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创业是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利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五省(市)1 525份农户调研数据,通过构建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创业,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金融使用对非农创业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涉农创业,对发展型创业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生存型创业;从异质性来看,数字金融使用对低年龄组农户、低人力资本农户、高社会资本农户以及风险中性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降低金融获得成本、缓解信贷约束、提高信息可得性、提高金融知识水平四个机制来促进农户创业。为推动农村双创工作尤其是促进农户创业,应加快推进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弥补农村金融弱势群体的数字鸿沟,提高金融机构对创业农户的金融支持,加大对农户创业的政策支持。

列斐伏尔眼中的社会空间是被一定的空间实践所生产出来的,那么,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这种空间的生产本身也必定会是一个历史过程。所以,认识空间历史发展的线索,只能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改变自然的生产力与主体际的生产关系相关联的“怎样生产”的生产方式出发,空间生产总是一定生产方式的空间关系场境实现,这就是以自然为基础的绝对空间、进入积累的历史性空间、资产阶级的抽象成为统治的空间和未来人类解放后的差异性空间。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是我国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国际的实践经验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以美国NNPS为典型代表的参与类型框架,以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对NNPS进行地方性改进的参与类型框架2.0,以英国的家校协议和LSAs为典型代表的家长参与框架,以日本PTA为代表的组织性框架。我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主要方向可归结为五个方面:通过学校家庭社会协同体系构建“德育网络”,推行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管、办、评”学校治理路径,建立健全“家长主责”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有效开发“融入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配置模式,以“典型案例”创设良好育人舆论环境。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中国高质量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实践指标体系由理念协同、分工协同、沟通协同、教学协同、管理与决策协同、家庭教育协同、资源协同、协同环境和协同评估9项一级指标和原则统一、角色分配、沟通渠道、学习指导、管理与决策制度、家长教育培训、资源整合、舆论环境构建、协同有效性评估等25项二级指标构成。

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急需通过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还能够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的驱动力。在新质生产力的框架下,企业和社会应当通过创新驱动和质量提升,实现生产力的增长。新质生产力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区域的协调性、均衡性和可持续性也产生重要影响。区域协调发展是培养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当下,新质生产力以其高新技术和创新驱动的特性,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潜力。我国新时代新质生产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效果体现在区域协调发展、研发投入与创新能力、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教育资源与人才储备、绿色发展与环境治理等方面。为应对各种挑战,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探寻一条高效率可持续的绿色区域协调发展之路,我国应加速形成区域性及全国性“马阵跨阱”新格局、通过“板链拉动”战略加强区域合作、培育新兴产业、规划未来产业、促进社会服务均等化、形成绿色发展模式。

进入网络和新媒体社会新阶段,网络公共事件成为社会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路径也亟须创新。对“福建一女生遭同学霸凌跳楼身亡”等系列网络公共事件展开关联性分析,揭示公众记忆唤醒、更新与内隐过程对网络舆情衍化的影响,并从公众记忆周期的视角出发,探讨网络公共事件媒介化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网络公共事件在各记忆阶段存在社会信任危机、行政资源被挟持、隐性风险留存等问题。基于媒介化治理的逻辑、目标与过程指引,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中断负面情绪接力、构建记忆体系、弱化隐性风险等路径实现对网络公共事件中“问题”的治理。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土市场规模扩大具有强大的虹吸效应,是一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途径。将本土市场规模分为中间投入市场规模和最终需求市场规模,利用国家面板数据研究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及其虹吸效应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本土市场规模扩大对全球价值链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本土市场规模扩大的全球价值链提升效应在发达国家、高制度质量、产品需求结构高级化以及家庭最终消费市场规模大的国家较为显著。此外,虹吸国际资本和创新要素是本土市场规模扩大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主要渠道,且本土市场规模对资本的虹吸效应在技术密集型产品需求比重高的国家中较为显著,而其对创新要素的虹吸效应只在本土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才显著存在。研究结论为我国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中国制造”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供了参考。

