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双减”的政策环境下,家长的群体性焦虑问题不容忽视,已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家长焦虑的核心在于子女能否通过教育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而培训机构则通过炒作家长的焦虑情绪实现盈利。家长的焦虑导致大量家庭资本向私人教师、培训机构流动,其中以中产阶级的家长为最;甚至出现了家庭资本投入越多、家长越焦虑的局面。但家长焦虑的缓解不能指望家长自动减少家庭资本在子女学业上的投入,而是一方面要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另一方面则要改革高考的命题方式,让课外辅导、培训机构所擅长的答题模板、解题套路在高考面前失去效用,如此方能让家长主动减少家庭资本投入,缓解焦虑情绪。

深度学习从计算机领域走进教育学研究,并非简单的概念“迁移”,而是在批判性吸收计算机、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研究成果以及深刻反思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实现的创新性发展,具有科学的内在逻辑。深度学习的教育学研究始终立足于育人本质,随着时代进步,它所具有的理解迁移、主体能动、高阶思维、全身心投入以及复杂问题解决等内涵日益丰富;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概念模糊、实施困难、结果不可解释等现实弊端也逐渐凸显。因此,深度学习的教育学研究亟须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学生的学习问题;需要深入学习内部,明晰深度学习的交互本质;需要凝聚多学科研究优势,发展自身特色;需要创设评价标准,提高深度学习的可达性。

元宇宙是利用科技手段链接与创造同现实世界映射、交互的虚拟世界,是具备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其概念是多重底层技术的叠加集成,其本质是下一代的互联网。随着相关技术体系的不断成熟,元宇宙的发展前景和应用场景不断明晰,也日渐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和未来产业革命的热门方面。文旅领域与元宇宙有着天然的融通之处,从基因内置、产业需求和发展路径三个角度来看,两者都有很强的契合关系。元宇宙推进文旅领域“人—场—物”的重构,将在游戏、演艺、旅游、影视等场景拥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促成文旅产业的颠覆性变革。当下的元宇宙在文旅领域的应用实践已经纵深推进,元宇宙在文旅领域的应用路径也逐渐明晰,但这一过程中依然可能面临包括垄断风险、制度风险、伦理风险、权利风险和沉迷风险等五个方面的挑战。元宇宙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应从强化认识、发展产业、打造标杆、推进试点、搭建宣传平台、强化伦理监督、开展法律建设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有着深刻的内涵,实现高质量发展既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又符合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必须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同时,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发展方式转变、发展动力转换、治理效能提升等方面形成多方合力,推动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空间治理逐渐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议题,不同学科对“空间治理”这一术语的理解与使用丰富了其蕴涵,但概念的纷繁芜杂不利于学术对话与知识的累积性发展。文章旨在发掘空间治理的核心意涵,梳理空间理论的逻辑进程及其对治理实践的变革意义。先哲们对空间的思辨阐释与科学认知,为理解空间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引。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使得空间脱离了位置、场所或容器的内核而指向一种“隐喻”。空间之于治理,既是一种治理依据,也是一种治理对象,还是一种治理策略,更是一种治理理念,两者之间呈现一种“空间塑造治理、治理重构空间”的多维度结合与多层次互构的关系。国土空间规划、行政区划调整、社区网格化管理等实践形式,体现了空间与治理的互构关系。空间治理的关键词是各种虚实结合的边界,其价值目标是实现空间正义。

数字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立足于数字经济的典型特征,从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三个层面研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发现:数字经济整体上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引入工具变量、更换估计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等一系列检验后结果依然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技术深化的动力变革、配置优化的效率变革以及市场整合的质量变革来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成熟度高、实体经济规模大的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相关成果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短视频平台已逐渐成为主流媒体舆论宣传的新阵地与流量聚集地,同一主流媒体在多个视频平台的传播效果可能具有差异。抽取“央视新闻”B站号与快手号698条短视频作为样本数据,考察主题类型、字幕使用、屏幕形式、标题内容以及视频类型等因素对短视频多平台的传播效果及其传播广度、传播认同度和传播参与度等子维度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短视频主题类型、屏幕形式、标题内容及视频类型对短视频多平台的传播效果产生差异化影响,字幕使用对传播效果并无显著影响。主流媒体应注重短视频平台间的差异,推动短视频内容的平台差异化建设,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创新型人才培养历来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目标和教育教学的重要任务,但其实践层面面临学段衔接不贯通和改革措施不协调的双重挑战。“双减”的系统性改革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契机,它引发对于基础教育人才培养命题的深层思考,也促进了教育生态优化的正向改变。借力“双减”推动基础教育阶段创新型人才培养,应从课堂教学、课后服务和作业练习等方面为其提供坚实支撑。

