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这个特殊时刻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依规治党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核,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密码。党内法规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法”,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准绳。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以党章为根本,由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制度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党内法规体系的治理功效,主要体现在党内法规体系的法治与德治、党内法规体系的治理效能、党内法规的守法义务及问责机制三个方面。党内法规体系是党的自我革命的制度保障,是党开展一切活动的行为准则,必须把党内法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加强党内监督和党规备案审查制度建设。

聚焦1913—1920年李大钊思想演进的具体阶段,其文化观完成了从辩证审视东西文化、探索中西调和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融合中西文化的系统性转型。李大钊立足传统文化,以辩证扬弃思维解构儒家思想,既批判其为专制服务的糟粕,又坚守仁爱、大同等文化精髓;以理性批判视角审视西方“动的文明”,既肯定其变革创新的精神优势,又揭露其资本逻辑下物质崇拜、制度虚伪的深层弊端。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李大钊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器与分析方法,推动其文化观从“中西调和”的模糊构想升华为以“社会主义第三文明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主张。这一转型不仅在“全盘西化”与“文化保守主义”的二元对立中开辟了第三条文化发展道路,更蕴含着深刻的当代启示:其守正创新的文化立场、辩证融合的思维方法、立足现实的价值导向、坚守自主的文明自信,为新时代坚持“两个结合”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鉴与方法论遵循。

随着基层治理任务不断加重,基层政府往往面临诸多指标任务、考核要求和问责压力,在完成任务的需要下,一些基层组织常常通过扩张编外人员缓解治理压力。然而,通过对C市A区团区委某运动会项目组的观察发现,基层任务型组织结构中的成员身份、任务情境及属性、身份的差异化认知、行为预期等要素,对任务型组织的任务达成具有重要影响。在组织的具体运行过程中,不同身份的工作人员往往会交叉运用“减负”“避责”“邀功”等策略,对任务进行筛选、再发包及回避,这往往会造成任务空转,甚至形成任务回流。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兜底”成为保障基层组织任务落地的关键机制。研究结论有助于优化任务型组织的运行机制,并为健全基层问责制度提供政策启示。

推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是促进第三次分配的重要举措,随着社会治理不断向精细化发展,社区基金会在聚合社会慈善资源和参与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在借鉴跨部门合作理论与TOE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构建社区基金会慈善资源聚合的理论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全国32个社区基金会案例,从资源依赖结构、部门跨度、合作主体规模、合作成熟度、组织成熟度以及组织功能属性六个角度探讨影响社区基金会聚合社会慈善资源的不同路径,研究发现: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的跨部门合作是社区基金会实现高水平慈善资源聚合的必要条件,资源驱动型聚合路径和组织成长型聚合路径是社区基金会聚合慈善资源的两种不同路径。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父代的生育行为能够通过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的作用路径对子代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长期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少生优生”伦理认知及相匹配的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性,致使人口呈现内生型负增长惯性,由此导致了年轻群体较低的生育意愿和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生育行为代际传递效应呈现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大于城镇、低人力资本水平大于高人力资本水平的特征。此外,父辈对子代生育行为的代际影响会外化于代际支持这一显性作用路径:隔代照料支持能够放松托育时间成本约束,提高子代劳动市场参与率,增加现期收入和未来收入预期以提振子代生育意愿与行为;相比之下,代际经济支持却难以化解城市化带来的家庭再生产成本急剧攀升,进而对子代生育水平的提升不存在显著影响。

数智时代的技术革新为教育研究注入了新动能,数智工具与图像学方法的融合正在引发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变革。选取教育研究中的图像民族志、图像漫步、照片启发三种典型的图像学方法作为案例,可以系统探究数智技术赋能教育研究的转型逻辑与方法论价值。在数智时代,三类方法依托数智技术完成了系统转型:图像民族志借数字采集与语义分析,实现了人机协同“广析”与“深析”的统一;图像漫步以VR沉浸技术重构研究场景,推动方法从“记录观察”向“参与生成”进阶;照片启发法凭借在线协作工具达成了多模态数据的三角验证,将方法提升至“方法论自觉”层面。充分实现教育研究中图像学方法转型的价值,首先需要明辨每种方法的核心逻辑与哲学取向,将图像民族志的文化阐释价值、图像漫步的主体互动价值以及照片启发的个体经验价值统合进方法论体系中,使这套体系与数智时代的教育实践和理论更新深度契合。这一统合过程既能实证性地呼应“教育即关系”“教育即实践”等经典知识,又能深化对数智时代新型教育实践方式的理解,最终重构方法论转型与教育学知识生产之间的互动逻辑,为“技术重塑教育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支撑。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是“十五五”时期加快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新质生产力迭代升级的核心战略支撑。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形塑多要素高效配置、打造协同治理共同体、推动育人模式系统重构的新型发展生态。然而,这一进程仍面临资源分配不均、认知异化倾向与体制机制协调不足等多重关键挑战。从技术、环境与机制三个维度看,未来革新路向是构建数据共享平台、明晰人机协同边界、创新协同治理机制,从而有效激发教育、科技与人才体系的整体联动效能,进而为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支撑。

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数字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打破了传统受教育权的稳定平衡,并引发了潜在的权利危机:数字资源促进受教育者自我发展意识的增强,间接弱化了受教育权权利相对方义务的履行;数字资源的多样性导致受教育权利主体注意力失焦;数字资源缺乏有效监管,加剧了受教育权权利内容的不公平性。数字化发展的不可逆趋势,以立法为保障、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数字化治理为手段,有助于保障受教育权平等目的的实现。