智能化治理是人工智能时代治理的新形态,也是媒介化治理的崭新阶段。当前公共问题的日益复杂性和治理技术的日益智能化,正在催生一种新形态的治理范式——智能化治理。基于“技术—社会”的互动视角,智能化治理的运作机制包含以下几方面:主体层面,广泛连接人类与非人类等多元行动者,编织智能生态中的共治网络;内容层面,打破资源壁垒的限制,在万物皆媒的时空中挖掘数据与信息的深层价值;方式层面,通过行政程序自动化决策,精简优化传统时期烦琐的运作流程;对象层面,以统计分析的形式预测目标行为,对特定风险进行研判与预警。智能化治理存在社会偏见与技术偏见的型构、无形之物运转难以洞察的算法黑箱以及与公共治理逻辑的冲突地带,需要通过公共性原则、敏捷性原则和数字善治原则加以应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县域作为重要的治理单元,数字技术能否推动县域实现传统治理向敏捷治理的转型？参考奥斯特罗姆等学者提出的制度分析与发展(IAD)框架和“结构—过程—功能”理论,构建数字化赋能县域敏捷治理转型分析框架:数字技术可以强化多元主体参与、搭建信息交互的平台载体,利于达成集体一致行动;可以推动流程再造、加速信息传递、实现多跨协同;可以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深入分析中国不同地区的数字化实践发现,应用数字技术能够有效推动县域治理模式从传统治理走向敏捷治理。未来要进一步强化数字赋能,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社会格局,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确保县域敏捷治理体系稳定有序运转。

生产力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新质生产力在生产力系统上表现出人—数字—智能的新变化要求对人这一生产力核心要素在社会存在领域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考察,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创新、党的先进意识和现实的人的现实需求对生产力提出的更高要求。加快形成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关系,深化生产关系变革,破除生产关系桎梏,在人与自然、社会和人才培养上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体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新质生产力通过智能媒介、虚拟物质和自由劳动对人对感性活动—对象世界—实践自觉的新规定性,并在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在对对象世界的制造和改造以及自由自觉的劳动实践中建构人的数字化存在方式,证明新质生产力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并与人的存在方式相一致。

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加速了政府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也对公民数字素养的培育和提升提出基本性要求。运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析逻辑,结合胜任力冰山理论,构建包含潜在认知素质与显性技能、应用能力的我国公民数字素养测评模型,涉及数字认知素养、数字技能素养、数字应用素养三个维度、12项二级指标和31个测量题项。基于该指标体系测量江苏省公民数字素养水平,系统评估该省公民数字素养整体情况及不同人口特征群体的数字素养差异,以期为推进相关理论与实践工作贡献可能思路。

新质生产力理念与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宗旨高度契合,二者共同展现出了创新驱动、系统关联及动态平衡的整体性特质。系统科学理论作为研究新质生产力与地方高校有组织科研复杂生态系统的方法论指导,以其创新性、整体性、关联性、适应性的原则分析二者的关系,可以发现地方高校有组织科研存在创新动力不足、整体协同性欠佳、系统架构不完善、动态引领能力有限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剖析新质生产力所蕴含的新型劳动者、新兴劳动资料以及新形劳动对象这三大核心要素入手,探讨地方高校有组织科研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形成以跨学科协同为支撑的组织新模式、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研究新模式、以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目标的发展新模式,进而构建地方高校有组织科研发展的双三角协同模式。地方高校应积极发挥教育第一基石、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的作用,从顶层设计、制度、结构和行动出发,坚持目标导向、规则引擎、结构优化和集体行动,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有组织科研新路向,提升其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建成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重要创新成果,提升和拓展了世界强国理论的战略高度、理论深度和实践广度,体现了教育强国本质论、目的论、实践论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从教育强国理念提出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到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教育强国思想更加成熟,理论体系更加科学、系统和完善,措施更加有效,标志着中国特色教育强国理论进入成熟期,实践进入加速期。建成教育强国需要我们进一步把握大势,因势而为,科学应对,综合施策,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为世界教育现代化提供中国理论、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

