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减”的政策环境下,家长的群体性焦虑问题不容忽视,已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家长焦虑的核心在于子女能否通过教育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而培训机构则通过炒作家长的焦虑情绪实现盈利。家长的焦虑导致大量家庭资本向私人教师、培训机构流动,其中以中产阶级的家长为最;甚至出现了家庭资本投入越多、家长越焦虑的局面。但家长焦虑的缓解不能指望家长自动减少家庭资本在子女学业上的投入,而是一方面要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另一方面则要改革高考的命题方式,让课外辅导、培训机构所擅长的答题模板、解题套路在高考面前失去效用,如此方能让家长主动减少家庭资本投入,缓解焦虑情绪。

元宇宙是利用科技手段链接与创造同现实世界映射、交互的虚拟世界,是具备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其概念是多重底层技术的叠加集成,其本质是下一代的互联网。随着相关技术体系的不断成熟,元宇宙的发展前景和应用场景不断明晰,也日渐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和未来产业革命的热门方面。文旅领域与元宇宙有着天然的融通之处,从基因内置、产业需求和发展路径三个角度来看,两者都有很强的契合关系。元宇宙推进文旅领域“人—场—物”的重构,将在游戏、演艺、旅游、影视等场景拥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促成文旅产业的颠覆性变革。当下的元宇宙在文旅领域的应用实践已经纵深推进,元宇宙在文旅领域的应用路径也逐渐明晰,但这一过程中依然可能面临包括垄断风险、制度风险、伦理风险、权利风险和沉迷风险等五个方面的挑战。元宇宙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应从强化认识、发展产业、打造标杆、推进试点、搭建宣传平台、强化伦理监督、开展法律建设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

加强文物保护是开发利用的基本前提,开发利用是文物保护传承的有效途径。黄河流域文物具备承载历史久远、分布地域广阔、数量种类众多、地位和作用凸显等特征,但是黄河流域文物保护仍然存在保护边界不明确、保护对象不确定,区域综合发展不靠前、保护方式不先进,联动保护合力不强大、管理体制机制不协同等问题。文旅融合对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利用带来新动力、新机制、新载体和新挑战,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利用为文旅融合带来新模式、新场景、新生态和新机遇。文物保护利用创新的基本路径可归纳为:创新制度设计建设,强化政策配套支持;构建协同体制机制,提高统筹工作能力;提高文物管理效能,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实施文物科技融合,推进文物跨界合作;凸显文物教育功能,打造文化育人模式;注重文物推广交流,构建现代传播体系。

兵备道是明代中后期广泛设置的一种特殊军政建制。广西府江兵备道始置于弘治九年,历经正德十一年裁革与正德十六年复置,由临时差遣演变为固定设置,万历九年又改为府江兵巡道。府江兵备道的权力空间最初由府江一带,桂林府西部古田、永福、理定及北部西延、咸水、马鞍等处三部分构成,经过数次权力空间分割与重组,其权力空间被压缩至府江一带,权力空间属性由单一的军事属性转变为军事与监察双重属性。府江兵巡道权力空间及其权力空间属性的变迁,体现了明代中后期两广地方政治中军政力量的权力博弈,折射出明代中后期两广政治结构变动的权力逻辑。

受到“双减”的影响,小学教师产生了普遍的职业倦怠,这在女教师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诸如情绪衰竭、去人性化、成就感降低等问题多有发生。从社会性别角度进行归因可以发现,出于“依附于男性”的心理因素和对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状况的恐惧,许多女性应届毕业生自愿选择成为小学教师。在“双减”改革的强势冲击下,小学教师的工作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这一职业在男性权威中的认可度开始降低,小学女性教师逐渐失去职业认同感,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让绝大多数小学女性教师再就业的希望不大,因此她们更容易受到“双减”的影响,在自我与社会给予的双重困境中加剧职业倦怠。

