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标识义务涉及用户、服务提供者与技术支持者三方责任。用户作为内容生成的第一责任人,需履行基础标识义务;服务提供者作为核心主体,应确保标识的准确性与完整性;技术支持者则应通过技术手段保障标识机制的有效实施。在适用路径上,标识义务应基于生成内容类型与应用场景进行差异化设计:针对纯AI生成内容、人机协作内容及疑似生成内容,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标识要求;同时,基于风险分级理念,对高风险生成内容实施严格标识要求,对低风险生成内容采用简化标识机制,对行业特定生成内容设计定制化标识规范,助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合规框架内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变进程表明,乡里两级行政架构、以宗法组织为依托、邻里监督设计、互助互济机制是乡村治理的共性形态,乡村治理事实上承载统计户籍、组织生产、赋役催驱、维护治安、教化民众五大重要任务。政府管控不断深入基层、乡约政教化、乡官差役化是演变的重要趋势,呈现出政社互动的特征。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对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创新有深刻的影响,在平衡传统儒法治理文化与时代需要、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促进国家建构与夯实基层基础等关系方面,为新时代基层治理和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展望未来,我国乡村治理和基层治理中的政社互动或政社交融的趋势将更加突出。

受到“双减”的影响,小学教师产生了普遍的职业倦怠,这在女教师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诸如情绪衰竭、去人性化、成就感降低等问题多有发生。从社会性别角度进行归因可以发现,出于“依附于男性”的心理因素和对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状况的恐惧,许多女性应届毕业生自愿选择成为小学教师。在“双减”改革的强势冲击下,小学教师的工作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这一职业在男性权威中的认可度开始降低,小学女性教师逐渐失去职业认同感,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让绝大多数小学女性教师再就业的希望不大,因此她们更容易受到“双减”的影响,在自我与社会给予的双重困境中加剧职业倦怠。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其中的制胜法宝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领导干部是干部队伍中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选拔是干部制度的关键环节。文章首先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选拔制度百年变迁的分析框架;进而全景呈现领导干部选拔制度百年变迁的四个历史阶段,从结构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双重维度,深度剖析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时期领导干部选拔制度变迁的三种类型,即制度的功能变化、制度的渐进微调和制度的重大变革及其重要特征;最后从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三个向度,总结了领导干部选拔制度百年变迁的基本经验和趋势性特征;从畅通社会优秀人才进入党政干部队伍渠道、建立健全能上能下的机制和标准以及切实加大从基层锻炼选拔干部力度三个方面,就进一步深化领导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重大问题展开延伸讨论、提出政策建议。

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伴随新中国教育发展史,同时学业负担问题并非仅仅是教育问题。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建设高质量教育系统中作出了艰苦的、值得后人重视的探索。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治理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时,在原因研判和思想观念上经历了变化。新中国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青少年的成长,然而青少年学生身体健康状况严重不佳成为普遍现象,究其原因有学业负担过重、社会活动过多等,但直接且关键的原因是营养供给缺乏和卫生条件不足。为改变这种学生健康不良的状况,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出“健康寓于万策”的制度探索,将工作重点放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方面。当面对减负教育改革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时,官方政策上作出了政治化倾向的归因判断和政策举措,这一制度探索在改革开放前后得以纠正。跳出学业负担过重的教育教学过程视角,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业负担过重现象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即被激活的民众教育期望升级与更高一级、更优质的教育机会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所致。这也是今天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时值得注意的问题。

政务抖音号作为我国政府机构在抖音平台的官方账号,已经成为公共危机中权威信息发布、危机形势沟通、虚假信息反驳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平台。考虑到公共危机沟通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信息到达率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程度,如何最大化公共危机中政务抖音号信息传播效果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以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为理论支撑,将视频内容作为核心线索,将社交媒体资本、对话循环、视频时长、视频形式、背景音乐、字幕讲解作为边缘线索构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务抖音号信息传播效果影响因素模型。基于25个省级卫健委官方抖音号抓取的2 515个样本数据的研究证实:与故事与情感表达类短视频相比,抗疫宣传与动员类会显著提高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但治疗与预防知识类短视频会显著降低整体传播效果;社交媒体资本会显著提升整体传播效果以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对话循环的话题标签“#”维度会积极影响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与卡通动画类短视频相比,图文拼接类和拍摄剪辑类短视频会提升整体传播效果;视频时长会显著负向影响整体传播效果;背景音乐和字幕讲解对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的作用不显著。

