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标识义务涉及用户、服务提供者与技术支持者三方责任。用户作为内容生成的第一责任人,需履行基础标识义务;服务提供者作为核心主体,应确保标识的准确性与完整性;技术支持者则应通过技术手段保障标识机制的有效实施。在适用路径上,标识义务应基于生成内容类型与应用场景进行差异化设计:针对纯AI生成内容、人机协作内容及疑似生成内容,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标识要求;同时,基于风险分级理念,对高风险生成内容实施严格标识要求,对低风险生成内容采用简化标识机制,对行业特定生成内容设计定制化标识规范,助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合规框架内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社会情感能力是个体在成功解决人生任务的过程中所获得与必需的能力,涉及社会交往能力以及理解、管理和表达情绪的能力。学前阶段是人一生中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最为关键且有效的阶段,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在具体情境、游戏活动和人际交往中建立和发展。幼儿通过亲身体验,直接接触相关信息或事物,将环境与原有经验联系起来,会产生浓厚兴趣并容易记住当下的体验和经历,进而促进相关经验的积累。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身体体验的核心作用和身心整体发展,注重主体性、具身性、情境性和生成性。基于具身认知视角,促进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应重视身体涉入,创设具身情境,给予有效回应。

进入网络和新媒体社会新阶段,网络公共事件成为社会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路径也亟须创新。对“福建一女生遭同学霸凌跳楼身亡”等系列网络公共事件展开关联性分析,揭示公众记忆唤醒、更新与内隐过程对网络舆情衍化的影响,并从公众记忆周期的视角出发,探讨网络公共事件媒介化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网络公共事件在各记忆阶段存在社会信任危机、行政资源被挟持、隐性风险留存等问题。基于媒介化治理的逻辑、目标与过程指引,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中断负面情绪接力、构建记忆体系、弱化隐性风险等路径实现对网络公共事件中“问题”的治理。

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络的发展带来哲学探索和理论新变,推动后人类思考进入公共文化视野。中国网络文学的身体叙事呈现后人类特征,与技术变革深度关联。穿越叙事将人理解为信息,其间身体与意识分离、穿梭多种时空等想象,是虚拟身体漫游互联网络的艺术再现。系统流叙事是文学故事与游戏机制的融合,系统占据人类身体,指向控制论和信息主义视域的人机融合,隐喻后人类的生成。网络文学游牧式角色隐含去身化与具身性的内在抵牾,为人类重新审视身体与技术的交互提供了新的探索视角。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与传统学科的融合正在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和拓宽研究边界。其中,数据处理、计算分析等数字技术与艺术史的结合开辟了数字艺术史这一新领域。在研究实践中,数字艺术史研究策略不仅提高了研究效率,还通过建构关系网络等方式变“静态艺术史”为“动态艺术史”,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当然,数字艺术史也面临图像标注的主观性、数据信息的误差等挑战。总体看来,数字艺术史需要保持批判性思维,避免唯数据论,不断优化研究策略,坚持跨学科视野,优化数据的质量、来源和处理方法等,加强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合作,为艺术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数字基座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基础设施,通过集成教育云网以及数据中心、组织中心、物联中心和应用中心等核心功能形成系统底座,为学校综合评价改革提供了重要支撑。当前学校综合评价面临价值导向转变、评价标准重构、评价方法数智化等方面的挑战,数字基座赋能学校综合评价体系,即统合评价管理与发展功能提供价值引领,依托生成共性与个性统一的评价标准,基于数据采集、分析与反馈全流程整合数智评价方法,实现多主体参与协商的评价组织形式,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未来研究与实践可以从评价指标体系多主体融通、智能代理辅助减负增效以及数智看板驱动数据集成与表征等方面出发,促使教育数字基座全面赋能综合评价改革。