创新型人才培养历来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目标和教育教学的重要任务,但其实践层面面临学段衔接不贯通和改革措施不协调的双重挑战。“双减”的系统性改革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契机,它引发对于基础教育人才培养命题的深层思考,也促进了教育生态优化的正向改变。借力“双减”推动基础教育阶段创新型人才培养,应从课堂教学、课后服务和作业练习等方面为其提供坚实支撑。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在赋能教育变革中展现了巨大的活力。ChatGPT作为一种语言处理工具,不仅可以回答用户的问题,还可以完成用户设定的某些任务,甚至还可以持续实现任务的优化。ChatGPT具有强大功能的同时,也伴随着亟需弥补的短板:回答问题的准确性不足,数据污染问题,伦理与安全问题和知识剽窃风险。在助推学校教育变革过程中应用ChatGPT既存在机遇,也有挑战;ChatGPT的出现给予了教师反思人师存在价值的契机,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短视频平台已逐渐成为主流媒体舆论宣传的新阵地与流量聚集地,同一主流媒体在多个视频平台的传播效果可能具有差异。抽取“央视新闻”B站号与快手号698条短视频作为样本数据,考察主题类型、字幕使用、屏幕形式、标题内容以及视频类型等因素对短视频多平台的传播效果及其传播广度、传播认同度和传播参与度等子维度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短视频主题类型、屏幕形式、标题内容及视频类型对短视频多平台的传播效果产生差异化影响,字幕使用对传播效果并无显著影响。主流媒体应注重短视频平台间的差异,推动短视频内容的平台差异化建设,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综合课程着眼于学科之间的“联系”,却削弱了知识掌握的深度。单一学科的教学能够保证知识传授的深度,却又无法顾及学科之间的“联系”。“跨学科主题学习”意在超越二者各自的局限,通过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直观理解,并让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以此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度掌握。要做到高质量的“跨学科主题学习”,需要摒弃“生成”的路子,要求教师精心选择教学内容,合理组织教学材料,并科学地进行教学设计。

政务抖音号作为我国政府机构在抖音平台的官方账号,已经成为公共危机中权威信息发布、危机形势沟通、虚假信息反驳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平台。考虑到公共危机沟通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信息到达率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程度,如何最大化公共危机中政务抖音号信息传播效果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以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为理论支撑,将视频内容作为核心线索,将社交媒体资本、对话循环、视频时长、视频形式、背景音乐、字幕讲解作为边缘线索构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务抖音号信息传播效果影响因素模型。基于25个省级卫健委官方抖音号抓取的2 515个样本数据的研究证实:与故事与情感表达类短视频相比,抗疫宣传与动员类会显著提高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但治疗与预防知识类短视频会显著降低整体传播效果;社交媒体资本会显著提升整体传播效果以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对话循环的话题标签“#”维度会积极影响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与卡通动画类短视频相比,图文拼接类和拍摄剪辑类短视频会提升整体传播效果;视频时长会显著负向影响整体传播效果;背景音乐和字幕讲解对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的作用不显著。

“人民城市”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城市属于广大人民、城市发展为了人民、城市治理依靠人民三个方面。国内外城市滨水公共空间再造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城市滨水公共空间是市民公共活动和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城市滨水公共空间建设要遵循人民城市理念,增强人民对城市空间的认同感,满足市民不同层次的多元空间需求,加强、提升城市的人文关怀、公共服务和空间品质。黄浦江和苏州河作为上海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承载着人民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上海“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再造过程体现了鲜明的人民城市理念。上海市“一江一河”建设案例的经验对于探索人民城市理念融入城市滨水公共空间再造的可行策略具有启发意义:公共空间再造应注重提升空间开放的共享性、实现公共服务的多元性、促进空间发展的持续性、扩大空间治理的参与性。城市滨水公共空间再造为城市公共空间再造提供了理论启发和现实指引,未来城市公共空间再造要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与治理,为民众创造美好城市生活,应从价值取向、政策设计和行动策略等方面努力践行人民城市思想:首先,要坚持人民城市的核心价值取向,充分调动人民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发挥人民在城市公共空间再造中的主体性作用;其次,在政策设计方面,城市公共空间再造要以人民为中心,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智于民;再次,在行动策略方面,城市公共空间再造应以提升民众的参与性、互动性和满足感为要。

