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减”的政策环境下,家长的群体性焦虑问题不容忽视,已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家长焦虑的核心在于子女能否通过教育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而培训机构则通过炒作家长的焦虑情绪实现盈利。家长的焦虑导致大量家庭资本向私人教师、培训机构流动,其中以中产阶级的家长为最;甚至出现了家庭资本投入越多、家长越焦虑的局面。但家长焦虑的缓解不能指望家长自动减少家庭资本在子女学业上的投入,而是一方面要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另一方面则要改革高考的命题方式,让课外辅导、培训机构所擅长的答题模板、解题套路在高考面前失去效用,如此方能让家长主动减少家庭资本投入,缓解焦虑情绪。

元宇宙是利用科技手段链接与创造同现实世界映射、交互的虚拟世界,是具备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其概念是多重底层技术的叠加集成,其本质是下一代的互联网。随着相关技术体系的不断成熟,元宇宙的发展前景和应用场景不断明晰,也日渐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和未来产业革命的热门方面。文旅领域与元宇宙有着天然的融通之处,从基因内置、产业需求和发展路径三个角度来看,两者都有很强的契合关系。元宇宙推进文旅领域“人—场—物”的重构,将在游戏、演艺、旅游、影视等场景拥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促成文旅产业的颠覆性变革。当下的元宇宙在文旅领域的应用实践已经纵深推进,元宇宙在文旅领域的应用路径也逐渐明晰,但这一过程中依然可能面临包括垄断风险、制度风险、伦理风险、权利风险和沉迷风险等五个方面的挑战。元宇宙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应从强化认识、发展产业、打造标杆、推进试点、搭建宣传平台、强化伦理监督、开展法律建设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

政策研究中的行动者中心制度主义是由德国学者弗里茨·沙普夫和雷娜特·迈因茨率先提出,并由弗里茨·沙普夫系统阐述而发展成为重要的政策过程理论。这一理论假设社会现实可以被解释为有目的行动者互动的结果,这些行动者包括个人、集体和公司行动者,他们之间互动在一个结构化环境中展开,并且互动结果是由他们所处的制度设置所塑造。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以及保证有效性和合法性得以产生的公共政策过程成为该研究关注的根本性问题。行动者、行动者集群、互动模式与制度成为这一框架和理论的要素,互动模式是其核心内容,存在单边行动、谈判协议、多数决策和等级命令等四种类型。行动者和制度有机结合,将会是制度理论的前沿方向。中国政策过程和治理过程将会为该理论的应用、检验及拓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会形成理论发展的自觉。

为更好地适应环境、应对压力、提升幸福,研究者先后提出了个人成长、个人成长主动性、创伤后成长等概念。个人成长是指个体积极的自我改变。个人成长的测量工具有莱芙(Ryff)心理幸福感量表中的个人成长分量表、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和创伤后成长问卷。影响个人成长的因素有人口学变量、家庭环境、社会支持、认知重构、娱乐活动和社会文化等,对个体的职业认同、心理健康、幸福等都具有重要影响。促进来访者的个人成长是心理干预的核心内容。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完善个人成长的结构、探讨个人成长的影响因素、采用更高级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个人成长的心理干预措施以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加强文物保护是开发利用的基本前提,开发利用是文物保护传承的有效途径。黄河流域文物具备承载历史久远、分布地域广阔、数量种类众多、地位和作用凸显等特征,但是黄河流域文物保护仍然存在保护边界不明确、保护对象不确定,区域综合发展不靠前、保护方式不先进,联动保护合力不强大、管理体制机制不协同等问题。文旅融合对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利用带来新动力、新机制、新载体和新挑战,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利用为文旅融合带来新模式、新场景、新生态和新机遇。文物保护利用创新的基本路径可归纳为:创新制度设计建设,强化政策配套支持;构建协同体制机制,提高统筹工作能力;提高文物管理效能,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实施文物科技融合,推进文物跨界合作;凸显文物教育功能,打造文化育人模式;注重文物推广交流,构建现代传播体系。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在赋能教育变革中展现了巨大的活力。ChatGPT作为一种语言处理工具,不仅可以回答用户的问题,还可以完成用户设定的某些任务,甚至还可以持续实现任务的优化。ChatGPT具有强大功能的同时,也伴随着亟需弥补的短板:回答问题的准确性不足,数据污染问题,伦理与安全问题和知识剽窃风险。在助推学校教育变革过程中应用ChatGPT既存在机遇,也有挑战;ChatGPT的出现给予了教师反思人师存在价值的契机,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研究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我国的社会公平感现状,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比较对公平感的影响。数据来源于2017年社会心态调查(CASS-INTELLVISION Social Mentality Survey)的22669个居民数据。结果发现,调查对象的社会公平感普遍偏低,机会公平最受质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更多支持“局部比较理论”而不是“结构决定论”,主观社会阶层可以提升社会公平感,积极的社会比较和对比较结果的合理性认知可以提升社会公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比较的结果,当社会比较不如他人的时候,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公平感之间负相关。

