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抖音号作为我国政府机构在抖音平台的官方账号,已经成为公共危机中权威信息发布、危机形势沟通、虚假信息反驳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平台。考虑到公共危机沟通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信息到达率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程度,如何最大化公共危机中政务抖音号信息传播效果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以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为理论支撑,将视频内容作为核心线索,将社交媒体资本、对话循环、视频时长、视频形式、背景音乐、字幕讲解作为边缘线索构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务抖音号信息传播效果影响因素模型。基于25个省级卫健委官方抖音号抓取的2 515个样本数据的研究证实:与故事与情感表达类短视频相比,抗疫宣传与动员类会显著提高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但治疗与预防知识类短视频会显著降低整体传播效果;社交媒体资本会显著提升整体传播效果以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对话循环的话题标签“#”维度会积极影响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与卡通动画类短视频相比,图文拼接类和拍摄剪辑类短视频会提升整体传播效果;视频时长会显著负向影响整体传播效果;背景音乐和字幕讲解对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的作用不显著。

在“双减”的政策环境下,家长的群体性焦虑问题不容忽视,已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家长焦虑的核心在于子女能否通过教育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而培训机构则通过炒作家长的焦虑情绪实现盈利。家长的焦虑导致大量家庭资本向私人教师、培训机构流动,其中以中产阶级的家长为最;甚至出现了家庭资本投入越多、家长越焦虑的局面。但家长焦虑的缓解不能指望家长自动减少家庭资本在子女学业上的投入,而是一方面要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另一方面则要改革高考的命题方式,让课外辅导、培训机构所擅长的答题模板、解题套路在高考面前失去效用,如此方能让家长主动减少家庭资本投入,缓解焦虑情绪。

受到“双减”的影响,小学教师产生了普遍的职业倦怠,这在女教师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诸如情绪衰竭、去人性化、成就感降低等问题多有发生。从社会性别角度进行归因可以发现,出于“依附于男性”的心理因素和对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状况的恐惧,许多女性应届毕业生自愿选择成为小学教师。在“双减”改革的强势冲击下,小学教师的工作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这一职业在男性权威中的认可度开始降低,小学女性教师逐渐失去职业认同感,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让绝大多数小学女性教师再就业的希望不大,因此她们更容易受到“双减”的影响,在自我与社会给予的双重困境中加剧职业倦怠。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变进程表明,乡里两级行政架构、以宗法组织为依托、邻里监督设计、互助互济机制是乡村治理的共性形态,乡村治理事实上承载统计户籍、组织生产、赋役催驱、维护治安、教化民众五大重要任务。政府管控不断深入基层、乡约政教化、乡官差役化是演变的重要趋势,呈现出政社互动的特征。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对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创新有深刻的影响,在平衡传统儒法治理文化与时代需要、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促进国家建构与夯实基层基础等关系方面,为新时代基层治理和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展望未来,我国乡村治理和基层治理中的政社互动或政社交融的趋势将更加突出。

