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变进程表明,乡里两级行政架构、以宗法组织为依托、邻里监督设计、互助互济机制是乡村治理的共性形态,乡村治理事实上承载统计户籍、组织生产、赋役催驱、维护治安、教化民众五大重要任务。政府管控不断深入基层、乡约政教化、乡官差役化是演变的重要趋势,呈现出政社互动的特征。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对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创新有深刻的影响,在平衡传统儒法治理文化与时代需要、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促进国家建构与夯实基层基础等关系方面,为新时代基层治理和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展望未来,我国乡村治理和基层治理中的政社互动或政社交融的趋势将更加突出。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标识义务涉及用户、服务提供者与技术支持者三方责任。用户作为内容生成的第一责任人,需履行基础标识义务;服务提供者作为核心主体,应确保标识的准确性与完整性;技术支持者则应通过技术手段保障标识机制的有效实施。在适用路径上,标识义务应基于生成内容类型与应用场景进行差异化设计:针对纯AI生成内容、人机协作内容及疑似生成内容,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标识要求;同时,基于风险分级理念,对高风险生成内容实施严格标识要求,对低风险生成内容采用简化标识机制,对行业特定生成内容设计定制化标识规范,助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合规框架内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在赋能教育变革中展现了巨大的活力。ChatGPT作为一种语言处理工具,不仅可以回答用户的问题,还可以完成用户设定的某些任务,甚至还可以持续实现任务的优化。ChatGPT具有强大功能的同时,也伴随着亟需弥补的短板:回答问题的准确性不足,数据污染问题,伦理与安全问题和知识剽窃风险。在助推学校教育变革过程中应用ChatGPT既存在机遇,也有挑战;ChatGPT的出现给予了教师反思人师存在价值的契机,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社会情感能力是个体在成功解决人生任务的过程中所获得与必需的能力,涉及社会交往能力以及理解、管理和表达情绪的能力。学前阶段是人一生中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最为关键且有效的阶段,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在具体情境、游戏活动和人际交往中建立和发展。幼儿通过亲身体验,直接接触相关信息或事物,将环境与原有经验联系起来,会产生浓厚兴趣并容易记住当下的体验和经历,进而促进相关经验的积累。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身体体验的核心作用和身心整体发展,注重主体性、具身性、情境性和生成性。基于具身认知视角,促进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应重视身体涉入,创设具身情境,给予有效回应。

2022年11月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的问世,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强烈关注,也引发人们对于技术带来挑战的忧思。就公共管理而言,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愈发成为驱动人类社会思维方式、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全方位重塑的引领力量,为其创新路径、重塑形态、推动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ChatGPT强大的语言处理能力可以极大促进政府组织间信息流通和合作,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升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效益,为数字政府建设带来发展的契机,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如智能化政民互动、智能化公共服务、科学化政府决策等,甚至引发政府的深层次改革。同时,ChatGPT的双刃效应也给公共管理带来巨大冲击和风险,让人们开始关注ChatGPT时代的制度重构与风险规制,思考如何合理管控ChatGPT的应用边界。在传统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框架下,ChatGPT的运用面临公共价值失灵风险,对此有必要重构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价值失灵判断标准,针对其潜在风险提出对策。人类自身的道德问题、人类对高智能体的矛盾心态、公共生活的复杂性,也使ChatGPT为代表的聊天机器人面临道德性夭折的风险,对此应秉持人本主义,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规范。ChatGPT的应用及发展对劳动力的提质增量可能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对此应设计科学有效的政策,使人工智能促进社会进步、增进民众福祉,以维护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网络流行语是社会心态的重要表征。纵观2008—2022年网络流行语的演化发展规律,总体上呈现出“从政治性嘲讽到自我解嘲”“从众声喧哗到圈层传播”“从孤立议题到关联化、序列化”“从解构对抗到吸纳交融”等特征,折射出“开放与抵制”“质疑与笃信”“焦虑与乐观”“躺平与进取”等复杂矛盾的社会心态。对于网络流行语,不宜简单贴上“离经叛道、伤风败俗、娱乐至死”等负面标签,而应以更为开放、平等和包容的心态,视网络流行语为特定政治机会结构下的群体参与的“理性选择”和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正视其“荒诞”背后的“合理化要素”,才能破译圈层交往密码,有效引导网络社会心态。

