方。比乌拉(Beulah)是一个庞大的地下女儿国,由“母亲”创造并统治着,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天然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科技的产物。她们的牛奶和威化饼是用各种化学品合成的,蛋白质是从石油中提炼出来的^[7]78;所有的墙体都“被一种坚硬的合成材料覆盖”^[7]49,地板都“铺着一层光亮的塑料材质”^[7]50。“母亲”自身的人造程度也毫不逊色,“她用刀和针痛苦地将自己重新改造了”^[7]60,她有着两对乳头,她把自己变成了“神话的人工制品”^[7]60,她变成了“神话和科技的混合体”^[7]48。可见,“母亲”将女人和文化、科技、人造等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打破了女人和自然的固化联系。    “母亲”作为一个自我创造的人工女神(goddess),也可参与进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中的讨论。哈拉维在宣言的最后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宁愿做一个赛博格,而不愿做一个女神”^[2]181,表达了她反对女神女权主义(Goddess Feminism)的观点。女神女权主义发源自第二次女权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盛行,其目的是通过信仰女性神灵来打破男权体系下的宗教文化,从而打破社会中的性别二元对立。它强调女人与自然的联系,提倡将母亲女神或称大地女神作为“生命、自然能量和女性本质”的象征^[12]109,来取代父系霸权社会中的男性神灵。女神女权主义在它的历史阶段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是打破父权体制的一次努力,但是却走进了另一个误区。在《新夏娃的激情》中,“母亲”这一形象也体现了卡特对女神女权主义的批判。小说中有一段对“母亲”的描述,可看出卡特将其塑造成了典型的母亲女神形象:“她一手拿着太阳,一手拿着月亮,她轻轻抖动,星星纷纷从她肩上落下,她打一个哈欠,地球就会发生大地震”^[7]61;“她全身上下都是自然的象征,她是地球,她是果实”^[7]60。“母亲”是母性的缩影,而母性又被视为女性的本质和精华。卡特批判女神女权主义这种将母性作为女性身份的本质的做法。这种做法夸大了母性与女性之间的联系,将女性本应丰富多彩的身份简化为母亲,将女性的价值局限在生育和哺育上,实际上进一步加深了父权体系的性别二元对立论。因此,在小说中,“母亲”是一个负面和悲剧的人物,在最后她彻底疯了,卡特将母系氏族头领的她和父系氏族头领的“零”作为平行人物放在一起比较,揭示了母系社会并不一定是解放女性的理智和可行的方法。    三    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出版于1984年,是唯一一部同时获得雨果奖、星云奖和菲利普·狄克奖三大科幻奖项的小说,它主要围绕一个天才黑客凯斯(Case)展开,讲述了他如何在为新雇主工作的时候,慢慢发现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即人工智能“冬寂”(Wintermute)希望通过与它的另一半——神经漫游者(Neuromancer)——结合来使自己更强大。与卡特的《新夏娃的激情》相比,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中的赛博格形象更加典型,然而关于其中的赛博格形象是否具有积极的革命性意义,学界对此争议较大。许多学者都做过大量针对科幻作品以及流行文化中赛博格形象的研究。沙博特认为:“很明显赛博格并不是本身就具有颠覆性和革命性,它也可能会巩固父系霸权和其他霸权体系”^[13]224。也有一些学者在分析过《神经漫游者》中的赛博格形象后,认为其中的赛博格并不能体现出哈拉维在宣言中提到的各种颠覆潜力。比如,小伊斯特凡·希思黎·罗内(Istvan Csicsery-Ronay, Jr.)认为,《神经漫游者》中充斥着对于已不复存在的人类主体的怀旧情怀,而这体现出吉布森对于赛博格和科技的态度并不像哈拉维那么乐观。^[14]102虽然吉布森对科技及其对人类的影响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极其模糊的”^[15]274,但笔者将通过分析驳斥前文所提到学者的观点,证明《神经漫游者》中的赛博格确如哈拉维的赛博格宣言中提到的那样,具有颠覆和解构包括思想/肉体、男人/女人、文化/自然等在内的二元对立体系的潜力。    沙博特认为,包括《神经漫游者》在内的科幻小说中的赛博格经常都是“社会标准性别身份和身体的夸大增强版”^[13]225,然而事实上,《神经漫游者》中的众多赛博格形象都在不同程度上颠覆了男人/男性特质和女人/女性特质的固化联系,许多男性赛博格身上具有传统上被视为女性化的特征或特质,反之亦然。比如其中的一个角色,威利斯·库尔图(Willis Corto)上校,在一次军事袭击后,他在肉体和心理上都遭受到了致命伤,“冬寂”为了把他收为己用,以电脑为媒介赋予了他一个新的人格——阿米塔吉(Armitage),消灭了他作为库尔图的人格,有着人类的肉身,但却被植入的虚假人格操控着,因此阿米塔吉是一个赛博格形象。