短视频平台已逐渐成为主流媒体舆论宣传的新阵地与流量聚集地,同一主流媒体在多个视频平台的传播效果可能具有差异。抽取“央视新闻”B站号与快手号698条短视频作为样本数据,考察主题类型、字幕使用、屏幕形式、标题内容以及视频类型等因素对短视频多平台的传播效果及其传播广度、传播认同度和传播参与度等子维度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短视频主题类型、屏幕形式、标题内容及视频类型对短视频多平台的传播效果产生差异化影响,字幕使用对传播效果并无显著影响。主流媒体应注重短视频平台间的差异,推动短视频内容的平台差异化建设,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兵备道是明代中后期广泛设置的一种特殊军政建制。广西府江兵备道始置于弘治九年,历经正德十一年裁革与正德十六年复置,由临时差遣演变为固定设置,万历九年又改为府江兵巡道。府江兵备道的权力空间最初由府江一带,桂林府西部古田、永福、理定及北部西延、咸水、马鞍等处三部分构成,经过数次权力空间分割与重组,其权力空间被压缩至府江一带,权力空间属性由单一的军事属性转变为军事与监察双重属性。府江兵巡道权力空间及其权力空间属性的变迁,体现了明代中后期两广地方政治中军政力量的权力博弈,折射出明代中后期两广政治结构变动的权力逻辑。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标识义务涉及用户、服务提供者与技术支持者三方责任。用户作为内容生成的第一责任人,需履行基础标识义务;服务提供者作为核心主体,应确保标识的准确性与完整性;技术支持者则应通过技术手段保障标识机制的有效实施。在适用路径上,标识义务应基于生成内容类型与应用场景进行差异化设计:针对纯AI生成内容、人机协作内容及疑似生成内容,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标识要求;同时,基于风险分级理念,对高风险生成内容实施严格标识要求,对低风险生成内容采用简化标识机制,对行业特定生成内容设计定制化标识规范,助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合规框架内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伴随新中国教育发展史,同时学业负担问题并非仅仅是教育问题。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建设高质量教育系统中作出了艰苦的、值得后人重视的探索。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治理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时,在原因研判和思想观念上经历了变化。新中国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青少年的成长,然而青少年学生身体健康状况严重不佳成为普遍现象,究其原因有学业负担过重、社会活动过多等,但直接且关键的原因是营养供给缺乏和卫生条件不足。为改变这种学生健康不良的状况,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出“健康寓于万策”的制度探索,将工作重点放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方面。当面对减负教育改革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时,官方政策上作出了政治化倾向的归因判断和政策举措,这一制度探索在改革开放前后得以纠正。跳出学业负担过重的教育教学过程视角,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业负担过重现象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即被激活的民众教育期望升级与更高一级、更优质的教育机会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所致。这也是今天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时值得注意的问题。

为更好地适应环境、应对压力、提升幸福,研究者先后提出了个人成长、个人成长主动性、创伤后成长等概念。个人成长是指个体积极的自我改变。个人成长的测量工具有莱芙(Ryff)心理幸福感量表中的个人成长分量表、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和创伤后成长问卷。影响个人成长的因素有人口学变量、家庭环境、社会支持、认知重构、娱乐活动和社会文化等,对个体的职业认同、心理健康、幸福等都具有重要影响。促进来访者的个人成长是心理干预的核心内容。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完善个人成长的结构、探讨个人成长的影响因素、采用更高级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个人成长的心理干预措施以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在赋能教育变革中展现了巨大的活力。ChatGPT作为一种语言处理工具,不仅可以回答用户的问题,还可以完成用户设定的某些任务,甚至还可以持续实现任务的优化。ChatGPT具有强大功能的同时,也伴随着亟需弥补的短板:回答问题的准确性不足,数据污染问题,伦理与安全问题和知识剽窃风险。在助推学校教育变革过程中应用ChatGPT既存在机遇,也有挑战;ChatGPT的出现给予了教师反思人师存在价值的契机,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元宇宙是利用科技手段链接与创造同现实世界映射、交互的虚拟世界,是具备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其概念是多重底层技术的叠加集成,其本质是下一代的互联网。随着相关技术体系的不断成熟,元宇宙的发展前景和应用场景不断明晰,也日渐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和未来产业革命的热门方面。文旅领域与元宇宙有着天然的融通之处,从基因内置、产业需求和发展路径三个角度来看,两者都有很强的契合关系。元宇宙推进文旅领域“人—场—物”的重构,将在游戏、演艺、旅游、影视等场景拥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促成文旅产业的颠覆性变革。当下的元宇宙在文旅领域的应用实践已经纵深推进,元宇宙在文旅领域的应用路径也逐渐明晰,但这一过程中依然可能面临包括垄断风险、制度风险、伦理风险、权利风险和沉迷风险等五个方面的挑战。元宇宙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应从强化认识、发展产业、打造标杆、推进试点、搭建宣传平台、强化伦理监督、开展法律建设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

比较海南军话和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以及明代通语,可发现海南军话既与桂柳官话十分相似,又与明代通语存在演变关系。海南军话和桂柳官话都源于明代官话。在共时平面,由于海南军话入声舒化归阳平,可划归西南官话桂柳片。