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优秀教育家精神品格与价值观念的结晶。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看,中国特有教育家精神的理性致思与实践弘扬可从文化价值逻辑、文化主体逻辑、文化活动逻辑三个层面理解。在此基础上,厘清教育家精神中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育人智慧、躬耕态度、仁爱之心和弘道追求六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及其内在关联,有利于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晕染的特有教育家精神之意蕴要旨。教育家精神的学习与践行,应持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新时代教师应在读书、内省、践履、创新、游学的实践中弘扬教育家精神,实现价值、主体与行动的有机统一。

郑州商城出土的“甲骨文”与小双桥遗址的朱书陶文证明早商已经步入成熟文字时代。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文与殷墟同类文字存在承袭关联,说明二里头文字与商代文字之间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考古类型学比较研究表明,商文字中存在夏代礼制与族徽文字的基因,这不仅是对礼制文化的承袭,更是文字记忆体系的反映。二里头文化大型都邑的出现标志着夏代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国家形成并进入文明时代。二里头文化的陶文、殷墟甲骨文和传世文献的互证,进一步证实了夏代典籍的存在,尽管部分典册文献在传承中被改写或湮灭,但其核心内容的真实性毋庸置疑。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互相印证,构建起“夏文字—早商文字—殷墟甲骨文(金文)”的演进链条。夏文化文字发现较少可能与文字载体(如竹简)不易保存有关,但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共同证明夏代已进入文字时代。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标识义务涉及用户、服务提供者与技术支持者三方责任。用户作为内容生成的第一责任人,需履行基础标识义务;服务提供者作为核心主体,应确保标识的准确性与完整性;技术支持者则应通过技术手段保障标识机制的有效实施。在适用路径上,标识义务应基于生成内容类型与应用场景进行差异化设计:针对纯AI生成内容、人机协作内容及疑似生成内容,构建多层次、差异化的标识要求;同时,基于风险分级理念,对高风险生成内容实施严格标识要求,对低风险生成内容采用简化标识机制,对行业特定生成内容设计定制化标识规范,助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合规框架内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与传统学科的融合正在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和拓宽研究边界。其中,数据处理、计算分析等数字技术与艺术史的结合开辟了数字艺术史这一新领域。在研究实践中,数字艺术史研究策略不仅提高了研究效率,还通过建构关系网络等方式变“静态艺术史”为“动态艺术史”,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当然,数字艺术史也面临图像标注的主观性、数据信息的误差等挑战。总体看来,数字艺术史需要保持批判性思维,避免唯数据论,不断优化研究策略,坚持跨学科视野,优化数据的质量、来源和处理方法等,加强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合作,为艺术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权力对生命的调控和管理是生命政治学始终关注的核心问题,但在某种程度上生命政治学却忽视了资本作为权力机制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隐秘运作。虽然马克思并未明确提出“生命政治”一词,但其对资本的现代性批判无疑为生命政治学的研究提供了诸多的理论资源。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一种包含了剥削与被剥削、支配与被支配的社会经济关系。资本占有的不平等意味着生命体之间的不平等,它通过吮吸劳动者的生命来彰显自身的意志和地位。当代左翼学者齐泽克坚持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立场,并运用现代精神分析理论揭示了生命政治权力运作的隐秘机制,即为了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不平衡,资本权力隐秘地渗透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之中,并构成了其永不停歇的驱力模式。伴随数智时代的高歌猛进,技术进步的背后潜藏着资本权力的深层次运作,它使得资本主义生命政治面临着更为严重的异化问题。以资本权力为切入点,考察数智时代生命的数字异化困境,有助于深化当代资本批判理论,推进并丰富马克思主义有关生命政治学的研究。