技术治理是一个“被使用”远胜于“被理解”的术语。要理解技术治理,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技术。技术是一种具有自主性的工具,其内核是一种知识、一种理性化的人类智识的成果;其外延包括工程意义上的“硬”工具和社会意义上的“软”工具。技术治理包含四重蕴涵:作为治理对象的技术治理、作为治理手段的技术治理、作为治理机制的技术治理和作为治理理念的技术治理。公共行政与技术治理有着诸多耦合之处,两者都以技术理性为根基。公共行政最初是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出现的,后衍生出作为治理机制的技术治理,但其内核是一种作为治理理念的技术治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治理实践呈现一种由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转型,主要表征为一种作为治理机制的技术治理。

孤独症谱系障碍发病率不断攀升,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和方法,教育干预训练是儿童孤独症康复的最佳手段。研究表明,基于人机交互技术的教育干预是实现孤独症儿童康复的可行新途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多媒体、智能机器人与自然人机交互等技术在孤独症儿童教育干预中的相关应用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发展一种包含不同孤独症儿童发展轨迹的、适应于不同儿童个体的交互技术干预方法尤为迫切。

综合课程着眼于学科之间的“联系”,却削弱了知识掌握的深度。单一学科的教学能够保证知识传授的深度,却又无法顾及学科之间的“联系”。“跨学科主题学习”意在超越二者各自的局限,通过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直观理解,并让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以此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度掌握。要做到高质量的“跨学科主题学习”,需要摒弃“生成”的路子,要求教师精心选择教学内容,合理组织教学材料,并科学地进行教学设计。

短视频平台已逐渐成为主流媒体舆论宣传的新阵地与流量聚集地,同一主流媒体在多个视频平台的传播效果可能具有差异。抽取“央视新闻”B站号与快手号698条短视频作为样本数据,考察主题类型、字幕使用、屏幕形式、标题内容以及视频类型等因素对短视频多平台的传播效果及其传播广度、传播认同度和传播参与度等子维度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短视频主题类型、屏幕形式、标题内容及视频类型对短视频多平台的传播效果产生差异化影响,字幕使用对传播效果并无显著影响。主流媒体应注重短视频平台间的差异,推动短视频内容的平台差异化建设,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其中的制胜法宝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领导干部是干部队伍中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选拔是干部制度的关键环节。文章首先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选拔制度百年变迁的分析框架;进而全景呈现领导干部选拔制度百年变迁的四个历史阶段,从结构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双重维度,深度剖析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时期领导干部选拔制度变迁的三种类型,即制度的功能变化、制度的渐进微调和制度的重大变革及其重要特征;最后从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三个向度,总结了领导干部选拔制度百年变迁的基本经验和趋势性特征;从畅通社会优秀人才进入党政干部队伍渠道、建立健全能上能下的机制和标准以及切实加大从基层锻炼选拔干部力度三个方面,就进一步深化领导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重大问题展开延伸讨论、提出政策建议。

当前一些学校在推进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对于劳动和劳动教育关系的理解存在不同程度的实践误区,导致在劳动教育形式上用劳动代替对劳动的教育设计,在资源开发上将劳动教育资源简单等同于劳动资源,在评价上则用对劳动成果的评价来取代对劳动教育综合育人效果的评价。实际上,劳动与劳动教育的关系至少存在三种实践形态:一是将劳动视作教育的基本属性,强调教育的劳动性;二是将劳动作为劳动教育的目标,强调劳动素养的培养;三是将劳动作为劳动教育的载体,强调劳动的教育价值。从教育活动的命名逻辑、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以及现实劳动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这三个角度来看,将劳动视为劳动教育的目标更能够彰显其作为“五育”之一的独特育人价值,也更有利于提高劳动教育的育人效果。

