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变进程表明,乡里两级行政架构、以宗法组织为依托、邻里监督设计、互助互济机制是乡村治理的共性形态,乡村治理事实上承载统计户籍、组织生产、赋役催驱、维护治安、教化民众五大重要任务。政府管控不断深入基层、乡约政教化、乡官差役化是演变的重要趋势,呈现出政社互动的特征。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对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创新有深刻的影响,在平衡传统儒法治理文化与时代需要、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促进国家建构与夯实基层基础等关系方面,为新时代基层治理和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展望未来,我国乡村治理和基层治理中的政社互动或政社交融的趋势将更加突出。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首次明确提出了教师专业发展相关活动的要求和建议,凸显了教研的支撑保障作用。教研工作的顶层设计体现了教研的系统性和层次性,将学校教研、区域教研和区域教师培训机构有机地联合,并强调了教研系统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资源整合,从不同发力点共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区域教研要提高教研工作站位和统筹教研工作格局;校本教研方式要从强制到吸引、教研主题从抽象到具体、技术支持从网络教研走向“互联网+教研”;同时要加强对培训者的培训,集合各方力量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

数字经济的深入应用和不断发展,能够促进经济总量增加,进而为税收收入增长带来较大的空间。为此,在阐释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税收收入增长,且数字经济发展在不同产业税收收入、不同税种和不同分位点之间呈现出异质性特征。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强化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促进作用;此外,数字经济发展提高税收收入,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的。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显著促进省份内部税收收入增长,还对其他省份税收收入增长起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因此,应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深度融合,加速产业结构高级化演变,同时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协作机制,缩小地区间“数字鸿沟”。

地方大部制改革的动因是减少行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将党政或政府的一些职能相同或相近的部门合并,从而精简机构精简人。陕西、湖北、广东等省一些县区开展了相似的大部制试点改革,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改革后新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与上级政府的部门和机构不对应,导致运作成本超过了原有结构产生的成本,以至于后来大多回归到原有体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环境压力、路径依赖和利益补偿共同决定了地方大部制改革的行动逻辑;地方机构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必须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才能使改革生成的制度持续运转。这也就决定了机构改革只能采取边际递进而非另起炉灶的方法。

随着信息技术驱动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ChatGPT等前沿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引发人们对于技术的焦虑,并重新思考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劳动价值。在近代工业化过程中,人们通过作为商品的劳动实现其价值,而技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扩大剩余劳动时间比例、生产相对过剩劳动人口等方式产生了不自由的劳动时间、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在新型工业化阶段,人工智能为劳动者提供极大的物质基础和自由时间,否定了通过作为商品的劳动来证明人的价值,但也对劳动成果的共享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伴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成熟,尽管作为商品的劳动逐渐退出、共享性再分配方案不断完善可能造成陷入逃避工作、追求虚无与消费主义的路径依赖,但人的价值依旧来源于劳动,只不过这一阶段的劳动需要在创造性基础上实现具有多样性、自由性和他在性。我国也应该在不断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和市场出清中发展人工智能,将促进创造性劳动作为未来治理的重点,实现政府治理引导、个体治理能力提升、全民共建共享治理格局下的劳动价值。

跨学科主题教学突出不同学科的协同育人,可有效提升不同学科对核心素养的合力发展,加强学生用跨学科思维整体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跨学科主题教学的应然指向,跨学科主题教学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关系,以及跨学科主题教学的实施建议三个方面分析,跨学科主题教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独特性,应体现单一学科课程传统教学所难以达到的教学目标,它并非多学科的简单拼凑,而应以某一学科为主,围绕主题任务有效整合其他学科,在低年级中也可体现为学科内部的知识整合;跨学科主题教学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继承与革新,应凸显主学科的内在逻辑,根据学生特点和主题内容的类型,实施针对性的教学方式。

