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宇宙是利用科技手段链接与创造同现实世界映射、交互的虚拟世界,是具备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其概念是多重底层技术的叠加集成,其本质是下一代的互联网。随着相关技术体系的不断成熟,元宇宙的发展前景和应用场景不断明晰,也日渐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和未来产业革命的热门方面。文旅领域与元宇宙有着天然的融通之处,从基因内置、产业需求和发展路径三个角度来看,两者都有很强的契合关系。元宇宙推进文旅领域“人—场—物”的重构,将在游戏、演艺、旅游、影视等场景拥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促成文旅产业的颠覆性变革。当下的元宇宙在文旅领域的应用实践已经纵深推进,元宇宙在文旅领域的应用路径也逐渐明晰,但这一过程中依然可能面临包括垄断风险、制度风险、伦理风险、权利风险和沉迷风险等五个方面的挑战。元宇宙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应从强化认识、发展产业、打造标杆、推进试点、搭建宣传平台、强化伦理监督、开展法律建设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

兵备道是明代中后期广泛设置的一种特殊军政建制。广西府江兵备道始置于弘治九年,历经正德十一年裁革与正德十六年复置,由临时差遣演变为固定设置,万历九年又改为府江兵巡道。府江兵备道的权力空间最初由府江一带,桂林府西部古田、永福、理定及北部西延、咸水、马鞍等处三部分构成,经过数次权力空间分割与重组,其权力空间被压缩至府江一带,权力空间属性由单一的军事属性转变为军事与监察双重属性。府江兵巡道权力空间及其权力空间属性的变迁,体现了明代中后期两广地方政治中军政力量的权力博弈,折射出明代中后期两广政治结构变动的权力逻辑。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在赋能教育变革中展现了巨大的活力。ChatGPT作为一种语言处理工具,不仅可以回答用户的问题,还可以完成用户设定的某些任务,甚至还可以持续实现任务的优化。ChatGPT具有强大功能的同时,也伴随着亟需弥补的短板:回答问题的准确性不足,数据污染问题,伦理与安全问题和知识剽窃风险。在助推学校教育变革过程中应用ChatGPT既存在机遇,也有挑战;ChatGPT的出现给予了教师反思人师存在价值的契机,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综合课程着眼于学科之间的“联系”,却削弱了知识掌握的深度。单一学科的教学能够保证知识传授的深度,却又无法顾及学科之间的“联系”。“跨学科主题学习”意在超越二者各自的局限,通过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直观理解,并让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以此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度掌握。要做到高质量的“跨学科主题学习”,需要摒弃“生成”的路子,要求教师精心选择教学内容,合理组织教学材料,并科学地进行教学设计。

政务抖音号作为我国政府机构在抖音平台的官方账号,已经成为公共危机中权威信息发布、危机形势沟通、虚假信息反驳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平台。考虑到公共危机沟通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信息到达率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程度,如何最大化公共危机中政务抖音号信息传播效果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以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为理论支撑,将视频内容作为核心线索,将社交媒体资本、对话循环、视频时长、视频形式、背景音乐、字幕讲解作为边缘线索构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务抖音号信息传播效果影响因素模型。基于25个省级卫健委官方抖音号抓取的2 515个样本数据的研究证实:与故事与情感表达类短视频相比,抗疫宣传与动员类会显著提高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但治疗与预防知识类短视频会显著降低整体传播效果;社交媒体资本会显著提升整体传播效果以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对话循环的话题标签“#”维度会积极影响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与卡通动画类短视频相比,图文拼接类和拍摄剪辑类短视频会提升整体传播效果;视频时长会显著负向影响整体传播效果;背景音乐和字幕讲解对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的作用不显著。