进入网络和新媒体社会新阶段,网络公共事件成为社会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路径也亟须创新。对“福建一女生遭同学霸凌跳楼身亡”等系列网络公共事件展开关联性分析,揭示公众记忆唤醒、更新与内隐过程对网络舆情衍化的影响,并从公众记忆周期的视角出发,探讨网络公共事件媒介化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网络公共事件在各记忆阶段存在社会信任危机、行政资源被挟持、隐性风险留存等问题。基于媒介化治理的逻辑、目标与过程指引,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中断负面情绪接力、构建记忆体系、弱化隐性风险等路径实现对网络公共事件中“问题”的治理。

研究宗族组织的治理过程,可以增进对传统社会地方治理性质的理解。从明后期到清代,宗族在地方上发挥显著的治理作用,特别是在赋役治理过程中。大量文献阅释了这一历史过程,然而,既有的研究在有关宗族的性质以及宗族在治理过程中的意义方面存在分歧,特别是宗族是自发演化的血缘团体还是人为构建的宗法制,还有争议。为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有必要从明清赋役变革这一背景探讨宗族角色的转变及其发挥治理作用背后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探讨宗族性质以及宗族在地方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意义。利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所载资料考察相关主体对财产占有关系的认识以及赋役负担方式的看法,并从制度施行的视角探讨宗族宗法社会中财产占有的边界、赋役承担的原则、契约实施的效力,结果显示不仅仅是血缘,宗法观念认同在宗族治理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房长、绅士等群体作为皇权的代言人主导地方治理,宗法财产权制度强化,公共事务合作受限于宗法关系约束。

综合课程着眼于学科之间的“联系”,却削弱了知识掌握的深度。单一学科的教学能够保证知识传授的深度,却又无法顾及学科之间的“联系”。“跨学科主题学习”意在超越二者各自的局限,通过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直观理解,并让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以此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度掌握。要做到高质量的“跨学科主题学习”,需要摒弃“生成”的路子,要求教师精心选择教学内容,合理组织教学材料,并科学地进行教学设计。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个性化学习是适应未来社会和促进个人发展的时代诉求。基于学习者个性特征的学习行为数据,运用海量数据分析和模型算法推荐,进行智能化选择、决策和服务,为学习者规划学习路径、供给学习资源、创设交互情境、提供实时反馈,并通过学习数据的二次供给同步调整和优化,实现个性化学习目标,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个性化学习的闭环运行机制。从学习者基础数据、智能决策与个性服务、学习模型建构的动态层级关系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个性化学习的实践路径为:以数据挖掘精确绘制学习者个体数字画像,引导量化自我与量化学习;以人工智能的推荐算法与学习适应管理系统,实现智能决策与个性化服务;通过机器学习构建深度学习的人本生态系统,促进学习从浅表走向纵深。

数字经济以数据利用为核心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其创造的新型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快速向农业农村渗透,推动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既是国家战略层面的主动选择,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农村经济数字化发展具有数字经济普惠的时代观、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观、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主体观的理论关照。检视“央地”政策文本发现,政策层面呈现出发文波动性递增、政策文本类型趋同的路径依赖,地方实践则具化为政策因应、内容体系、执行手段、制度适配等维度的局限。鉴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共性”必要,应以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数字经济形态属性、乡村产业振兴目标为考究,塑造激励性与包容性、基础性与适度性、优先性与多元性的融合发展理念。以此为指引,一方面要通过优化数字经济政策工具体系、完善农村经济数据规则与风险管理规范,多维度构建以政府支持为基本原则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应灵活运用数据要素与数字金融平台,改革现存金融体制,多层次营造释放农业领域数字化活力的市场环境。

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络的发展带来哲学探索和理论新变,推动后人类思考进入公共文化视野。中国网络文学的身体叙事呈现后人类特征,与技术变革深度关联。穿越叙事将人理解为信息,其间身体与意识分离、穿梭多种时空等想象,是虚拟身体漫游互联网络的艺术再现。系统流叙事是文学故事与游戏机制的融合,系统占据人类身体,指向控制论和信息主义视域的人机融合,隐喻后人类的生成。网络文学游牧式角色隐含去身化与具身性的内在抵牾,为人类重新审视身体与技术的交互提供了新的探索视角。