人工智能技术奇点的出现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人类发展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对技术的依赖是否会影响人类的创造力,指向人才培养的教育又当如何应对,是值得关注的议题。从知识累积视角看,人工智能依赖通过影响知识累积的深度和宽度进而影响个体创造力,通过影响集体交互记忆系统和知识异质性来影响集体创造力。在知识传授和创造力培养主阵地的教育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因此,要把握技术利用的合理范围、强调知识累积的价值、实现教育变革的适应与超越。

学界对于自治组织行政化的讨论,大多集中于任务的数量以及行政属性。以剩余控制权为视角阐述对科层制、政社合作、自治与多中心治理这三种模式的特征以及任务过程,尝试更为整体地理解不同社区治理模式,之后再以“任务专业化—任务数量”的分析框架,将自治组织结构分为四种,分别为科层组织、购买服务、津贴补助和居民自治,并运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呈现和分析不同的组织架构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为了完成专业化的任务会使得自治组织依赖外部资源,同时内部体系科层化趋势明显。在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任务下,自治组织科层化成为一种合理选择。“科层”和“自治”只是自治组织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的运行方式与属性,行政化并非是政府单纯下派行政任务而导致的结果,“科层化”也不应当被看作是必须要去除的负面现象。科层化组织架构在本质上更有效率,尤其是面对专业化的多任务的治理情境。

探讨执行问题很容易回避其在国家治理体系内部的结构根源,而将矛头集中指向身处国家治理终端的街头官僚。对纵向治理结构和街头官僚行动进行要素分析,进而审视这些要素之间的排列组合,发现街头官僚行动的系统环境是蕴含行政和政治双重维度且不断向基层坍缩的纵向治理结构,同时伴随着基层行政组织相对衰退的现象。结构内在的身份、执行和责任等维度的冲突使得街头官僚行动在情境中裂解,造成政治包裹行政、行政替换政治,行政挤出治理、治理依托行政的困境。重新定位纵向治理结构中的基层行政,使行动与结构彼此协调,需要理顺正式行政与半正式行政的关系、厘清层级间职能配置的政治制度逻辑、培育国家基础性权力的社会治理基础,真正为街头官僚行动既能满足上级期望又能回应社会需求提供坚实的结构性条件和制度化保障。

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理论品格与精神特质。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重新研读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历史的必然,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通过武装斗争才能获得根本解放。新时代,尽管劳动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没有变,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弘扬伟大斗争精神,才能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自身解放和社会进步。

网络流行语是社会心态的重要表征。纵观2008—2022年网络流行语的演化发展规律,总体上呈现出“从政治性嘲讽到自我解嘲”“从众声喧哗到圈层传播”“从孤立议题到关联化、序列化”“从解构对抗到吸纳交融”等特征,折射出“开放与抵制”“质疑与笃信”“焦虑与乐观”“躺平与进取”等复杂矛盾的社会心态。对于网络流行语,不宜简单贴上“离经叛道、伤风败俗、娱乐至死”等负面标签,而应以更为开放、平等和包容的心态,视网络流行语为特定政治机会结构下的群体参与的“理性选择”和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正视其“荒诞”背后的“合理化要素”,才能破译圈层交往密码,有效引导网络社会心态。

ChatGPT是一个自回归语言模型,目的是为了使用“深度学习”生成人类可以理解的自然语言,它只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最新形式,虽然具有强大的储存与记忆知识的能力,但它不具有自我意识。就此而言,ChatGPT与人类是相互超越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既相互纠缠,又相互超越。这种情形还表现在语言逻辑的工具理性与人类感性生活之间的撕裂关系。由于我们实际上正在实现从语言时代向图像时代的转变,图像将使语言生活回归感性生活,这与以往的文明是断裂的,预兆后人类时代即将到来。

