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治理是一个“被使用”远胜于“被理解”的术语。要理解技术治理,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技术。技术是一种具有自主性的工具,其内核是一种知识、一种理性化的人类智识的成果;其外延包括工程意义上的“硬”工具和社会意义上的“软”工具。技术治理包含四重蕴涵:作为治理对象的技术治理、作为治理手段的技术治理、作为治理机制的技术治理和作为治理理念的技术治理。公共行政与技术治理有着诸多耦合之处,两者都以技术理性为根基。公共行政最初是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出现的,后衍生出作为治理机制的技术治理,但其内核是一种作为治理理念的技术治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治理实践呈现一种由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转型,主要表征为一种作为治理机制的技术治理。

在“双减”的政策环境下,家长的群体性焦虑问题不容忽视,已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家长焦虑的核心在于子女能否通过教育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而培训机构则通过炒作家长的焦虑情绪实现盈利。家长的焦虑导致大量家庭资本向私人教师、培训机构流动,其中以中产阶级的家长为最;甚至出现了家庭资本投入越多、家长越焦虑的局面。但家长焦虑的缓解不能指望家长自动减少家庭资本在子女学业上的投入,而是一方面要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另一方面则要改革高考的命题方式,让课外辅导、培训机构所擅长的答题模板、解题套路在高考面前失去效用,如此方能让家长主动减少家庭资本投入,缓解焦虑情绪。

近年来,中越围绕南海维权的争议和摩擦不断加剧,越南通过举办各类国际研讨会不断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同时大量搜集国内外资料(包括越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献、档案、舆图),试图证明对“黄沙”和“长沙”(即我国西沙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并作为其主权要求的主要历史依据。越南学术界对“黄沙、长沙”主权的论证,所引用的史料和依据存在含糊不清、移花接木、拼凑证据的情况,其观点存在很多漏洞,根本经不起推敲和论证,也无法支撑其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大量史料充分证明,中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和经营南海诸岛,并和平地、连续不断地行使管辖权;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不可侵犯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深度学习从计算机领域走进教育学研究,并非简单的概念“迁移”,而是在批判性吸收计算机、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研究成果以及深刻反思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实现的创新性发展,具有科学的内在逻辑。深度学习的教育学研究始终立足于育人本质,随着时代进步,它所具有的理解迁移、主体能动、高阶思维、全身心投入以及复杂问题解决等内涵日益丰富;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概念模糊、实施困难、结果不可解释等现实弊端也逐渐凸显。因此,深度学习的教育学研究亟须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学生的学习问题;需要深入学习内部,明晰深度学习的交互本质;需要凝聚多学科研究优势,发展自身特色;需要创设评价标准,提高深度学习的可达性。

当前一些学校在推进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对于劳动和劳动教育关系的理解存在不同程度的实践误区,导致在劳动教育形式上用劳动代替对劳动的教育设计,在资源开发上将劳动教育资源简单等同于劳动资源,在评价上则用对劳动成果的评价来取代对劳动教育综合育人效果的评价。实际上,劳动与劳动教育的关系至少存在三种实践形态:一是将劳动视作教育的基本属性,强调教育的劳动性;二是将劳动作为劳动教育的目标,强调劳动素养的培养;三是将劳动作为劳动教育的载体,强调劳动的教育价值。从教育活动的命名逻辑、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以及现实劳动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这三个角度来看,将劳动视为劳动教育的目标更能够彰显其作为“五育”之一的独特育人价值,也更有利于提高劳动教育的育人效果。