城市更新已经成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抓手。目前,该主题的理论建构多围绕政策设计和项目过程,尚未形成将城市更新与城市发展及城市空间治理有机融合的思考。研究围绕城市更新,遵循空间范式展开理论探讨,通过多学科的理论路径,探索城市更新治理理论的基本形态及其空间治理范式:从城市生命体隐喻出发,延展至城市发展史演绎城市更新的时空观基础;从“社会性空间”,到“空间中的生产”,再到“空间的生产”的理论进路中分析城市更新的动因、局限和治理转向的潜在可能;继而转向“空间尺度的生产”及尺度政治的框架,从中捕捉耦合空间和权力分析的治理转向的方向;最终形构 “空间—行动者—尺度”的统合框架。随着尺度下移的城市更新在空间治理上营造“尺度共治”,形成横向的双重尺度博弈与纵向的上下尺度衔接的制度创新,城市更新将牵引中国城市发展由增长扩容转向提质转型,走向空间的良好善治。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个性化学习是适应未来社会和促进个人发展的时代诉求。基于学习者个性特征的学习行为数据,运用海量数据分析和模型算法推荐,进行智能化选择、决策和服务,为学习者规划学习路径、供给学习资源、创设交互情境、提供实时反馈,并通过学习数据的二次供给同步调整和优化,实现个性化学习目标,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个性化学习的闭环运行机制。从学习者基础数据、智能决策与个性服务、学习模型建构的动态层级关系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个性化学习的实践路径为:以数据挖掘精确绘制学习者个体数字画像,引导量化自我与量化学习;以人工智能的推荐算法与学习适应管理系统,实现智能决策与个性化服务;通过机器学习构建深度学习的人本生态系统,促进学习从浅表走向纵深。

在网络视频构筑的话语空间中,私人性和公共性之关系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实证研究哔哩哔哩(Bilibili)网站上的视频博客,探讨其中私人话语和公共表达的外在差异、内隐关联,以及将这两者融合起来构建公共领域的可能路径,发现:在公私之分的层面,现有视频博客中不仅私人话语与公共话语存在显著分野,且私人话语具有可见的“去公共性”特征;在公私之联的层面,视频博客中显性的私人话语又与隐性的公共议题存在一定内在关联,某些看似私人的个体表达其实涉及深层的公共关怀;在公私相融的层面,只有当视频博客的话语主体由私民转向公民、话语内容由感性转向理性、话语空间由无序转向有序时,在视频博客平台上建构公共领域才具有一定的可能性。

基于2011—2020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面板变点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个维度对于城市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地域差异,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助于共同富裕;(2)数字普惠金融对于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高于中部地区及东部地区;(3)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先增后减,存在三个变点并呈现出四个不同的阶段。为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应当着重提高其具体业务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且应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于第三变点值前后的省份应采取不同的发展政策以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减。

随着数据信息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频出的信息安全事件导致在全社会范围内正形成使用智能产品的信息隐私忧虑。通过一项全国性互联网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基于知识属性特征,人工智能素养作为智能时代的数字素养,可被划分为通用智能素养和专用智能素养:前者强调在智能产品上的消费运用能力,同隐私忧虑呈显著正向关系,并且个人对自身隐私的保护意识在二者关系中起到了正向中介作用;后者强调在智能产品上的技术生产能力,并因对智能产品的技术信任而显著降低了人们信息隐私忧虑水平。其中,实践导向的人工智能专用素养对于缓解个人信息隐私忧虑的作用更加明显。上述结果一方面解释了随着人工智能产品推广以及通用人工素养的普及化,公众信息隐私忧虑逐渐加深的客观现象;另一方面也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鉴于专用人工智能素养缓解个人信息隐私忧虑的作用机制,除应推动建立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标准外,政府还应继续鼓励专业人工智能知识的科普工作,并着重培育公众人工智能素养的实践能力。

空间治理逐渐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议题,不同学科对“空间治理”这一术语的理解与使用丰富了其蕴涵,但概念的纷繁芜杂不利于学术对话与知识的累积性发展。文章旨在发掘空间治理的核心意涵,梳理空间理论的逻辑进程及其对治理实践的变革意义。先哲们对空间的思辨阐释与科学认知,为理解空间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引。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使得空间脱离了位置、场所或容器的内核而指向一种“隐喻”。空间之于治理,既是一种治理依据,也是一种治理对象,还是一种治理策略,更是一种治理理念,两者之间呈现一种“空间塑造治理、治理重构空间”的多维度结合与多层次互构的关系。国土空间规划、行政区划调整、社区网格化管理等实践形式,体现了空间与治理的互构关系。空间治理的关键词是各种虚实结合的边界,其价值目标是实现空间正义。

