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党的创新理论形成的理论逻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探索中国道路、回答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提升中国理论,是党的创新理论创立和发展的实践逻辑。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只有遵循党的创新理论形成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处理好理论“源头”与“潮头”、“守正”与“创新”、“主题”与“观点”之间的关系,才能全面完整准确地认识党的创新理论。

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有着众多的区别,而要真正把握这些区别的实质以及产生这些区别的历史必然性,离不开剖析两种现代化的哲学根基。近代西方理性主义为西方式现代化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而中国式现代化则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基础。西方式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奉行资本至上的逻辑,而后者坚持人民至上的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在各个层次上注重融合的特征,这与西方式现代化充满着对立截然有别;人类究竟能不能消除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负面效应,中西两种现代化对此的看法也大相径庭。所有这些区别都可以用所持的哲学基础不同,即西方式现代化以近代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而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增殖逻辑对数字技术的全面支配使得技术异化现象日益凸显。异化不仅渗透至人类日常生活领域,同时也催生出新类型的劳动异化,使得技术本身蜕变为服务于资本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工具。针对数字技术异化对人类价值理性的侵蚀,英国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立足马克思主义立场,构建了一个包含政治经济学、技术理性与文化三重批判的理论框架: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数字劳动如何被资本占有并转化为剩余价值;技术理性批判揭露了科学技术如何成为资本规训劳动、提升剥削率的工具;文化批判呈现了数字文化工业如何制造消费主义幻象,消解人的主体性价值。据此,福克斯提出“数字共享”“占领运动”“建构互联网替代平台”三种数字解放路径,试图通过新工人阶级运动和替代性实践方案解构技术异化,实现对资本逻辑的超越。然而,从资本与劳动二元对立出发开展的数字劳动和技术异化批判缺乏现实生产维度的关照,仅停留于对资本非正义性的伦理批判,“占领运动”也并未转化为反抗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实社会运动,难以导向技术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实践目标。

“十五五”时期至2035年,是我国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阶段,也是由中度老龄化迈向重度老龄化的转型期。人口老龄化呈现规模大且增速快、低龄老人基数大但高龄化加速启动、老龄人口素质提升与城乡分布差距扩大并存等新趋势,既对共同富裕的价值内涵与指标体系提出新要求,也在财富积累与底线保障、健康缺口与多维贫困风险、代际公平与城乡区域统筹等方面带来新挑战,同时蕴含着激活长寿红利与银发经济新业态、推动社会架构与发展方式转型的新机遇。应以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引领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与评价体系重构,以老年群体收入提升与普惠保障夯实全民富裕的底座,以全龄友好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环境提升全面富裕的品质,以老年人力资源开发激活共建共享富裕的动能,以区域统筹与动态均衡治理优化渐进富裕的路径,构建全龄包容、代际和谐、持续繁荣的共同富裕新格局。

在我国农村社会转型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搭伴养老”现象逐渐凸显。基于对S县50位搭伴老人的实地调研访谈发现,该群体内部的关系模式可划分为亲密互动型、自主松散型和紧张依附型三种类型。作为一种策略性安排,老年人选择搭伴养老,并非意味着原家庭关系的解体或代际关系紧张,其生命价值与意义仍植根于原家庭,即“活在原家庭”。为实现“活在原家庭”的目标,搭伴老人采取一系列策略:同居不共财以实现经济资源的原家庭流动、恩往下流以实现物质资源的原家庭获得、契约式婚姻以实现责任与风险的原家庭绑定以及策略整合以实现情感慰藉需求的原家庭满足。此外,老年人可在搭伴家庭与原家庭之间自由流动,从而确保其在搭伴关系结束后仍可回归原家庭并接受子女赡养。这一“可退出”机制为搭伴养老模式的可持续再生产奠定了重要基础。搭伴养老既是家庭赡养伦理变迁与赡养能力不足背景下老年人积极自养的策略选择,也塑造了一种“剥离—一体”并存的代际关系新形态。同时,丧偶老人中的搭伴者只是少数,大多数人仍然依靠原家庭养老,因此应从提升家庭养老能力与系统构建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两方面着手,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并将人工智能纳入国家安全能力建设范畴。相较于传统机器人依赖固定规则或预设路径完成单一任务,具身智能养老机器人在主动感知、智能决策、高效执行及智能协同等方面具有显著增长点。既有研究聚焦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离身智能,相对忽视了具身智能的价值、风险和治理问题。研究发现,具身智能养老机器人通过“具身感知—具身决策—具身服务—具身进化”四个维度实现赋能与助推养老服务,同时也面临来自技术架构、应用场景与伦理价值等方面的诸多现实障碍。为突破发展障碍,需构建可信赖的算法与本体架构,优化人机互动与明晰责任主体,贯彻价值对齐与人文主义关怀。在推动技术发展的同时,同步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与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及高质量发展。