金融发展在缓解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矛盾中起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份1999—2018年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金融发展对工业污染排放的作用机制与效果,结果表明:(1)金融深度发展直接促进了工业污染排放,而金融效率发展直接抑制了工业污染排放。(2)金融发展调节了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对工业污染排放的作用,但调节作用效果因金融发展指标和污染物选取不同而存在差异。(3)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排放之间存在“倒N”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与传统学科的融合正在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和拓宽研究边界。其中,数据处理、计算分析等数字技术与艺术史的结合开辟了数字艺术史这一新领域。在研究实践中,数字艺术史研究策略不仅提高了研究效率,还通过建构关系网络等方式变“静态艺术史”为“动态艺术史”,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当然,数字艺术史也面临图像标注的主观性、数据信息的误差等挑战。总体看来,数字艺术史需要保持批判性思维,避免唯数据论,不断优化研究策略,坚持跨学科视野,优化数据的质量、来源和处理方法等,加强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合作,为艺术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数字基座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基础设施,通过集成教育云网以及数据中心、组织中心、物联中心和应用中心等核心功能形成系统底座,为学校综合评价改革提供了重要支撑。当前学校综合评价面临价值导向转变、评价标准重构、评价方法数智化等方面的挑战,数字基座赋能学校综合评价体系,即统合评价管理与发展功能提供价值引领,依托生成共性与个性统一的评价标准,基于数据采集、分析与反馈全流程整合数智评价方法,实现多主体参与协商的评价组织形式,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未来研究与实践可以从评价指标体系多主体融通、智能代理辅助减负增效以及数智看板驱动数据集成与表征等方面出发,促使教育数字基座全面赋能综合评价改革。

STEM教育作为科学实践与自我探索的教育主阵地,其教育品质的提升对于培养具有跨学科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后备科技人才尤为关键。然而,在实践中发现,尽管许多STEM教学活动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聚焦于单一技能训练或项目完成,跨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导致学生难以建立起各学科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无法实现从单一学科视角向跨学科思维模式的转变。因此,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教学策略应运而生,其核心旨在STEM实践中深入思考和提炼跨学科概念。通过这一方法,学生能够形成系统的科学认知框架,建立起灵活高效的多学科知识连接体系,并掌握贯通多个学科领域的共性规律和基本原理,增强知识的迁移和综合能力。这一创新理念不仅丰富和完善了STEM教育的教学手段和理论基础,同时为教师提供了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教学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基于中国海关和上市企业合并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综合指标,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出口质量。该结论在利用“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政策构建工具变量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进口更多种类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进而促进企业出口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质量差异越大的产品、国有企业、距离越远的出口目的国以及网络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越强。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出口的促进作用,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提供了决策依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县域作为重要的治理单元,数字技术能否推动县域实现传统治理向敏捷治理的转型？参考奥斯特罗姆等学者提出的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和“结构—过程—功能”理论,构建数字化赋能县域敏捷治理转型分析框架:数字技术可以强化多元主体参与、搭建信息交互的平台载体,利于达成集体一致行动;可以推动流程再造、加速信息传递、实现多跨协同;可以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深入分析中国不同地区的数字化实践发现,应用数字技术能够有效推动县域治理模式从传统治理走向敏捷治理。未来要进一步强化数字赋能,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社会格局,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确保县域敏捷治理体系稳定有序运转。

“人工智能+”行动对算法发展提出了要求,也改变了实现算法正义的衡量标准。算法正义与权利具有内在相关性,维护和发展权利是算法正义的内涵要义。算法发展应先行化解算法领域内的权利冲突,权利衡平对算法正义有重要的评判价值。目前算法应用中呈现的破坏平等、违反自由、威胁安全等正义偏离情形,其实质是因权利被剥夺、权利被侵害或侵权救济困难而引发的权利失衡。实现算法正义,应以法律构建权利衡平的规范体系、以伦理确立权利衡平的行为准则、以技术保障权利衡平的具体实施,确立三位一体的系统性算法正义实现进路,以更加契合“人工智能+”的要求。

政府在治理实践中发明了绩效管理,本应发挥辅助决策、改进治理、提升干部担当作为的作用,而在现实中干部反而却困顿于“繁文缛节”的绩效指标,陷入了“被绩效治理”的绩效悖论。在这种背景下,反思“奥卡姆剃刀”在绩效管理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方面的价值颇为必要。基于广西政府绩效管理激励干部的经验,分析发现当前广西绩效管理中的化繁为简、考少考精考实、突出瘦身健体等举措契合于简约治理。在当前我国各个省份普遍存在绩效考核体系繁琐不科学、绩效激励多头导向且不明确、绩效考核体制繁多且不完善、绩效考评方式冗杂且不灵活等挑战下,运用简约治理激励干部当担作为极为必要。通过采取精简指标体系,强化正向激励、鼓励出新出彩,提升管理效益效能、精简考评方式,优化考评方式,提升绩效治理效率等措施能够有效提升绩效评估效率,取得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成效。