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上级试图构建数字生产体制以实现透明、精准、精细化治理。数字生产体制为上级激发下级的积极性提供了动力,但数字生产体制的内在困境使得基层官员产生了表象策略、机构策略、政策策略和反向策略等避责行为,形成“低问责均衡”。“数字避责”是官僚体制的内生产物,是基层官员面对不确定性风险和问责高压的选择,也是官僚理性的体现。基层官员以制造数字景观、形式主义等行政程序来应对技术治理要求,重构了权力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问责主体的意图。在未来的国家治理中,应该重新定位行政规范化、技术化导向,缓解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构建良性、健全的问责链,为基层官员创造敢于担当尽责的制度环境。

学业负担产生和存在于学校教育时间之内。从时间角度来说,它的产生与学校教育时间治理中的以下几方面问题密切相关:一是对教师和学生时间主体地位的剥夺;二是对学生自由时间和空间的极度压缩;三是对当下时间意义的忽视;四是效率至上的教学和学习文化。政府的减负之所以一直举步维艰、成效甚微,与减负的时间和教育时间、社会时间不同步有关,还与减负政策中对“人”的忽视以及简单地将减负等同于减时间有关。未来需要处理好减负的节奏和推进力度、促进“人”的显现以及调整时间管理方法,以此消解教育中的紧张感、压力感和焦虑感,营造充满张力、生命力和活力的教育时间氛围。

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两个概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制度对治理效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制度决定了政策选择和治理行为;治理效能通过制度有效运行获得,并以制度优势外在体现出来;制度优势提高治理效能,治理效能又彰显制度优势。在新时代背景下,治理效能被赋予了系统性的中国特色和时代意蕴,治理效能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追求高质量的发展,以获得更大更多更好的社会效应为旨归。比较分析中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案例,说明了中国制度优势如何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以人民为中心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群众基础,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生动体现。

城市更新已经成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抓手。目前,该主题的理论建构多围绕政策设计和项目过程,尚未形成将城市更新与城市发展及城市空间治理有机融合的思考。研究围绕城市更新,遵循空间范式展开理论探讨,通过多学科的理论路径,探索城市更新治理理论的基本形态及其空间治理范式:从城市生命体隐喻出发,延展至城市发展史演绎城市更新的时空观基础;从“社会性空间”,到“空间中的生产”,再到“空间的生产”的理论进路中分析城市更新的动因、局限和治理转向的潜在可能;继而转向“空间尺度的生产”及尺度政治的框架,从中捕捉耦合空间和权力分析的治理转向的方向;最终形构 “空间—行动者—尺度”的统合框架。随着尺度下移的城市更新在空间治理上营造“尺度共治”,形成横向的双重尺度博弈与纵向的上下尺度衔接的制度创新,城市更新将牵引中国城市发展由增长扩容转向提质转型,走向空间的良好善治。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个性化学习是适应未来社会和促进个人发展的时代诉求。基于学习者个性特征的学习行为数据,运用海量数据分析和模型算法推荐,进行智能化选择、决策和服务,为学习者规划学习路径、供给学习资源、创设交互情境、提供实时反馈,并通过学习数据的二次供给同步调整和优化,实现个性化学习目标,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个性化学习的闭环运行机制。从学习者基础数据、智能决策与个性服务、学习模型建构的动态层级关系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个性化学习的实践路径为:以数据挖掘精确绘制学习者个体数字画像,引导量化自我与量化学习;以人工智能的推荐算法与学习适应管理系统,实现智能决策与个性化服务;通过机器学习构建深度学习的人本生态系统,促进学习从浅表走向纵深。