智慧养老数据资源的标准化已成为推动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议题,但当前我国智慧养老数据资源标准体系尚不完善,存在标准缺失、交叉与滞后等问题,制约了数据要素价值的充分释放。为了解决该问题,可以借鉴并拓展魏尔曼理论模型,构建一个包含标准层次维度(国家、行业、地方、团体)、应用场景维度(居家、社区、机构)与数据资源维度(基础、开发、管理、利用)的智慧养老数据资源标准三维概念模型。根据现有标准与数据资源核心要素的关联度,我国现有智慧养老标准可分为强相关与弱相关两类。通过将现有标准体系映射至智慧养老数据资源标准框架,可识别出当前标准存在顶层缺失、结构不均衡及内容冲突三大核心问题。推动智慧养老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的科学、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应强化顶层设计与组织保障,推动标准研制与动态维护,强化标准实施落地保障。

课堂视频分析是揭示教学规律、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路径,也是教学质量评价的新常态。智能技术发展为课堂研究提供新范式,技术赋能的课堂分析成为重要研究方向。基于人本人工智能应用框架和人因设计、体现人智的技术设计、合伦设计三个维度,多模态课堂视频分析领域的分析要素、潜力空间与风险规避值得深入研究。在分析要素层面,聚焦师生行为、情感与认知三类模态信息,其中行为识别技术发展最快,情感分析趋于成熟,认知维度智能分析仍相对薄弱;在潜力空间层面,未来需推动分析对象从单一主体走向师生长时交互、分析技术从多源数据走向融合决策、分析内容从要素识别走向意义赋予;在风险规避层面,技术应用面临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价值异化与情感防御等问题,需通过隐私监护、算法公平、价值引导与情感包容加以应对。这一分析框架为智能技术支持下的精准课堂分析、精准教研与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网络安全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稳定息息相关。维护网络安全,人才是关键,但当前我国网络安全人才缺口巨大。区域是人才宏观管理的主战场。围绕“区域层面网络安全人才的供需何以匹配”这个关键问题,基于半结构化访谈资料和相关研究报告,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提炼出67个初始概念、16个初始范畴以及基础环境、发展规划、培养体系、人才流动、匹配效果等5个主范畴,构建区域网络安全人才供需匹配“故事链”。研究发现基础环境会对网络安全人才的发展规划、培养体系和人才流动产生影响,为了有效培养和挖掘人才,发挥人才效能,有关部门需要在各个层面统筹,构建网络安全人才复合型知识体系,出台区域人才激励政策,科学预测与规划人才发展,制定人才发展战略;人才培养体系需要关注将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各类人力通过一系列活动加以挖掘、培育、发展从而变成人才的过程。这为我国深入推进网络强国战略人才支撑路径的探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指导。

技术理性主导的教育生态促使教育的存在走向非本真的沉沦状态,教师作为“存在”的迷失成为当下教育面临的严峻问题之一。具体表现为:教师的“存在”异化为“存在者”;教师的“此在”异化为“常人”;教师的“诗意栖居”异化为“技术筑居”。海德格尔在批判技术“座驾”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诗之思”的存在复归的澄明之路,以此为起点,教师在教学中需坚守“技术—存在”双轨并行,在“上手”与“良知”中回到此在的发展本真,以诗性尺度唤醒教师此在的可能性,进而帮助教师在“诗性突围”下寻回存在的本真。