元宇宙是利用科技手段链接与创造同现实世界映射、交互的虚拟世界,是具备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其概念是多重底层技术的叠加集成,其本质是下一代的互联网。随着相关技术体系的不断成熟,元宇宙的发展前景和应用场景不断明晰,也日渐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和未来产业革命的热门方面。文旅领域与元宇宙有着天然的融通之处,从基因内置、产业需求和发展路径三个角度来看,两者都有很强的契合关系。元宇宙推进文旅领域“人—场—物”的重构,将在游戏、演艺、旅游、影视等场景拥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促成文旅产业的颠覆性变革。当下的元宇宙在文旅领域的应用实践已经纵深推进,元宇宙在文旅领域的应用路径也逐渐明晰,但这一过程中依然可能面临包括垄断风险、制度风险、伦理风险、权利风险和沉迷风险等五个方面的挑战。元宇宙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应从强化认识、发展产业、打造标杆、推进试点、搭建宣传平台、强化伦理监督、开展法律建设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有着深刻的内涵,实现高质量发展既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又符合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必须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同时,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发展方式转变、发展动力转换、治理效能提升等方面形成多方合力,推动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空间治理逐渐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议题,不同学科对“空间治理”这一术语的理解与使用丰富了其蕴涵,但概念的纷繁芜杂不利于学术对话与知识的累积性发展。文章旨在发掘空间治理的核心意涵,梳理空间理论的逻辑进程及其对治理实践的变革意义。先哲们对空间的思辨阐释与科学认知,为理解空间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引。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使得空间脱离了位置、场所或容器的内核而指向一种“隐喻”。空间之于治理,既是一种治理依据,也是一种治理对象,还是一种治理策略,更是一种治理理念,两者之间呈现一种“空间塑造治理、治理重构空间”的多维度结合与多层次互构的关系。国土空间规划、行政区划调整、社区网格化管理等实践形式,体现了空间与治理的互构关系。空间治理的关键词是各种虚实结合的边界,其价值目标是实现空间正义。

为更好地适应环境、应对压力、提升幸福,研究者先后提出了个人成长、个人成长主动性、创伤后成长等概念。个人成长是指个体积极的自我改变。个人成长的测量工具有莱芙(Ryff)心理幸福感量表中的个人成长分量表、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和创伤后成长问卷。影响个人成长的因素有人口学变量、家庭环境、社会支持、认知重构、娱乐活动和社会文化等,对个体的职业认同、心理健康、幸福等都具有重要影响。促进来访者的个人成长是心理干预的核心内容。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完善个人成长的结构、探讨个人成长的影响因素、采用更高级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个人成长的心理干预措施以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我国的社会公平感现状,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比较对公平感的影响。数据来源于2017年社会心态调查(CASS-INTELLVISION Social Mentality Survey)的22669个居民数据。结果发现,调查对象的社会公平感普遍偏低,机会公平最受质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更多支持“局部比较理论”而不是“结构决定论”,主观社会阶层可以提升社会公平感,积极的社会比较和对比较结果的合理性认知可以提升社会公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比较的结果,当社会比较不如他人的时候,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公平感之间负相关。

“道德运气”是一种被认为由于违背“可控原则”而具有“自相矛盾”特性的道德现象,这一概念自1976年被伯纳德·威廉斯等人提出以来,一直是当代道德哲学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基于威廉斯的批判性立场,“道德运气”问题的争议性体现的是近代以来,以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西方道德哲学的发展导致了行为人与其生活的分离,并意味着道德哲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数字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立足于数字经济的典型特征,从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三个层面研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发现:数字经济整体上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引入工具变量、更换估计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等一系列检验后结果依然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技术深化的动力变革、配置优化的效率变革以及市场整合的质量变革来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成熟度高、实体经济规模大的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相关成果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比较海南军话和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以及明代通语,可发现海南军话既与桂柳官话十分相似,又与明代通语存在演变关系。海南军话和桂柳官话都源于明代官话。在共时平面,由于海南军话入声舒化归阳平,可划归西南官话桂柳片。

劳动具有二重性特征:谋生性和超越性。界定劳动教育的内涵,需要厘清三个问题:劳动与劳动教育的联系与区别,劳动教育中的劳动与教育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问题,劳动教育中体脑分离问题;劳动教育的内涵可表述为,作为主体的教师以具有创造性和具身性的劳动为手段来引导学生成为在德、智、体、美方面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从“黄瞿之辩”来看,劳动教育的定位表述为,劳动教育在促进人德、智、体、美诸方面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应充分发挥劳动教育的工具价值。因而劳动教育的价值论在于促进人全面和自由发展。在新时代重申劳动教育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以把握劳动教育的中国实践与发展方向,即劳动教育从以服务政治需要到以服务经济建设为主,再到促进人全面和自由的发展。