18世纪的印度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随着莫卧儿帝国的衰落,松散的莫卧儿帝国体系催生了印度地方绅士和新兴经济模式的出现;印度传统的社会等级模式使莫卧儿皇帝成为“王中之王”,而不是“印度之王”,地方政治势力严重冲击了帝国的中央权威。在西方殖民者到达印度前夕,南亚次大陆已形成了三类土邦,即以拉杰普特为代表的古时土邦、由莫卧儿帝国省转化而成的土邦和因军事征服而形成的土邦。此时期的土邦皆具有三大特点:在所属的领地上获得有力的支持并有效管理;都维持一支足以保证土邦政权稳定的军队;都寻求并获得了土邦政权存在的合理合法性。

20世纪的汉语音韵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全面总结这个世纪学术研究的特点和阶段划分自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梳理学术研究的历程和学术成果的概括,将这一世纪的音韵学研究提炼出十个方面的特点,并划分为四个学术阶段。

QCA(定性比较分析)是当前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应用的一种新研究范式,但未被正确理解、规范使用的现象较为普遍,影响QCA解决问题的实效性,并招致一些误解。为此,首先,通过设计QCA应用的典型情景,揭示QCA求解过程中关键决策点,提供QCA核心指标的计算过程与方法,透视QCA工作原理;其次,完整地描述QCA求解过程,包括三大阶段与10个步骤,探索QCA在方法和技术层面合理应用的策略;最后,指出QCA是融合定性与定量思维的组态比较方法,在评估和预测方面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甲骨文发现百年之争应只有“王懿荣发现说”与“刘鹗发现说”可议。“刘说”据有确凿完整的证据链支撑,而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且合情理的结论应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吃药发现说”尚不宜入正史。至今尚未为学界知晓与关注的、1904年多次刊登于《时报》的刘鹗自撰《铁云藏龟》公告(期刊全文首发),具有明确宣告甲骨文发现、化私藏为公器等重大意义。《铁云藏龟·自序》应确立为最早成功鉴定和考释甲骨文的学术论文;刘鹗领衔罗振玉、吴昌绶,一起在1903年即率先拉开了甲骨文考释研究暨创立甲骨学的序幕。罗振玉“怂恿-墨拓-编辑《铁云藏龟》说”、“1901年初见甲骨说”皆难以成立。对甲骨学史可重新划分阶段。

进入新时代,“担当作为”被中央上升到干部选任评价至关重要的指标,但学术界对其没有明确的定义,其反义词“为官不为”反倒成为学术界讨论焦点。本文基于文献回顾法与文本量化法,梳理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甘肃、四川等16省区出台担当作为的相关文件,建构一个内涵模型,从个体层面、组织层面、行为层面与结果层面分析“担当作为”的具体内涵。担当作为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政治自觉(愿意为)、专业主义(能够为)、勇于承担任务(主动为)、取得良好绩效(为得好)。作为本土概念的担当作为体现了价值综合与严格标准,超越了韦伯官僚模式的“技术官僚”行为要求,涵盖了近些年体现“直接回应性”伦理规范的新官僚概念,这一内涵模型对完善干部选任制度提供了重要研究基础。

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上级试图构建数字生产体制以实现透明、精准、精细化治理。数字生产体制为上级激发下级的积极性提供了动力,但数字生产体制的内在困境使得基层官员产生了表象策略、机构策略、政策策略和反向策略等避责行为,形成“低问责均衡”。“数字避责”是官僚体制的内生产物,是基层官员面对不确定性风险和问责高压的选择,也是官僚理性的体现。基层官员以制造数字景观、形式主义等行政程序来应对技术治理要求,重构了权力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问责主体的意图。在未来的国家治理中,应该重新定位行政规范化、技术化导向,缓解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构建良性、健全的问责链,为基层官员创造敢于担当尽责的制度环境。