虽然阿米塔吉是男性,但是小说中当他第一次与凯斯见面的时候,对他的描述既有男性特质又有女性特质:他的黑丝绸的睡袍一直敞开到胸口,他宽阔的胸膛上肌肉发达,光净得没有一丝汗毛,他眼睛的蓝色是非常暗淡的。^[8]38“宽阔的胸膛”和“肌肉发达”是传统的男性特质,而“光净得没有一丝汗毛”却是传统的女性特质。在父系霸权的性别规范中,男性被与毛发旺盛联系在一起,而女性则相反,且用来形容阿米塔吉瞳孔蓝色暗淡的“pale”一词,也不是一个具有男子汉气概意味的词,而是一个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的词。这种集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于一体的赛博格形象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性别刻板印象,引发读者对现实生活中性别的虚构性的思考,如:我们每个人都是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集合体,或者更确切地说,人的性格、喜好、行为、能力等本就不应该简单粗暴地按性别分成二元对立的体系。    在小说中最典型的赛博格形象当属茉莉(Molly)了。作为一个以雇佣兵身份谋生的忍者,她的身体经过了许多高科技的改造:她的眼窝下面安装了能够拓宽视野的镜片;她的视神经植入了芯片,能够随时看到时间;她的指甲下面暗藏着“十把四厘米长的双刃手术刀片”^[8]37。因此,她可谓是一个典型的赛博格。她身上有着诸多传统意义上的男性特质,比如她的严厉和强悍,说话和行为都毫不客气。第一次见到凯斯,她就警告他:“如果你敢跟我耍什么狗屁花招,那将是你这辈子做过最愚蠢的事”^[8]37;又如,她喜欢格斗、武术和枪支,当凯斯被邀请去观看一种叫塞米(Sammi’s)的格斗比赛时,他听说这种比赛无比凶残没敢去,相比之下茉莉则对此大有兴趣,马上去买票观看了。茉莉还颠覆了男性/理智和女性/情感之间的固化联系。在整部小说中,她的话少而精炼,话语和行动极少流露出感情;无论遇到什么事,她总是保持镇定和冷静。在小说中,每次也都是茉莉救了凯斯的命,是英雄救美的逆转。作为肉体和科技结合体的赛博格,茉莉在上述诸多方面都颠覆了父系霸权的性别规范,在她身上几乎只能看到传统定义上的男性特质,不由使读者意识到,女性何尝不可以是强悍的、勇敢的、坚韧的、严厉的、理智的、寡言的,等等。    然而,有许多学者都认为茉莉虽然在性格上是个硬汉型的角色,但是在身体上却是极富女性特质的,是一个高度性别化的角色。小说中对她的一些描述确实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特质,如有一次当茉莉和凯斯经过一番长谈后从椅子上站起来并伸展身体时,她被形容为像是猫一样的。自古女人就经常和猫放在一起作比较,而男人则很少,但是在《神经漫游者》里却并非如此,有多个男性角色也都被描写成是像猫的。比如,凯斯的行动小组的新成员利维拉(Riviera)出场时,有这样一句描述:“他像猫一样蜷缩在一张薄薄的记忆棉垫上”^[8]129。又如,他们的交易对象之一、街头黑社会团伙摩登黑豹(The Panther Modern)的头目鲁帕斯·杨德宝(Lupus Yonderboy),也是一个赛博格,“他的瞳孔经过了改造,像猫一样可以聚光”^[8]87。因此,“像猫一样”在吉布森的小说中不再是一个与女性特质挂钩的表达,通过使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具有某些同样的特质,吉布森的赛博格斩断了父系霸权的性别二元体系和个体性格、特质等之间的锁链。    通过这个方法,吉布森打破的另外一个性别固化联系是女性和粉红色。许多学者认为,茉莉这一角色完全没有逃脱父系性别规范,有部分原因在于小说中对茉莉的描述中数次出现粉红色,例如她经常坐的记忆棉垫就是粉红色的,有一次她穿的是“一件粉红色的塑料雨衣”^[8]78。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男性角色时就会发现,他们也经常会和粉红色联系在一起,如上文提到的鲁帕斯·杨德宝的头发也是粉红色的。在描述黑市商人裘里斯·迪恩(Julius Deane)时,吉布森更是用了大量“粉红色”一词:他有一张粉红色的脸,修剪整齐的粉红色手指,以及粉红色的笑容。^[8]47-49实际上,吉布森将粉红色这个词去性别化了。 “粉红色”这个词在小说中总共出现了47次,远高于其他表颜色的词,而每次出现几乎都是用来描述人工的、科技的产物,比如粉红色的矩阵虚拟空间(The Matrix),粉红色的泰西尔·阿什布尔输入校验设备(Tessier-Ashpool ICE),酒保拉茨(Ratz)的粉红色远程控制器,裘里斯迪恩的粉红色人造石英镜片等。因此,“粉红色”这个词在小说中不是一个性别指向的词,而是一个指向科技和人造含义的词。或者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吉布森将粉红色这种女性特质与科技联系在一起,打破了男性/科技的固化联系。    小说还颠覆了与男人/女人紧密相连的另外一个二元对立词组:思想/肉体。