空间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人类活动的载体。空间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不是一个单向的物质生产过程,而是综合了更多社会再生产的属性。“空间正义、居民交往、社会资本和空间文化”在“空间活动向基层治理共同体”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些要素究竟如何在生活空间“活化”,仍需要具体机制的分析。分析成都市生活空间改造的案例发现,空间黏合是基层治理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机制。空间黏合是一个以空间为纽带,带动居民和各方参与的机制,是一个从空间生产到共同体生产的连续统。它通过“象征性的空间符号和仪式”构建居民互动的空间情境,以参与式改造培育居民的社区意识及自治习惯,以“在地社区自组织撬动和培育”居民自我服务、自主管理。生活空间的改造既可以成为居民参与的符号,也可以成为引导居民交往和参与的连接点。

在比较的框架中定位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有助于在理解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基础上把握其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在发端处,中国现代化起自传统与现代对比而来的发奋追赶,在发展中,中国现代化一直在以学习来推动现代化,以“他者”“强者”的经验来带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应然道路应当避免陷入捍卫“传统”与全盘西化两种极端,应归纳总结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以完整的现代化方案引导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普遍趋势与国家主体性之间,准确定位现代化的目标模式。

深度学习从计算机领域走进教育学研究,并非简单的概念“迁移”,而是在批判性吸收计算机、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研究成果以及深刻反思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实现的创新性发展,具有科学的内在逻辑。深度学习的教育学研究始终立足于育人本质,随着时代进步,它所具有的理解迁移、主体能动、高阶思维、全身心投入以及复杂问题解决等内涵日益丰富;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概念模糊、实施困难、结果不可解释等现实弊端也逐渐凸显。因此,深度学习的教育学研究亟须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学生的学习问题;需要深入学习内部,明晰深度学习的交互本质;需要凝聚多学科研究优势,发展自身特色;需要创设评价标准,提高深度学习的可达性。

金融发展在缓解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矛盾中起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份1999—2018年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金融发展对工业污染排放的作用机制与效果,结果表明:(1)金融深度发展直接促进了工业污染排放,而金融效率发展直接抑制了工业污染排放。(2)金融发展调节了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对工业污染排放的作用,但调节作用效果因金融发展指标和污染物选取不同而存在差异。(3)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排放之间存在“倒N”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

2022年11月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的问世,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强烈关注,也引发人们对于技术带来挑战的忧思。就公共管理而言,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愈发成为驱动人类社会思维方式、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全方位重塑的引领力量,为其创新路径、重塑形态、推动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ChatGPT强大的语言处理能力可以极大促进政府组织间信息流通和合作,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升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效益,为数字政府建设带来发展的契机,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如智能化政民互动、智能化公共服务、科学化政府决策等,甚至引发政府的深层次改革。同时,ChatGPT的双刃效应也给公共管理带来巨大冲击和风险,让人们开始关注ChatGPT时代的制度重构与风险规制,思考如何合理管控ChatGPT的应用边界。在传统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框架下,ChatGPT的运用面临公共价值失灵风险,对此有必要重构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价值失灵判断标准,针对其潜在风险提出对策。人类自身的道德问题、人类对高智能体的矛盾心态、公共生活的复杂性,也使ChatGPT为代表的聊天机器人面临道德性夭折的风险,对此应秉持人本主义,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规范。ChatGPT的应用及发展对劳动力的提质增量可能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对此应设计科学有效的政策,使人工智能促进社会进步、增进民众福祉,以维护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有着深刻的内涵,实现高质量发展既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又符合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必须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同时,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发展方式转变、发展动力转换、治理效能提升等方面形成多方合力,推动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当今世界社区基金会的蓬勃发展已成为全球地方公共事务治理变革的显著标志,尤其是欧美社区基金会的百年发展历程已充分证明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背后必然存在着一套有效的制度逻辑。在此基础上文章主要从制度、需求、技术、文化素质、激励机制和资源等方面提炼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社区基金会扎根社区发展的既有实践经验,以期对当前中国社区基金会在地化发展及其参与基层社会共建共治新格局提供借鉴。

