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减”的政策环境下,家长的群体性焦虑问题不容忽视,已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家长焦虑的核心在于子女能否通过教育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而培训机构则通过炒作家长的焦虑情绪实现盈利。家长的焦虑导致大量家庭资本向私人教师、培训机构流动,其中以中产阶级的家长为最;甚至出现了家庭资本投入越多、家长越焦虑的局面。但家长焦虑的缓解不能指望家长自动减少家庭资本在子女学业上的投入,而是一方面要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另一方面则要改革高考的命题方式,让课外辅导、培训机构所擅长的答题模板、解题套路在高考面前失去效用,如此方能让家长主动减少家庭资本投入,缓解焦虑情绪。

元宇宙是利用科技手段链接与创造同现实世界映射、交互的虚拟世界,是具备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其概念是多重底层技术的叠加集成,其本质是下一代的互联网。随着相关技术体系的不断成熟,元宇宙的发展前景和应用场景不断明晰,也日渐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和未来产业革命的热门方面。文旅领域与元宇宙有着天然的融通之处,从基因内置、产业需求和发展路径三个角度来看,两者都有很强的契合关系。元宇宙推进文旅领域“人—场—物”的重构,将在游戏、演艺、旅游、影视等场景拥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促成文旅产业的颠覆性变革。当下的元宇宙在文旅领域的应用实践已经纵深推进,元宇宙在文旅领域的应用路径也逐渐明晰,但这一过程中依然可能面临包括垄断风险、制度风险、伦理风险、权利风险和沉迷风险等五个方面的挑战。元宇宙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应从强化认识、发展产业、打造标杆、推进试点、搭建宣传平台、强化伦理监督、开展法律建设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

为更好地适应环境、应对压力、提升幸福,研究者先后提出了个人成长、个人成长主动性、创伤后成长等概念。个人成长是指个体积极的自我改变。个人成长的测量工具有莱芙(Ryff)心理幸福感量表中的个人成长分量表、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和创伤后成长问卷。影响个人成长的因素有人口学变量、家庭环境、社会支持、认知重构、娱乐活动和社会文化等,对个体的职业认同、心理健康、幸福等都具有重要影响。促进来访者的个人成长是心理干预的核心内容。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完善个人成长的结构、探讨个人成长的影响因素、采用更高级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个人成长的心理干预措施以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政策研究中的行动者中心制度主义是由德国学者弗里茨·沙普夫和雷娜特·迈因茨率先提出,并由弗里茨·沙普夫系统阐述而发展成为重要的政策过程理论。这一理论假设社会现实可以被解释为有目的行动者互动的结果,这些行动者包括个人、集体和公司行动者,他们之间互动在一个结构化环境中展开,并且互动结果是由他们所处的制度设置所塑造。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以及保证有效性和合法性得以产生的公共政策过程成为该研究关注的根本性问题。行动者、行动者集群、互动模式与制度成为这一框架和理论的要素,互动模式是其核心内容,存在单边行动、谈判协议、多数决策和等级命令等四种类型。行动者和制度有机结合,将会是制度理论的前沿方向。中国政策过程和治理过程将会为该理论的应用、检验及拓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会形成理论发展的自觉。

欧亚新航线在16世纪开辟以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了西欧,给东西方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内容。在17—18世纪的东西方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中,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立足印尼的爪哇尤其是巴达维亚(雅加达)与中国开展贸易,巴达维亚(雅加达)在17—18世纪的荷兰—印尼—中国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贸易承载了文化交流的内容,开启了荷兰—印尼—中国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尤其是荷兰与中国之间文化交流的进程。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荷兰人在促进中国与西欧的物质文化交流、把大量茶叶和瓷器输入西欧、影响西欧人的社会生活以及介绍当时的中国国情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交往性质和方式的局限以及制度、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与隔阂,当时荷兰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精神文化的交流相当有限,尽管荷兰人对中国已有比较多的了解,荷兰在文化上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国度。

