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眼中的社会空间是被一定的空间实践所生产出来的,那么,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这种空间的生产本身也必定会是一个历史过程。所以,认识空间历史发展的线索,只能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改变自然的生产力与主体际的生产关系相关联的“怎样生产”的生产方式出发,空间生产总是一定生产方式的空间关系场境实现,这就是以自然为基础的绝对空间、进入积累的历史性空间、资产阶级的抽象成为统治的空间和未来人类解放后的差异性空间。

生产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新质生产力在生产力系统上表现出人—数字—智能的新变化要求对人这一生产力核心要素在社会存在领域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创新、党的先进意识和现实的人的现实需求对生产力提出的更高要求。加快形成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深化生产关系变革,破除生产关系桎梏,在人与自然、社会和人才培养上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新质生产力通过智能媒介、虚拟物质和自由劳动对人对感性活动—对象世界—实践自觉的新规定性,并在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在对对象世界的制造和改造以及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中建构人的数字化存在方式,证明新质生产力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并与人的存在方式相一致。

进入网络和新媒体社会新阶段,网络公共事件成为社会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路径也亟须创新。对“福建一女生遭同学霸凌跳楼身亡”等系列网络公共事件展开关联性分析,揭示公众记忆唤醒、更新与内隐过程对网络舆情衍化的影响,并从公众记忆周期的视角出发,探讨网络公共事件媒介化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网络公共事件在各记忆阶段存在社会信任危机、行政资源被挟持、隐性风险留存等问题。基于媒介化治理的逻辑、目标与过程指引,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中断负面情绪接力、构建记忆体系、弱化隐性风险等路径实现对网络公共事件中“问题”的治理。

智能化治理是人工智能时代治理的新形态,也是媒介化治理的崭新阶段。当前公共问题的日益复杂性和治理技术的日益智能化,正在催生一种新形态的治理范式——智能化治理。基于“技术—社会”的互动视角,智能化治理的运作机制包含以下几方面:主体层面,广泛连接人类与非人类等多元行动者,编织智能生态中的共治网络;内容层面,打破资源壁垒的限制,在万物皆媒的时空中挖掘数据与信息的深层价值;方式层面,通过行政程序自动化决策,精简优化传统时期烦琐的运作流程;对象层面,以统计分析的形式预测目标行为,对特定风险进行研判与预警。智能化治理存在社会偏见与技术偏见的型构、无形之物运转难以洞察的算法黑箱以及与公共治理逻辑的冲突地带,需要通过公共性原则、敏捷性原则和数字善治原则加以应对。

为促进教育现代化迈向更高水平、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目标愿景和形成教育现代化的中国气象、中国风格、中国范式贡献理论力量,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亟待突破: 亟需深化认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性与世界一般性的关系;亟需系统思考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系性与系统性;亟需立足本土思考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本质内涵与指标体系;亟需主动接应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时代拐点与历史机遇;亟需进一步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何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于本土、体现特色并凸显特质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在价值上有三个维度的取向,即“做强自身”“服务国家”和“助力成长”。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未来发展的新框架,也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路向提供了全新的格局和价值意蕴:“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国教育现代化走独立内生式的发展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克服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端;以“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过去各种分析框架;以“中国式现代化”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独特之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定位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独特格局和价值意蕴。中国教育现代化具有四重意义,即比较意义上的“中国教育现代化”: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发展意义上的“中国教育现代化”:坚持道路与改革创新;结构意义上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优先发展与统筹推进;系统意义上的“中国教育现代化”:全面发展与结构优化。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思想或许依然是在中国现代教育情境中开展社会化和情感教育的根基所在,应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涵养教育现代化,因为传统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看待世界的“视阈”,而且我们可从其中汲取养分更好地建构现代教育。