兵备道是明代中后期广泛设置的一种特殊军政建制。广西府江兵备道始置于弘治九年,历经正德十一年裁革与正德十六年复置,由临时差遣演变为固定设置,万历九年又改为府江兵巡道。府江兵备道的权力空间最初由府江一带,桂林府西部古田、永福、理定及北部西延、咸水、马鞍等处三部分构成,经过数次权力空间分割与重组,其权力空间被压缩至府江一带,权力空间属性由单一的军事属性转变为军事与监察双重属性。府江兵巡道权力空间及其权力空间属性的变迁,体现了明代中后期两广地方政治中军政力量的权力博弈,折射出明代中后期两广政治结构变动的权力逻辑。

20世纪的汉语音韵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全面总结这个世纪学术研究的特点和阶段划分自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梳理学术研究的历程和学术成果的概括,将这一世纪的音韵学研究提炼出十个方面的特点,并划分为四个学术阶段。

比较海南军话和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以及明代通语,可发现海南军话既与桂柳官话十分相似,又与明代通语存在演变关系。海南军话和桂柳官话都源于明代官话。在共时平面,由于海南军话入声舒化归阳平,可划归西南官话桂柳片。

处于边疆地区的“靖西”市,其名称由过去的“归顺”更改而来,带有广西西陲边地安宁美好的涵义。作为全国兴边富民行动重点县,靖西的兴边富民行动推动该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也全面发展,从而为加强边疆壮族的国家认同感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基础。千年古州安德镇是壮族首领侬智高建立壮民族第一个地方政权“南天国”的故地,当地壮族以节日仪式来纪念民族英雄侬智高,并以“侬智高六旗兵阵”的表演来彰显和重塑爱国主义精神。在加强边民的国家认同上,应合理充分地利用自身的历史资源,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达到国家认同的目的。国家认同的路径并非单一不变,应当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与资源,寻找出理想的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县域作为重要的治理单元,数字技术能否推动县域实现传统治理向敏捷治理的转型？参考奥斯特罗姆等学者提出的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和“结构—过程—功能”理论,构建数字化赋能县域敏捷治理转型分析框架:数字技术可以强化多元主体参与、搭建信息交互的平台载体,利于达成集体一致行动;可以推动流程再造、加速信息传递、实现多跨协同;可以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深入分析中国不同地区的数字化实践发现,应用数字技术能够有效推动县域治理模式从传统治理走向敏捷治理。未来要进一步强化数字赋能,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社会格局,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确保县域敏捷治理体系稳定有序运转。

广西幼儿园课程发展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清朝乾隆年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1771—1949.9)的模仿借鉴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后(1949.10-1977)的整顿规范阶段、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1978-2000)的多元发展阶段及21世纪初迄今(2001-今)的特色创新阶段。其发展呈现出几大特点:由照搬模仿到借鉴自创;课程宗旨,由关注智力到关注全面发展;课程类型,由分科到综合、由单一科目到单元课程与主题课程、整合课程;课程管理由各幼儿园自主选用到全国统一教材再到各地方教材及园本课程的多元纷呈。广西幼儿园课程的出现与发展,与广西的社会历史、文化、幼教机构发展和国际国内课程理论及实践探索息息相关,体现出广西学前教育课程发展中所具有的开放、包容与适应的文化特质。

QCA(定性比较分析)是当前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应用的一种新研究范式,但未被正确理解、规范使用的现象较为普遍,影响QCA解决问题的实效性,并招致一些误解。为此,首先,通过设计QCA应用的典型情景,揭示QCA求解过程中关键决策点,提供QCA核心指标的计算过程与方法,透视QCA工作原理;其次,完整地描述QCA求解过程,包括三大阶段与10个步骤,探索QCA在方法和技术层面合理应用的策略;最后,指出QCA是融合定性与定量思维的组态比较方法,在评估和预测方面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进入网络和新媒体社会新阶段,网络公共事件成为社会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路径也亟须创新。对“福建一女生遭同学霸凌跳楼身亡”等系列网络公共事件展开关联性分析,揭示公众记忆唤醒、更新与内隐过程对网络舆情衍化的影响,并从公众记忆周期的视角出发,探讨网络公共事件媒介化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网络公共事件在各记忆阶段存在社会信任危机、行政资源被挟持、隐性风险留存等问题。基于媒介化治理的逻辑、目标与过程指引,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中断负面情绪接力、构建记忆体系、弱化隐性风险等路径实现对网络公共事件中“问题”的治理。