当今世界社区基金会的蓬勃发展已成为全球地方公共事务治理变革的显著标志,尤其是欧美社区基金会的百年发展历程已充分证明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背后必然存在着一套有效的制度逻辑。在此基础上文章主要从制度、需求、技术、文化素质、激励机制和资源等方面提炼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社区基金会扎根社区发展的既有实践经验,以期对当前中国社区基金会在地化发展及其参与基层社会共建共治新格局提供借鉴。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失业大学生选择了“蹲考”。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蹲考族表现为以自愿性蹲考为主、获得家庭支持、期望到体制内单位和大城市或家乡城市就业等特征。从理性人假设的角度来看,蹲考族现象的原因在于蹲考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严峻的就业形势降低了蹲考的机会成本,家庭的支持增强了蹲考族对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的承受能力;蹲考的预期收益包括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就业质量。蹲考是失业大学生为了实现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体现了一种自立自强的奋斗精神和人生态度,无法也无必要完全消除。应对蹲考族现象的解决思路在于:提高其考试成功概率,提高大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人工智能+”行动已经成为政府工作任务之一。“人工智能+医疗”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包括内生和衍生的技术安全风险,人机双向价值对齐困难、不同伦理诉求难以平衡、医疗数字鸿沟以及医疗不公平的伦理风险,患者隐私和个人信息权益难以保障、医疗AI的侵权责任难以界定的法律风险等。探索基于患者赋权的“人工智能+医疗”的治理路径,需要形成前端赋权、中端监管与后端追责的治理机制,即前端赋予个体权利,建立健康医疗数据权利体系和医疗AI算法权利体系;中端强化医疗AI的运行监管体系,形成自我监管、专门监管、风险监管等多种监管模式;后端从医疗AI的法律客体地位、侵权责任规则和赔偿分担机制三个方面完善医疗AI的侵权追责体系。

当下城市公共空间存在不平等和排他性问题,较缺乏多元群体的包容性,这阻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公共空间的包容性营造意味着要包容所有群体来塑造空间,其核心是公共空间背后利益相关群体的多方协同。无论是政府部门、市场企业还是社区居民,由于其自身利益和权责的局限,均无法单独完成空间的包容性营造,只有将多方力量协同起来,才能够避免各方力量内外孤岛化的三重失灵现象,从而构成公共空间多方协同的包容性营造新范式。其中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则是社区衔接多方力量的共治枢纽,在包容性营造中起到关键的支点作用。社会组织可以依次通过在地共识营建、基层自治培育、多方力量联结和专业设计引导等四大营造措施,推动社区各群体形成包容性共识,并落实包容性空间实践,构成包容性营造机制。通过共治枢纽开展多方协同的建设是所有包容性营造的关键。基于共治枢纽的公共空间包容性营造机制研究对当下包容性城市建设具有探索意义。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优秀教育家精神品格与价值观念的结晶。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看,中国特有教育家精神的理性致思与实践弘扬可从文化价值逻辑、文化主体逻辑、文化活动逻辑三个层面理解。在此基础上,厘清教育家精神中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和弘道追求六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及其内在关联,有利于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晕染的特有教育家精神之意蕴要旨。教育家精神的学习与践行,应持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新时代教师应在读书、内省、践履、创新、游学的实践中弘扬教育家精神,实现价值、主体与行动的有机统一。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内在要求,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成为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基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该效应主要来自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和宽带网络基础设施较完善地区更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强化政府和公众监督、改善企业融资状况、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有效降低了城市污染排放,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影响,为数字时代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行为治理是将行为科学洞见应用于公共治理场域而发展出的治理新模式。行为治理关注政府、组织和公民三类核心治理主体在互动过程中的心理、认知及行为规律,并分析治理主体互动关系的元素特征如何影响主体行为,同时更全面地考虑环境因素对微观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体行为汇聚为集体行动并产生更广泛治理结果的机制。行为治理呼吁治理工具的组合运用,强调“助推”和“助力”两大行为工具的内部融通,重视行为工具与传统工具的外部联动。行为治理脱胎于行为公共管理和行为公共政策,更强调各主体间的互动性,更重视环境的复杂性,更主张治理工具在内外部及各层次上的融会贯通。行为治理紧扣治理主体的行为要素,自下而上、从微观到宏观,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库和工具箱。