为促进教育现代化迈向更高水平、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目标愿景和形成教育现代化的中国气象、中国风格、中国范式贡献理论力量,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亟待突破: 亟需深化认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性与世界一般性的关系;亟需系统思考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系性与系统性;亟需立足本土思考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本质内涵与指标体系;亟需主动接应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时代拐点与历史机遇;亟需进一步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何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立于本土、体现特色并凸显特质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在价值上有三个维度的取向,即“做强自身”“服务国家”和“助力成长”。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为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未来发展的新框架,也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路向提供了全新的格局和价值意蕴:“中国式现代化”引领中国教育现代化走独立内生式的发展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克服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弊端;以“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过去各种分析框架;以“中国式现代化”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独特之路;以“中国式现代化”定位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独特格局和价值意蕴。中国教育现代化具有四重意义,即比较意义上的“中国教育现代化”:中国特色与世界一流;发展意义上的“中国教育现代化”:坚持道路与改革创新;结构意义上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优先发展与统筹推进;系统意义上的“中国教育现代化”:全面发展与结构优化。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关联思想或许依然是在中国现代教育情境中开展社会化和情感教育的根基所在,应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涵养教育现代化,因为传统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看待世界的“视阈”,而且我们可从其中汲取养分更好地建构现代教育。

党建引领是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关键所在。既有研究对党建引领实现机制的探讨偏重于强调党组织的主体能动作用,而对于空间在党建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关注略显不足。社区治理具有空间化属性,党建引领与社区治理空间性的交叠融合衍生出“空间化引领”这一实践形态。通过深入分析D区三个典型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建设历程,发现:党组织全过程主导空间生产,建构出具备亲民化结构设计、实效性功能配置、公共性价值表达的社区空间,进而以社区空间为媒介密切党群情感纽带、生成高效服务场景和塑造社区共同规范,空间化引领由此实现。空间化引领能够产生强大的治理效能,具体表现为党的基层民意基础有效夯实、社区治理能力显著强化、社会参与更为广泛以及多元共治格局逐步成型。因此,空间化引领是党建实践在思路与机制层面的重大创新,对于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具有深刻意义。

近年来,学界逐渐开始关注施蒂纳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同时存在一种抬高施蒂纳的倾向,即“施蒂纳冲击”。这种观点认为,施蒂纳批判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始论题且施蒂纳启发了马克思最终超越费尔巴哈进而创立唯物史观。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成文史来看,先于H¹¹(施蒂纳批判)写作的H^5a是表达唯物史观的最初文本。马克思自《神圣家族》出版后从未将施蒂纳作为主要论敌,也不可能在《维干德季刊》第3卷发表之前就开始写作H¹¹,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始论题不可能是施蒂纳批判。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心论题(即唯物史观的创立)来看,马克思确立新世界观的关键环节是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然而是赫斯而不是施蒂纳启发了马克思最终批判和超越费尔巴哈,且赫斯也启发了马克思以进一步超越赫斯的方式批判施蒂纳。因此如果说有谁对马克思造成了“冲击”(启发),那也应该是“赫斯冲击”。当然,反驳“施蒂纳冲击”说并不意味着回避施蒂纳的作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施蒂纳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走向否定一切普遍性的虚无主义,因此施蒂纳批判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清算虚无主义、论证共产主义价值维度的重要契机。对“施蒂纳冲击”说的批判性考察有利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关系,科学认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哲学革命历程。

渐进制度变迁理论是历史制度主义发展的新成果,该理论呼吁“走出时间界限的焦点”,在长期过程分析中找寻制度变迁的因果关系解释机制。历史制度主义在时间要素分析上的这种转变,意在从深层次内在关联中为漂移、转换、层叠以及替代等渐进的、不易察觉的制度变迁现象构建可靠的因果关系解释机制。渐进制度变迁理论在对四种制度变迁形态进行因果关系解释时,制度的供给者和执行者成为直接影响制度变迁结果的必要条件。渐进制度变迁理论的长期过程分析和在行动者要素上的聚焦,共同构成了制度变迁分析的独特视角——行动者的历史。该分析视角与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平稳、高效的制度实践,以及党和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具有某种理论亲近性。这种亲近性也会因渐进制度变迁理论的固有缺陷和中国特有的制度形态而有所受限。