1898年5月至1902年2月,鲁迅在南京求学近四年。1922年他在《呐喊·自序》中第一次正面写及南京求学生活,做了选择性、重构性的叙述。决定这种叙述方式的,是其作为“作家”的自我呈现与“弃医从文”的逻辑。1926年在《琐记》中再次讲述南京生活,则强调《天演论》的阅读体验,并进一步突显了自己“前行者”“寻路人”的形象。他在南京求学期间之所以对医学感兴趣,不仅与其父亲的病有关,而且与其祖父的《恒训》有关。鲁迅的“立人”思想、进化论观念、对西医的认同等等,均可在南京求学生活中找到原点。

通过考察进士科为人艳羡的时间、考试杂文的进程、评判标准的变化以及命制试题出自《文选》的时间等,能判定读习《文选》最兴盛的时段在大历、元和时期,即中唐。这一时期,社会上不同的阶层,如唐文宗、文官子弟杜甫、最高学府教授韩愈、普通士子李郱及宫女等都能找到读习《文选》的例证;从唐传奇中能看出《文选》在当时广泛传播;从当时的诗格、赋谱中也能看到《文选》读习兴盛的强烈印记。这些都足以证实中唐是读习最兴盛的时期。从初、盛唐多由学者潜究、注释《文选》到中唐芸芸士子读习,这是一个重大转变。由此能更准确地理解唐代《文选》读习兴盛的一些具体情形,也能见出《文选》对唐代士子的广泛、深远影响。

“双减”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引导学校、教师向课堂教学要效率,通过高效、低耗的精细化教学,提升教学质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高涨需求。教学改革应从当前影响教学质量提升、阻碍教学对学生思维培养功效的要素着手,首先要以知识结构为抓手,助力学生形成完整、通畅、系统化的思维路径;其次应针对学生可能存在的认知障碍,设计富有思维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使学生能够通过主动自觉的概括抽象掌握知识体系,重构解决问题的经验与策略;再次要适时通过讲授的方法,让学生在“静听下的思考”中经历积极的言语思维建构过程;最后,则是要通过精心设计的作业,与教学对思维的发展发挥同向功效。

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络的发展带来哲学探索和理论新变,推动后人类思考进入公共文化视野。中国网络文学的身体叙事呈现后人类特征,与技术变革深度关联。穿越叙事将人理解为信息,其间身体与意识分离、穿梭多种时空等想象,是虚拟身体漫游互联网络的艺术再现。系统流叙事是文学故事与游戏机制的融合,系统占据人类身体,指向控制论和信息主义视域的人机融合,隐喻后人类的生成。网络文学游牧式角色隐含去身化与具身性的内在抵牾,为人类重新审视身体与技术的交互提供了新的探索视角。

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上级试图构建数字生产体制以实现透明、精准、精细化治理。数字生产体制为上级激发下级的积极性提供了动力,但数字生产体制的内在困境使得基层官员产生了表象策略、机构策略、政策策略和反向策略等避责行为,形成“低问责均衡”。“数字避责”是官僚体制的内生产物,是基层官员面对不确定性风险和问责高压的选择,也是官僚理性的体现。基层官员以制造数字景观、形式主义等行政程序来应对技术治理要求,重构了权力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问责主体的意图。在未来的国家治理中,应该重新定位行政规范化、技术化导向,缓解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构建良性、健全的问责链,为基层官员创造敢于担当尽责的制度环境。

基于中国海关和上市企业合并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综合指标,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出口质量。该结论在利用“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政策构建工具变量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进口更多种类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进而促进企业出口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质量差异越大的产品、国有企业、距离越远的出口目的国以及网络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越强。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出口的促进作用,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提供了决策依据。

早期儒学曾经制作了六经之学、诸子之学与传记之学的不同形态。六经、诸子、传记不仅是文献形态的不同,学术地位也有极大差别。但是在儒学史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的文献形态先后发生变化,春秋战国时期它们是诸子之学,两汉时代是六经的传记之学,到了两宋时期演变为与“六经”同等地位甚至更加重要的经典体系即“四书”之学。在千年儒学史上,“四书”的学术形态不断变化,源于其思想内容的不断变化。