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GVC)位置的变化对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将产生巨大影响,嵌入全球价值链与收入分配具有密切关系。基于1995—2009年中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缩小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通过向价值链下游移动这一途径实现;第二,上述作用的影响机制是改变要素市场上两种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而在边际上实现劳动力报酬差距的缩小;第三,行业层面的科技竞争力水平对上述影响机制的影响程度有调节作用,即该行业科技水平越有竞争力,则GVC位置的变化对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越小。研究发现,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收入分配公平,但随着科技创新成为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需要采取相应措施,包括:要通过政策引导提高制造业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培训,做好“产学研”结合、提高科学技术竞争力水平,以避免收入差距再度扩大,并掌握价值链上的核心竞争力,使我国的制造业自主可控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研究宗族组织的治理过程,可以增进对传统社会地方治理性质的理解。从明后期到清代,宗族在地方上发挥显著的治理作用,特别是在赋役治理过程中。大量文献阅释了这一历史过程,然而,既有的研究在有关宗族的性质以及宗族在治理过程中的意义方面存在分歧,特别是宗族是自发演化的血缘团体还是人为构建的宗法制,还有争议。为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有必要从明清赋役变革这一背景探讨宗族角色的转变及其发挥治理作用背后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探讨宗族性质以及宗族在地方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意义。利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所载资料考察相关主体对财产占有关系的认识以及赋役负担方式的看法,并从制度施行的视角探讨宗族宗法社会中财产占有的边界、赋役承担的原则、契约实施的效力,结果显示不仅仅是血缘,宗法观念认同在宗族治理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房长、绅士等群体作为皇权的代言人主导地方治理,宗法财产权制度强化,公共事务合作受限于宗法关系约束。

数据业已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我国数据治理体系尚未健全,治理模式线性单一,治理效能不彰。近年来软件工程领域兴起的敏捷方法,以动态高效、回应性强等特点在业内获得成功,为解决当前数据治理难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因此,从数据治理的内涵特征、价值目标和发展趋势等维度出发,探讨敏捷方法对数据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构建数据敏捷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可以为更好地实现数据治理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引。

学科的本质是育人,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各学科《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将学科育人的内涵具体表达为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并指出学科实践是落实学科育人的具体路径。学科实践以学科独有的方式学习学科,彰显学科独特的育人价值;用实践的方式学习学科,使学科知识学习向发展素养转化;学科实践助力学科综合育人因素作用的发挥,实现学科知识与育人的统一。开展落实学科育人价值的学科实践活动,首先要将学科育人目标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学科实践目标;其次需基于学科特点设计高价值、多维度、形式多样的学科实践活动;再次要形成以问题为引领、活动为主线的学科实践运行逻辑;最后要提供多方面支持,促进学生独立地完成学科实践过程。

简约治理的基本特性是“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其运行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各有边界,基层有自主空间。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简约治理都是相对于国家正式科层治理而言的,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是一种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是一种讲究治理实效而非繁文缛节的实体治理。正是由于无需完全依赖于国家科层制力量,这种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才具有简洁高效的特点,才显得“简约”。解决基层形式主义问题的关键是处理好“上面千条线”和“下面一根针”的关系,要给予基层应有的自主性和自治空间,从而使基层能发挥党委的政治统合功能和相应的简约治理能力,最终使基层组织这根“针”既能串联“上面千条线”,又能扎根于乡土社会之中。如何从“社会基础”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则需要我们不仅向西方学习,更要向中国传统和现实经验学习。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首次明确提出了教师专业发展相关活动的要求和建议,凸显了教研的支撑保障作用。教研工作的顶层设计体现了教研的系统性和层次性,将学校教研、区域教研和区域教师培训机构有机地联合,并强调了教研系统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资源整合,从不同发力点共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区域教研要提高教研工作站位和统筹教研工作格局;校本教研方式要从强制到吸引、教研主题从抽象到具体、技术支持从网络教研走向“互联网+教研”;同时要加强对培训者的培训,集合各方力量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