社会情感能力是个体在成功解决人生任务的过程中所获得与必需的能力,涉及社会交往能力以及理解、管理和表达情绪的能力。学前阶段是人一生中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最为关键且有效的阶段,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在具体情境、游戏活动和人际交往中建立和发展。幼儿通过亲身体验,直接接触相关信息或事物,将环境与原有经验联系起来,会产生浓厚兴趣并容易记住当下的体验和经历,进而促进相关经验的积累。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身体体验的核心作用和身心整体发展,注重主体性、具身性、情境性和生成性。基于具身认知视角,促进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应重视身体涉入,创设具身情境,给予有效回应。

2022年11月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的问世,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强烈关注,也引发人们对于技术带来挑战的忧思。就公共管理而言,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愈发成为驱动人类社会思维方式、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全方位重塑的引领力量,为其创新路径、重塑形态、推动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ChatGPT强大的语言处理能力可以极大促进政府组织间信息流通和合作,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升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效益,为数字政府建设带来发展的契机,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如智能化政民互动、智能化公共服务、科学化政府决策等,甚至引发政府的深层次改革。同时,ChatGPT的双刃效应也给公共管理带来巨大冲击和风险,让人们开始关注ChatGPT时代的制度重构与风险规制,思考如何合理管控ChatGPT的应用边界。在传统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框架下,ChatGPT的运用面临公共价值失灵风险,对此有必要重构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价值失灵判断标准,针对其潜在风险提出对策。人类自身的道德问题、人类对高智能体的矛盾心态、公共生活的复杂性,也使ChatGPT为代表的聊天机器人面临道德性夭折的风险,对此应秉持人本主义,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规范。ChatGPT的应用及发展对劳动力的提质增量可能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对此应设计科学有效的政策,使人工智能促进社会进步、增进民众福祉,以维护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加强文物保护是开发利用的基本前提,开发利用是文物保护传承的有效途径。黄河流域文物具备承载历史久远、分布地域广阔、数量种类众多、地位和作用凸显等特征,但是黄河流域文物保护仍然存在保护边界不明确、保护对象不确定,区域综合发展不靠前、保护方式不先进,联动保护合力不强大、管理体制机制不协同等问题。文旅融合对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利用带来新动力、新机制、新载体和新挑战,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利用为文旅融合带来新模式、新场景、新生态和新机遇。文物保护利用创新的基本路径可归纳为:创新制度设计建设,强化政策配套支持;构建协同体制机制,提高统筹工作能力;提高文物管理效能,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实施文物科技融合,推进文物跨界合作;凸显文物教育功能,打造文化育人模式;注重文物推广交流,构建现代传播体系。

孤独症谱系障碍发病率不断攀升,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和方法,教育干预训练是儿童孤独症康复的最佳手段。研究表明,基于人机交互技术的教育干预是实现孤独症儿童康复的可行新途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多媒体、智能机器人与自然人机交互等技术在孤独症儿童教育干预中的相关应用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发展一种包含不同孤独症儿童发展轨迹的、适应于不同儿童个体的交互技术干预方法尤为迫切。

欧亚新航线在16世纪开辟以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了西欧,给东西方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内容。在17—18世纪的东西方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中,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立足印尼的爪哇尤其是巴达维亚(雅加达)与中国开展贸易,巴达维亚(雅加达)在17—18世纪的荷兰—印尼—中国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贸易承载了文化交流的内容,开启了荷兰—印尼—中国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尤其是荷兰与中国之间文化交流的进程。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荷兰人在促进中国与西欧的物质文化交流、把大量茶叶和瓷器输入西欧、影响西欧人的社会生活以及介绍当时的中国国情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交往性质和方式的局限以及制度、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与隔阂,当时荷兰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精神文化的交流相当有限,尽管荷兰人对中国已有比较多的了解,荷兰在文化上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国度。

政策研究中的行动者中心制度主义是由德国学者弗里茨·沙普夫和雷娜特·迈因茨率先提出,并由弗里茨·沙普夫系统阐述而发展成为重要的政策过程理论。这一理论假设社会现实可以被解释为有目的行动者互动的结果,这些行动者包括个人、集体和公司行动者,他们之间互动在一个结构化环境中展开,并且互动结果是由他们所处的制度设置所塑造。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以及保证有效性和合法性得以产生的公共政策过程成为该研究关注的根本性问题。行动者、行动者集群、互动模式与制度成为这一框架和理论的要素,互动模式是其核心内容,存在单边行动、谈判协议、多数决策和等级命令等四种类型。行动者和制度有机结合,将会是制度理论的前沿方向。中国政策过程和治理过程将会为该理论的应用、检验及拓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会形成理论发展的自觉。