STEM教育作为科学实践与自我探索的教育主阵地,其教育品质的提升对于培养具有跨学科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后备科技人才尤为关键。然而,在实践中发现,尽管许多STEM教学活动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聚焦于单一技能训练或项目完成,跨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导致学生难以建立起各学科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无法实现从单一学科视角向跨学科思维模式的转变。因此,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教学策略应运而生,其核心旨在STEM实践中深入思考和提炼跨学科概念。通过这一方法,学生能够形成系统的科学认知框架,建立起灵活高效的多学科知识连接体系,并掌握贯通多个学科领域的共性规律和基本原理,增强知识的迁移和综合能力。这一创新理念不仅丰富和完善了STEM教育的教学手段和理论基础,同时为教师提供了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教学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基于中国海关和上市企业合并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综合指标,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出口质量。该结论在利用“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政策构建工具变量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进口更多种类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进而促进企业出口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质量差异越大的产品、国有企业、距离越远的出口目的国以及网络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越强。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出口的促进作用,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提供了决策依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县域作为重要的治理单元,数字技术能否推动县域实现传统治理向敏捷治理的转型？参考奥斯特罗姆等学者提出的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和“结构—过程—功能”理论,构建数字化赋能县域敏捷治理转型分析框架:数字技术可以强化多元主体参与、搭建信息交互的平台载体,利于达成集体一致行动;可以推动流程再造、加速信息传递、实现多跨协同;可以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深入分析中国不同地区的数字化实践发现,应用数字技术能够有效推动县域治理模式从传统治理走向敏捷治理。未来要进一步强化数字赋能,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社会格局,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确保县域敏捷治理体系稳定有序运转。

“人工智能+”行动对算法发展提出了要求,也改变了实现算法正义的衡量标准。算法正义与权利具有内在相关性,维护和发展权利是算法正义的内涵要义。算法发展应先行化解算法领域内的权利冲突,权利衡平对算法正义有重要的评判价值。目前算法应用中呈现的破坏平等、违反自由、威胁安全等正义偏离情形,其实质是因权利被剥夺、权利被侵害或侵权救济困难而引发的权利失衡。实现算法正义,应以法律构建权利衡平的规范体系、以伦理确立权利衡平的行为准则、以技术保障权利衡平的具体实施,确立三位一体的系统性算法正义实现进路,以更加契合“人工智能+”的要求。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失业大学生选择了“蹲考”。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蹲考族表现为以自愿性蹲考为主、获得家庭支持、期望到体制内单位和大城市或家乡城市就业等特征。从理性人假设的角度来看,蹲考族现象的原因在于蹲考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严峻的就业形势降低了蹲考的机会成本,家庭的支持增强了蹲考族对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的承受能力;蹲考的预期收益包括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就业质量。蹲考是失业大学生为了实现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体现了一种自立自强的奋斗精神和人生态度,无法也无必要完全消除。应对蹲考族现象的解决思路在于:提高其考试成功概率,提高大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人工智能+”行动已经成为政府工作任务之一。“人工智能+医疗”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包括内生和衍生的技术安全风险,人机双向价值对齐困难、不同伦理诉求难以平衡、医疗数字鸿沟以及医疗不公平的伦理风险,患者隐私和个人信息权益难以保障、医疗AI的侵权责任难以界定的法律风险等。探索基于患者赋权的“人工智能+医疗”的治理路径,需要形成前端赋权、中端监管与后端追责的治理机制,即前端赋予个体权利,建立健康医疗数据权利体系和医疗AI算法权利体系;中端强化医疗AI的运行监管体系,形成自我监管、专门监管、风险监管等多种监管模式;后端从医疗AI的法律客体地位、侵权责任规则和赔偿分担机制三个方面完善医疗AI的侵权追责体系。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优秀教育家精神品格与价值观念的结晶。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看,中国特有教育家精神的理性致思与实践弘扬可从文化价值逻辑、文化主体逻辑、文化活动逻辑三个层面理解。在此基础上,厘清教育家精神中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和弘道追求六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及其内在关联,有利于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晕染的特有教育家精神之意蕴要旨。教育家精神的学习与践行,应持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新时代教师应在读书、内省、践履、创新、游学的实践中弘扬教育家精神,实现价值、主体与行动的有机统一。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内在要求,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成为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基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该效应主要来自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和宽带网络基础设施较完善地区更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强化政府和公众监督、改善企业融资状况、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有效降低了城市污染排放,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影响,为数字时代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数字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新质生产力赋予新的内涵,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路径。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数字经济革命性和颠覆性创新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有助于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大数字经济建设投入、优化现代产业链供应链、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发展培育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开展“人工智能+”行动以及培养数字劳动力。