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伴随新中国教育发展史,同时学业负担问题并非仅仅是教育问题。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建设高质量教育系统中作出了艰苦的、值得后人重视的探索。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治理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时,在原因研判和思想观念上经历了变化。新中国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青少年的成长,然而青少年学生身体健康状况严重不佳成为普遍现象,究其原因有学业负担过重、社会活动过多等,但直接且关键的原因是营养供给缺乏和卫生条件不足。为改变这种学生健康不良的状况,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出“健康寓于万策”的制度探索,将工作重点放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方面。当面对减负教育改革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时,官方政策上作出了政治化倾向的归因判断和政策举措,这一制度探索在改革开放前后得以纠正。跳出学业负担过重的教育教学过程视角,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业负担过重现象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即被激活的民众教育期望升级与更高一级、更优质的教育机会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所致。这也是今天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时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当前高速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应用环境下,短视频这一媒介形态被平台经济捕获,一方面变成短中介,链接了整个文化产业,另一方面转化为数字平台,不断融入数字经济、公共服务和国家治理。基于此,短视频也呈现出基础设施化的倾向,尤其表现在搭建数据中心、拓展计算服务和形塑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短视频的基础设施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色彩,在中国尤其表现在整体发展与国家干预两个方面,并被描述为技术民族主义的成功。短视频未来发展有其不可持续性,即渠道霸权导致的市场封闭性和外部干预性危机,不断加剧的数字地缘政治,以及基于用户绑定的数字劳动所引发的算力与精力之间的“瘾”经济危机,这将决定短视频如何在数字中国的总体框架内找寻到一种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道路。

在网络视频构筑的话语空间中,私人性和公共性之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实证研究哔哩哔哩(Bilibili)网站上的视频博客,探讨其中私人话语和公共表达的外在差异、内隐关联,以及将这两者融合起来构建公共领域的可能路径,发现:在公私之分的层面,现有视频博客中不仅私人话语与公共话语存在显著分野,且私人话语具有可见的“去公共性”特征;在公私之联的层面,视频博客中显性的私人话语又与隐性的公共议题存在一定内在关联,某些看似私人的个体表达其实涉及深层的公共关怀;在公私相融的层面,只有当视频博客的话语主体由私民转向公民、话语内容由感性转向理性、话语空间由无序转向有序时,在视频博客平台上建构公共领域才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双减”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引导学校、教师向课堂教学要效率,通过高效、低耗的精细化教学,提升教学质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高涨需求。教学改革应从当前影响教学质量提升、阻碍教学对学生思维培养功效的要素着手,首先要以知识结构为抓手,助力学生形成完整、通畅、系统化的思维路径;其次应针对学生可能存在的认知障碍,设计富有思维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使学生能够通过主动自觉的概括抽象掌握知识体系,重构解决问题的经验与策略;再次要适时通过讲授的方法,让学生在“静听下的思考”中经历积极的言语思维建构过程;最后,则是要通过精心设计的作业,与教学对思维的发展发挥同向功效。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威胁包括陆地生态系统、水域生态系统等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全球气候治理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由于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缺位、权威匮乏以及机制破碎等困境,全球气候治理成效不彰。面对持续恶化的全球气候以及当前气候治理的赤字困窘,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并始终践行大国的责任担当——减缓适应气候变化的力行者、联合国气候公约的维护者、南北气候政治冲突的调解者、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援助者、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引领者、“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带头者。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体现了合作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担当作为。

基于2011—2020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面板变点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个维度对于城市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地域差异,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助于共同富裕;(2)数字普惠金融对于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高于中部地区及东部地区;(3)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先增后减,存在三个变点并呈现出四个不同的阶段。为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应当着重提高其具体业务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且应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于第三变点值前后的省份应采取不同的发展政策以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减。

随着数据信息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频出的信息安全事件导致在全社会范围内正形成使用智能产品的信息隐私忧虑。通过一项全国性互联网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基于知识属性特征,人工智能素养作为智能时代的数字素养,可被划分为通用智能素养和专用智能素养:前者强调在智能产品上的消费运用能力,同隐私忧虑呈显著正向关系,并且个人对自身隐私的保护意识在二者关系中起到了正向中介作用;后者强调在智能产品上的技术生产能力,并因对智能产品的技术信任而显著降低了人们信息隐私忧虑水平。其中,实践导向的人工智能专用素养对于缓解个人信息隐私忧虑的作用更加明显。上述结果一方面解释了随着人工智能产品推广以及通用人工素养的普及化,公众信息隐私忧虑逐渐加深的客观现象;另一方面也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鉴于专用人工智能素养缓解个人信息隐私忧虑的作用机制,除应推动建立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标准外,政府还应继续鼓励专业人工智能知识的科普工作,并着重培育公众人工智能素养的实践能力。