近年来,中越围绕南海维权的争议和摩擦不断加剧,越南通过举办各类国际研讨会不断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同时大量搜集国内外资料(包括越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献、档案、舆图),试图证明对“黄沙”和“长沙”(即我国西沙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并作为其主权要求的主要历史依据。越南学术界对“黄沙、长沙”主权的论证,所引用的史料和依据存在含糊不清、移花接木、拼凑证据的情况,其观点存在很多漏洞,根本经不起推敲和论证,也无法支撑其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大量史料充分证明,中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和经营南海诸岛,并和平地、连续不断地行使管辖权;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不可侵犯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本研究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我国的社会公平感现状,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比较对公平感的影响。数据来源于2017年社会心态调查(CASS-INTELLVISION Social Mentality Survey)的22669个居民数据。结果发现,调查对象的社会公平感普遍偏低,机会公平最受质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更多支持“局部比较理论”而不是“结构决定论”,主观社会阶层可以提升社会公平感,积极的社会比较和对比较结果的合理性认知可以提升社会公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比较的结果,当社会比较不如他人的时候,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公平感之间负相关。

加强文物保护是开发利用的基本前提,开发利用是文物保护传承的有效途径。黄河流域文物具备承载历史久远、分布地域广阔、数量种类众多、地位和作用凸显等特征,但是黄河流域文物保护仍然存在保护边界不明确、保护对象不确定,区域综合发展不靠前、保护方式不先进,联动保护合力不强大、管理体制机制不协同等问题。文旅融合对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利用带来新动力、新机制、新载体和新挑战,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利用为文旅融合带来新模式、新场景、新生态和新机遇。文物保护利用创新的基本路径可归纳为:创新制度设计建设,强化政策配套支持;构建协同体制机制,提高统筹工作能力;提高文物管理效能,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实施文物科技融合,推进文物跨界合作;凸显文物教育功能,打造文化育人模式;注重文物推广交流,构建现代传播体系。

骈文名称在清代出现了从“四六”到“骈文”的演进,这种演进结果在民国时期得到定型。伴随着名称演进的是对四六与骈文的辨析。“骈文”取代“四六”,辨析四六与骈文,是骈文尊体思想在正名与辨体两方面的体现。骈文发展演变的阶段性与名称的演进相吻合,这为辨析四六与骈文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清代、民国文论家主要从三方面来辨析四六与骈文:1)从创作领域来辨析,认为四六局限于世俗应用应酬,而骈文则突破了这个藩篱;2)从行文句式来辨析,认为四六不仅是四六行文,而且全篇对偶,而骈文则相对自由;3)从审美效果来辨析,认为四六“无复作家风韵”,而骈文则富有文学色彩。名称的演进与对四六骈文的辨析,明确了骈文文体意识,提升了骈文地位。

18世纪的印度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随着莫卧儿帝国的衰落,松散的莫卧儿帝国体系催生了印度地方绅士和新兴经济模式的出现;印度传统的社会等级模式使莫卧儿皇帝成为“王中之王”,而不是“印度之王”,地方政治势力严重冲击了帝国的中央权威。在西方殖民者到达印度前夕,南亚次大陆已形成了三类土邦,即以拉杰普特为代表的古时土邦、由莫卧儿帝国省转化而成的土邦和因军事征服而形成的土邦。此时期的土邦皆具有三大特点:在所属的领地上获得有力的支持并有效管理;都维持一支足以保证土邦政权稳定的军队;都寻求并获得了土邦政权存在的合理合法性。

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思想解构了西方身体思想的基础,即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身体论和笛卡尔的实体论主体论,从本体论的角度质疑了传统的身体观,提出了一种联结性、伴生性的身体观念,建构了一种“无我”的身体思想。这样,哈拉维在梅洛-庞蒂的价值论身体观、福柯的认识论身体观之外又提出了一种本体论的身体思想,其意义在于为身体研究开启了第三条思路。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是海上邻邦,两国自古以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展开密切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唐宋时期,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室利佛逝和三佛齐王国,无论是瓷器及其烧造技术和钱币及其铸造技术对其生产生活,还是泰山封禅仪式对其统治阶级的思想观众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中国和印尼出土出水的遗物是两国交流的历史见证,体现了中国的技术和文化对印尼群岛人们的影响。在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技术和文化逐渐被印尼人民吸收,创造出具有自身民族和地区特色的技术和文化。