空间政治经济学聚焦讨论了与城市发展和平衡相关的议题,但少有研究聚焦城市层级对城市发展及空间失衡的影响。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城市在发展扩张过程中,融资能力呈现出鲜明的行政层级差异,且这种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并展现出区域异质性。具体而言,城市因行政层级带来的融资优势,在东部最小,中西部次之,东北地区则最为显著,呈现出内陆地区省会城市一枝独秀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中央平衡发展政策减少了东西融资差距,弥补了部分落后城市的融资劣势;高行政层级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得到了经验支持;在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城市群一体化区域,城市因区域协同发展效应,更易具有融资优势。因此,为提升城市发展的空间效率和可持续性,应在既有的纵向支持体系下,通过设计顶层政策支撑,逐步建立以高行政层级为中心的城市间横向支持体系,最终实现都市圈的协同发展与共赢。

跨学科主题教学突出不同学科的协同育人,可有效提升不同学科对核心素养的合力发展,加强学生用跨学科思维整体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跨学科主题教学的应然指向,跨学科主题教学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关系,以及跨学科主题教学的实施建议三个方面分析,跨学科主题教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独特性,应体现单一学科课程传统教学所难以达到的教学目标,它并非多学科的简单拼凑,而应以某一学科为主,围绕主题任务有效整合其他学科,在低年级中也可体现为学科内部的知识整合;跨学科主题教学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继承与革新,应凸显主学科的内在逻辑,根据学生特点和主题内容的类型,实施针对性的教学方式。

在乡村振兴持续推进的背景下,在农村社区内部投入资源打造小型景区已经成为发展乡村文旅产业的重要操作,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景区型村庄。景区型村庄是一种“村中景”模式,即农村社区的部分区域,形成具有一定旅游价值的景观区域,其特殊之处在于内部的景区和社区之间存在元素和功能的双重叠加。文章基于浙北W镇JL村的发展经验,从市场、社区与国家的三维分析框架解析景区型村庄的发展逻辑和治理困境,并试图从学理上说明市场、社区与国家之间的目标差异及协调困难是引发景区村庄发展治理困境的内在根源。

数字政府建设进程的加快凸显了数字技术在重塑政府治理形态中的关键作用。数字化转型对政府组织中不同成员的决策权产生了差别化的影响。其中,街头官僚和在数字应用开发能力较弱机构工作的党政干部更有可能感受到数字技术运用带来的被支配感。在数字政府中,政府组织的算法决策和刚性执行之间的分离,正是数字时代理性组织的最新表现。总的来说,数字政府建设正在推动政府内部决策与执行的分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离,形成了以决策权集中、行政科层化为主要特征的政府组织结构变革趋势。这意味着数字政府建设可能会推动技术治理、科技治国等思想的重新复苏,而研究者则需要更加细致地考察技术治理的限度及其未预期后果。数字政府建设中政府组织的决策权集中化和行政科层化趋势,对理解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政治信任关涉政治合法性和政策有效性的基础。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对媒体接触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及其影响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人的政治信任既来源于制度绩效也来源于社会文化,二者通过传播媒介被整合进政治信任的发生机制;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有利于维系政治信任,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则可能造成政治信任流失;新兴媒体的侵蚀作用对传统媒体的涵化作用具有挤迫效应。基于“媒体接触—政治社会心理—政治信任”的分析框架,得出了与以前学者不同的结论:电视的作用总体上倾向于负面,作为中介变量的国家认同、政治兴趣、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构成了媒体接触影响政治信任的中间机制。互联网时代培育政治信任亟需大众传媒提高自身公信力。

“把官员的激励做对”是政府治理的关键。以县域为研究单位,关注县域“科级天花板”对晋升激励的约束结构,考察地方政府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将区域层级化,拉长人事流动与晋升的链条,拓展激励机制有效运行的空间,并将“社会人假设”带回到分析之中,将“社会人”与“政治人”“经济人”共同视为是政府官员的不同面向,考察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三重目标偏好如何共同形成对政府官员的激励,研究发现:在县域之中,不同区域因其区位、产业资源与产业基础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投射到科层体制之中,形塑出区域层级化的特征。当基层政府拥有自主激励设置权时,经济回报与职务晋升、近家福利相配合,形成了治理主体与治理任务之间相对优化的匹配;但随着治理制度的变革,基层自主激励设置权丧失之后,高治理负荷的乡镇无法通过经济回报来激励缺乏职业晋升前景的基层干部,进而使得其治理陷入激励不足的困境之中。