包括吉纳维芙·劳埃德(Genevieve Lloyd)以及伊丽莎白·格罗希(Elizabeth Grosz)等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西方父系社会中思想/肉体与男人/女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基姆·托福莱蒂(Kim Toffoletti)认为,思想和肉体的关系是被看成互相独立并且对立的,“思想总是被正面积极地与理性、文化、自我、主体、男性特质联系在一起,而肉体作为思想的对立面,代表着激情、自然、他者和女性特质”。^[5]19因此,许多学者认为,科幻小说中充斥的大量机器人和赛博格体现了现代人渴望超越肉体,摆脱有性生殖的限制。然而,在《神经漫游者》中,虽然一开始凯斯也表现出重思想而轻肉体的倾向,甚至认为肉体是枷锁和监狱,但是在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他重新认识到了肉体的重要性,意识到了只有通过肉体才能体会到生的无限庞大的意义:     那是个他以前知道的地方;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把他弄到那儿去的,不知怎的,他总是能够把这种他多次找到又失去的东西忘却。他记得,当她把他拉下的时候,他知道这属于肉体,属于黑客们嘲笑的肉体。这是个难以了解的巨大的东西,是只有身体才能理解的螺旋形和信息素,无限的、错综复杂的信息。^[8]284-85    现代主义的一大特征就是对理智和思想的无限推崇以及对肉体及情感的压抑和贬低,而后现代主义则希望重新唤起对身体及情感的重视。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也恰恰体现了这一点,通过颠覆重思想轻肉体的传统,为打破男性/女性的权力不平衡提供新动力。    吉布森的赛博格还颠覆了与男性/女性相关的另一个二元对立体系,即文化/自然。许多学者都留意到,作为现代文化精髓的科技总是被与男性联系在一起,比如朱迪·沃克曼(Judy Wajcman)认为,科技和男性特质之间的固化联系“强化了两性之间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5]21。作为女性和科技的结合体,女性赛博格本身就挑战了男性/文化、女性/自然之间的固化联系,正如朱迪斯·哈伯斯塔姆(Judith Halberstam)所说,“女性赛博格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文化形象,因为她既是女人,又是机器,既是科技的产物,又是自然的产物,她暗示了女性特质和高级智慧的结合体的潜在威力”^[16]454。然而,也有许多学者,比如吉利斯、沙博特、谢莉·英尼斯(Sherrie Inness)等,认为女性赛博格的潜力“从未被实现过,因为由于自古女性总是被以性的方式呈现,这些赛博格的女性身份完全被纯粹表现为高度女性化的高度性特征”^[6]11;沙博特认为,这些女性赛博格之所以被高度女性性征化,是因为“当某些模糊存在时(比如人和科技的界限变模糊了),其他的二元体系(比如性别)就会被强化,以防广泛的全面模糊化会使我们失去一切”^[13]225。    虽然上述几位学者的观点不无道理,但是在《神经漫游者》中情况却并非如此。虽然吉利斯认为茉莉在小说中是一个被高度性化的蛇蝎美人,但是实际上小说中对茉莉的女性性特质并没有作太多的强调,且其女性性特质并未置其于劣势或者被物化的境地。比如吉利斯用来支撑其观点的一个场景,在模拟刺激(simulation stimulation)的作用下,凯斯进入了茉莉的感觉中枢,他就好像在她的身体里经历她所经历的一切一样,他感到既新鲜刺激又紧张害羞,这时,茉莉为了戏弄他所以抚摸了自己的胸部。吉利斯认为,这个场景强调了茉莉的女性性特质,而茉莉迎合了凯斯的性幻想,体现了其只不过是凯斯的肉欲的容器。然而,笔者认为在这个场景里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凯斯而是茉莉,茉莉并非被动地迎合凯斯的性幻想,而是掌握了主动权,用自己的性特质来调戏凯斯;由于茉莉身体的控制权完全在她手中,凯斯不能发声,也不能动作,就像一个被茉莉控制的玩偶一样,是完全处于被动的一方。茉莉是主体,而凯斯是客体。因此,作为科技和自然结合的产物,女性赛博格在各种方面都挑战了传统性别规范的二元对立体系,包括主动/被动、主体/客体、物化/被物化等。    实际上,小说中出现过的其他强调茉莉的女性性特质的场景都类似上文所说,不是单纯地将茉莉贬低成纯性别化的肉体,而是为了讽刺父系霸权的性别规范以及男性的性幻想。比如,小说中对茉莉最性征化的描述实际上并不是在描述茉莉,而是利维拉做的茉莉的全息图,全息图的茉莉“胸过于丰满,从皮夹克下的紧身黑丝网中呼之欲出,而她的腰又细得不可思议”^[8]249。马克·博尔德(Mark Bould)认为,吉布森有意将利维拉创造的全息版茉莉描绘成一个典型的男性幻想的对象,同时他也认为吉布森利用利维拉这一角色来达到他性化茉莉的目的是非常狡猾的^[17]。笔者倾向于认为,吉布森的这一做法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或者迎合男性读者的性幻想,而是通过将这种性幻想和利维拉这一负面角色联系在一起(在小说中,利维拉是一个不稳定不可信的反社会人格者),向读者传达出关于这种性幻想的负面情绪,也体现了这种性幻想所反映的性别规范的不现实性。    