社会学创始人孔德阐释实证精神,关联工业社会之理性,亦是社会学学科奠基之石。法国孔德及英国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及其实证主义指向工业化分析,涉及“物理之学”转向“社会之学”时代语境。孔德实证主义及其精神,涉及工业社会的价值及其类型建构。一方面,孔德的实证主义学理及工业社会的新哲学省思,提升了实证主义普及大众的理性教育,影响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孔德回避了法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资源分配与社会规则的核心问题。知人论世,孔德“工业社会”学理及其经验省思,仍须纳入社会学界及其先驱学者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加以辨析与探讨。

近年来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作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并重的整体性治理逐渐成为治理实践的引领性模式,不少基层政府也借势于整体性治理构建基层治安防控体系。有鉴于此,以整体性治理为研究视角,通过构建“理念—目标—结构—手段—机制”整合性分析框架,从Y区B街道“平安联盟”治理实践出发,深入研究整体性治安防控体系的实施现状及其成效,探寻整体性基层治安防控体系一般性建构规律,为未来基层治安防控的数字化、整合化发展提供证据支撑与方向参考。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凭借“多重优势融合”“内外需求并重”“多元主体合力”“数字技术协同”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等五大要素的协同推进,得以实现基层治安防控体系的整体联动。整体性治理绘就了基层治安发展蓝图,为应对基层治安防控碎片化等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独立学院转设是教育组织转型的微观缩影与具象呈现,是平衡高等教育需求增大与办学经费投入不足之间的矛盾的必然选择。正视并破解独立学院转设后的发展困境,对推动民办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助生命周期理论,以广西五所独立学院转设为样本,研究发现独立学院转设后,面临品牌效应丧失、师资力量不足及结构不优、办学条件保障薄弱、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四个方面的现实挑战。破解这些困境,需要从加强顶层设计、强化统筹监管,优化治理机制、整合各方资源,打造师资队伍、完善评价体系,注重文化建设、提高办学声誉等方面提升自我适应能力,使转设后的独立学院在巩固办学成果的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教育组织的发展具有生命周期规律,阶段性变更并不代表教育组织转型的完成,而是需要不断地为下一个“质”的飞跃做“量”的积累。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提出了“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重大原创性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建设使命。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诞生是中国近代遭遇西方殖民入侵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自我免疫”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及其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两个结合”,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命之源”。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视角看,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体,同时也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文化生命体,它通过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获得了它的世界历史定向。

深度学习是国际教改的普遍趋势,也是核心素养发展的核心要求,如何对深度学习展开评价是关乎深度学习发展的一项挑战性任务。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韦伯的知识深度模型以及深度学习评价的多维理论体系为开展深度学习评价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表情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区块链等智能技术在评价信息采集、处理和存储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案例分析的结果表明,技术赋能的深度学习评价在线上学习情境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展望智能化深度学习评价的未来,量化民族志方法为深度学习评价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疫情过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亚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外部需求崩溃的危机,它们共同的挑战都是最终消费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的问题,而非单纯的总需求不足,其原因就在于中国高效率投资的供给效应远超国外市场和国内私人部门吸收其产出的需求效应,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该是解决最终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加大国家财政支出是其主要措施。2008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错将投资而非解决最终消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作为政策重点,从而产生了新的生产过剩,新旧生产过剩的叠加引发了随后的紧缩,导致了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和失业增加,新冠疫情的冲击使这种局面更加严重,致使目前的中国经济存在着陷入“慢性萧条期”的危险。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困境并使中国经济重归“中高速增长”的轨道,我国在今后十年左右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开支持续地和大幅度地增加劳动者收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公共服务消费水平,以解决最终消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这也是解决目前失业问题的根本性途径。为此,中央财政支出方面可采取如下政策措施:较大范围地实施就业保障计划,大幅度增加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并在预防通货膨胀的技术创新、可再生能源革命和下一次工业革命等方面进行战略性投资。