空间治理逐渐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议题,不同学科对“空间治理”这一术语的理解与使用丰富了其蕴涵,但概念的纷繁芜杂不利于学术对话与知识的累积性发展。文章旨在发掘空间治理的核心意涵,梳理空间理论的逻辑进程及其对治理实践的变革意义。先哲们对空间的思辨阐释与科学认知,为理解空间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引。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使得空间脱离了位置、场所或容器的内核而指向一种“隐喻”。空间之于治理,既是一种治理依据,也是一种治理对象,还是一种治理策略,更是一种治理理念,两者之间呈现一种“空间塑造治理、治理重构空间”的多维度结合与多层次互构的关系。国土空间规划、行政区划调整、社区网格化管理等实践形式,体现了空间与治理的互构关系。空间治理的关键词是各种虚实结合的边界,其价值目标是实现空间正义。

库恩所提出的范式概念及科学革命论为理解知识变革提供了分析框架。从范式转换的角度来看,国家中心范式具有理论转折点意义的创新价值,国家研究由此从传统政治学进入了新的理论时代,实现了从行为主义到新制度主义的知识变革。在承继国家知识传统的基础上,该理论范式通过生发概念、拓展进路、创新主题开放出了新的研究领域,即以国家为中心讨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形态,以科学分析的方法考察国家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具体事实。国家中心范式所实现的“科学革命”体现在理论内容上对国家主题的“找回”和研究方法上对科学分析的“承继”,在“回归”与“发展”中完成了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国家研究的变革进程启发我们在推进理论创新时要树立明确的范式意识,自觉地通过推动范式变革来回应实践需求,以实现新时代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科学革命。

基层治理从“无论用什么方法,摆平就行、搞定就行”的任意变通,到按程序、按规范执行的“讲政治”,表面上体现了制度化、规范化和文明性,但深层逻辑仍然是只关注技术问题的策略主义逻辑。只是,策略主义的表现形式从之前简单粗暴的任意变通表现为“不变通”,即形式主义地“讲政治”。这是因为形塑策略主义的治理结构不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且“督查下乡”强化了对基层的问责。为了规避风险与责任,基层干部不再通过变通来完成目标任务,而是通过“形式主义地讲政治”来应对目标任务。要化解日趋严重的基层形式主义问题,必须给予基层干部自主性。

近年来,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高质量发展,国家持续完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以乡村创业为例,面向大学生群体的政策供给的力度较大,然而政策供给和大学生乡村创业需求之间仍存在着供需不匹配的情况。基于行为公共政策的视角,结合前期的政策调研和深度访谈,利用调查实验重点探究政策内容和行为政策工具对实现政策行为效应的影响,考察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的实现机制及其提升机制。研究发现:(1)在主效应方面,人才层面、财政层面和基础设施层面政策对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行为效应有着正向影响,三者之间无显著差异,而说道型工具、激励型工具和助推型工具会带来正向影响,且后两者的提升效果较为明显;(2)在交互效应方面,激励型和助推型工具对于提升基础设施层面和人才层面政策行为效应的作用较为明显。针对以上结论,为提升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大学生乡村创业的政策效能,建议政府应当精准施策满足大学生“因时而异”的利益诉求,善用行为政策工具提升政策行为效应,以及通过多方合作搭建良好的信息桥梁。

空间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人类活动的载体。空间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不是一个单向的物质生产过程,而是综合了更多社会再生产的属性。“空间正义、居民交往、社会资本和空间文化”在“空间活动向基层治理共同体”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些要素究竟如何在生活空间“活化”,仍需要具体机制的分析。分析成都市生活空间改造的案例发现,空间黏合是基层治理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机制。空间黏合是一个以空间为纽带,带动居民和各方参与的机制,是一个从空间生产到共同体生产的连续统。它通过“象征性的空间符号和仪式”构建居民互动的空间情境,以参与式改造培育居民的社区意识及自治习惯,以“在地社区自组织撬动和培育”居民自我服务、自主管理。生活空间的改造既可以成为居民参与的符号,也可以成为引导居民交往和参与的连接点。