社会情感能力是个体在成功解决人生任务的过程中所获得与必需的能力,涉及社会交往能力以及理解、管理和表达情绪的能力。学前阶段是人一生中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最为关键且有效的阶段,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在具体情境、游戏活动和人际交往中建立和发展。幼儿通过亲身体验,直接接触相关信息或事物,将环境与原有经验联系起来,会产生浓厚兴趣并容易记住当下的体验和经历,进而促进相关经验的积累。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身体体验的核心作用和身心整体发展,注重主体性、具身性、情境性和生成性。基于具身认知视角,促进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应重视身体涉入,创设具身情境,给予有效回应。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与传统学科的融合正在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和拓宽研究边界。其中,数据处理、计算分析等数字技术与艺术史的结合开辟了数字艺术史这一新领域。在研究实践中,数字艺术史研究策略不仅提高了研究效率,还通过建构关系网络等方式变“静态艺术史”为“动态艺术史”,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当然,数字艺术史也面临图像标注的主观性、数据信息的误差等挑战。总体看来,数字艺术史需要保持批判性思维,避免唯数据论,不断优化研究策略,坚持跨学科视野,优化数据的质量、来源和处理方法等,加强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合作,为艺术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广西地方政府利用国家和社会两方面的力量,使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依靠强大的行政网络得到了极大加强。抗战时期广西所出动的人力物力奠定了广西“模范省”的地位,但是这时期的社会动员是依靠政府的权力和体制上的权威而建立的,社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呈现显性的依附和隐性的抗拒。在社会动员能力的扩张下,政府汲取社会资源的体制不可遏制的膨胀造成了强大社会动员力下社会负担和社会成本的加剧,最终增强了地方社会的离心力,使地方社会难以整合。

宋云彬是我国著名的文史学者和作家,目前对他的文学研究还停留在基础阶段,缺乏纵深。宋云彬以杂文创作见长,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为我们贡献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宋云彬杂文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立足中国传统的文史根脉;二是汲取外来文化的世界眼光;三是继承五四遗产的鲁迅精神。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打开宋云彬杂文创作的“三扇门”,也是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三扇门”。从此进入,不仅对研究宋云彬有开创性价值,对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发展也有启示意义。

独孤氏本为汉代以来北方匈奴屠各部后裔,但在独孤及为其父独孤通理所撰《灵表》中,他“构拟”了家族自汉光武帝以来连续不断的谱系,成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独孤氏世系的来源,影响深远。但这个文本并不是独孤及一手完成的,而是不断层累的结果。新出北朝隋唐时期独孤氏人物墓志,揭示了独孤氏家族谱系文本的历史渊源和情节原型,对于重新认识《独孤通理灵表》具有重要意义。独孤及构建家族谱系的行为,是唐代开元、天宝时期以来复古主义氏族观念“甄别华夷”潮流下民族心态的表现,对于理解唐代少数族裔文人构建家族谱系具有典范意义。

甲骨文发现百年之争应只有“王懿荣发现说”与“刘鹗发现说”可议。“刘说”据有确凿完整的证据链支撑,而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且合情理的结论应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吃药发现说”尚不宜入正史。至今尚未为学界知晓与关注的、1904年多次刊登于《时报》的刘鹗自撰《铁云藏龟》公告(期刊全文首发),具有明确宣告甲骨文发现、化私藏为公器等重大意义。《铁云藏龟·自序》应确立为最早成功鉴定和考释甲骨文的学术论文;刘鹗领衔罗振玉、吴昌绶,一起在1903年即率先拉开了甲骨文考释研究暨创立甲骨学的序幕。罗振玉“怂恿-墨拓-编辑《铁云藏龟》说”、“1901年初见甲骨说”皆难以成立。对甲骨学史可重新划分阶段。

壮语文化负载词是壮族文化重要的载体。因此,向外译介壮族文化,壮语文化负载词的处理十分关键。英译壮语文化负载词时,应采取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这既由壮语文化英译目的所决定,又可促进英语发展。采取异化策略翻译壮语文化负载词时,应该注意两点:一是音译范围不能太泛,二是应该适当添加注释,以助读者理解。

空间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人类活动的载体。空间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不是一个单向的物质生产过程,而是综合了更多社会再生产的属性。“空间正义、居民交往、社会资本和空间文化”在“空间活动向基层治理共同体”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些要素究竟如何在生活空间“活化”,仍需要具体机制的分析。分析成都市生活空间改造的案例发现,空间黏合是基层治理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机制。空间黏合是一个以空间为纽带,带动居民和各方参与的机制,是一个从空间生产到共同体生产的连续统。它通过“象征性的空间符号和仪式”构建居民互动的空间情境,以参与式改造培育居民的社区意识及自治习惯,以“在地社区自组织撬动和培育”居民自我服务、自主管理。生活空间的改造既可以成为居民参与的符号,也可以成为引导居民交往和参与的连接点。