作为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民营经济对于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2—2023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民营经济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以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民营经济能显著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民营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作用存在非均衡性,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较高以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民营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助推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技术突破、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以及产业结构升级在民营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中发挥机制传导作用。促使民营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可采取相应措施: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与引导民营经济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更快更好地发展;以区域协调发展为着力点,扎实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优化要素配置为支撑、以产业转型升级为载体推动新质生产力涌现。

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新闻传播生态,新闻传播的底层逻辑发生了重大变化:新闻职业的边界被打开,职业新闻的神圣性受到挑战,新闻产业的生态链被重构,新闻传统的定义被改写,新闻传播正在由“职业活动”演变为“公共生活”。国际国内宏观环境的变化,新闻传播生态的底层变革,这两大宏观力量合流加重了社会治理的压力。与此相应,国家治理要求职业媒体进行“主流身份”再确认,需要媒体再造一个硬核的意识形态高地。传统新闻理论坚持“物质本体论”,形成了“认识论—客观性—专业性—阶级性”的思维路线;媒体身份再确认后指导新闻工作的理论链条发生了变化,即转变为“社会实践论—社会关系论—公共生活论—社会治理论”。

老旧小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面临着失管、弃管、物业管理纠纷等难题。单位制解体后住房管理从由行政力量主导转变为以市场契约为主,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确定管理权责。然而,现有契约治理机制忽视了老旧小区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传统价值观念以及灵活多变的场景,难以有效回应老旧小区治理的诉求,需要将关系带回到契约中。通过成都市信托制物业典型案例对这一观点进行印证和阐释,总结老旧小区中关系治理和契约治理的要素呈现以及阶段性变化,强调老旧小区治理机制的运用应与治理情境相结合,减少物业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交易风险和治理成本,系统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社区网格员是社区空间的街头官僚,通过揭示社区空间特征对社区网格员行为逻辑及治理现代化的影响,有助于为街头官僚研究及社区治理现代化研究贡献新的研究视角和经验谱系。对比农村社区空间,城市社区空间的特征突出体现在模糊性、边界性、私密性、嵌入性几个方面。城市社区的空间特征使得同属街头官僚的社区网格员的行为逻辑无法走向单向度的官僚化,即“欺上瞒下”,而是表现为“瞒上”与“尊下”逻辑并存。同时,城市社区空间的不规则性使得表征技术治理现代化路径的网格化管理易陷入技术治理的异步困境,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因此,城市社区须慎重选择单向度的技术治理现代化路径。另外,社区空间的多维特征存在自反性,会导致社区治理走向失效,从实现社区治理有效的角度出发,强化以群众工作能力为代表的基础性治理能力有助于促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旨归。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内涵,构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及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测算2012—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水平及空间差异,研究发现:2012—2021年,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大多数省份属于基本协调类型、有3个省份达到高级协调状态、3个省份处于失调状态;物质文明子系统是制约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人民生活水平、社会基础设施、科技水平及道德文化水平是主要障碍因子;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水平的区域差距呈现不断缩小的态势,西部地区区域内的差距最大,东—西部地区区域间的差距最大,全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水平的差距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距。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可采取相应对策:第一,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演进规律及协调发展特征,以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观点正确处理好“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关系;第二,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第三,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全体人民精神文明水平。