受到“双减”的影响,小学教师产生了普遍的职业倦怠,这在女教师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诸如情绪衰竭、去人性化、成就感降低等问题多有发生。从社会性别角度进行归因可以发现,出于“依附于男性”的心理因素和对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状况的恐惧,许多女性应届毕业生自愿选择成为小学教师。在“双减”改革的强势冲击下,小学教师的工作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这一职业在男性权威中的认可度开始降低,小学女性教师逐渐失去职业认同感,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让绝大多数小学女性教师再就业的希望不大,因此她们更容易受到“双减”的影响,在自我与社会给予的双重困境中加剧职业倦怠。

近年来,中越围绕南海维权的争议和摩擦不断加剧,越南通过举办各类国际研讨会不断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同时大量搜集国内外资料(包括越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献、档案、舆图),试图证明对“黄沙”和“长沙”(即我国西沙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并作为其主权要求的主要历史依据。越南学术界对“黄沙、长沙”主权的论证,所引用的史料和依据存在含糊不清、移花接木、拼凑证据的情况,其观点存在很多漏洞,根本经不起推敲和论证,也无法支撑其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大量史料充分证明,中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和经营南海诸岛,并和平地、连续不断地行使管辖权;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不可侵犯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创新型人才培养历来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目标和教育教学的重要任务,但其实践层面面临学段衔接不贯通和改革措施不协调的双重挑战。“双减”的系统性改革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契机,它引发对于基础教育人才培养命题的深层思考,也促进了教育生态优化的正向改变。借力“双减”推动基础教育阶段创新型人才培养,应从课堂教学、课后服务和作业练习等方面为其提供坚实支撑。

“人民城市”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城市属于广大人民、城市发展为了人民、城市治理依靠人民三个方面。国内外城市滨水公共空间再造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城市滨水公共空间是市民公共活动和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城市滨水公共空间建设要遵循人民城市理念,增强人民对城市空间的认同感,满足市民不同层次的多元空间需求,加强、提升城市的人文关怀、公共服务和空间品质。黄浦江和苏州河作为上海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承载着人民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上海“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再造过程体现了鲜明的人民城市理念。上海市“一江一河”建设案例的经验对于探索人民城市理念融入城市滨水公共空间再造的可行策略具有启发意义:公共空间再造应注重提升空间开放的共享性、实现公共服务的多元性、促进空间发展的持续性、扩大空间治理的参与性。城市滨水公共空间再造为城市公共空间再造提供了理论启发和现实指引,未来城市公共空间再造要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与治理,为民众创造美好城市生活,应从价值取向、政策设计和行动策略等方面努力践行人民城市思想:首先,要坚持人民城市的核心价值取向,充分调动人民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发挥人民在城市公共空间再造中的主体性作用;其次,在政策设计方面,城市公共空间再造要以人民为中心,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智于民;再次,在行动策略方面,城市公共空间再造应以提升民众的参与性、互动性和满足感为要。

18世纪的印度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随着莫卧儿帝国的衰落,松散的莫卧儿帝国体系催生了印度地方绅士和新兴经济模式的出现;印度传统的社会等级模式使莫卧儿皇帝成为“王中之王”,而不是“印度之王”,地方政治势力严重冲击了帝国的中央权威。在西方殖民者到达印度前夕,南亚次大陆已形成了三类土邦,即以拉杰普特为代表的古时土邦、由莫卧儿帝国省转化而成的土邦和因军事征服而形成的土邦。此时期的土邦皆具有三大特点:在所属的领地上获得有力的支持并有效管理;都维持一支足以保证土邦政权稳定的军队;都寻求并获得了土邦政权存在的合理合法性。

技术治理,特指信息技术在治理中的应用。既往研究在泛化技术治理概念的同时,忽略了“技术与科层的互动关系”。案例研究发现,科层制自上而下地引入技术治理,推动了传统的科层组织标准化、电子化,形成有别于传统组织的特性,确实提升了科层组织的能力。同时,科层制内的技术治理更多地取决于政治逻辑而非单纯的技术逻辑,它既是科层改革的组成部分,又不可避免地受科层制的规定和制约,简而言之,技术赋能科层,科层规制技术,技术治理与科层制的关系具有“双向性”。科层体制内的技术治理是否具有系统性,往往取决于上级意志而非执行者本身,要判断技术治理是否具有整体性,就要引入“上级决策者与具体执行者”的完整链条。技术治理若受“短期行政程序改善”的预期驱动,则容易止于“内卷化”的科层同构。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个性化学习是适应未来社会和促进个人发展的时代诉求。基于学习者个性特征的学习行为数据,运用海量数据分析和模型算法推荐,进行智能化选择、决策和服务,为学习者规划学习路径、供给学习资源、创设交互情境、提供实时反馈,并通过学习数据的二次供给同步调整和优化,实现个性化学习目标,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个性化学习的闭环运行机制。从学习者基础数据、智能决策与个性服务、学习模型建构的动态层级关系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个性化学习的实践路径为:以数据挖掘精确绘制学习者个体数字画像,引导量化自我与量化学习;以人工智能的推荐算法与学习适应管理系统,实现智能决策与个性化服务;通过机器学习构建深度学习的人本生态系统,促进学习从浅表走向纵深。