小说还在许多侧面体现了女性赛博格的颠覆意义以及吉布森对茉莉这一女性赛博格的态度。在整部小说中,茉莉都非常自然地和所有男性角色融合在一起,极少有人过多地注意到她作为女性的这一身份,然而实际上,在历史上和文学作品中,往往只有男性才拥有这种性隐形(sexual invisibility)的特权,而每当一个女性出现时,总会强调她的性别身份,比如常见的女警察、女博士、女司机等词语。因此,茉莉的性隐形在很大意义上颠覆了父系霸权的性别规范。在小说中只有一次,有个名叫特兹巴施强(Terzibashjian)的亚美尼亚人特别注意到了茉莉的女性身份,并对她身上反传统女性特质的地方无法释怀:     “在土耳其是不允许女人光明正大地做这种改造的。”    ……    “在土耳其,女人还是女人,但是这个……”    芬(The Finn)哼了一声说道:“如果你敢斜着眼睛看她,她会把你的蛋蛋系成一个蝴蝶结。”    “我不明白这句习语。”    “没关系,”凯斯说,“这句话的意思是,闭嘴！”^[8]110-11    在小说中的近未来世界里,这个亚美尼亚人代表了落后的土耳其的性别规范,而芬和凯斯则代表了未来高度发达的日本对女性的观点和态度,吉布森将他们放在一起对比,字里行间中传达出了他支持后者的态度。    结语    在《赛博格宣言》中,哈拉维探讨了作为代表着越界和混合体的赛博格的巨大潜力,它能够刷新我们对生命体/机器、文化/自然、思想/肉体、主体/客体、自我/他者等二元对立体系的认识,为我们勾画出一个打破二元对立性别规范的世界。虽然许多学者认为大众媒体和小说中的赛博格并未符合哈拉维的乐观预期,他们认为这些赛博格尤其是女性赛博格并未为性别规范的解构提供新出路,而是进一步巩固了性别模式,然而本文通过分析卡特的《新夏娃的激情》和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这两个著名的流行文化范本,证明了这两部小说中的赛博格都是典型的哈拉维式赛博格,在许多层面上都颠覆了父系霸权的性别规范。在小说和现实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赛博格形象将继续像哈拉维所构想的那样,解构各种二元对立体系,打破等级霸权统治,为人类开启一个没有标签化身份和压迫的新纪元。 [参考文献] [1] 陈静.大众叙事与社会批判——赛博格神话的建构[J].社会科学家,2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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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awayan Cyborgs in The Passion of New Eve and Neuromancer SUN Meng-tian (The School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Victoria 3010, Australia) Abstract: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one of the most widely discussed terms is cyborg, and many critics, especially feminists have expressed different opinions concerning its implications. Donna Haraway integrates the image of cyborg with philosophy and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onnects cyborg with feminism.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Donna Haraway and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image of cyborgs in Angela Carter’s The Passion of New Eve and William Gibson’s Neuromancer, this essay argues that cyborg is a revolutionary image, for it transgresses and deconstructs binary opposites of organism/machine, culture/nature, mind/body, self/other, subject/object, etc, and has special significance for feminists.

Key words: cyborg, gender, The Passion of New Eve, Neuromanc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