在比较的框架中定位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有助于在理解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基础上把握其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在发端处,中国现代化起自传统与现代对比而来的发奋追赶,在发展中,中国现代化一直在以学习来推动现代化,以“他者”“强者”的经验来带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应然道路应当避免陷入捍卫“传统”与全盘西化两种极端,应归纳总结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以完整的现代化方案引导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普遍趋势与国家主体性之间,准确定位现代化的目标模式。

物理韧性相同、可用公共资源相似的城市社区,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出现政策执行和社会治理效果上的明显差异,这是因为城市韧性不只是基建生态层面的物理韧性,还体现为政府统合下的政治社会治理韧性。街头官僚是地方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的韧性治理纽带,其联系服务和组织动员群众的能力,决定了城市整体应对突发事件的韧性效果。街头官僚直面群众、为群众服务的工作属性,为其发掘、组织社会应急资源,正面强化社会治理韧性带来优势。然而,当前基层群众工作也存在少数化、形式化、外包化等问题,减少和降低了基层工作者联系服务群众的机会和能力。而城市基层治理的科层化、技术化和专业化,或推动公共服务变成没有温度的产品,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逐渐弱化,街头官僚存在脱嵌社会的风险。政府应注重街头官僚的群众工作能力建设,发挥群众工作的时空弥散性优势,依靠人民群众建设人民城市。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数字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新质生产力赋予新的内涵,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路径。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数字经济革命性和颠覆性创新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有助于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大数字经济建设投入、优化现代产业链供应链、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发展培育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开展“人工智能+”行动以及培养数字劳动力。

数据赋能下的教育评价存在算法、机制、价值等难题,亟需专用工具破局,化数据最大变量为育人最大增量,以数据为核心要素和关键驱动的教育评价数据大脑则为此提供新路径。教育评价数据大脑模型的构建应以“人脑”基本结构和“类脑”功能体系等研究为基础,依托数据、算法、算力三个核心要素,实现数据挖掘、传输、集成、分析、呈现、应用全过程闭环。未来教育评价数据大脑的落地应用,需纳入多级联动,筑牢底座支撑,规约数据安全,审视算法异化,拓展评价应用,培育试点示范,以充分发挥数据的潜在价值。

有国家就会有边境,如何提升陆地边境通道管控能力,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面临的普遍性难题。目前我国陆地边境通道虽然在发挥“门户”的通达与“关卡”的守护功能方面成效显著,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仍面临着公共安全观念薄弱、制度保障需要夯实、组织机构尚不健全、差别化保障能力有待提升、社会力量参与微弱、资源投入不足、智慧边境通道建设缓慢、与周边国家的公共安全合作仍有局限等新情况与新问题。因此,应该从多角度、多层次优化我国陆地边境通道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路径,使其“桥”的连接和“墙”的抵御功能都能够得到有效发挥,确保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

空间政治经济学聚焦讨论了与城市发展和平衡相关的议题,但少有研究聚焦城市层级对城市发展及空间失衡的影响。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城市在发展扩张过程中,融资能力呈现出鲜明的行政层级差异,且这种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并展现出区域异质性。具体而言,城市因行政层级带来的融资优势,在东部最小,中西部次之,东北地区则最为显著,呈现出内陆地区省会城市一枝独秀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中央平衡发展政策减少了东西融资差距,弥补了部分落后城市的融资劣势;高行政层级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得到了经验支持;在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城市群一体化区域,城市因区域协同发展效应,更易具有融资优势。因此,为提升城市发展的空间效率和可持续性,应在既有的纵向支持体系下,通过设计顶层政策支撑,逐步建立以高行政层级为中心的城市间横向支持体系,最终实现都市圈的协同发展与共赢。

在当前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的背景下,深入探索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数实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结构化数据、微观数据与文本数据测度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测度企业生产率,进一步研究数字经济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在使用工具变量法、替换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计算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结果反映了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企业运营规模的扩张、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人力资本的升级和融资约束的缓解,从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行业及企业异质性的影响,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高技术行业的企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的企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数字经济效应在微观层面的研究范畴,为我国政府优化数字经济政策和企业制定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参考。