比较海南军话和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以及明代通语,可发现海南军话既与桂柳官话十分相似,又与明代通语存在演变关系。海南军话和桂柳官话都源于明代官话。在共时平面,由于海南军话入声舒化归阳平,可划归西南官话桂柳片。

兵备道是明代中后期广泛设置的一种特殊军政建制。广西府江兵备道始置于弘治九年,历经正德十一年裁革与正德十六年复置,由临时差遣演变为固定设置,万历九年又改为府江兵巡道。府江兵备道的权力空间最初由府江一带,桂林府西部古田、永福、理定及北部西延、咸水、马鞍等处三部分构成,经过数次权力空间分割与重组,其权力空间被压缩至府江一带,权力空间属性由单一的军事属性转变为军事与监察双重属性。府江兵巡道权力空间及其权力空间属性的变迁,体现了明代中后期两广地方政治中军政力量的权力博弈,折射出明代中后期两广政治结构变动的权力逻辑。

孤独症谱系障碍发病率不断攀升,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和方法,教育干预训练是儿童孤独症康复的最佳手段。研究表明,基于人机交互技术的教育干预是实现孤独症儿童康复的可行新途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多媒体、智能机器人与自然人机交互等技术在孤独症儿童教育干预中的相关应用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发展一种包含不同孤独症儿童发展轨迹的、适应于不同儿童个体的交互技术干预方法尤为迫切。

马钢宪法是苏联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工业化方针探索工业管理道路过程中形成的管理模式。其形塑的逻辑有两条:一条是以意识形态和马克思管理两重性原理为指导,以法律为保证推进泰罗制和福特制在马格尼托格尔斯克钢铁工厂的实施构成了其实践逻辑;另一条是实现与计划经济一体两面的科层制和卡里斯玛领袖列宁、斯大林权威调和以实现对时间的有效控制的协同逻辑。两条逻辑相互作用构成了马钢宪法以一长制、专家治厂、科层管理、经济核算和劳动竞赛等为主要内容的发生学境域。

古琉球王国(今日本冲绳)作为明清时期与中国往来最为密切的藩属国,同中国保持了五百余年的册封朝贡关系。随着中国与琉球政治经济交流的深化发展,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宗教信仰、岁时节庆、饮食、建筑、服饰、音乐等民俗文化,不断传播到冲绳群岛,对当地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受到“双减”的影响,小学教师产生了普遍的职业倦怠,这在女教师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诸如情绪衰竭、去人性化、成就感降低等问题多有发生。从社会性别角度进行归因可以发现,出于“依附于男性”的心理因素和对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状况的恐惧,许多女性应届毕业生自愿选择成为小学教师。在“双减”改革的强势冲击下,小学教师的工作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这一职业在男性权威中的认可度开始降低,小学女性教师逐渐失去职业认同感,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让绝大多数小学女性教师再就业的希望不大,因此她们更容易受到“双减”的影响,在自我与社会给予的双重困境中加剧职业倦怠。