当海德格尔用时间观照此在时,斯蒂格勒走向了用时间观照技术的理论构境,通过强调技术作为人之本质的第二起源,以此说明技术与人在时间当中的本体论关系,这就是技术现象学。藉由技术现象学的三级结构,斯蒂格勒揭示了人性结构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代具性特征,以及记忆结构在技术层面的持留特征,并由此说明了此在如何存在的时间性与历史性原则。但由于第三记忆的外在化与客观化特征,记忆在实现从原初性感知向时间性持存转变的同时,也呈现出主观感知能力与客观记忆体系之间的矛盾关系,并且这种矛盾一直延续至第三持存向数字持存的演变过程之中。前者作为意识的代具曾发挥着补足认知结构的作用,而后者则成为了代具性的意识,在掏空内在知性结构的同时重塑出一个外在化的意识主体。因此,在斯蒂格勒技术现象学的理论视域中思考数字持存的核心议题在于,如何寻找从数字持存向“数字药物”转变的可能性契机。

数字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加速了治理模式变革与流程演化。作为新时代治理制度与技术创新的新模式、新方向,整体智治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具有高度的理论耦合性。整体智治因其倡导的整体性治理、智能化治理、参与式治理理念可以有效克服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理论瓶颈与实践困境,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图景。整体智治有助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从资源分散走向资源共享、从碎片分散走向协同治理、从人工依赖走向智慧治理、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干预、从简单粗放走向精准高效。但是,基于特殊的治理情境,民族地区应用整体智治也存在理念的传播与接受、技术的应用与整合、系统的运转与开放、人才的培养与管理等问题,需要通过革新数字化治理思维、构建整体化治理机制、有效性开发治理资源、搭建协同化治理平台、创新人才培养管理等方式,以提升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效能。

构建基于跨期效用最大化的家庭养老资源变动测度模型,考察生育率下降和耕地抛荒对家庭养老的单向与交互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和耕地抛荒主要通过影响家庭收入结构和生活来源的多样性与充足性,影响包括粮食生产自给在内的家庭养老支持体系;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交互媒介作用会强化这一侵蚀性影响;公共养老保险的制度补救作用则能减轻这一侵蚀性影响。提供包括公共养老保险在内的多层次家庭养老保障,将家庭内部亲缘互助行为升级为社会代际互助制度,有利于提高对居家养老人员的综合保障能力,减轻对子女和土地的依赖。

活力与秩序是现代化的两个关键要素,二者既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活力以自主探索开拓创新为建构取向,秩序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内核;活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秩序是社会发展的平衡机制。中国式现代化较好地协调了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人民创造活力充分迸发、改革创新活力全面激发、精神文化活力持续焕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劲动力;经济发展安全有序、民主政治稳定有序、精神文化健康有序、社会治理和谐有序、生态环境优美有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更好地把握活力与秩序的辩证统一关系,保持活力与秩序的动态平衡,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数字经济以数据利用为核心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其创造的新型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快速向农业农村渗透,推动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既是国家战略层面的主动选择,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农村经济数字化发展具有数字经济普惠的时代观、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观、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主体观的理论关照。检视“央地”政策文本发现,政策层面呈现出发文波动性递增、政策文本类型趋同的路径依赖,地方实践则具化为政策因应、内容体系、执行手段、制度适配等维度的局限。鉴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共性”必要,应以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数字经济形态属性、乡村产业振兴目标为考究,塑造激励性与包容性、基础性与适度性、优先性与多元性的融合发展理念。以此为指引,一方面要通过优化数字经济政策工具体系、完善农村经济数据规则与风险管理规范,多维度构建以政府支持为基本原则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应灵活运用数据要素与数字金融平台,改革现存金融体制,多层次营造释放农业领域数字化活力的市场环境。