随着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供给对高品质消费的驱动作用日益凸显。高质量供给与高品质消费之间存在着“供给质量提升—消费场景创新—市场容量扩张”的互动循环。当前税收政策在支持高质量供给与高品质消费方面仍存在局限:供给端对科技创新投入、转化及成果产出的激励力度与精准性不足;消费端刺激高品质需求的税收措施相对有限。为此,需以供给端、消费端和营商环境为导向,构建有效驱动高质量供给与高品质消费良性循环的税收政策支持体系:一是在供给端通过加大企业研发投入的扶持力度、降低政策执行门槛、优化转化环节税收政策,强化对企业科技创新的全过程激励;二是在消费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调整增值税设计以鼓励以旧换新,探索科技品消费抵扣税款政策,释放市场需求;三是优化营商环境,主要举措包括建立税收政策效果动态评估机制、试点更具灵活性的“税收优惠信用额度”、加强与财政补贴等工具的协同。

如何在保护个人权益的同时促进个人数据共享,是数字商业生态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构建个人、数据企业与政府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通过数值仿真分析合规要求、企业成本、违规处罚和侵权赔偿对各方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存在六种可能的局部稳定均衡;个人授权与企业合规共享既可能在高合规要求下实现,也可能在低合规要求下实现。提高合规要求能够增强对违规共享的约束,但同时会增加企业合规成本,因此并不必然促使企业选择合规共享。违规行为的预期损失、企业合规成本及政府实施成本共同影响两类合规共享均衡的形成。个人数据共享治理应根据场景协调合规要求、违规追责和权益救济,并降低合规共享的执行成本。

推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创新突破,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基于新型政商关系视角,使用2017—2022年近21万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专利数据考察新型政商关系建设对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新型政商关系建设有利于推动当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新型政商关系有效发挥了“扶持之手”的作用,通过提供专项创新补助、促进知识溢出与增强市场竞争三个渠道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距离市政府办公地较远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新型政商关系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带动作用更加明显。研究结论证实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能有效激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创新活力,政府应当通过数字化手段打破地理限制、为企业精准提供创新支持,进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986年以来三星堆先后八个祭祀坑的考古新发现,在连续震惊世界的同时,也带给世人有关三星堆与中华文明、世界文明若干重大问题的新思考。三星堆出土器物层面的研究固然十分重要,但对器物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开展更为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从更宏观的理论层面去分析比较三星堆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景观、宗教信仰、区域文明特色以及和世界上古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等问题,应不仅仅是考古学所承担的任务,而需要多学科、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综合研究,才能真正认识三星堆文明的独特价值和对世界人类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用什么样的眼光去观察三星堆,去看待已经出土的各种考古遗物和遗迹现象,从而走向揭开三星堆神秘面纱的科学之路,在当前至关重要。观察三星堆,有三个重要的维度:其一,它是古蜀文明的辉煌创造;其二,它与中原文明之间关系密切,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具体体现;其三,它与世界古代文明之间可以相互比较,开展中外文明的对话。因此,运用比较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展三星堆文明研究,是未来可行之路。

文献记载的尧舜禹时代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大体相当,这一时期是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期,奠定了中华早期文明的历史文化根基。对于尧舜禹时代不应纠结于文献记述的细枝末节,而应从文本叙事所反映的社会状态和史实情境作较为宏观性的整体分析。族群认同、敬天法祖、道德向心与尚中观念是尧舜禹时代不同部族或族邦不断融合的四大关键因素,是走向一体的内驱力。这些共识理念和基本思想,使得文化信仰逐渐同质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多元一体。

战国秦汉时期的滇池地区,存在着大量平行的多个贵族世家与政治中心,而不是只有一个。文献中记载的所谓“庄蹻王滇”,是多种原因背景下产生的一种传说。晋宁石寨山6号墓出土“滇王”金印的家族,被汉朝视为“庄蹻”的后裔,这个传说的流行对于汉朝、石寨山该家族,以及记录这一传说的司马迁,都具有吸引力。对汉朝而言,这一传说证明了华夏治理西南夷与滇池地区的历史依据。对该家族来说,遥远外部的祖先起源,能增强统治的神秘性与合法性。滇池地区当时其实存在着多个与石寨山“滇王”家族平行的贵族家族与政治中心,墓葬规模、高规格礼器数量也都超过所谓“滇王墓”。这些多中心的贵族群体之间,既有“同姓相扶”的一面,也存在着礼仪和经济等领域的竞争关系。

全球文明倡议以四个“共同倡导”构成了一套系统的伦理叙事。该理念蕴含着认知重构、目标塑造、核心支撑、逻辑互证的伦理叙事,即: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解构单一文明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建构“共生秩序论”)、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坚守文化主体论)、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倡导“平等对话论”)。全球文明倡议为全球文明的伦理认知塑造了新范式,为世界文明的交流共存提供了“文明互鉴”的交往伦理方案,为人类文明的新秩序开辟了新道路,进而彰显出深刻的关涉国际公平正义、和平发展、人类福祉的道德哲学意义。

中国环境伦理学自20世纪80年代发轫至今,从初始的“西学东渐”(译介西方环境伦理著述)到锚定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在经历了早期迅速增量的学术生产后,中国环境伦理学也步入了相对“沉寂”的时段。对本土化视角缺位、实践效度弱化的反思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都催动着中国环境伦理学应积极调整转向——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增强价值引领现实生活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