数据赋能下的教育评价存在算法、机制、价值等难题,亟需专用工具破局,化数据最大变量为育人最大增量,以数据为核心要素和关键驱动的教育评价数据大脑则为此提供新路径。教育评价数据大脑模型的构建应以“人脑”基本结构和“类脑”功能体系等研究为基础,依托数据、算法、算力三个核心要素,实现数据挖掘、传输、集成、分析、呈现、应用全过程闭环。未来教育评价数据大脑的落地应用,需纳入多级联动,筑牢底座支撑,规约数据安全,审视算法异化,拓展评价应用,培育试点示范,以充分发挥数据的潜在价值。

在当前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的背景下,深入探索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数实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结构化数据、微观数据与文本数据测度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测度企业生产率,进一步研究数字经济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在使用工具变量法、替换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计算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结果反映了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企业运营规模的扩张、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人力资本的升级和融资约束的缓解,从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行业及企业异质性的影响,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高技术行业的企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的企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数字经济效应在微观层面的研究范畴,为我国政府优化数字经济政策和企业制定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参考。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是我国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国际的实践经验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以美国NNPS为典型代表的参与类型框架,以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对NNPS进行地方性改进的参与类型框架2.0,以英国的家校协议和LSAs为典型代表的家长参与框架,以日本PTA为代表的组织性框架。我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主要方向可归结为五个方面:通过学校家庭社会协同体系构建“德育网络”,推行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管、办、评”学校治理路径,建立健全“家长主责”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有效开发“融入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配置模式,以“典型案例”创设良好育人舆论环境。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中国高质量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实践指标体系由理念协同、分工协同、沟通协同、教学协同、管理与决策协同、家庭教育协同、资源协同、协同环境和协同评估9项一级指标和原则统一、角色分配、沟通渠道、学习指导、管理与决策制度、家长教育培训、资源整合、舆论环境构建、协同有效性评估等25项二级指标构成。

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需首先厘清楚数字化与中国教育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结构样态,以界定数字化在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应用范围并探析推动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现状。围绕数字化对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与作用,基于历史—政策—发展的逻辑主线,构建以主体、资源、治理、保障为实践范围的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框架;基于人—环境—行为的交互决定理论,构建以数字环境、数字能力、数字行为为主要要素的中国教育现代化中的数字化应用的维度框架;在借鉴能力成熟度模型基础上,遵循历史与发展主线,构建中国教育现代化数字化应用成熟度模型,将为数字化在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应用水平与能力以及对推动教育现代化纵深发展状况提供理论指导与行进方向。以教育要素、数字化维度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的CSSCI期刊及中文核心期刊进行检索、筛选、编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助推各教育主体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成熟度具有不均衡性,不同领域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具有差异性,同一领域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具有差异性。这对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有序推动教育现代化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推动农村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中小微弱”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促使农村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环节,更是实现包容性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应有之义。通过构建农村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测算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同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SNA)、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农村普惠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的关联关系数及网络密度均呈现先递增后下降的趋势,并于2011年达到峰值,整体关联网络通达性好,同时又存在“等级森严”的网络结构,所有网络特征指标均较为稳定。(2)上海、江苏、北京、浙江、山东、广东6个省份的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均最高,一直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核心区,掌控和支配能力更强,且对其他省份金融资源具有极强的虹吸作用,导致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处于集聚阶段。(3)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政府干预程度、产业结构、银行业竞争是影响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五个重要变量。从直接效应看,经济发展、高人口密度、银行业竞争均促进本地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从间接效应看,某地人口密集、第一产业占比过高、激烈的银行竞争均会抑制周边地区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而政府加大对某地的财政支出也可以对周边地区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

智能化治理是人工智能时代治理的新形态,也是媒介化治理的崭新阶段。当前公共问题的日益复杂性和治理技术的日益智能化,正在催生一种新形态的治理范式——智能化治理。基于“技术—社会”的互动视角,智能化治理的运作机制包含以下几方面:主体层面,广泛连接人类与非人类等多元行动者,编织智能生态中的共治网络;内容层面,打破资源壁垒的限制,在万物皆媒的时空中挖掘数据与信息的深层价值;方式层面,通过行政程序自动化决策,精简优化传统时期烦琐的运作流程;对象层面,以统计分析的形式预测目标行为,对特定风险进行研判与预警。智能化治理存在社会偏见与技术偏见的型构、无形之物运转难以洞察的算法黑箱以及与公共治理逻辑的冲突地带,需要通过公共性原则、敏捷性原则和数字善治原则加以应对。