实现教育强国,教育要培养堪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人”,是能够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起连接的人。涵养民族根性,培养时代新人,则成为实现教育强国的关键问题。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强大内在动力,同时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也面临着知识生产、知识属性和知识贡献等方面的发展难题。夯实教育强国基石,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应当凸显科学研究的组织性、自主性、自觉性相结合,学术研究的学科、论域、学派形态相辉映,遵循“古今中外法”的基本建构路径等。法治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法治赋能教育强国,就是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教育现代化,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的法治体系,以法治教育宣传为主全力打通法治赋能教育强国“最后一公里”,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有力支撑。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强国,就是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依托数字技术从而构建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和着力点都在教师,是依靠教师并且通过教师去实现的。教师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和坚强保障。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从而使我国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

加快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已经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目标,其对于推动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800家战略性新兴企业2013—2021年所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数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探讨市场一体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及消费升级在二者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消费升级在二者的影响机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水平对新兴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而商品市场贸易壁垒的存在抑制着新兴产业发展。因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畅通我国的内循环体系,是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当前,基层政府数据治理的理想愿景与现实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产生“堕距”现象。究其根源,技术运行与公共管理的价值诉求和价值实现存在矛盾、数据治理成本—收益不明确造成“文化堕距”;“数据”与“治理”关系模糊、制度执行偏离制度旨趣、技术变化与制度稳定存在张力导致“制度堕距”;数据共享动力不足、权责关系不明晰催生“职能堕距”等。政府应立足于基层治理的实际和协同发展的需要,从强调以人为本、构建数字创新氛围和可持续的技术支撑体系、健全配套制度体系等多重维度出发整体推动数字化转型,改善数据在多元治理情境中的创新应用,从而有效弥合多元“堕距”并走向技术善治。

政策弹性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议题,但以往多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理解。本研究尝试将决策与执行作为政策连续过程展开分析,讨论政策所具有的模糊属性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多样性的影响。以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过程为例,研究揭示了不同地方政府对社会治理创新有三种差异极大的实践方式,其根源在于政策话语本身的模糊空间。模糊政策具有特定的治理功能,让地方能够因地制宜调整政策方向,提升组织间合作程度,并提供治理创新空间。借助历史比较,研究也尝试分析社会治理创新作为模糊政策的演进方式及其问题。

随着资源下乡、监督下乡以及行政下乡,村级治理步入现代建构之路。溪村通过充分利用现代国家治理规则和传统治理资源,构建混合型村级治理体系。村两委吸纳了片区积极分子、宗族老人会,运用正式、半正式和非正式的治理方式形成多元治理格局。其中,村干部逐渐行政化,主要负责常规性任务、中心工作文案;而片区积极分子则作为半正式人员,负责动员协调群众以完成中心工作;老人会则运用地方性权威组织管理社会事务。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分工合作,塑造了“顶层统筹—中间转化—底层动员”的村级治理分级式运作机制。混合型村级治理以组织结构的可选择性、多元合法性资源,根据事务性质分类治理,将简约治理传统融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了村庄的“有为而治”,形塑出兼具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现代意义上的简约治理模式。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当今中国的时代任务,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时代使命。不过,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绝不是仅仅靠摆脱“学徒状态”并进行“自我主张”就能完成。实际上,自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传到中国来以后,中国学术界最开始是积极引进和接受的,但很快就进行反思。尽管知识分子和学术界没有像欧洲思想界那样对他们自己的传统思想一直都在反思和批判,因而才在反思与批判中逐渐构筑起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但从严复、梁启超等一直到当今学术界,对西方学说的反思是比较深刻的,反倒是中国历代学者很少对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有一种很好的反思,而这种反思正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成长的必要路径。另外,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时代任务不仅要本土化,而且还要再世界化。