屏幕官僚长期以来被用于与街头官僚对比,而较少被独立总结其自身的运作逻辑特征。这导致现有研究对于屏幕官僚的总结仍更多聚焦于决策、执行等视阈之下。尤其是在管理信息系统功能个性化、多元化后,更多行政业务采用屏幕化方式完成。屏幕官僚传统的虚拟流水线管理者的角色功能被其他角色掩盖,使其概念意涵模糊。回归屏幕官僚内部的叙事特性,研究发现屏幕官僚虽仍在行政系统之中,却已经扮演与传统官僚不一样的角色:一是在系统内扮演“既非组织理性也非个人行为”的个性化角色;二是在多源信息中扮演“既非传统官僚也非街头能人”的能动角色;三是在论辩仲裁中扮演“既非命令服从也非自由裁量”的协调角色。

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是数字时代高等教育国际化领域出现的新事物和新形式,针对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进一步研究亟需国际经验与前沿概念的有效支持。梳理数字时代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相关文献可知,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在地国际化与课程”“境外国际化与交付”“全面国际化与过程”三方面。就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与高等教育“物理国际化”的关系而言,虚拟国际化对物理国际化具有替代与革新、辅助与补充作用。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主要从国家、教育和学生三个层面阐释了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价值所在。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实践的理论探索则集中体现在实施动因、实践框架及实施方式方面。解决我国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问题,要加速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理念转变,加快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技术推广,加紧高等教育虚拟国际化的话语构建。

生态文明理论的文化维度批判和超越了工业文明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物质主义幸福观,倡导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与自然观、简朴适度的消费观和劳动创造幸福观。生态文明理论的文化维度的不同性质决定了生态文明理论探寻生态危机根源和解决途径的出发点,决定了生态文明理论采取何种生态治理模式。生态文明理论的文化维度的作用和功能在于如何使生态文明建设从自发走向自觉,如何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生动力。

高等教育全球化发展背景下,英语作为教学媒介的广泛应用已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特征。然而,EMI教学的有效实施面临着学科专业素养与语言教学能力双重维度的复合型要求,学生和教师方面都存在着潜在的语言挑战,由此开展系统化的EMI教师教育培训是保障EMI教学质量的必要举措。系统分析国际先进高校(牛津大学、阿德莱德大学、昆士兰大学和莫纳什大学)的EMI教师教育培训体系,可以发现国外全英授课教师教育培训已形成目标定位、内容模块和实施路径一体化的完整EMI教师培养体系,在培训内容上,以“对EMI的认识—语言能力—教学法”为核心,呈现体系化、实用化和持续化的特点;在培养模式上,采用研讨式教学、概念为本教学和实践导向教学等多元范式。良好的培养实践成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EMI教师教育培训应遵循五重辩证原则:逻辑建构与现实诉求的统合、主导引领与主体参与的协同、阶段成效与长效发展的衔接、实践智慧与研究反思的互促及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的整合。

虚拟教研室作为高等教育教学的关键部分,是信息化时代新型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重要探索,也是高校融合信息技术加强教研创新、践行未来教学、推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一环。师范类院校肩负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师范教育使命,面向卓越教师培育的专业化、创新型新师范教育需要虚拟教研室在教研组织、技术与模式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撑。新师范教育的虚拟教研室模型,其数字空间应包括“认知与意义建构”“社会与交流”“教研与反思”三类空间,彼此相互作用形成以智慧教研为典型特征的虚拟教研共同体。有效的虚拟教研依赖于高效的管理机制、运行机制与活动机制的建立,通过机制激发共同体成员的“内驱力”与“存在感”。支持协同教研的数字平台是建立虚拟教研社区社会性连接的前提与基础,虚实融合的课程群则是落实“新师范”教研数字化转型系统推进的有效载体。作为高校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实践场,虚拟教研室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数字技术赋能下基层教研的新图景,但虚拟教研室建设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难点问题亟待突破:一是共同体成员的黏度问题;二是适切的智能化教研活动平台的匮乏问题;三是从虚拟教研向智慧教研的进阶问题;四是虚拟教研室共性目标与新师范教育的特色发展相协调的问题。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写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其与《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写作关系不仅仅是一个文献问题,而且是一个理论问题,国际学术界为此至今仍争论不休。从文献来看,拉宾、陶伯特、鲁米亚采娃、耶克等学者围绕《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否存在写作中断、《克罗伊茨纳赫笔记》的写作顺序与时间、两者的写作前后关系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基于历史与文献得出了不一样的观点。从理论来看,《克罗伊茨纳赫笔记》中的历史学研究是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转变的重要来源,对两者写作关系的考察将有助于把握马克思第一次唯物主义转变的方法来源和具体过程。如果将文献与理论结合起来看待两者的关系,可以发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极有可能存在两次写作中断,且马克思在两次写作中断期间部分摘录了《克罗伊茨纳赫笔记》,持续的历史学研究逐渐使马克思放弃了从法权角度来颠倒黑格尔的法哲学,并最终放弃《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