在社会科学中,结构功能主义曾经盛极一时、占据研究主流,但因其长于宏观分析,且不着意于个体行动,遭受广泛的批评。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抛去结构、制度、价值、文化等的罩缚,专注于具体的行动与事件研究,微观精巧的研究范式席云卷浪。总体来看,结构功能主义及其批评者的差异是存在的,但是二者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构成彼此致命的威胁。需要说明的是,行动者无不在结构之中,行动者的行为势必要由结构来说明。由于分工不同,对社会进行一般的理论抽象,是结构主义而非其他主义所能做的。将过程引入到结构分析中来,建构一种“结构—过程”分析范式,既能激活详尽的行动要素,又能链接一般的结构。在大时代,研究者借助结构—过程范式分析大问题、产出大理论是可能的。

有国家就会有边境,如何提升陆地边境通道管控能力,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面临的普遍性难题。目前我国陆地边境通道虽然在发挥“门户”的通达与“关卡”的守护功能方面成效显著,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仍面临着公共安全观念薄弱、制度保障需要夯实、组织机构尚不健全、差别化保障能力有待提升、社会力量参与微弱、资源投入不足、智慧边境通道建设缓慢、与周边国家的公共安全合作仍有局限等新情况与新问题。因此,应该从多角度、多层次优化我国陆地边境通道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路径,使其“桥”的连接和“墙”的抵御功能都能够得到有效发挥,确保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

现代国家治理要求民众具备较高的政治知识素养与政治认知能力,盲从的公民可能导致公共政策非理性化和舆论空间的失衡。在社会心理学中,“达克效应”被用来揭示“无知者更自信”的过度自信现象。以中国普通网民和中国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对中国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大学生群体,中国网民群体政治认知水平较低,对自身的实际政治知识水平的认知也存在偏差,政治认知能力越低的网民越倾向于认为自身的政治知识水平高于平均水平,政治认知能力越高的网民则越倾向于低估自身政治知识水平。总体而言,中国普通民众在政治领域存在“达克效应”现象,认知闭合、威权人格与过度自信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可部分解释过度自信的来源。社交媒体在拓宽大众参政议政渠道的新形势下如何提高部分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成为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

短视频成为当下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新媒介形式。以国外视频网站YouTube上订阅量最高的在华外国人账号为研究对象,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观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在华外国人短视频讲述中国故事的内容特征和叙事策略,反思其讲述中国故事的独特叙事范式的价值,结果发现:基于中国在场经验和海外异域身份的“主体间性”角色,在华外国人在社交媒体平台以“在场者”“中国通”和“评论员”三种角色,形成见证、阐释与反驳三种叙事框架,建构了一个政治上区别于西方、规划长远、执行力强,经济/科技创新发展、充满活力,文化多姿多彩,社会层面国治民安、安居乐业的中国形象,超越了传统讲述中国故事“自塑”和“他塑”二元对立冲突的叙事范式,形成了超越“自我”与“他者”,讲述多元、真实的中国故事,促进跨文化传播、交融互通的独特叙事范式。对于中国来讲,这种从中国事实出发,针对外国受众的叙事弥补了中国“自塑”主体的局限。在华外国人主播为中西交流对话搭起了桥梁,让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更加立体、饱满和生动。

政府在治理实践中发明了绩效管理,本应发挥辅助决策、改进治理、提升干部担当作为的作用,而在现实中干部反而却困顿于“繁文缛节”的绩效指标,陷入了“被绩效治理”的绩效悖论。在这种背景下,反思“奥卡姆剃刀”在绩效管理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方面的价值颇为必要。基于广西政府绩效管理激励干部的经验,分析发现当前广西绩效管理中的化繁为简、考少考精考实、突出瘦身健体等举措契合于简约治理。在当前我国各个省份普遍存在绩效考核体系繁琐不科学、绩效激励多头导向且不明确、绩效考核体制繁多且不完善、绩效考评方式冗杂且不灵活等挑战下,运用简约治理激励干部当担作为极为必要。通过采取精简指标体系,强化正向激励、鼓励出新出彩,提升管理效益效能、精简考评方式,优化考评方式,提升绩效治理效率等措施能够有效提升绩效评估效率,取得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成效。