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上级试图构建数字生产体制以实现透明、精准、精细化治理。数字生产体制为上级激发下级的积极性提供了动力,但数字生产体制的内在困境使得基层官员产生了表象策略、机构策略、政策策略和反向策略等避责行为,形成“低问责均衡”。“数字避责”是官僚体制的内生产物,是基层官员面对不确定性风险和问责高压的选择,也是官僚理性的体现。基层官员以制造数字景观、形式主义等行政程序来应对技术治理要求,重构了权力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问责主体的意图。在未来的国家治理中,应该重新定位行政规范化、技术化导向,缓解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构建良性、健全的问责链,为基层官员创造敢于担当尽责的制度环境。

兵备道是明代中后期广泛设置的一种特殊军政建制。广西府江兵备道始置于弘治九年,历经正德十一年裁革与正德十六年复置,由临时差遣演变为固定设置,万历九年又改为府江兵巡道。府江兵备道的权力空间最初由府江一带,桂林府西部古田、永福、理定及北部西延、咸水、马鞍等处三部分构成,经过数次权力空间分割与重组,其权力空间被压缩至府江一带,权力空间属性由单一的军事属性转变为军事与监察双重属性。府江兵巡道权力空间及其权力空间属性的变迁,体现了明代中后期两广地方政治中军政力量的权力博弈,折射出明代中后期两广政治结构变动的权力逻辑。

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思想解构了西方身体思想的基础,即亚里士多德的实体论身体论和笛卡尔的实体论主体论,从本体论的角度质疑了传统的身体观,提出了一种联结性、伴生性的身体观念,建构了一种“无我”的身体思想。这样,哈拉维在梅洛-庞蒂的价值论身体观、福柯的认识论身体观之外又提出了一种本体论的身体思想,其意义在于为身体研究开启了第三条思路。

对传统治理总体性支配和粗放式治理教训的反思之一,就是现代国家在治理过程中日益高度重视治理技术。以“精准”理念和一整套技术为支撑的农村扶贫成为观察“技术化治理”的实践样本。客观上,技术驱动下的“精准”机制运作,在激发了较为复杂而多维效应的同时,蕴含着诸多风险:行动主体的孤立和治理能力的弱化、治理组织的下沉和扩大以及体系层面的蜕变、行政机制对市场和社会要素的排斥与治理规则的“空转”、治理资源的大规模投入和耗散而治理功能的蜕化等。这些风险与过分依赖治理技术具有直接的关联逻辑:即技术目标的固定化与社会需求和发展的动态性、技术应用的整体性要求与行政组织内部的条块分割、技术嵌入的贯通性与政府社会衔接性的缺失、技术下沉的条件支撑要求与治理成本的急剧扩张等之间内在而持续的张力。技术治理蕴含的风险及其演化逻辑,反映了当下国家治理中制度与技术双重建设面向的丰富蕴涵。超越单纯技术治理的视域和局限,回归治理制度的规范和建设,可能成为规避和化解治理风险,从而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选择。

基于2011—2020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面板变点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个维度对于城市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地域差异,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助于共同富裕;(2)数字普惠金融对于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高于中部地区及东部地区;(3)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先增后减,存在三个变点并呈现出四个不同的阶段。为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应当着重提高其具体业务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且应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于第三变点值前后的省份应采取不同的发展政策以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减。

明清之际,北部湾地区的“海寇”利用清朝集中力量对付南明政权和郑氏集团之机,以钦州湾内的龙门岛为基地,接受南明政权和郑氏集团的招安,发展壮大为控制北部湾洋面的海上势力。随着南明政权退出广西特别是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政府取得北部湾海域的控制权,加强了对北部湾海疆的经略,措施包括建设沿海水师、确立巡洋会哨制度、调整沿海岛屿的军事部署、完善海岸防御设施等,保障了清前期近百年北部湾海域的安宁。