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急需通过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还能够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的驱动力。在新质生产力的框架下,企业和社会应当通过创新驱动和质量提升,实现生产力的增长。新质生产力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区域的协调性、均衡性和可持续性也产生重要影响。区域协调发展是培养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当下,新质生产力以其高新技术和创新驱动的特性,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潜力。我国新时代新质生产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效果体现在区域协调发展、研发投入与创新能力、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教育资源与人才储备、绿色发展与环境治理等方面。为应对各种挑战,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探寻一条高效率可持续的绿色区域协调发展之路,我国应加速形成区域性及全国性“马阵跨阱”新格局、通过“板链拉动”战略加强区域合作、培育新兴产业、规划未来产业、促进社会服务均等化、形成绿色发展模式。

列斐伏尔眼中的社会空间是被一定的空间实践所生产出来的,那么,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这种空间的生产本身也必定会是一个历史过程。所以,认识空间历史发展的线索,只能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改变自然的生产力与主体际的生产关系相关联的“怎样生产”的生产方式出发,空间生产总是一定生产方式的空间关系场境实现,这就是以自然为基础的绝对空间、进入积累的历史性空间、资产阶级的抽象成为统治的空间和未来人类解放后的差异性空间。

建成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重要创新成果,提升和拓展了世界强国理论的战略高度、理论深度和实践广度,体现了教育强国本质论、目的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从教育强国理念提出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到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教育强国思想更加成熟,理论体系更加科学、系统和完善,措施更加有效,标志着中国特色教育强国理论进入成熟期,实践进入加速期。建成教育强国需要我们进一步把握大势,因势而为,科学应对,综合施策,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为世界教育现代化提供中国理论、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

当前,基层政府数据治理的理想愿景与现实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产生“堕距”现象。究其根源,技术运行与公共管理的价值诉求和价值实现存在矛盾、数据治理成本—收益不明确造成“文化堕距”;“数据”与“治理”关系模糊、制度执行偏离制度旨趣、技术变化与制度稳定存在张力导致“制度堕距”;数据共享动力不足、权责关系不明晰催生“职能堕距”等。政府应立足于基层治理的实际和协同发展的需要,从强调以人为本、构建数字创新氛围和可持续的技术支撑体系、健全配套制度体系等多重维度出发整体推动数字化转型,改善数据在多元治理情境中的创新应用,从而有效弥合多元“堕距”并走向技术善治。

教育人工智能是一种新兴技术,在凸显其优越性的同时逐渐显现出诸多技术伦理问题。美国作为教育人工智能技术的先驱国家,其教育人工智能技术伦理问题表征和规避策略更具典型性。美国教育人工智能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各种偏见、歧视:智能系统出现错误和技术漏洞时追责困难;海量数据搜集会侵犯学生多种权利;学生长时间使用智能系统可能面临发展障碍,出现“成事”与“成人”的价值冲突。为规避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美国制定了教育人工智能相关标准,加强教育人工智能算法监管,出台数据保护指南和法案,并规范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我国应借鉴美国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治理策略,制定和完善教育人工智能相应政策,建立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全员联动监管机制,研制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培养和提升师生的人工智能素养。