国企、民企和外企(三企)在新中国历史进程中发生过戏剧性起伏变化,当前已形成了20多万家外企、100多万家国企、2000多万家民企及其他类型企业的格局,成为中国经济生力军、主力军和方面军。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解读“三企”,存在公有经济设想实现、私有经济无法消灭、自由劳动联合体组织形式等三个困境。哈耶克新自由主义理论虽然包含市场经济合理成分,但是制造了私有经济比国有经济效率更高、民企具有创新性精神而国企没有、混合型企业经济不可能等三个神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经济理论克服了前者的理论局限性,打破了后者的理论神话,它是知行合一的。以此指导“三企”健康发展,要根据根本制度属性定位“三企”功能,根据市场经济原则规范“三企”行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构建“三企”分工体系,按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形成“三企”产业体系,因企制宜形成“三企”良治机制。只有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三企”发展才能避免政策左右摇摆。

人工智能技术进步及其应用形成了智能革命,推动了智能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智能革命给传统经济学理论带来挑战,人工智能将给现代经济学带来一场新的智能革命,智能经济的发展需要构建人工智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智能革命背景下数据、算力和算法是人工智能经济学的核心要素,人工智能经济学的技术—经济特征体现了技术的深度学习能力、跨界融合的可能性、人机协同的工作模式、对经济的渗透性和协同性以及创新性的潜力。人工智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对经济活动、经济价值、劳动市场、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影响,研究方法以实验研究法、案例研究法、数学建模法等为主。理论体系包括人工智能与微观经济学、人工智能与中观经济学、人工智能与宏观经济学、人工智能经济的治理、人工智能经济与人工智能经济学的未来五个层次。研究内容包括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市场规模预测、行业生产率提升、就业转移、创新金融模式、规模经济效应、风险投资的重要性以及元任务框架等多个方面。人工智能经济学在预测和决策支持、自动化和劳动力替代、个性化推荐和定价、金融市场和投资、社会福利和公共政策等领域有诸多应用。

对于近期在青海河源地区发现的“采药昆仑”石刻,我们应该严格地按照考古遗址来对待,其研究应分做考古学遗址研究和文本研究两个部分。考古学遗址研究是一种更倾向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涉及遗址的生成(文字的刻凿)、侵蚀的方式、石锈的形成、微腐蚀测年等问题。文本研究则是人文研究,主要是文献的对比与考证,涉及“远游”、“不死药”、马车、勒石以纪等问题。根据对遗址本体和文本两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确定“采药昆仑”石刻是一处极为重要的秦代石刻遗址,它揭示出诸多前所未知的历史信息,并且证实或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某些固有认识。