在“双碳”目标深刻重塑企业价值评估体系、加速培育绿色生产力的背景下,碳承诺履约作为彰显企业低碳转型真实性的关键信号,能否有效降低股权资本成本,已成为关乎企业绿色转型与融资效率的核心议题。以2008—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碳承诺履约指数测度企业碳承诺与碳行动的匹配程度,实证检验碳承诺履约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碳承诺履约水平对股权资本成本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与气候风险在二者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即碳承诺履约通过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缓解企业气候风险,减少投资者风险溢价要求;异质性分析发现,该负向影响在非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及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企业中更显著。为减污降碳、发展绿色生产力,企业应致力于提升碳承诺履约能力,将口头承诺转化为切实的减排行动,以增强市场信任、降低融资成本;政府应推动碳相关披露要求的细化和落地实施;资本市场应强化对碳承诺履约的识别与定价能力,引导资金向低碳转型企业配置。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气候风险已成为制约企业绿色转型的关键障碍。基于2013—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气候风险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研究表明:气候风险显著抑制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及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气候风险不仅直接削弱了企业的绿色治理绩效,还会诱发管理层短视行为,进而拖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表现。异质性分析显示,这种抑制效应在供应链集中度高、处于成长期以及董事长持股比例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与投资效率提升能有效缓解气候风险的冲击;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的分解检验显示,上述缓解效应主要源自绿色技术进步,而非单纯的技术效率提高,呈现出显著的“技术偏向性”特征。为防范气候风险,企业应加快数字化布局并优化投资结构,监管部门则需针对脆弱型企业制定精准的气候治理与帮扶政策,以保障微观主体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基于支付卡式条件价值法对广州市554个家庭进行问卷调查,考察珠江下游城市居民对改进的流域环境质量的支付意愿,并利用Tobit模型实证检验支付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珠江下游居民具有正支付意愿的比例为91.52%,均值为4.62元/月。城市居民个体异质性是流域环境质量需求的重要影响因素,较高的收入水平显著提升其对清洁水源的支付意愿;从城市居民行为特征看,河边运动次数越多,对环境质量需求越大,从而支付意愿越高,同时,若家中已安装净水器,支付意愿则较低;另外,城市居民环境意识是流域环境质量需求支付意愿的显著影响因素。进一步的收入异质性检验表明,低收入群体的支付意愿更易受环境价值与外部性认知驱动,而高收入群体更显著受支付能力、净水器等替代性防护行为及迁移预期影响;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家庭净水器会显著削弱居民河流环境意识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强度。在改善流域水环境过程中,应增强流域下游城市居民对生态系统重要性的认知,并建立基于流域下游居民参与和付费的流域生态系统保护激励机制,从而全面提升上游水源区和下游居民区的人类福利水平。

从黑格尔、谢林到马克思的思想进展使得“现实”概念逐渐成为现代哲学的基本概念。在此过程中,早期浪漫派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早期浪漫派到马克思,在四个维度上注重阐发“现实”的新含义,这就是从个体性、自发性、个性、激情、具体特质等方面强调感性现实,从共同体(及其与个性相统一)视角强调社会现实,从生生不息的生成、创造的自然角度强调自然现实,以及立足艺术和技术从不断创造的角度强调创造性现实。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早期浪漫派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推进。个体性现实不与理性普遍性相冲突而是相协调,社会现实不是立足于传统共同体而是建基于现代经济社会生活,自由遵从、延展和升华的“自然”是所谓“现实的自然”,是需要重视且着重阐发的三个维度。马克思求学时受到浪漫派思想谱系的影响以及在巴黎感受到“浪漫机器”论的影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早期浪漫派的关系研究不但富有意义,更有实在的历史根基。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观吸收、升华了早期浪漫派的现实观。

马克思的历史概念不仅指称纵向的时间过程,也指称内在于当下社会结构的历史性,理解这一概念不仅需要理性的思辨,还需要感性的领会。阿多诺高度重视感性在把握历史真理中的作用,并提出“历史在真理中”的命题。在他看来,历史真理是历史中主客体之间非同一的、活生生的亲和关系,是普遍与特殊要素对立统一的体现。历史真理只有在精神经验的基础上才能被揭示出来,历史的总体趋势以魔力和禁忌的方式作用于个体身上,个体对于这种作用的感受就其自身而言是痛苦和恐惧,一旦个体超越了自身的有限性,他便能从中感受到幸福。历史真理唯有通过真正的批判性反思才能得到揭示,这要求我们既扮演历史的“剧作者”,用理论和概念修正和调节精神经验,又扮演“剧中人”,将精神经验融入理论与概念之中。只有在这种模仿式的辩证认识中,我们才有可能真正领会历史真理。

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始者。1915年9月至1922年6月,陈独秀主办《新青年》八年间,《新青年》共计出版九卷五十四号(期),编辑地经上海、北京、上海、广州的数次变动,《新青年》由创办初期的青年修养、启蒙类读物,一变而为宣传民主与科学观念的利器,吹响伦理与文学革命的号角;再变而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阵地,成为链接东方革命与世界革命的桥梁。陈独秀是《新青年》三个历史变迁过程中的思想灵魂和主导者,对《新青年》三个时代的阅读与叙事,可以最直接地把握觉醒时代陈独秀的心路历程,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艰难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