创新型人才培养历来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目标和教育教学的重要任务,但其实践层面面临学段衔接不贯通和改革措施不协调的双重挑战。“双减”的系统性改革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契机,它引发对于基础教育人才培养命题的深层思考,也促进了教育生态优化的正向改变。借力“双减”推动基础教育阶段创新型人才培养,应从课堂教学、课后服务和作业练习等方面为其提供坚实支撑。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在赋能教育变革中展现了巨大的活力。ChatGPT作为一种语言处理工具,不仅可以回答用户的问题,还可以完成用户设定的某些任务,甚至还可以持续实现任务的优化。ChatGPT具有强大功能的同时,也伴随着亟需弥补的短板:回答问题的准确性不足,数据污染问题,伦理与安全问题和知识剽窃风险。在助推学校教育变革过程中应用ChatGPT既存在机遇,也有挑战;ChatGPT的出现给予了教师反思人师存在价值的契机,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林语堂与五四新文化的关系,长期以来并未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学界往往倾向从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研究林语堂,忽略林语堂对五四新文化的贡献。林语堂以现代语言学推动五四新文化发展,既具有填补空白作用,也是他与胡适一样切近语言革命的关键。除了激进的文化思想,林语堂还具有包容心和兼容性,这主要表现在与五四新文化倡导者有不同认识,对其反对派采取欣赏、继承和发展的态度。林语堂的贡献有助于为五四新文化重新定位和增殖,对一体化理解和创造性转换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大传统与五四新文化小传统,也不无启示作用。

甲骨文发现百年之争应只有“王懿荣发现说”与“刘鹗发现说”可议。“刘说”据有确凿完整的证据链支撑,而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且合情理的结论应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吃药发现说”尚不宜入正史。至今尚未为学界知晓与关注的、1904年多次刊登于《时报》的刘鹗自撰《铁云藏龟》公告(期刊全文首发),具有明确宣告甲骨文发现、化私藏为公器等重大意义。《铁云藏龟·自序》应确立为最早成功鉴定和考释甲骨文的学术论文;刘鹗领衔罗振玉、吴昌绶,一起在1903年即率先拉开了甲骨文考释研究暨创立甲骨学的序幕。罗振玉“怂恿-墨拓-编辑《铁云藏龟》说”、“1901年初见甲骨说”皆难以成立。对甲骨学史可重新划分阶段。

在亲属制度研究领域中,拟制亲属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拟制亲属在瑶族社会广泛存在,尤其以认契习俗最为典型。认契习俗是瑶族基于信仰心理需求驱动力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对真正亲子关系的摸拟,它不仅是瑶族人以他们熟悉的方式祈求儿孙康健、子嗣绵延的智慧结晶,也是瑶族乡土社会中构建社会网络的实用策略。

如何正确对待资本是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马克思建构了超越斯密的科学方法论,实现了对资本文明的辩证分析。马克思历史地肯定了资本的文明作用,亦批判了资本主义资本文明的局限性。马克思阐述了资本文明的四大张力,揭露和批判了资本文明的四个局限。马克思对资本文明的辩证批判为我国如何正确对待作为社会主义生产要素的资本提供了科学方法论。资本、资本家与资本主义虽为家族相似的概念,但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坚持人类文明进步历史辩证法 ,批判两种错误倾向。既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用好资本的张力,激发资本与市场活力,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形态,同时又要通过制度、法律、政策规范与价值导向,限制其局限性。

明清之际,北部湾地区的“海寇”利用清朝集中力量对付南明政权和郑氏集团之机,以钦州湾内的龙门岛为基地,接受南明政权和郑氏集团的招安,发展壮大为控制北部湾洋面的海上势力。随着南明政权退出广西特别是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政府取得北部湾海域的控制权,加强了对北部湾海疆的经略,措施包括建设沿海水师、确立巡洋会哨制度、调整沿海岛屿的军事部署、完善海岸防御设施等,保障了清前期近百年北部湾海域的安宁。

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许多新的文化因素。其中天马和有翼神兽,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非常重要的美术题材,在考古发现中留下来许多遗物和遗迹。本文以文献和考古两方面材料相结合,分析和论述中亚的双马神崇拜与东传、汉代有翼神兽的流行、汉武帝的求仙思想与昆仑神话对天马信仰的助推等几个重要学术问题,从考古学与艺术史的层面,剖析了汉晋时代丝绸之路上这一历史文化现象。