教育是缓解新质生产力与人才供需矛盾的核心策略,而基础教育则是塑造新质人才不可或缺的基石。为夯实未来新质人才的培育基础,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工作者应紧密围绕新质人才的需求,构建一套高效的人才培育机制,助力学生顺利转型为新质人才。在这一过程中,复合型教育目标的引导、跨学科知识体系的重组以及个性化教育策略的定制,为STEAM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赋能新质人才培育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了满足新质人才培育的多维需求,教育工作者需从五个关键层面重新构建STEAM教育培育机制:核心培育理念的重塑、根本培育目标的明确、基础培育条件的强化、首要培育策略的制定和关键培育基石的稳固。为了推动STEAM教育在新质人才培育方面更好地适应数智化时代的发展,教育工作者也需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STEAM教育的高效运行,完善其跨学科知识体系,构建虚实联通的STEAM教育空间,提升教师的STEAM素养,并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STEAM人才培育新生态。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力推动STEAM教育在培育新质人才方面的创新与发展,为新时代的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郑州商城出土的“甲骨文”与小双桥遗址的朱书陶文证明早商已经步入成熟文字时代。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文与殷墟同类文字存在承袭关联,说明二里头文字与商代文字之间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考古类型学比较研究表明,商文字中存在夏代礼制与族徽文字的基因,这不仅是对礼制文化的承袭,更是文字记忆体系的反映。二里头文化大型都邑的出现标志着夏代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国家形成并进入文明时代。二里头文化的陶文、殷墟甲骨文和传世文献的互证,进一步证实了夏代典籍的存在,尽管部分典册文献在传承中被改写或湮灭,但其核心内容的真实性毋庸置疑。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互相印证,构建起“夏文字—早商文字—殷墟甲骨文(金文)”的演进链条。夏文化文字发现较少可能与文字载体(如竹简)不易保存有关,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共同证明夏代已进入文字时代。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其与《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写作关系不仅仅是一个文献问题,而且是一个理论问题,国际学术界为此至今仍争论不休。从文献来看,拉宾、陶伯特、鲁米亚采娃、耶克等学者围绕《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否存在写作中断、《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写作顺序与时间、两者的写作前后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基于历史与文献得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从理论来看,《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的历史学研究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转变的重要来源,对两者写作关系的考察将有助于把握马克思第一次唯物主义转变的方法来源和具体过程。如果将文献与理论结合起来看待两者的关系,可以发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极有可能存在两次写作中断,且马克思在两次写作中断期间部分摘录了《克罗伊茨纳赫笔记》,持续的历史学研究逐渐使马克思放弃了从法权角度来颠倒黑格尔的法哲学,并最终放弃《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

基层考核机制是我国干部队伍管理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选拔优秀基层干部和推动基层治理的制度使命。基于“价值—制度—行动”的整合性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基层考核机制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初创期(1921—1948年)、过渡期(1949—1977年)、调整期(1978—2001年)、成熟期(2002—2011年)和深化期(2012年至今)。而影响基层考核机制变迁的深层结构包括人民至上和履职尽责追求的“价值逻辑”、基层社会和治理转型要求的“历史逻辑”、政府绩效和责任理论滋养的“理论逻辑”、基层政权和事业发展需要的“实践逻辑”。着眼未来,基层考核机制的变迁发展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考核价值取向、抓准激励约束并重的考核功能定位、明确实绩立体评价的考核运行思路、突出动态协同调适的考核发展导向。

践行ESG发展理念是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对企业股权资本成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ESG表现通过缓解委托代理成本和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股权资本成本;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低能耗企业的ESG表现对于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此研究有助于理解企业通过提升ESG表现保护股东利益的内在逻辑,对推动我国企业ESG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STEM教育现已成为培养学习者科技创新能力的国际共识。国际STEM教育一类中心落地上海,肯定了我国STEM教育取得的成绩,提振了本土STEM教育未来发展的信心。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开展STEM教育实践受制于师资不足问题的影响,师资问题是分科教育发展惯性造成的“系统性短缺”与人力资本勾勒不清造成的“结构性短缺”的结合体。当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已经成为新时期教育的主旋律,STEM教育具有“立足核心素养,培养创新人才”的价值支点。STEM教师群体基本盘初步建立,教师立足自身的能力迁移实现了STEM教师数量的提升,院校助推的教学模式与评价研究促进了STEM教师能力的提升。随着教育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对教育全要素的重塑,组织、人力治理与数智技术的融合将共同实现STEM教育的新质发展。为此,有关部门要开展STEM教育生态评价,助推发展规划落地;构建STEM教师胜任模型,促进专职教师成长;建设STEM教育数字资源,探索人机双师模式。