孤独症谱系障碍发病率不断攀升,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和方法,教育干预训练是儿童孤独症康复的最佳手段。研究表明,基于人机交互技术的教育干预是实现孤独症儿童康复的可行新途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多媒体、智能机器人与自然人机交互等技术在孤独症儿童教育干预中的相关应用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发展一种包含不同孤独症儿童发展轨迹的、适应于不同儿童个体的交互技术干预方法尤为迫切。

短视频平台已逐渐成为主流媒体舆论宣传的新阵地与流量聚集地,同一主流媒体在多个视频平台的传播效果可能具有差异。抽取“央视新闻”B站号与快手号698条短视频作为样本数据,考察主题类型、字幕使用、屏幕形式、标题内容以及视频类型等因素对短视频多平台的传播效果及其传播广度、传播认同度和传播参与度等子维度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短视频主题类型、屏幕形式、标题内容及视频类型对短视频多平台的传播效果产生差异化影响,字幕使用对传播效果并无显著影响。主流媒体应注重短视频平台间的差异,推动短视频内容的平台差异化建设,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赛博格是21世纪最受关注的词汇之一,许多学者对其意义作出了不同的解读。唐娜·哈拉维将赛博格和女权主义联系在一起,成为赛博格理论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安吉拉·卡特的《新夏娃的激情》和威廉·吉布森的《神经漫游者》中的赛博格形象,证明了赛博格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意象,它颠覆和解构了生命体/机器、文化/天性、思想/肉体、自我/他者、主体/客体等二元对立的结构,对女权主义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型人才培养历来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目标和教育教学的重要任务,但其实践层面面临学段衔接不贯通和改革措施不协调的双重挑战。“双减”的系统性改革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契机,它引发对于基础教育人才培养命题的深层思考,也促进了教育生态优化的正向改变。借力“双减”推动基础教育阶段创新型人才培养,应从课堂教学、课后服务和作业练习等方面为其提供坚实支撑。

综合课程着眼于学科之间的“联系”,却削弱了知识掌握的深度。单一学科的教学能够保证知识传授的深度,却又无法顾及学科之间的“联系”。“跨学科主题学习”意在超越二者各自的局限,通过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直观理解,并让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以此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度掌握。要做到高质量的“跨学科主题学习”,需要摒弃“生成”的路子,要求教师精心选择教学内容,合理组织教学材料,并科学地进行教学设计。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劳动的既有形态和劳作方式,同时也使劳动教育的内在意涵产生了新的变化。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在于树立兼容并蓄的多元劳动价值观,培育智能驾驭、协作与超越之能以及培植求实求真求新的劳动精神。然而,人工智能时代前沿的价值理念与新兴科技深刻冲击着劳动教育的方方面面,劳动教育将面临见术不见人的价值异化、浅薄而矛盾的内容庞化、身体不在场的实践窄化以及见量不见质的评价数化等可能困境。要突破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可能困境并寻求自身发展路径,劳动教育应将以劳育人的价值导向作为逻辑起点,以统整劳动教育的理念内容为内在动力,以跨越时空贯彻具身化实践为行动转向,以构建多元劳动教育评价体系为评价机理。

基层治理从“无论用什么方法,摆平就行、搞定就行”的任意变通,到按程序、按规范执行的“讲政治”,表面上体现了制度化、规范化和文明性,但深层逻辑仍然是只关注技术问题的策略主义逻辑。只是,策略主义的表现形式从之前简单粗暴的任意变通表现为“不变通”,即形式主义地“讲政治”。这是因为形塑策略主义的治理结构不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且“督查下乡”强化了对基层的问责。为了规避风险与责任,基层干部不再通过变通来完成目标任务,而是通过“形式主义地讲政治”来应对目标任务。要化解日趋严重的基层形式主义问题,必须给予基层干部自主性。