数字教材建设与应用是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亦是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教育任务的关键。基于ISM解释结构模型的分析,数字教材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可视为生成动因、运行环境、教学实施和服务管理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进一步对关键要素层次化,可发现不同要素在有序衔接与耦合联动的基础上,形成由政策指引和个体需求所组成的基础层,逐步走向由课堂氛围和教学内容所组成的目标层的作用路径,并凸显出“初始动因—过程推进—结果呈现”的层级关系构型。根据关键要素及其作用规律所呈现的经验,数字教材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遵循育人为本的数字教材建设逻辑、夯实技术支撑的课堂教学保障基础,以及加强以管促建的数字教材管理机制。这回应了“数字教材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何以可能”这一主题,不仅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提供新思路,亦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教育任务、发挥数字教材育人功能持续助力。

在数字中国的建设进程中,安全逐步成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运用2011—2021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安全指标体系,进一步采用熵权—变异系数法的几何平均值并运用Dagum基尼系数、Kernel密度估计和马尔可夫链系统检验中国数字经济安全水平及动态演进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在基础设施建设、要素流通环境、经济发展韧性、绿色低碳发展和风险监测水平等五个维度中,绿色低碳发展指数一直保持较高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风险监测水平指数始终低于其他维度;第二,中国数字经济安全水平整体为“稳步攀升—波动下滑”趋势,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安全水平高于整体、中部和西部,地区间的数字经济安全水平存在明显差异;第三,中国数字经济安全发展较为稳定,在连续两年之间跨层级转变的概率较低。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数字经济安全状况的区域差异和演变趋势。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数字经济安全水平,可采取措施:完善数字经济安全体系,优化数据要素流通环境;打造数字安全联通体系,缩小各地区间的发展差异;发挥空间联动效应,强化区域风险监控。

智慧教学中的人机共生特征是人机协同化和人机共创化。人机共生的智能化教学样态包括人机共教、人机共学以及人机共融。人机共生智慧教学对提升学习者学习能力的作用机理表现为:从学习者内部的心理加工过程来看,从信息获取到实践输出是一个有效认知的过程;多元化的实践输出为多模态数据分析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可以精准评估学习者的学习水平和学习状态;以促进学习者学习能力的价值取向组织课堂教学,有助于角色扮演、小组协商等教学环节的实施,进而促进学习者知识和技能的发展;基于人机共生的人机共教、人机共学和人机共融的多模态学习方式可以拓宽学习者的认知广度,挖掘学习者的认知深度,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发展。智能技术赋能智慧教学的路径包括:实现教学方式多元化,打造“智慧+教学”;促进学习资源广泛化,建设“智慧+资源”;强调学生学习个性化,实现“智慧+学习”;注重课堂管理系统化,推进“智慧+管理”。人机共生在智慧教学中的应用要以“智”利教,创设智能化课堂环境;以“智”促学,强化智能化学习方式;以“智”赋能,构建智能化教学模式。人机共生的智慧教学对于推动教育模式创新,实现智慧教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不仅符合教育技术发展的趋势,也符合未来教育的发展需求。

对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产状况加以考察,是正确通达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道路的必然要求。“居利希笔记”给《共产党宣言》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背景和文献支援,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学基础,也为马克思恩格斯继续深化历史唯物主义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理论入口。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把历史唯物主义运用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和阶级斗争的历史性解读之中,宣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启了深化历史唯物主义探索的思想征途。

《理论的译转:桥接中国文学、文化与西方理论》英文版自序回顾了该书的出版背景与翻译成英文的契机,阐述了其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作者逐一评述了各篇文章的写作动机、核心议题、理论框架及学术反思,强调其共同点在于运用西方理论(如布迪厄、康德、阿多诺等)分析中国文学文化现象,同时通过中国经验修正西方理论的普适性,力图展现中西学术对话的复杂性。文章涉及文学理论与批评、大众媒介、经典化、雅俗区分、艺术终结等多元主题,涉及对林语堂、鲁迅、金庸、崔健等的研究,以及对中国传统与现代性关系的反思,展现作者从本质主义概念层次剖析到文化唯物主义立场的学术路径转变。作者也表达了对跨文化理论对话的期待,最终以《诗经·伐木》喻指学术对话的期许,呼应“以文会友”的撰文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