文人五言诗体是在汉魏时期音乐与语言双重规定和双向建构中形成的。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以及民间乐府在汉代宫廷的广泛传播,是五言体生成的基础和源泉。相和三调等乐府演唱艺术的曲式结构对五言体篇制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五言体乐府的文辞本在文人中的广泛传播以及文人对乐府文辞本的雅言翻写,确立了五言句式的典范地位,再经魏晋文人在诗歌创作中的提炼和抽象,五言体最终得以确立。文人五言诗体的形成虽涉及音乐与语言的双向建构、雅言与俗语的交流互动、文人文化圈与民间文化圈的互渗与交融等多种因素,但贯穿始终的是人们在文事活动中对五言体的选择和群体确认。文人五言诗的体式是音乐文化、汉语发展和文人群体规范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企业社会责任是从企业主体性出发,在保持好组织绩效的基础上,对员工和在地社区负责,并传递、展示和倡导积极的社会公共价值。企业社会责任是“有限”责任。企业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组织形式,负担的社会责任也必须与企业组织的固有特征以及特定企业的目标与使命相关。社会也应当适当降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预期,大致界定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的边界,防止企业承担无限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应当寻求内生性的约束机制。传统的外部监管机制成本巨大,且不可能消除监管漏洞。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机制的设计应当更多地考虑利用企业的存续高度依赖于其他社会成员合作的特性,以社会信用机制提高企业的合作成本与自律成本,形成有效约束力。为克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困境,应改变观念,并从内生性约束角度规约企业行为,而不是通过无节制地加强监管或惩罚去实现,那样做只会耗费更多的社会成本却收效甚微。管理者必须做出根本的改变,理解企业组织和管理者自身的存在意义,拒绝功利主义的诱惑,敢于承担企业的“有限”社会责任,不负企业使命。

新世纪是“新公共管理运动”迈向“合作治理”的时代,然而合作不是自动发生的。在强制型合作背景下,弱势能部门采取哪些策略建立内部合法性,推动强势能部门“真诚合作”,现有文献尚未给予足够重视并深入探究具体的实现策略。因此,整合合作治理研究中相对割裂的政治学和组织管理的两种路径,将程序和认知这两种独立的路径整合为理解内部合法性的两个不同层面,从而构建起弱势能部门建立内部合法性的“程序—认知”分析框架,进而以X市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对外开放政策的跨部门合作作为典型个案,探讨弱势能部门推动强势能部门合作过程中获取内部合法性的策略。案例研究结果表明,纵向权威、社会需求可以为弱势能部门带来较强的外部合法性,而内部合法性的建设则需经历对话参与、协商谈判和承诺协议等三重程序阶段,同时伴随共享认识、理解信任和内生认同三重认知层面的层层生发才得以实现。在“以弱协强”这一约束性情境中奏效的策略,将在约束条件放松或其他支持性条件下获得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

行为治理是将行为科学洞见应用于公共治理场域而发展出的治理新模式。行为治理关注政府、组织和公民三类核心治理主体在互动过程中的心理、认知及行为规律,并分析治理主体互动关系的元素特征如何影响主体行为,同时更全面地考虑环境因素对微观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体行为汇聚为集体行动并产生更广泛治理结果的机制。行为治理呼吁治理工具的组合运用,强调“助推”和“助力”两大行为工具的内部融通,重视行为工具与传统工具的外部联动。行为治理脱胎于行为公共管理和行为公共政策,更强调各主体间的互动性,更重视环境的复杂性,更主张治理工具在内外部及各层次上的融会贯通。行为治理紧扣治理主体的行为要素,自下而上、从微观到宏观,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库和工具箱。

公共服务作为保障国家和社会良好运行的物质载体,逐渐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面对人民群众需求层次提升的现实要求和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使命,公共服务被赋予新的内涵和要求。而这种变化的具体要求和表现以及由此对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带来的挑战,并没有在当前的研究中得到充分讨论。新时期公共服务现代化的要求在于实现服务配置的公平正义、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和服务供需的有效匹配。因此,有必要基于公共服务在内容体系、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结合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过程,构建理解治理现代化下公共服务发展要求的分析框架,重新思考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提出公共服务的空间路径、财政路径和技术路径。一是科学配置有限的资源,优化空间功能与设施布局,重构公共服务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秩序,以空间资源配置回应空间正义。二是明晰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主体的责权关系和角色,完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制度设计,以财政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三是通过打造数字化的公共服务场景,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公共服务需求识别和反馈机制,以技术赋能实现供需有效匹配。