甲骨文发现百年之争应只有“王懿荣发现说”与“刘鹗发现说”可议。“刘说”据有确凿完整的证据链支撑,而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且合情理的结论应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吃药发现说”尚不宜入正史。至今尚未为学界知晓与关注的、1904年多次刊登于《时报》的刘鹗自撰《铁云藏龟》公告(期刊全文首发),具有明确宣告甲骨文发现、化私藏为公器等重大意义。《铁云藏龟·自序》应确立为最早成功鉴定和考释甲骨文的学术论文;刘鹗领衔罗振玉、吴昌绶,一起在1903年即率先拉开了甲骨文考释研究暨创立甲骨学的序幕。罗振玉“怂恿-墨拓-编辑《铁云藏龟》说”、“1901年初见甲骨说”皆难以成立。对甲骨学史可重新划分阶段。

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两个概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制度对治理效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制度决定了政策选择和治理行为;治理效能通过制度有效运行获得,并以制度优势外在体现出来;制度优势提高治理效能,治理效能又彰显制度优势。在新时代背景下,治理效能被赋予了系统性的中国特色和时代意蕴,治理效能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追求高质量的发展,以获得更大更多更好的社会效应为旨归。比较分析中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案例,说明了中国制度优势如何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以人民为中心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群众基础,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生动体现。

古琉球王国(今日本冲绳)作为明清时期与中国往来最为密切的藩属国,同中国保持了五百余年的册封朝贡关系。随着中国与琉球政治经济交流的深化发展,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宗教信仰、岁时节庆、饮食、建筑、服饰、音乐等民俗文化,不断传播到冲绳群岛,对当地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数据信息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频出的信息安全事件导致在全社会范围内正形成使用智能产品的信息隐私忧虑。通过一项全国性互联网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基于知识属性特征,人工智能素养作为智能时代的数字素养,可被划分为通用智能素养和专用智能素养:前者强调在智能产品上的消费运用能力,同隐私忧虑呈显著正向关系,并且个人对自身隐私的保护意识在二者关系中起到了正向中介作用;后者强调在智能产品上的技术生产能力,并因对智能产品的技术信任而显著降低了人们信息隐私忧虑水平。其中,实践导向的人工智能专用素养对于缓解个人信息隐私忧虑的作用更加明显。上述结果一方面解释了随着人工智能产品推广以及通用人工素养的普及化,公众信息隐私忧虑逐渐加深的客观现象;另一方面也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鉴于专用人工智能素养缓解个人信息隐私忧虑的作用机制,除应推动建立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标准外,政府还应继续鼓励专业人工智能知识的科普工作,并着重培育公众人工智能素养的实践能力。

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许多新的文化因素。其中天马和有翼神兽,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非常重要的美术题材,在考古发现中留下来许多遗物和遗迹。本文以文献和考古两方面材料相结合,分析和论述中亚的双马神崇拜与东传、汉代有翼神兽的流行、汉武帝的求仙思想与昆仑神话对天马信仰的助推等几个重要学术问题,从考古学与艺术史的层面,剖析了汉晋时代丝绸之路上这一历史文化现象。

空间治理逐渐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议题,不同学科对“空间治理”这一术语的理解与使用丰富了其蕴涵,但概念的纷繁芜杂不利于学术对话与知识的累积性发展。文章旨在发掘空间治理的核心意涵,梳理空间理论的逻辑进程及其对治理实践的变革意义。先哲们对空间的思辨阐释与科学认知,为理解空间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引。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使得空间脱离了位置、场所或容器的内核而指向一种“隐喻”。空间之于治理,既是一种治理依据,也是一种治理对象,还是一种治理策略,更是一种治理理念,两者之间呈现一种“空间塑造治理、治理重构空间”的多维度结合与多层次互构的关系。国土空间规划、行政区划调整、社区网格化管理等实践形式,体现了空间与治理的互构关系。空间治理的关键词是各种虚实结合的边界,其价值目标是实现空间正义。

如何正确对待资本是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马克思建构了超越斯密的科学方法论,实现了对资本文明的辩证分析。马克思历史地肯定了资本的文明作用,亦批判了资本主义资本文明的局限性。马克思阐述了资本文明的四大张力,揭露和批判了资本文明的四个局限。马克思对资本文明的辩证批判为我国如何正确对待作为社会主义生产要素的资本提供了科学方法论。资本、资本家与资本主义虽为家族相似的概念,但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坚持人类文明进步历史辩证法 ,批判两种错误倾向。既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用好资本的张力,激发资本与市场活力,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形态,同时又要通过制度、法律、政策规范与价值导向,限制其局限性。