广西桂林市草坪回族乡潜经村居民半数以上为回族,同属清初迁入的白氏祖先后裔。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潜经村的白氏回族形成了自己的宗法制度,修建了宗祠,制定了宗约,并由最初的4个宗支发展到如今的12个宗支。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改造,潜经村白氏回族的宗法制度和宗教信仰历经冲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在地方精英的努力下,潜经村的宗教信仰逐步得到复兴,具有庞大势力的白氏宗族也在村庄事务中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潜经村的个案说明,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中,既要了解宗族、宗教等传统文化因素在乡村社会治理的功能和作用,也要注意化解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引导其与社会发展的潮流相适应。

通过问卷形式,调查初级阶段汉语学习者对于中国文化学习、数字化汉语学习以及汉语教育游戏等方面的需求与态度。调查结果如下:第一,留学生普遍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且对中国的风俗观念、旅游地理、语言文字、艺术以及中外文化差异等方面尤为感兴趣,但课内学习已能基本满足其需求;第二,留学生具备数字化学习的物质条件,且乐于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学习汉语;第三,留学生对于电子游戏缺乏兴趣,更看重教育游戏的教育性与便利性。

19世纪客家方言文献《启蒙浅学》载有一种反切字,分为两类:构字部件(即反切注音中的反切上、下字)只表音,构字部件表音且表意。这类反切字与化学字、合音字文字类型不同,其独特性体现为构字部件具有表意功能,是人们对比中西文字及对汉字优劣反思之后的结果,也是汉字表音性与表意性相结合的尝试。

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要素。东南亚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依托,其通道安全问题致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衰落。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议题上,东南亚海上通道同样面临严峻的安全问题,这决定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能否顺利推进。解决东南亚海上通道存在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问题,需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需妥善解决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积极构建东南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

根据现存文献并参照《文选》对文体的分类,挚虞《文章流别集》所收作品之文体,可考的有赋、诗、七、设论、颂、符命、史述、箴、铭、诔、哀(含哀辞、哀策)、碑、图谶等十三类。作为西晋时期总结前代文学的重要成果,《文章流别集》的出现,既是对汉魏文学遗产的总结,也是对汉魏文学传统的批评。《文章流别集》的主要成就在于裒集众作,区判文体,追溯源流,辨析风格,其开创体例的意义尤为重大。

短视频平台已逐渐成为主流媒体舆论宣传的新阵地与流量聚集地,同一主流媒体在多个视频平台的传播效果可能具有差异。抽取“央视新闻”B站号与快手号698条短视频作为样本数据,考察主题类型、字幕使用、屏幕形式、标题内容以及视频类型等因素对短视频多平台的传播效果及其传播广度、传播认同度和传播参与度等子维度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短视频主题类型、屏幕形式、标题内容及视频类型对短视频多平台的传播效果产生差异化影响,字幕使用对传播效果并无显著影响。主流媒体应注重短视频平台间的差异,推动短视频内容的平台差异化建设,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传统VAR模型需要变量保持同频的限制,这使得原始数据的完整性遭到破坏,从而影响模型的性能。本研究引入可以融合季度变量和月度变量的MF-BVAR模型,以GDP、PPI、CPI和PMI的递归样本为例并将其划分为三组不同的季度内信息组,比较了其与MIDAS模型和同频模型的性能,且通过混频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剖析了变量之间的传导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MF-BVAR模型关于PPI、CPI、PMI和GDP的实时预测误差分别较QF-BVAR模型降低约70%、80%、75%和20%;(2)基于定量和统计检验的角度均表明MIDAS和MF-BVAR模型的实时预测和短期预测性能均显著优于QF-BVAR模型,且MF-BVAR模型更适合于实时预测而MIDAS在短期预测表现更优,此外混频递归样本表明月度信息利用越充分,模型的预测误差越小;(3)GDP与CPI、PPI和PMI、CPI与PMI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且传导时长呈现差异性,而PMI和GDP、PPI与GDP、PPI和CPI的正向传导时长均为3期,反向传导路径阻塞,存在不对称性。

