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逐渐开始关注施蒂纳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同时存在一种抬高施蒂纳的倾向,即“施蒂纳冲击”。这种观点认为,施蒂纳批判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始论题且施蒂纳启发了马克思最终超越费尔巴哈进而创立唯物史观。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成文史来看,先于H¹¹(施蒂纳批判)写作的H^5a是表达唯物史观的最初文本。马克思自《神圣家族》出版后从未将施蒂纳作为主要论敌,也不可能在《维干德季刊》第3卷发表之前就开始写作H¹¹,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始论题不可能是施蒂纳批判。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心论题(即唯物史观的创立)来看,马克思确立新世界观的关键环节是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然而是赫斯而不是施蒂纳启发了马克思最终批判和超越费尔巴哈,且赫斯也启发了马克思以进一步超越赫斯的方式批判施蒂纳。因此如果说有谁对马克思造成了“冲击”(启发),那也应该是“赫斯冲击”。当然,反驳“施蒂纳冲击”说并不意味着回避施蒂纳的作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施蒂纳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走向否定一切普遍性的虚无主义,因此施蒂纳批判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清算虚无主义、论证共产主义价值维度的重要契机。对“施蒂纳冲击”说的批判性考察有利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科学认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哲学革命历程。

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产状况加以考察,是正确通达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道路的必然要求。“居利希笔记”给《共产党宣言》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文献支援,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也为马克思恩格斯继续深化历史唯物主义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入口。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性解读之中,宣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启了深化历史唯物主义探索的思想征途。

老旧小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面临着失管、弃管、物业管理纠纷等难题。单位制解体后住房管理从由行政力量主导转变为以市场契约为主,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确定管理权责。然而,现有契约治理机制忽视了老旧小区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传统价值观念以及灵活多变的场景,难以有效回应老旧小区治理的诉求,需要将关系带回到契约中。通过成都市信托制物业典型案例对这一观点进行印证和阐释,总结老旧小区中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的要素呈现以及阶段性变化,强调老旧小区治理机制的运用应与治理情境相结合,减少物业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交易风险和治理成本,系统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社区网格员是社区空间的街头官僚,通过揭示社区空间特征对社区网格员行为逻辑及治理现代化的影响,有助于为街头官僚研究及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贡献新的研究视角和经验谱系。对比农村社区空间,城市社区空间的特征突出体现在模糊性、边界性、私密性、嵌入性几个方面。城市社区的空间特征使得同属街头官僚的社区网格员的行为逻辑无法走向单向度的官僚化,即“欺上瞒下”,而是表现为“瞒上”与“尊下”逻辑并存。同时,城市社区空间的不规则性使得表征技术治理现代化路径的网格化管理易陷入技术治理的异步困境,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因此,城市社区须慎重选择单向度的技术治理现代化路径。另外,社区空间的多维特征存在自反性,会导致社区治理走向失效,从实现社区治理有效的角度出发,强化以群众工作能力为代表的基础性治理能力有助于促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党建引领是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既有研究对党建引领实现机制的探讨偏重于强调党组织的主体能动作用,而对于空间在党建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关注略显不足。社区治理具有空间化属性,党建引领与社区治理空间性的交叠融合衍生出“空间化引领”这一实践形态。通过深入分析D区三个典型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历程,发现:党组织全过程主导空间生产,建构出具备亲民化结构设计、实效性功能配置、公共性价值表达的社区空间,进而以社区空间为媒介密切党群情感纽带、生成高效服务场景和塑造社区共同规范,空间化引领由此实现。空间化引领能够产生强大的治理效能,具体表现为党的基层民意基础有效夯实、社区治理能力显著强化、社会参与更为广泛以及多元共治格局逐步成型。因此,空间化引领是党建实践在思路与机制层面的重大创新,对于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深刻意义。

智慧教学中的人机共生特征是人机协同化和人机共创化。人机共生的智能化教学样态包括人机共教、人机共学以及人机共融。人机共生智慧教学对提升学习者学习能力的作用机理表现为:从学习者内部的心理加工过程来看,从信息获取到实践输出是一个有效认知的过程;多元化的实践输出为多模态数据分析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可以精准评估学习者的学习水平和学习状态;以促进学习者学习能力的价值取向组织课堂教学,有助于角色扮演、小组协商等教学环节的实施,进而促进学习者知识和技能的发展;基于人机共生的人机共教、人机共学和人机共融的多模态学习方式可以拓宽学习者的认知广度,挖掘学习者的认知深度,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发展。智能技术赋能智慧教学的路径包括:实现教学方式多元化,打造“智慧+教学”;促进学习资源广泛化,建设“智慧+资源”;强调学生学习个性化,实现“智慧+学习”;注重课堂管理系统化,推进“智慧+管理”。人机共生在智慧教学中的应用要以“智”利教,创设智能化课堂环境;以“智”促学,强化智能化学习方式;以“智”赋能,构建智能化教学模式。人机共生的智慧教学对于推动教育模式创新,实现智慧教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符合教育技术发展的趋势,也符合未来教育的发展需求。