基层政策执行者的行动是决定政策能否成功落实的关键,但现实中其政策执行行为经常呈现出复杂且矛盾的样态。以四川省X镇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为个案,研究发现基层政策执行者在复杂基层执行情境中有三重执行逻辑:一是应对政策目标、执行压力与资源不足的冲突时,规范性地逐一应对,产生政策目标化效果的合规式逻辑;二是应对政策设计内部矛盾及其与工作环境和目标群体特点冲突时,采取主动调整行为,促成政策本土化的变通式逻辑;三是应对政策执行体系存在制度漏洞与工作环境提供的谋利机会时,争取自我保护和自我利益,导致政策异化的扭曲式逻辑。深入剖析个案,能够弥补现有政策执行设计思路的不足,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启示:乡村振兴不能仅用各种指标来衡量,也不能单靠行政力量来推动,乡村振兴的制度和具体措施要根据各地的情况因地制宜地设计。在相应政策设计时必须意识到基层政策执行者固有的变通空间及其积极的变通行为对于化解我国特有的组织悖论的正向作用,找准问题的症结、找对发展的路径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不以各种指标来推行政策才能有效地防止基层政策执行者应对压力的对标式执行,结合本土环境才能更好地促进政策本土化。

物理韧性相同、可用公共资源相似的城市社区,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出现政策执行和社会治理效果上的明显差异,这是因为城市韧性不只是基建生态层面的物理韧性,还体现为政府统合下的政治社会治理韧性。街头官僚是地方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的韧性治理纽带,其联系服务和组织动员群众的能力,决定了城市整体应对突发事件的韧性效果。街头官僚直面群众、为群众服务的工作属性,为其发掘、组织社会应急资源,正面强化社会治理韧性带来优势。然而,当前基层群众工作也存在少数化、形式化、外包化等问题,减少和降低了基层工作者联系服务群众的机会和能力。而城市基层治理的科层化、技术化和专业化,或推动公共服务变成没有温度的产品,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逐渐弱化,街头官僚存在脱嵌社会的风险。政府应注重街头官僚的群众工作能力建设,发挥群众工作的时空弥散性优势,依靠人民群众建设人民城市。

数字经济的深入应用和不断发展,能够促进经济总量增加,进而为税收收入增长带来较大的空间。为此,在阐释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税收收入增长,且数字经济发展在不同产业税收收入、不同税种和不同分位点之间呈现出异质性特征。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强化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促进作用;此外,数字经济发展提高税收收入,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的。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显著促进省份内部税收收入增长,还对其他省份税收收入增长起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因此,应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深度融合,加速产业结构高级化演变,同时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协作机制,缩小地区间“数字鸿沟”。

“调适”是基层政府执行行为的典型特征。根据“调适”的内在机理,提炼出“差异化调适”的概念,建构“情境—结构—行为”分析框架,应用于基层综合行政执法实践分析中,研究发现:在不同情境下基层执法人员会基于组织规则和治理资源两个维度,与执法对象开展不同的互动博弈,执法行为整体表现为差异化调适的逻辑。具体来说,执法情境可归为清晰—模糊—不确定性三种类型,执法者会基于不同的情境和结构展开互动,最终生成不同的执法类型:原则式执法、折中式执法、渐进式执法。基层综合执法行为是基于具体情境对执法行为做出不断调适的过程,情境、结构与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并可作出类型总结,这为基层执法行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框架。

ChatGPT是一个自回归语言模型,目的是为了使用“深度学习”生成人类可以理解的自然语言,它只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最新形式,虽然具有强大的储存与记忆知识的能力,但它不具有自我意识。就此而言,ChatGPT与人类是相互超越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既相互纠缠,又相互超越。这种情形还表现在语言逻辑的工具理性与人类感性生活之间的撕裂关系。由于我们实际上正在实现从语言时代向图像时代的转变,图像将使语言生活回归感性生活,这与以往的文明是断裂的,预兆后人类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