近年来,随着实验法在公共管理问题研究的运用日渐增多,公共管理学界也开始总结和反思这一方法。但学界主要从面上审视公共管理实验法的使用,尚未就某个研究领域或议题深入分析。公民满意度领域是实验法运用的集散地,对其“深描”可以“管窥”公共管理实验法运用的总体图景。研究发现,公民满意度实验类型包括调查实验、实验室实验、实地实验等,实验方式主要是前测—干预—后测实验和因子实验,实验对象为大学生、网民或现场抽取的市民样本。总的来说,这些实验较好呈现了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但其实验类型以调查实验法居多,实验对象也以学生和网民为主,实验的现实性较差。为提高公民满意度或公共管理学实验研究的价值,应针对公共管理领域的重大问题,尽可能在真实情景中、以真实对象开展实地实验研究,以提升研究结论的政策辐射力和理论外推力。

数字智能技术在深刻改变现代组织运行形态的同时也引发了全球性治理变革。在数字智能技术深深嵌入基层社会空间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理解、把握和推进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面临日益多元的服务管理需求和日益复杂的治理情境,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根本目标是基于数字智能技术的治理形态的敏捷化重塑,即通过提升治理体系的感知能力、协同能力和整合能力,因应环境和需求的快速变化,为社区居民提供更精细的服务、更整洁的环境、更安全的生活。因此,其本质是公共价值的共同创造。在这个过程中,基于“清晰化目标—持续性驱动—整合性行动”的战略三角对于推动良性、平稳的数字化转型意义重大。从长远角度看,加强数字底座集约化、场景建设融合化、基层空间孪生化、数字转型用户化、线上线下一体化建设,是未来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路径。

洋务运动时期,面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朝野知识分子首先利用“强制同化”的认知心理,将来自于西方的一切知识,用中国传统固有的概念和框架进行归类。接着,他们再用演绎的方式,将其放置在儒学精义下“圣学投影”,进行评价。这一“认知—评价心理”在洋务运动时期具体表现为“西学中源”说和“中本西末”说。然而,随着对西学知识认知的加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突破既有的“认知—评价心理”,提出了“中西各有本末”“中本亦可变”“中本中的大本”等别样的“中本西末”观,但最终仍未摆脱既有“中本西末”的整体框架。按照麦金泰尔的相关理论,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朝野知识分子没能从根本上意识到西学之于中国在本质上属于“认识论危机”,而他们仍在采用传统处理知识危机的方法进行应对,因此意义有限。

在比较的框架中定位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有助于在理解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基础上把握其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在发端处,中国现代化起自传统与现代对比而来的发奋追赶,在发展中,中国现代化一直在以学习来推动现代化,以“他者”“强者”的经验来带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应然道路应当避免陷入捍卫“传统”与全盘西化两种极端,应归纳总结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以完整的现代化方案引导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普遍趋势与国家主体性之间,准确定位现代化的目标模式。

深度学习从计算机领域走进教育学研究,并非简单的概念“迁移”,而是在批判性吸收计算机、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研究成果以及深刻反思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实现的创新性发展,具有科学的内在逻辑。深度学习的教育学研究始终立足于育人本质,随着时代进步,它所具有的理解迁移、主体能动、高阶思维、全身心投入以及复杂问题解决等内涵日益丰富;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概念模糊、实施困难、结果不可解释等现实弊端也逐渐凸显。因此,深度学习的教育学研究亟须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学生的学习问题;需要深入学习内部,明晰深度学习的交互本质;需要凝聚多学科研究优势,发展自身特色;需要创设评价标准,提高深度学习的可达性。

金融发展在缓解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矛盾中起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份1999—2018年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金融发展对工业污染排放的作用机制与效果,结果表明:(1)金融深度发展直接促进了工业污染排放,而金融效率发展直接抑制了工业污染排放。(2)金融发展调节了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对工业污染排放的作用,但调节作用效果因金融发展指标和污染物选取不同而存在差异。(3)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排放之间存在“倒N”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