量词“道”的基本语义特征不是平面性,而是依附性。根据依附性特征,可以把量词“道”的整个范畴化过程清晰地分析出来。量词“道”和“条”具有“依附”和“独立”的差异,量词“条”和“根”具有泛用和特用的差异。

政务抖音号作为我国政府机构在抖音平台的官方账号,已经成为公共危机中权威信息发布、危机形势沟通、虚假信息反驳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平台。考虑到公共危机沟通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信息到达率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程度,如何最大化公共危机中政务抖音号信息传播效果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以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为理论支撑,将视频内容作为核心线索,将社交媒体资本、对话循环、视频时长、视频形式、背景音乐、字幕讲解作为边缘线索构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务抖音号信息传播效果影响因素模型。基于25个省级卫健委官方抖音号抓取的2 515个样本数据的研究证实:与故事与情感表达类短视频相比,抗疫宣传与动员类会显著提高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但治疗与预防知识类短视频会显著降低整体传播效果;社交媒体资本会显著提升整体传播效果以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对话循环的话题标签“#”维度会积极影响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与卡通动画类短视频相比,图文拼接类和拍摄剪辑类短视频会提升整体传播效果;视频时长会显著负向影响整体传播效果;背景音乐和字幕讲解对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的作用不显著。

广西桂林市草坪回族乡潜经村居民半数以上为回族,同属清初迁入的白氏祖先后裔。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潜经村的白氏回族形成了自己的宗法制度,修建了宗祠,制定了宗约,并由最初的4个宗支发展到如今的12个宗支。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改造,潜经村白氏回族的宗法制度和宗教信仰历经冲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在地方精英的努力下,潜经村的宗教信仰逐步得到复兴,具有庞大势力的白氏宗族也在村庄事务中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潜经村的个案说明,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中,既要了解宗族、宗教等传统文化因素在乡村社会治理的功能和作用,也要注意化解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引导其与社会发展的潮流相适应。

欧亚新航线在16世纪开辟以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了西欧,给东西方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内容。在17—18世纪的东西方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中,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立足印尼的爪哇尤其是巴达维亚(雅加达)与中国开展贸易,巴达维亚(雅加达)在17—18世纪的荷兰—印尼—中国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贸易承载了文化交流的内容,开启了荷兰—印尼—中国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尤其是荷兰与中国之间文化交流的进程。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荷兰人在促进中国与西欧的物质文化交流、把大量茶叶和瓷器输入西欧、影响西欧人的社会生活以及介绍当时的中国国情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交往性质和方式的局限以及制度、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与隔阂,当时荷兰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精神文化的交流相当有限,尽管荷兰人对中国已有比较多的了解,荷兰在文化上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国度。

比较海南军话和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以及明代通语,可发现海南军话既与桂柳官话十分相似,又与明代通语存在演变关系。海南军话和桂柳官话都源于明代官话。在共时平面,由于海南军话入声舒化归阳平,可划归西南官话桂柳片。

根据双边投资协定中的规定,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争端解决(ISDS)可以选择提交ICSID投资仲裁或者非ICSID 国际商事仲裁。但两种仲裁裁决下的承认与执行机制大相径庭,前者依据的是《华盛顿公约》机制,后者依据的是《纽约公约》规则。由于实践中有相当部分ISDS是通过非ICSID仲裁途径解决,因而产生了由其裁决的ISDS案件能否在《纽约公约》下得到承认以及如何执行的问题。所讨论的重点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纽约公约》适用于投资仲裁的可行性问题;二是《纽约公约》下投资仲裁的司法审查问题;三是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问题。国际投资仲裁实践表明,投资仲裁与商事仲裁存在着相互联系与彼此独立的关系。现行的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机制仍然主要以ICSID仲裁所依据的《华盛顿公约》承认执行机制为主,以非ICSID仲裁所依据的《纽约公约》承认和执行机制为辅。

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及紧随其后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模式遭受巨大创伤并陷入重重危机,各种质疑和否定之声也随之响起。与新自由主义简单否定福利国家不同,新马克思主义认为福利国家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彻底否定福利国家是不现实的,必须寻求福利国家重组的道路。消除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主义,而消除福利国家危机、实现福利国家重组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福利资本主义”向“福利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新兴的社会运动,从国家主义战略转向非国家主义战略,避免以往福利国家过多依赖国家主义干预带来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