“五四运动”从发生之日起不断遭到来自自由主义、文化及政治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民族主义等阵营的指摘、批判。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斥责“五四运动”造成中华文化传统断裂甚至“文革”的极端化倾向,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其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的理解和肯定。“五四运动”最根本的启蒙在于促使人民走出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思想的盲目相信和对帝国主义的乐观幻想,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政治思想上彻底醒悟,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走上争取民族独立和复兴之路。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个性化学习是适应未来社会和促进个人发展的时代诉求。基于学习者个性特征的学习行为数据,运用海量数据分析和模型算法推荐,进行智能化选择、决策和服务,为学习者规划学习路径、供给学习资源、创设交互情境、提供实时反馈,并通过学习数据的二次供给同步调整和优化,实现个性化学习目标,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个性化学习的闭环运行机制。从学习者基础数据、智能决策与个性服务、学习模型建构的动态层级关系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个性化学习的实践路径为:以数据挖掘精确绘制学习者个体数字画像,引导量化自我与量化学习;以人工智能的推荐算法与学习适应管理系统,实现智能决策与个性化服务;通过机器学习构建深度学习的人本生态系统,促进学习从浅表走向纵深。

住房与子女是家庭决策两大重要议题。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分析住房负担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探究人口特征、家庭特征以及人力资本因素对两者关系的作用,研究发现:住房负担对初育家庭生育决策呈现出正向激励效应;住房负担对再育家庭生育意愿产生挤出效应。此外,控制变量收入对于住房负担具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和替代作用,增强了家庭生育意愿;年龄、婚姻、户籍、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对初次生育家庭与再次生育家庭的生育决策影响不一致。

清华简《尹至》《尹诰》《汤处于汤丘》诸篇提供了商汤居地及伐桀路线的新线索。商汤所居“汤丘”并非“唐丘”或“商丘”,而是清华简《系年》所见卫叔封初封之“康丘”,地在安阳殷墟一带。结合考古学文化、测年数据、文献资料和战争形势,可知伐桀之前的汤亳当在豫北,夏桀所居“西邑夏”当在晋南,二里头遗址或非夏都斟鄩。商汤伐韦、顾、昆吾,是为了从豫北先商文化核心区突围南下。商汤与陕西合阳一带的有莘氏结盟,并最终在河曲一带渡过黄河奇袭“西邑夏”,即所谓“自西翦西邑”。

从绿色生态、社会人文、企业发展、经济效率、开放创新和民生共享6个维度构建中国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主成分分析评价模型测度全国286个地级市域2017年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远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一带一路”建设对于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西部经济协调发展有明显效果;粤港澳湾区和长三角具有多个辐射带动功能明显的中心城市,且初步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经济布局;绿色生态高质量是粤港澳湾区、长三角和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的共同瓶颈。相对现有研究,本文创新地将社会人文和企业发展纳入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结果对相关城市识别本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长处及不足,从而针对施策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作为一套整体方法论,扎根理论正遭遇肢解式和退化式的传播与使用。从文献回顾和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扎根理论传播和应用过程中范式林立、乱象丛生有其历史根源与现实本质。研究发现,作为原创者之一的斯特劳斯在方法内核建立过程中的缺席为其后续方法论偏离埋下了历史根源。扎根理论方法的误用,具体表现为质性研究的“深描”嫁接,假设演绎思维的方法渗入,“三级编码”和“NVivo”的技术误导。回归本源,扎根理论方法的规定性,是遵循自然呈现基本原则,基于一整套方法程序来“让资料自己说话”,从而生成抽象概念化理论。研究新手在运用扎根理论时,应当明确初心、具身学习、面向社会,才能将其中的方法内核,融会贯通于研究过程。