虚拟教研室作为高等教育教学的关键部分,是信息化时代新型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重要探索,也是高校融合信息技术加强教研创新、践行未来教学、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一环。师范类院校肩负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师范教育使命,面向卓越教师培育的专业化、创新型新师范教育需要虚拟教研室在教研组织、技术与模式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撑。新师范教育的虚拟教研室模型,其数字空间应包括“认知与意义建构”“社会与交流”“教研与反思”三类空间,彼此相互作用形成以智慧教研为典型特征的虚拟教研共同体。有效的虚拟教研依赖于高效的管理机制、运行机制与活动机制的建立,通过机制激发共同体成员的“内驱力”与“存在感”。支持协同教研的数字平台是建立虚拟教研社区社会性连接的前提与基础,虚实融合的课程群则是落实“新师范”教研数字化转型系统推进的有效载体。作为高校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实践场,虚拟教研室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数字技术赋能下基层教研的新图景,但虚拟教研室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难点问题亟待突破:一是共同体成员的黏度问题;二是适切的智能化教研活动平台的匮乏问题;三是从虚拟教研向智慧教研的进阶问题;四是虚拟教研室共性目标与新师范教育的特色发展相协调的问题。

数字教材建设与应用是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亦是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教育任务的关键。基于ISM解释结构模型的分析,数字教材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可视为生成动因、运行环境、教学实施和服务管理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进一步对关键要素层次化,可发现不同要素在有序衔接与耦合联动的基础上,形成由政策指引和个体需求所组成的基础层,逐步走向由课堂氛围和教学内容所组成的目标层的作用路径,并凸显出“初始动因—过程推进—结果呈现”的层级关系构型。根据关键要素及其作用规律所呈现的经验,数字教材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遵循育人为本的数字教材建设逻辑、夯实技术支撑的课堂教学保障基础,以及加强以管促建的数字教材管理机制。这回应了“数字教材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何以可能”这一主题,不仅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提供新思路,亦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教育任务、发挥数字教材育人功能持续助力。

基于全国第十四次民营企业调查数据,考察数字化转型对民营企业新增投资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推动了企业的新增投资规模和预期,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通过提振企业家发展信心、强化机遇意识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还贷压力这两条途径来推动新增投资。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在规模较大企业、走出初创期企业、非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企业、非重点技术产业类企业中表现更强。绩效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新增投资来推动营收规模增长。从外部障碍清除和内部企业家思想重塑的视角合理发挥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激活民间投资活力,可采取相应对策:抓住机会推进数字化转型;重视数字化转型发挥作用的途径;注重数字化转型程度和不同环节的作用发挥;分类施策,发挥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

数字经济背景下,高管团队认知如何激发商业模式创新从而实现产品和服务价值增值,既是科学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难题。以2022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高阶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的数字经济认知水平和认知独特性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在高管认知水平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在高管认知独特性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地区数字化水平在高管认知水平、高管认知独特性与动态能力的关系中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有助于从认知与能力视角揭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本质及规律。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创新商业模式,可采取有效措施:在企业层面,进一步提升高管对商业模式创新的意识和信念准则;在政府层面,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制定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的数字经济政策,提升区域内数字化水平。

在数字中国的建设进程中,安全逐步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运用2011—2021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安全指标体系,进一步采用熵权—变异系数法的几何平均值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和马尔可夫链系统检验中国数字经济安全水平及动态演进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在基础设施建设、要素流通环境、经济发展韧性、绿色低碳发展和风险监测水平等五个维度中,绿色低碳发展指数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风险监测水平指数始终低于其他维度;第二,中国数字经济安全水平整体为“稳步攀升—波动下滑”趋势,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安全水平高于整体、中部和西部,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安全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第三,中国数字经济安全发展较为稳定,在连续两年之间跨层级转变的概率较低。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数字经济安全状况的区域差异和演变趋势。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数字经济安全水平,可采取措施:完善数字经济安全体系,优化数据要素流通环境;打造数字安全联通体系,缩小各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发挥空间联动效应,强化区域风险监控。

郑州商城出土的“甲骨文”与小双桥遗址的朱书陶文证明早商已经步入成熟文字时代。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文与殷墟同类文字存在承袭关联,说明二里头文字与商代文字之间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考古类型学比较研究表明,商文字中存在夏代礼制与族徽文字的基因,这不仅是对礼制文化的承袭,更是文字记忆体系的反映。二里头文化大型都邑的出现标志着夏代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国家形成并进入文明时代。二里头文化的陶文、殷墟甲骨文和传世文献的互证,进一步证实了夏代典籍的存在,尽管部分典册文献在传承中被改写或湮灭,但其核心内容的真实性毋庸置疑。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互相印证,构建起“夏文字—早商文字—殷墟甲骨文(金文)”的演进链条。夏文化文字发现较少可能与文字载体(如竹简)不易保存有关,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共同证明夏代已进入文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