在亲属制度研究领域中,拟制亲属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拟制亲属在瑶族社会广泛存在,尤其以认契习俗最为典型。认契习俗是瑶族基于信仰心理需求驱动力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对真正亲子关系的摸拟,它不仅是瑶族人以他们熟悉的方式祈求儿孙康健、子嗣绵延的智慧结晶,也是瑶族乡土社会中构建社会网络的实用策略。

网络流行语是社会心态的重要表征。纵观2008—2022年网络流行语的演化发展规律,总体上呈现出“从政治性嘲讽到自我解嘲”“从众声喧哗到圈层传播”“从孤立议题到关联化、序列化”“从解构对抗到吸纳交融”等特征,折射出“开放与抵制”“质疑与笃信”“焦虑与乐观”“躺平与进取”等复杂矛盾的社会心态。对于网络流行语,不宜简单贴上“离经叛道、伤风败俗、娱乐至死”等负面标签,而应以更为开放、平等和包容的心态,视网络流行语为特定政治机会结构下的群体参与的“理性选择”和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正视其“荒诞”背后的“合理化要素”,才能破译圈层交往密码,有效引导网络社会心态。

宋云彬是我国著名的文史学者和作家,目前对他的文学研究还停留在基础阶段,缺乏纵深。宋云彬以杂文创作见长,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为我们贡献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宋云彬杂文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立足中国传统的文史根脉;二是汲取外来文化的世界眼光;三是继承五四遗产的鲁迅精神。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打开宋云彬杂文创作的“三扇门”,也是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三扇门”。从此进入,不仅对研究宋云彬有开创性价值,对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发展也有启示意义。

处于边疆地区的“靖西”市,其名称由过去的“归顺”更改而来,带有广西西陲边地安宁美好的涵义。作为全国兴边富民行动重点县,靖西的兴边富民行动推动该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也全面发展,从而为加强边疆壮族的国家认同感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基础。千年古州安德镇是壮族首领侬智高建立壮民族第一个地方政权“南天国”的故地,当地壮族以节日仪式来纪念民族英雄侬智高,并以“侬智高六旗兵阵”的表演来彰显和重塑爱国主义精神。在加强边民的国家认同上,应合理充分地利用自身的历史资源,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达到国家认同的目的。国家认同的路径并非单一不变,应当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与资源,寻找出理想的路径。

数据正在成为推动教学创新的关键性力量,智慧课堂为全维度、全流程教学数据的采集提供了便利条件。为解决智慧课堂实践中存在的数据应用思路不清、数据价值难以有效发挥的现实问题,智慧课堂数据应用应有基本理路,即坚持“数据唯有应用才能产生价值,数据价值具有衰减性”的基本理念,采用“教学目标导向”和“教学数据导向”相结合的应用模式。智慧课堂数据应用有五种典型场景:精心备课、精细授导、精准评价、精益辅导、高效教研;有三个特征:数据的全维度化与全流程化,数据分析结果的即时反馈,高度关注学生的学习投入状态。另外,智慧课堂数据应用要实施四项关键策略:高度重视多模态数据采集与分析,提升数据应用的科学性;高度重视数据的即时反馈,提升数据应用的时效性;高度重视学生的学习投入,提升数据应用的多样性;高度重视数据的隐私保护,提升数据应用的安全性。如此能够提升智慧课堂的数据应用价值,推进数据驱动的教学创新与变革。