进入新时代,“担当作为”被中央上升到干部选任评价至关重要的指标,但学术界对其没有明确的定义,其反义词“为官不为”反倒成为学术界讨论焦点。本文基于文献回顾法与文本量化法,梳理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甘肃、四川等16省区出台担当作为的相关文件,建构一个内涵模型,从个体层面、组织层面、行为层面与结果层面分析“担当作为”的具体内涵。担当作为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政治自觉(愿意为)、专业主义(能够为)、勇于承担任务(主动为)、取得良好绩效(为得好)。作为本土概念的担当作为体现了价值综合与严格标准,超越了韦伯官僚模式的“技术官僚”行为要求,涵盖了近些年体现“直接回应性”伦理规范的新官僚概念,这一内涵模型对完善干部选任制度提供了重要研究基础。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是我国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国际的实践经验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以美国NNPS为典型代表的参与类型框架,以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对NNPS进行地方性改进的参与类型框架2.0,以英国的家校协议和LSAs为典型代表的家长参与框架,以日本PTA为代表的组织性框架。我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主要方向可归结为五个方面:通过学校家庭社会协同体系构建“德育网络”,推行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管、办、评”学校治理路径,建立健全“家长主责”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有效开发“融入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配置模式,以“典型案例”创设良好育人舆论环境。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中国高质量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实践指标体系由理念协同、分工协同、沟通协同、教学协同、管理与决策协同、家庭教育协同、资源协同、协同环境和协同评估9项一级指标和原则统一、角色分配、沟通渠道、学习指导、管理与决策制度、家长教育培训、资源整合、舆论环境构建、协同有效性评估等25项二级指标构成。

研究宗族组织的治理过程,可以增进对传统社会地方治理性质的理解。从明后期到清代,宗族在地方上发挥显著的治理作用,特别是在赋役治理过程中。大量文献阅释了这一历史过程,然而,既有的研究在有关宗族的性质以及宗族在治理过程中的意义方面存在分歧,特别是宗族是自发演化的血缘团体还是人为构建的宗法制,还有争议。为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有必要从明清赋役变革这一背景探讨宗族角色的转变及其发挥治理作用背后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探讨宗族性质以及宗族在地方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意义。利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所载资料考察相关主体对财产占有关系的认识以及赋役负担方式的看法,并从制度施行的视角探讨宗族宗法社会中财产占有的边界、赋役承担的原则、契约实施的效力,结果显示不仅仅是血缘,宗法观念认同在宗族治理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房长、绅士等群体作为皇权的代言人主导地方治理,宗法财产权制度强化,公共事务合作受限于宗法关系约束。

美国早期干预研究既是政府帮助处境不利儿童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全美已经开展了数百项大型早期干预研究,其中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处境不利儿童干预项目之一即为“芝加哥亲子中心项目”。我国对处境不利儿童的早期干预研究起步较晚,当前仍以介绍特殊儿童干预研究为主,许多干预研究也缺乏相关政策支持与评估督导。美国早期干预研究的经验可为我国学者支持处境不利儿童的早期干预研究提供以下启示:项目设计需要科学理论指导,项目实施应建构文化适宜的生态干预系统,项目的评估分析则是儿童教育与福利政策制定的科学基础。

在基层治理中,激励机制是与治理事务相匹配的,不同性质的治理事务配套不同类型、不同强度的激励措施,其中作为政治任务的治理事务内含着较强的政治激励。在县级部门、乡镇街道等基层单位,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事务,分别是岗位工作和“领导交办的事”。岗位工作是法定的行政业务,是每个占据工作岗位的人必须承担的职责。“领导交办的事”是岗位工作之外的事情,是领导关注和重视的事务,具有“政治任务”性质,激励效应较强。实践中,在岗位工作与“领导交办的事”之间存在一个弹性空间,工作人员既可只承担岗位工作,又可二者兼顾。由于不同的岗位工作差异性大,难以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和比较,在基层单位实践中,作为额外工作的“领导交办的事”就成为单位评价工作人员表现的重要指标。那些既做好岗位工作又积极承担“领导交办的事”的人,被认为是积极上进和有工作能力的人,因而容易获得领导的认可和器重,他们在单位的政治地位、晋升空间相对较大。该人事激励机制既不完全遵循西方科层制逻辑,又与中国式关系主义有一定距离,交揉了事本主义和人格化的特征。一方面,它以治理事务或问题为基准,使激励与治理事务相匹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导向性和规定性,另一方面主要领导对治理事务或问题的遴选及评价有较大自主空间,使该人事激励带有较强的灵活性、适应性和人格烙印。