建成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重要创新成果,提升和拓展了世界强国理论的战略高度、理论深度和实践广度,体现了教育强国本质论、目的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从教育强国理念提出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到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教育强国思想更加成熟,理论体系更加科学、系统和完善,措施更加有效,标志着中国特色教育强国理论进入成熟期,实践进入加速期。建成教育强国需要我们进一步把握大势,因势而为,科学应对,综合施策,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为世界教育现代化提供中国理论、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优秀教育家精神品格与价值观念的结晶。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看,中国特有教育家精神的理性致思与实践弘扬可从文化价值逻辑、文化主体逻辑、文化活动逻辑三个层面理解。在此基础上,厘清教育家精神中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和弘道追求六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及其内在关联,有利于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晕染的特有教育家精神之意蕴要旨。教育家精神的学习与践行,应持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新时代教师应在读书、内省、践履、创新、游学的实践中弘扬教育家精神,实现价值、主体与行动的有机统一。

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急需通过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还能够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的驱动力。在新质生产力的框架下,企业和社会应当通过创新驱动和质量提升,实现生产力的增长。新质生产力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区域的协调性、均衡性和可持续性也产生重要影响。区域协调发展是培养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当下,新质生产力以其高新技术和创新驱动的特性,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潜力。我国新时代新质生产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效果体现在区域协调发展、研发投入与创新能力、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教育资源与人才储备、绿色发展与环境治理等方面。为应对各种挑战,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探寻一条高效率可持续的绿色区域协调发展之路,我国应加速形成区域性及全国性“马阵跨阱”新格局、通过“板链拉动”战略加强区域合作、培育新兴产业、规划未来产业、促进社会服务均等化、形成绿色发展模式。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土市场规模扩大具有强大的虹吸效应,是一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途径。将本土市场规模分为中间投入市场规模和最终需求市场规模,利用国家面板数据研究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及其虹吸效应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本土市场规模扩大对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本土市场规模扩大的全球价值链提升效应在发达国家、高制度质量、产品需求结构高级化以及家庭最终消费市场规模大的国家较为显著。此外,虹吸国际资本和创新要素是本土市场规模扩大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主要渠道,且本土市场规模对资本的虹吸效应在技术密集型产品需求比重高的国家中较为显著,而其对创新要素的虹吸效应只在本土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才显著存在。研究结论为我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中国制造”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供了参考。

农户创业是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利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五省(市)1 525份农户调研数据,通过构建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创业,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金融使用对非农创业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涉农创业,对发展型创业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生存型创业;从异质性来看,数字金融使用对低年龄组农户、低人力资本农户、高社会资本农户以及风险中性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降低金融获得成本、缓解信贷约束、提高信息可得性、提高金融知识水平四个机制来促进农户创业。为推动农村双创工作尤其是促进农户创业,应加快推进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弥补农村金融弱势群体的数字鸿沟,提高金融机构对创业农户的金融支持,加大对农户创业的政策支持。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与传统学科的融合正在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和拓宽研究边界。其中,数据处理、计算分析等数字技术与艺术史的结合开辟了数字艺术史这一新领域。在研究实践中,数字艺术史研究策略不仅提高了研究效率,还通过建构关系网络等方式变“静态艺术史”为“动态艺术史”,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当然,数字艺术史也面临图像标注的主观性、数据信息的误差等挑战。总体看来,数字艺术史需要保持批判性思维,避免唯数据论,不断优化研究策略,坚持跨学科视野,优化数据的质量、来源和处理方法等,加强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合作,为艺术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新质生产力理念与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宗旨高度契合,二者共同展现出了创新驱动、系统关联及动态平衡的整体性特质。系统科学理论作为研究新质生产力与地方高校有组织科研复杂生态系统的方法论指导,以其创新性、整体性、关联性、适应性的原则分析二者的关系,可以发现地方高校有组织科研存在创新动力不足、整体协同性欠佳、系统架构不完善、动态引领能力有限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剖析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新型劳动者、新兴劳动资料以及新形劳动对象这三大核心要素入手,探讨地方高校有组织科研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形成以跨学科协同为支撑的组织新模式、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研究新模式、以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目标的发展新模式,进而构建地方高校有组织科研发展的双三角协同模式。地方高校应积极发挥教育第一基石、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从顶层设计、制度、结构和行动出发,坚持目标导向、规则引擎、结构优化和集体行动,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有组织科研新路向,提升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