阮秉谦是越南汉诗史上的关键人物,他近百年的人生展现了越南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的生活轨迹,他的《白云庵诗集》是中国古代汉语诗歌向越南传播以后结出的硕果,反映了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在越南的积淀。阮秉谦使越南诗歌的组合形式多样化,扩展了组诗的规模,其组诗注重篇章连缀的整体效用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起承转合与相互勾连,成为了越南第一位充分发展组诗的诗人。同时,他的诗歌意象具有唐人之风。作为理学诗人,阮秉谦诗歌言志明理的倾向非常鲜明,他描摹景物超越了普通诗人情景合一的艺术境界,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宋代理学诗人景理合一的诗学取向。越南早期的汉诗曾普遍地受到唐诗的影响,直到阮秉谦的出现,才真正完成了从唐音向宋调的转变。阮秉谦还频频化用中国诗歌名句,并将越南咏物诗的题材往日常化、生活化方面进行了极大拓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全球教育问题十分关注,在2015年11月确立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中,指出要让所有人均可获得不同形式的高等教育。这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巨大冲击,高校应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师资队伍建设、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加强建设,实现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高等教育的完美对接。

根据双边投资协定中的规定,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争端解决(ISDS)可以选择提交ICSID投资仲裁或者非ICSID 国际商事仲裁。但两种仲裁裁决下的承认与执行机制大相径庭,前者依据的是《华盛顿公约》机制,后者依据的是《纽约公约》规则。由于实践中有相当部分ISDS是通过非ICSID仲裁途径解决,因而产生了由其裁决的ISDS案件能否在《纽约公约》下得到承认以及如何执行的问题。所讨论的重点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纽约公约》适用于投资仲裁的可行性问题;二是《纽约公约》下投资仲裁的司法审查问题;三是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问题。国际投资仲裁实践表明,投资仲裁与商事仲裁存在着相互联系与彼此独立的关系。现行的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机制仍然主要以ICSID仲裁所依据的《华盛顿公约》承认执行机制为主,以非ICSID仲裁所依据的《纽约公约》承认和执行机制为辅。

马钢宪法是苏联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工业化方针探索工业管理道路过程中形成的管理模式。其形塑的逻辑有两条:一条是以意识形态和马克思管理两重性原理为指导,以法律为保证推进泰罗制和福特制在马格尼托格尔斯克钢铁工厂的实施构成了其实践逻辑;另一条是实现与计划经济一体两面的科层制和卡里斯玛领袖列宁、斯大林权威调和以实现对时间的有效控制的协同逻辑。两条逻辑相互作用构成了马钢宪法以一长制、专家治厂、科层管理、经济核算和劳动竞赛等为主要内容的发生学境域。

政务抖音号作为我国政府机构在抖音平台的官方账号,已经成为公共危机中权威信息发布、危机形势沟通、虚假信息反驳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平台。考虑到公共危机沟通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信息到达率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程度,如何最大化公共危机中政务抖音号信息传播效果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以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为理论支撑,将视频内容作为核心线索,将社交媒体资本、对话循环、视频时长、视频形式、背景音乐、字幕讲解作为边缘线索构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务抖音号信息传播效果影响因素模型。基于25个省级卫健委官方抖音号抓取的2 515个样本数据的研究证实:与故事与情感表达类短视频相比,抗疫宣传与动员类会显著提高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但治疗与预防知识类短视频会显著降低整体传播效果;社交媒体资本会显著提升整体传播效果以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对话循环的话题标签“#”维度会积极影响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与卡通动画类短视频相比,图文拼接类和拍摄剪辑类短视频会提升整体传播效果;视频时长会显著负向影响整体传播效果;背景音乐和字幕讲解对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的作用不显著。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给美国各方面发展带去了不确定性,包括一直在挑战中推进的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近年来,美国赋予了其再工业化更高的战略地位,实施了包括挑起中美贸易战、制裁以华为等高新技术企业为代表的科技战的极端举措,进一步把再工业化推到了公众关注的焦点。统观疫情冲击下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的优势以及面临的挑战,系统且激进的举措虽然从短期看有利于美国促进就业和制造业回流,但从长期来看,在增加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且导致全球贸易受阻的同时,将进一步加大其前景的不确定性。对我国而言,要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产业链建设,夯实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以更大力度更高质量的开放来应对美国贸易施压,按照国际规则实施产业支持政策,进一步推进中国制造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