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是防范社会安全风险的现实所需、降低社会安全治理成本的必行之举,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平安稳定的基本保障。借鉴韦伯的“理想类型法”,以党政力量和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度作为基本维度,将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划分为共建共治型、党政主导型、自治型和治理失序四种类型,在增进研究直观性、清晰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构建与优化整体图景的同时,也有效规避了以往单案例研究在代表性方面存在的先天不足。循此理路,从实践内容、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向三个方面具体考察2017—2021年的23个典型创新案例,归纳出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实践路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价值底色,从深化党建引领、推动情法结合、强化技术嵌入等方面,持续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深入推进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

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促进了智慧教育的发展,也给教学的变革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海量的教育大数据使教师难以凭借个体经验理解和解决多样化的教育问题,具有主观性的教学策略极大影响了教学成效。从所构建的可视化学习分析理论框架中发现,可视化学习分析能够应用于多样化的典型教育场景和教育模式,包括线上的自主学习、线下的课程学习和线上线下混合学习,以教师为主导的传统教学课堂和以学生为中心的建构主义课堂等。评价可视化学习分析的应用效果应从不同指标维度进行评估,例如视觉吸引力、可用性、理解水平、使用频次、使用满意度、感知有用性、学习效果和行为改变。未来研究需要关注如何提高教师、学生应用可视化学习分析的相关能力素养,更科学地考证可视化学习分析工具的实际使用效果。

大量文献已经证明移民总体上对进出口贸易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发现贸易成本渠道和偏好渠道都很重要,但贸易成本渠道有更重要的效率提升意义。然而,近期依然不乏相关研究继续拓宽这一领域的研究边界。总体而言,较新的前沿研究一方面是在因果识别上做得更为干净,使用自然实验结合“偏离—份额”方法来构建工具变量,以获得更加一致无偏的估计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寻找研究对象的其他角度,或与其他相关问题结合,如区分贸易的二元边际,从货物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研究移民对贸易协定的制定或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等。另外,也有学者对移民与进口之间不确定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究,对比与前人结论的不同并尝试给出合理的解释。

马克思围绕文化论题的着墨虽然不是很多,却在文化批判史上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唯物史观的语境中,马克思不仅准确揭示了文化的现实基础、实践内核及生成论特质,还科学地展示了文化范畴中蕴含着的物质和观念、动态和静态的辩证结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本创造文化”这一论题。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和增殖的要求创造了相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增殖型文化或牟利型文化,具体表现为崇尚物质至上的世俗文化、追求同质齐一的机械文化、强调个人利己的功利文化和吹捧形式正义的伪善文化等基本类型。“资本创造文化”是对资本在文化创造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文化从属于资本这一社会事实的学理性指认。马克思对于“资本创造文化”的分析,实际上是一种服务于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文化批判。马克思的文化之思持久而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对于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重大的启发性意义。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阶段不断跨越,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税制结构随之发生变化,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成为我国深化税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经济管理部门应根据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变化适时调整、优化税源结构,正确处理投资和消费在税源结构中的关系,以确保税收收入的可持续、稳定性;在稳定宏观税负前提下应更加强化税制调控功能(特别是在社会公平领域的调控功能),不断强化直接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功能作用,促进社会适度流动,有效调节数据要素相关收入分配问题,更加有效调控区域税收分配、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

基于历年统计年鉴和CSMAR数据库,构建营商环境衡量指标,并通过门槛模型深入考察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同时,营商环境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相较于国有企业创新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营商环境能显著增强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动力,但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影响效应不显著。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营商环境优化力度和健全市场竞争体系来提升国家整体创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