“双减”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引导学校、教师向课堂教学要效率,通过高效、低耗的精细化教学,提升教学质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高涨需求。教学改革应从当前影响教学质量提升、阻碍教学对学生思维培养功效的要素着手,首先要以知识结构为抓手,助力学生形成完整、通畅、系统化的思维路径;其次应针对学生可能存在的认知障碍,设计富有思维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使学生能够通过主动自觉的概括抽象掌握知识体系,重构解决问题的经验与策略;再次要适时通过讲授的方法,让学生在“静听下的思考”中经历积极的言语思维建构过程;最后,则是要通过精心设计的作业,与教学对思维的发展发挥同向功效。

独孤氏本为汉代以来北方匈奴屠各部后裔,但在独孤及为其父独孤通理所撰《灵表》中,他“构拟”了家族自汉光武帝以来连续不断的谱系,成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独孤氏世系的来源,影响深远。但这个文本并不是独孤及一手完成的,而是不断层累的结果。新出北朝隋唐时期独孤氏人物墓志,揭示了独孤氏家族谱系文本的历史渊源和情节原型,对于重新认识《独孤通理灵表》具有重要意义。独孤及构建家族谱系的行为,是唐代开元、天宝时期以来复古主义氏族观念“甄别华夷”潮流下民族心态的表现,对于理解唐代少数族裔文人构建家族谱系具有典范意义。

近年来,中越围绕南海维权的争议和摩擦不断加剧,越南通过举办各类国际研讨会不断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同时大量搜集国内外资料(包括越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献、档案、舆图),试图证明对“黄沙”和“长沙”(即我国西沙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并作为其主权要求的主要历史依据。越南学术界对“黄沙、长沙”主权的论证,所引用的史料和依据存在含糊不清、移花接木、拼凑证据的情况,其观点存在很多漏洞,根本经不起推敲和论证,也无法支撑其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大量史料充分证明,中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和经营南海诸岛,并和平地、连续不断地行使管辖权;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不可侵犯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进入网络和新媒体社会新阶段,网络公共事件成为社会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路径也亟须创新。对“福建一女生遭同学霸凌跳楼身亡”等系列网络公共事件展开关联性分析,揭示公众记忆唤醒、更新与内隐过程对网络舆情衍化的影响,并从公众记忆周期的视角出发,探讨网络公共事件媒介化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网络公共事件在各记忆阶段存在社会信任危机、行政资源被挟持、隐性风险留存等问题。基于媒介化治理的逻辑、目标与过程指引,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中断负面情绪接力、构建记忆体系、弱化隐性风险等路径实现对网络公共事件中“问题”的治理。

1898年5月至1902年2月,鲁迅在南京求学近四年。1922年他在《呐喊·自序》中第一次正面写及南京求学生活,做了选择性、重构性的叙述。决定这种叙述方式的,是其作为“作家”的自我呈现与“弃医从文”的逻辑。1926年在《琐记》中再次讲述南京生活,则强调《天演论》的阅读体验,并进一步突显了自己“前行者”“寻路人”的形象。他在南京求学期间之所以对医学感兴趣,不仅与其父亲的病有关,而且与其祖父的《恒训》有关。鲁迅的“立人”思想、进化论观念、对西医的认同等等,均可在南京求学生活中找到原点。

研究宗族组织的治理过程,可以增进对传统社会地方治理性质的理解。从明后期到清代,宗族在地方上发挥显著的治理作用,特别是在赋役治理过程中。大量文献阅释了这一历史过程,然而,既有的研究在有关宗族的性质以及宗族在治理过程中的意义方面存在分歧,特别是宗族是自发演化的血缘团体还是人为构建的宗法制,还有争议。为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有必要从明清赋役变革这一背景探讨宗族角色的转变及其发挥治理作用背后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探讨宗族性质以及宗族在地方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意义。利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所载资料考察相关主体对财产占有关系的认识以及赋役负担方式的看法,并从制度施行的视角探讨宗族宗法社会中财产占有的边界、赋役承担的原则、契约实施的效力,结果显示不仅仅是血缘,宗法观念认同在宗族治理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房长、绅士等群体作为皇权的代言人主导地方治理,宗法财产权制度强化,公共事务合作受限于宗法关系约束。