实现教育强国,教育要培养堪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人”,是能够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起连接的人。涵养民族根性,培养时代新人,则成为实现教育强国的关键问题。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强大内在动力,同时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也面临着知识生产、知识属性和知识贡献等方面的发展难题。夯实教育强国基石,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应当凸显科学研究的组织性、自主性、自觉性相结合,学术研究的学科、论域、学派形态相辉映,遵循“古今中外法”的基本建构路径等。法治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法治赋能教育强国,就是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教育现代化,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的法治体系,以法治教育宣传为主全力打通法治赋能教育强国“最后一公里”,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有力支撑。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强国,就是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依托数字技术从而构建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和着力点都在教师,是依靠教师并且通过教师去实现的。教师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和坚强保障。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从而使我国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是我国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国际的实践经验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以美国NNPS为典型代表的参与类型框架,以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对NNPS进行地方性改进的参与类型框架2.0,以英国的家校协议和LSAs为典型代表的家长参与框架,以日本PTA为代表的组织性框架。我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主要方向可归结为五个方面:通过学校家庭社会协同体系构建“德育网络”,推行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管、办、评”学校治理路径,建立健全“家长主责”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有效开发“融入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配置模式,以“典型案例”创设良好育人舆论环境。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中国高质量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实践指标体系由理念协同、分工协同、沟通协同、教学协同、管理与决策协同、家庭教育协同、资源协同、协同环境和协同评估9项一级指标和原则统一、角色分配、沟通渠道、学习指导、管理与决策制度、家长教育培训、资源整合、舆论环境构建、协同有效性评估等25项二级指标构成。

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需首先厘清楚数字化与中国教育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结构样态,以界定数字化在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应用范围并探析推动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现状。围绕数字化对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与作用,基于历史—政策—发展的逻辑主线,构建以主体、资源、治理、保障为实践范围的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框架;基于人—环境—行为的交互决定理论,构建以数字环境、数字能力、数字行为为主要要素的中国教育现代化中的数字化应用的维度框架;在借鉴能力成熟度模型基础上,遵循历史与发展主线,构建中国教育现代化数字化应用成熟度模型,将为数字化在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应用水平与能力以及对推动教育现代化纵深发展状况提供理论指导与行进方向。以教育要素、数字化维度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的CSSCI期刊及中文核心期刊进行检索、筛选、编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助推各教育主体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成熟度具有不均衡性,不同领域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具有差异性,同一领域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具有差异性。这对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有序推动教育现代化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推动农村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中小微弱”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促使农村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环节,更是实现包容性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应有之义。通过构建农村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测算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同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SNA)、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农村普惠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的关联关系数及网络密度均呈现先递增后下降的趋势,并于2011年达到峰值,整体关联网络通达性好,同时又存在“等级森严”的网络结构,所有网络特征指标均较为稳定。(2)上海、江苏、北京、浙江、山东、广东6个省份的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均最高,一直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核心区,掌控和支配能力更强,且对其他省份金融资源具有极强的虹吸作用,导致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处于集聚阶段。(3)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政府干预程度、产业结构、银行业竞争是影响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五个重要变量。从直接效应看,经济发展、高人口密度、银行业竞争均促进本地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从间接效应看,某地人口密集、第一产业占比过高、激烈的银行竞争均会抑制周边地区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而政府加大对某地的财政支出也可以对周边地区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首次明确提出了教师专业发展相关活动的要求和建议,凸显了教研的支撑保障作用。教研工作的顶层设计体现了教研的系统性和层次性,将学校教研、区域教研和区域教师培训机构有机地联合,并强调了教研系统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资源整合,从不同发力点共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区域教研要提高教研工作站位和统筹教研工作格局;校本教研方式要从强制到吸引、教研主题从抽象到具体、技术支持从网络教研走向“互联网+教研”;同时要加强对培训者的培训,集合各方力量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

人工智能技术奇点的出现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人类发展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对技术的依赖是否会影响人类的创造力,指向人才培养的教育又当如何应对,是值得关注的议题。从知识累积视角看,人工智能依赖通过影响知识累积的深度和宽度进而影响个体创造力,通过影响集体交互记忆系统和知识异质性来影响集体创造力。在知识传授和创造力培养主阵地的教育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因此,要把握技术利用的合理范围、强调知识累积的价值、实现教育变革的适应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