数字政府建设离不开能够胜任互联网工作要求的公务员,他们必须具备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但是,公务员的信息技术能力有多高,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却还没有充分研究。利用中国112个城市4 400余名公务员的问卷调查数据,评估公务员信息技术能力,并分析辖区、组织、职位和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受访的城市公务员能够熟练运用信息技术开展工作,利用大数据改进政府管理,并了解互联网对公共政策带来的挑战。结果表明:公务员的信息技术能力主要受工作特征(如经常同老百姓打交道、担任领导职务)和组织因素(如在市直部门工作)的影响,其次是个人因素(如互联网使用情况、学历),而城市因素的影响不大;公务员的信息技术能力同数字政府建设尚有差距,需要加大信息技术培训并增强政府部门对信息技术人才的吸引力。

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首先要把握贯穿百年历史的主题主线,抓住历史的本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践行初心使命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理论创造的历史,也是为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而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线。以大历史观评价中国共产党历史,将中国共产党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着眼百年历史的大局,才能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主线。

《大越史略》成书于陈朝昌符年间(1377-1388),是越南古代学者仿照曾先之《十八史略》删削黎文休《大越史记》而成的史书,是流传至今越南古代编撰时间最早的两部史书之一。此书在越南长期失传,约在明初传入中国,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在近代回流越南。《十八史略》在中国、日本、韩国均有重大影响,翻刻、补注、续作众多,堪称“史略”体史书。越南虽仅有《大越史略》一部仿作,但时间较早,因其体例特殊,故而也是最接近已经亡佚的《大越史记》原貌的史书。“史略”体史书在越南的传播,是中国古代史学为东亚史学发展所作的又一巨大贡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理论设计的结果,而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是人类与自然发生联系的纽带。在无法抗拒的全球化浪潮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导致实践工具化,引发全球生态危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须自觉从马克思实践观出发,倡导合宜主体尺度、客体尺度和扬弃尺度,坚守可持续的目的之维、规律之维、境界之维,不断消除实践异化,逐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永续和谐。

“双减”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引导学校、教师向课堂教学要效率,通过高效、低耗的精细化教学,提升教学质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高涨需求。教学改革应从当前影响教学质量提升、阻碍教学对学生思维培养功效的要素着手,首先要以知识结构为抓手,助力学生形成完整、通畅、系统化的思维路径;其次应针对学生可能存在的认知障碍,设计富有思维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使学生能够通过主动自觉的概括抽象掌握知识体系,重构解决问题的经验与策略;再次要适时通过讲授的方法,让学生在“静听下的思考”中经历积极的言语思维建构过程;最后,则是要通过精心设计的作业,与教学对思维的发展发挥同向功效。

社会科学实验快速扩展,使得不同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出现井喷态势。本文基于对社会科学实验方法发展源流的探索,深入揭示该研究方法发展脉络、应用过程、场景及所带来的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影响,进而通过比较不同实验操作技术和准实验分析模型的应用,全面系统地探析中外社会科学实验方法,前瞻其发展趋向,并为进一步科学地应用此研究方法奠定学理基础。作者初步呈现不同因果推断方法如DID模型、PSM-DID模型、安慰剂检验、合成控制等回归结果的差异性,强调不同准实验模型在探析同一议题和同一数据挖掘过程中,可能存在相反结果的空间。这提醒我们,当前的量化研究分析中,与其说用单一的实验方法去探索因果关系,倒不如说更需要多模型验证。当然,本文研究并不试图挑起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范式之争”,或引发传统量化研究和新生量化模型之间的“迭代之争”,更多地是试图在包容性方法论思维的指引下,实现研究成果信度和效度的提升,进而提升社会科学的显示度,以为社会经济政治政策的完善和改良做出更大的贡献。

名词能受数量词的修饰是汉语语法的重要特点,也是名词区别于其他词类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汉语中有一类名词非常特殊,它们基本不能受数量词的修饰与限制,这类名词可称作非量化名词。文章在对非量化名词的句法与语义特点进行详细描写的基础上,描述了此类名词独特的显量方式,并对非量化名词的成因给予认知的解释。最后对部分非量化名词向抽象名词与个体名词的演变情况进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