在基层治理中,激励机制是与治理事务相匹配的,不同性质的治理事务配套不同类型、不同强度的激励措施,其中作为政治任务的治理事务内含着较强的政治激励。在县级部门、乡镇街道等基层单位,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事务,分别是岗位工作和“领导交办的事”。岗位工作是法定的行政业务,是每个占据工作岗位的人必须承担的职责。“领导交办的事”是岗位工作之外的事情,是领导关注和重视的事务,具有“政治任务”性质,激励效应较强。实践中,在岗位工作与“领导交办的事”之间存在一个弹性空间,工作人员既可只承担岗位工作,又可二者兼顾。由于不同的岗位工作差异性大,难以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和比较,在基层单位实践中,作为额外工作的“领导交办的事”就成为单位评价工作人员表现的重要指标。那些既做好岗位工作又积极承担“领导交办的事”的人,被认为是积极上进和有工作能力的人,因而容易获得领导的认可和器重,他们在单位的政治地位、晋升空间相对较大。该人事激励机制既不完全遵循西方科层制逻辑,又与中国式关系主义有一定距离,交揉了事本主义和人格化的特征。一方面,它以治理事务或问题为基准,使激励与治理事务相匹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导向性和规定性,另一方面主要领导对治理事务或问题的遴选及评价有较大自主空间,使该人事激励带有较强的灵活性、适应性和人格烙印。

壮族《麽经》“葫芦兄妹”与《圣经》“诺亚方舟”的神话结构、思维模式及主题理念,有明显的同一性和对应性。通过运用个案分析与整体把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两者进行比较,可从新的角度及深层次上认识和理解世界性的“洪水灭世与人类再生”神话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认知价值。正是人类历史相同的发展阶段和基本需求,构成洪水神话模式的相似性;洪水神话折射了人类社会婚姻制度的历史嬗变;“洪水神话”体现的宇宙观成为人类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的分水岭。

邻避风险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风险的一种重要形态,治理邻避风险是构建韧性城市的主要内容。在梳理环境邻避风险的研究范式、治理手段、机制及模式相关研究基础上,揭示“中国式”环境邻避风险多因素作用、多层次累积、多形态叠加的特征。在发生学上,研究表明邻避冲突既是社会脆弱性的结果反应,也是城市社会韧性的过程性表征。针对这种风险特征,厘清环境邻避风险、社会脆弱性及城市韧性三者关系,界定韧性治理的内涵,阐述其运行机制和治理策略,初步提出环境邻避风险治理的韧性分析框架。

作为乡村城市化的前沿地带,城乡接合部是我国深刻剧烈的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阵痛的缩影,是城市化进程中社会问题最为敏感集中的区域。城乡接合部的治理涉及城市管理体制和农村管理体制两种体制之间的转换衔接与利益调整,亟需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其改革是一项涉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利益大调整,从而构成了涉及基层政府治理、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议题。同时,在城乡接合部的场域内,上演着国家与市场、政府与公民、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低收入人群与中产阶层等不同维度的权力博弈,可作为观察中国社会变迁和权力博弈的重要窗口。城乡接合部的社会发展形态迥异于城市与乡村,属于城市治理研究和乡村治理研究的视野“盲区”;城市治理问题正在经历一个“郊区化”的过程,城乡接合部在导入市区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同时也在导入社会矛盾;城乡接合部同时容纳了本地村民、新兴中产阶层、城市低收入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形成了马赛克式的阶层空间分布;互不兼容的多元利益诉求让基层政府处于矛盾的交汇点。城乡接合部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空间再分配”的过程,空间再分配对于中国的阶层结构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影响。

数字经济是经济体系现代化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有效配套的政策体系支撑。构建政策“工具—偏好”的分析框架,并以2017年以来我国省级政府出台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作为样本,开展文献量化研究,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对数字经济发展给予了全方位的规制和支持。但我国省级数字经济政策仍存在基本政策工具及其内部结构缺乏均衡性、政策偏好布局差异显著、政策工具与政策偏好之间组合适配性不足等问题,地方政府应从优化政策工具结构体系、推动政策偏好布局均衡发展、重视政策工具与政策偏好整体适配等方面入手,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