2022年11月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的问世,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强烈关注,也引发人们对于技术带来挑战的忧思。就公共管理而言,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愈发成为驱动人类社会思维方式、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全方位重塑的引领力量,为其创新路径、重塑形态、推动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ChatGPT强大的语言处理能力可以极大促进政府组织间信息流通和合作,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升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效益,为数字政府建设带来发展的契机,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如智能化政民互动、智能化公共服务、科学化政府决策等,甚至引发政府的深层次改革。同时,ChatGPT的双刃效应也给公共管理带来巨大冲击和风险,让人们开始关注ChatGPT时代的制度重构与风险规制,思考如何合理管控ChatGPT的应用边界。在传统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框架下,ChatGPT的运用面临公共价值失灵风险,对此有必要重构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价值失灵判断标准,针对其潜在风险提出对策。人类自身的道德问题、人类对高智能体的矛盾心态、公共生活的复杂性,也使ChatGPT为代表的聊天机器人面临道德性夭折的风险,对此应秉持人本主义,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规范。ChatGPT的应用及发展对劳动力的提质增量可能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对此应设计科学有效的政策,使人工智能促进社会进步、增进民众福祉,以维护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官员激励是研究中国干部人事的核心,具有创新精神的政策企业家有着不同于一般官员的激励机制。通过早期深圳实践的研究发现,改革初期的深圳主要领导干部基于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充分扮演了政策企业家角色,有效地弥补了常规激励的不足,其担当作为构成了深圳样本的核心变量。深圳经验表明,政策企业家的涌现源于个体禀赋与组织激励的正向契合。培育政策企业家,不仅要建立政策企业家式的干部选人用人机制,赋予政策企业家担当作为的权力,还要为其担当作为带来的客观失误给予足够的宽容,以及为政策企业家建立强关系网络。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有着深刻的内涵,实现高质量发展既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又符合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必须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同时,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发展方式转变、发展动力转换、治理效能提升等方面形成多方合力,推动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当今世界社区基金会的蓬勃发展已成为全球地方公共事务治理变革的显著标志,尤其是欧美社区基金会的百年发展历程已充分证明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背后必然存在着一套有效的制度逻辑。在此基础上文章主要从制度、需求、技术、文化素质、激励机制和资源等方面提炼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社区基金会扎根社区发展的既有实践经验,以期对当前中国社区基金会在地化发展及其参与基层社会共建共治新格局提供借鉴。

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GVC)位置的变化对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将产生巨大影响,嵌入全球价值链与收入分配具有密切关系。基于1995—2009年中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缩小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通过向价值链下游移动这一途径实现;第二,上述作用的影响机制是改变要素市场上两种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而在边际上实现劳动力报酬差距的缩小;第三,行业层面的科技竞争力水平对上述影响机制的影响程度有调节作用,即该行业科技水平越有竞争力,则GVC位置的变化对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越小。研究发现,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收入分配公平,但随着科技创新成为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需要采取相应措施,包括:要通过政策引导提高制造业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培训,做好“产学研”结合、提高科学技术竞争力水平,以避免收入差距再度扩大,并掌握价值链上的核心竞争力,使我国的制造业自主可控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研究宗族组织的治理过程,可以增进对传统社会地方治理性质的理解。从明后期到清代,宗族在地方上发挥显著的治理作用,特别是在赋役治理过程中。大量文献阅释了这一历史过程,然而,既有的研究在有关宗族的性质以及宗族在治理过程中的意义方面存在分歧,特别是宗族是自发演化的血缘团体还是人为构建的宗法制,还有争议。为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有必要从明清赋役变革这一背景探讨宗族角色的转变及其发挥治理作用背后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探讨宗族性质以及宗族在地方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意义。利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所载资料考察相关主体对财产占有关系的认识以及赋役负担方式的看法,并从制度施行的视角探讨宗族宗法社会中财产占有的边界、赋役承担的原则、契约实施的效力,结果显示不仅仅是血缘,宗法观念认同在宗族治理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房长、绅士等群体作为皇权的代言人主导地方治理,宗法财产权制度强化,公共事务合作受限于宗法关系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