教育强国政策引领下,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协同发展是推动国家科创资源整合、未来产业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而STEM教育是能衔接三者、充分发挥三者的协同发展作用的关键一环。分析中美STEM教育相关的政策文本,发现我国STEM教育发展存在的潜在问题有三:价值错位、功能受限、生态缺失。未来要充分发挥STEM教育对教育强国建设的赋能作用,应采取三大发展策略:明确STEM教育价值定位,构建STEM教育实践指南和建设STEM教育领域融合生态。唯有多管齐下、系统推进,我国STEM教育才能真正突破发展瓶颈,焕发勃勃生机,为培养新质人才、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贡献应有力量,从而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向新的高度。

数据是推进“人工智能+”行动的关键要素,数据治理有利于解放新质生产力。在“人工智能+”行动对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和公共数据提出新要求和形成新挑战的情况下,有必要以分层治理的思路,以促进数据流通和保障数据安全为准则,区分不同类型数据的治理目标,形成数据法律法规的联合治理。要通过优化个人数据的授权和利用,促进企业数据的交易和流通,平衡公共数据的开放与安全,来实现人工智能产业化中数据的创新治理和高效治理。

在世界货币史上,中国人发明的纸币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发明。不过中国的传统纸币,无论是两宋官方发行的交子、会子,以及元明时期发行的宝钞,还是民间发行的银票、钱票,均未发展成为现代货币。因此,中国纸币的发展特点可称为“早熟而又不成熟”。虽然中国纸币存在“不成熟”的一面,但其兴起和流通却对西亚和欧洲纸币的出现起到了促进作用,从而具备了世界影响。

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组织载体,为更好发挥高等教育在服务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中的龙头作用,需要基于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总结大学组织系统性跃迁和质变的经验、发现规律,预测发展趋势。复杂系统观下,大学的性质与职能、学科组织结构以及人才培养模式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关键子系统的转型,构成了大学的系统性变革。自中世纪起,大学的职能、学科结构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经历了四次系统性变化与转型。在新时代,大学要以创新理念引领创新型大学建设,实现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有机融合;整合分割的知识体系,构建网络化学科组织结构;打造虚实结合的育人共同体,形成多主体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作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与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服务强国建设、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创造传世价值提供了行动指南。两者共同致力回应时代需求与挑战,在提升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上相互促进,追求卓越和创新的道路上相互成就。依循现实逻辑、价值逻辑、目标逻辑、实践逻辑加强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为发挥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龙头作用注入了新的动能。培育时代新人、推进“双一流”建设、服务“三位一体”战略、引领大学治理现代化,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赋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途径。

新时代社会工作要融入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其社会治理效能。在实践中,社会工作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场景的有机组成部分。“主体性—协同性”的理论框架将主体性与协同性视为基层社会治理场景中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两个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的维度。从“主体性—协同性”的理论框架检视,珠三角D市社会工作通过专业服务与协同行动,在风险防范、矛盾化解与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了治理效能。但从社会工作深度融入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要求看,仍然面临着主体性与协同性“双重弱化”的实践困境。要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场景中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就必须走出 “双重弱化”的困境,积极提升社会工作的主体性和协同性,实现二者的同步推进。这既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目标取向,也是社会工作深度融入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必然逻辑,同时也为“大社会工作”格局下专业社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启示。

作为应对社会复杂性的治理策略,政务服务极简化旨在通过数字技术优化政务流程以进一步提升服务效率和效能。然而,“技术—组织”复合驱动机制孕育多重风险:包括事务负担超载、数据泄露和网络攻击在内的系统崩溃、选择性服务与民众情绪激化以及地区数字化“孤岛效应”放大等。究其原因,在于技术与组织之间的短板相互掣肘推动风险的聚合与叠加:技术赋能锁定组织陷入“负能”循环、技术嵌入后形成对组织的“反操控”、技术工具理性排斥组织公共价值以及技术“锦标赛”刺激地方拉大差距等。因此,推进政务服务极简化需要更审慎考虑和细致规划,在追求技术治理优势的同时,平衡技术创新与组织效能,确保技术进步与社会公正的兼容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事业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厘清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系,对增进民族团结、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从意识内容看,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系有“主干论”和“层次论”两种表述;从两种意识的强弱看,二者之间可呈现出“双强”“弱强”“强弱”“双弱”四种模式。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加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努力增进民族团结,为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