学界关于《楚辞》的原始篇次与《楚辞章句》篇次不同的论证,在逻辑上无法证明《楚辞释文》的篇次乃《楚辞》原次。常受关注的三点论据即《楚辞章句》于《九章》注中出现“皆解于《九辩》之中”之语、于《九辩》中释“九”、于《招魂》中释“招”,只能标示出王逸的注次可能不同于《楚辞章句》的篇次。王逸注《楚辞》极有可能始于宋玉的《九辩》。今本《楚辞章句》面貌复杂,大致包含着五个阶段的注释。

教师实践知识生成的行动-反思路径包含行动中反思、对行动的反思和为了行动的反思三个层次,是教师实践知识生成的内在必然要求。首先,行动-反思有助于教师学习如何教学,是教师实践知识生成的前提条件;其次,行动-反思有助于积累教学经验,是教师实践知识生成的主要来源;最后,行动-反思是促使教师实践知识内涵层次之间不断完善的主要动力,即有助于实现从为了实践的知识、实践中的知识到以实践为目的的知识之间的顺利转换。基于不同层次的行动-反思,教师的实践知识得以生成。

从鲁迅1925年2月所作的《青年必读书》中对印度的简略评论以及对文化巨匠泰戈尔和政治英雄甘地的认识过程,并结合鲁迅对印度的相关描述,可以追溯鲁迅如何从笼统的世界文化比较中建立起印度印象。因受限于翻译和系统阅读,以及缺少亲身体验,导致他对印度产生认识偏差,甚至不乏主观想象。鲁迅对印度的想象和认知颇具时代性和独特性,可作当今文化交流的镜鉴。

宋云彬是我国著名的文史学者和作家,目前对他的文学研究还停留在基础阶段,缺乏纵深。宋云彬以杂文创作见长,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为我们贡献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宋云彬杂文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立足中国传统的文史根脉;二是汲取外来文化的世界眼光;三是继承五四遗产的鲁迅精神。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打开宋云彬杂文创作的“三扇门”,也是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三扇门”。从此进入,不仅对研究宋云彬有开创性价值,对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发展也有启示意义。

综合课程着眼于学科之间的“联系”,却削弱了知识掌握的深度。单一学科的教学能够保证知识传授的深度,却又无法顾及学科之间的“联系”。“跨学科主题学习”意在超越二者各自的局限,通过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直观理解,并让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以此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度掌握。要做到高质量的“跨学科主题学习”,需要摒弃“生成”的路子,要求教师精心选择教学内容,合理组织教学材料,并科学地进行教学设计。

量词“道”的基本语义特征不是平面性,而是依附性。根据依附性特征,可以把量词“道”的整个范畴化过程清晰地分析出来。量词“道”和“条”具有“依附”和“独立”的差异,量词“条”和“根”具有泛用和特用的差异。

对传统治理总体性支配和粗放式治理教训的反思之一,就是现代国家在治理过程中日益高度重视治理技术。以“精准”理念和一整套技术为支撑的农村扶贫成为观察“技术化治理”的实践样本。客观上,技术驱动下的“精准”机制运作,在激发了较为复杂而多维效应的同时,蕴含着诸多风险:行动主体的孤立和治理能力的弱化、治理组织的下沉和扩大以及体系层面的蜕变、行政机制对市场和社会要素的排斥与治理规则的“空转”、治理资源的大规模投入和耗散而治理功能的蜕化等。这些风险与过分依赖治理技术具有直接的关联逻辑:即技术目标的固定化与社会需求和发展的动态性、技术应用的整体性要求与行政组织内部的条块分割、技术嵌入的贯通性与政府社会衔接性的缺失、技术下沉的条件支撑要求与治理成本的急剧扩张等之间内在而持续的张力。技术治理蕴含的风险及其演化逻辑,反映了当下国家治理中制度与技术双重建设面向的丰富蕴涵。超越单纯技术治理的视域和局限,回归治理制度的规范和建设,可能成为规避和化解治理风险,从而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