作为乡村城市化的前沿地带,城乡接合部是我国深刻剧烈的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阵痛的缩影,是城市化进程中社会问题最为敏感集中的区域。城乡接合部的治理涉及城市管理体制和农村管理体制两种体制之间的转换衔接与利益调整,亟需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其改革是一项涉及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利益大调整,从而构成了涉及基层政府治理、城乡统筹发展的重大议题。同时,在城乡接合部的场域内,上演着国家与市场、政府与公民、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低收入人群与中产阶层等不同维度的权力博弈,可作为观察中国社会变迁和权力博弈的重要窗口。城乡接合部的社会发展形态迥异于城市与乡村,属于城市治理研究和乡村治理研究的视野“盲区”;城市治理问题正在经历一个“郊区化”的过程,城乡接合部在导入市区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同时也在导入社会矛盾;城乡接合部同时容纳了本地村民、新兴中产阶层、城市低收入群体与农民工群体,形成了马赛克式的阶层空间分布;互不兼容的多元利益诉求让基层政府处于矛盾的交汇点。城乡接合部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空间再分配”的过程,空间再分配对于中国的阶层结构与社会治理具有重要影响。

壮族《麽经》“葫芦兄妹”与《圣经》“诺亚方舟”的神话结构、思维模式及主题理念,有明显的同一性和对应性。通过运用个案分析与整体把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两者进行比较,可从新的角度及深层次上认识和理解世界性的“洪水灭世与人类再生”神话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认知价值。正是人类历史相同的发展阶段和基本需求,构成洪水神话模式的相似性;洪水神话折射了人类社会婚姻制度的历史嬗变;“洪水神话”体现的宇宙观成为人类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的分水岭。

在亲属制度研究领域中,拟制亲属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拟制亲属在瑶族社会广泛存在,尤其以认契习俗最为典型。认契习俗是瑶族基于信仰心理需求驱动力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对真正亲子关系的摸拟,它不仅是瑶族人以他们熟悉的方式祈求儿孙康健、子嗣绵延的智慧结晶,也是瑶族乡土社会中构建社会网络的实用策略。

明清之际,北部湾地区的“海寇”利用清朝集中力量对付南明政权和郑氏集团之机,以钦州湾内的龙门岛为基地,接受南明政权和郑氏集团的招安,发展壮大为控制北部湾洋面的海上势力。随着南明政权退出广西特别是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政府取得北部湾海域的控制权,加强了对北部湾海疆的经略,措施包括建设沿海水师、确立巡洋会哨制度、调整沿海岛屿的军事部署、完善海岸防御设施等,保障了清前期近百年北部湾海域的安宁。

短视频平台已逐渐成为主流媒体舆论宣传的新阵地与流量聚集地,同一主流媒体在多个视频平台的传播效果可能具有差异。抽取“央视新闻”B站号与快手号698条短视频作为样本数据,考察主题类型、字幕使用、屏幕形式、标题内容以及视频类型等因素对短视频多平台的传播效果及其传播广度、传播认同度和传播参与度等子维度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短视频主题类型、屏幕形式、标题内容及视频类型对短视频多平台的传播效果产生差异化影响,字幕使用对传播效果并无显著影响。主流媒体应注重短视频平台间的差异,推动短视频内容的平台差异化建设,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人工智能+”行动对算法发展提出了要求,也改变了实现算法正义的衡量标准。算法正义与权利具有内在相关性,维护和发展权利是算法正义的内涵要义。算法发展应先行化解算法领域内的权利冲突,权利衡平对算法正义有重要的评判价值。目前算法应用中呈现的破坏平等、违反自由、威胁安全等正义偏离情形,其实质是因权利被剥夺、权利被侵害或侵权救济困难而引发的权利失衡。实现算法正义,应以法律构建权利衡平的规范体系、以伦理确立权利衡平的行为准则、以技术保障权利衡平的具体实施,确立三位一体的系统性算法正义实现进路,以更加契合“人工智能+”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