综合课程着眼于学科之间的“联系”,却削弱了知识掌握的深度。单一学科的教学能够保证知识传授的深度,却又无法顾及学科之间的“联系”。“跨学科主题学习”意在超越二者各自的局限,通过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直观理解,并让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以此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度掌握。要做到高质量的“跨学科主题学习”,需要摒弃“生成”的路子,要求教师精心选择教学内容,合理组织教学材料,并科学地进行教学设计。

基层治理从“无论用什么方法,摆平就行、搞定就行”的任意变通,到按程序、按规范执行的“讲政治”,表面上体现了制度化、规范化和文明性,但深层逻辑仍然是只关注技术问题的策略主义逻辑。只是,策略主义的表现形式从之前简单粗暴的任意变通表现为“不变通”,即形式主义地“讲政治”。这是因为形塑策略主义的治理结构不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且“督查下乡”强化了对基层的问责。为了规避风险与责任,基层干部不再通过变通来完成目标任务,而是通过“形式主义地讲政治”来应对目标任务。要化解日趋严重的基层形式主义问题,必须给予基层干部自主性。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个性化学习是适应未来社会和促进个人发展的时代诉求。基于学习者个性特征的学习行为数据,运用海量数据分析和模型算法推荐,进行智能化选择、决策和服务,为学习者规划学习路径、供给学习资源、创设交互情境、提供实时反馈,并通过学习数据的二次供给同步调整和优化,实现个性化学习目标,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个性化学习的闭环运行机制。从学习者基础数据、智能决策与个性服务、学习模型建构的动态层级关系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个性化学习的实践路径为:以数据挖掘精确绘制学习者个体数字画像,引导量化自我与量化学习;以人工智能的推荐算法与学习适应管理系统,实现智能决策与个性化服务;通过机器学习构建深度学习的人本生态系统,促进学习从浅表走向纵深。

作为一套整体方法论,扎根理论正遭遇肢解式和退化式的传播与使用。从文献回顾和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扎根理论传播和应用过程中范式林立、乱象丛生有其历史根源与现实本质。研究发现,作为原创者之一的斯特劳斯在方法内核建立过程中的缺席为其后续方法论偏离埋下了历史根源。扎根理论方法的误用,具体表现为质性研究的“深描”嫁接,假设演绎思维的方法渗入,“三级编码”和“NVivo”的技术误导。回归本源,扎根理论方法的规定性,是遵循自然呈现基本原则,基于一整套方法程序来“让资料自己说话”,从而生成抽象概念化理论。研究新手在运用扎根理论时,应当明确初心、具身学习、面向社会,才能将其中的方法内核,融会贯通于研究过程。

政务抖音号作为我国政府机构在抖音平台的官方账号,已经成为公共危机中权威信息发布、危机形势沟通、虚假信息反驳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平台。考虑到公共危机沟通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信息到达率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程度,如何最大化公共危机中政务抖音号信息传播效果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以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为理论支撑,将视频内容作为核心线索,将社交媒体资本、对话循环、视频时长、视频形式、背景音乐、字幕讲解作为边缘线索构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务抖音号信息传播效果影响因素模型。基于25个省级卫健委官方抖音号抓取的2 515个样本数据的研究证实:与故事与情感表达类短视频相比,抗疫宣传与动员类会显著提高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但治疗与预防知识类短视频会显著降低整体传播效果;社交媒体资本会显著提升整体传播效果以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对话循环的话题标签“#”维度会积极影响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与卡通动画类短视频相比,图文拼接类和拍摄剪辑类短视频会提升整体传播效果;视频时长会显著负向影响整体传播效果;背景音乐和字幕讲解对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的作用不显著。

社会科学实验快速扩展,使得不同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出现井喷态势。本文基于对社会科学实验方法发展源流的探索,深入揭示该研究方法发展脉络、应用过程、场景及所带来的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影响,进而通过比较不同实验操作技术和准实验分析模型的应用,全面系统地探析中外社会科学实验方法,前瞻其发展趋向,并为进一步科学地应用此研究方法奠定学理基础。作者初步呈现不同因果推断方法如DID模型、PSM-DID模型、安慰剂检验、合成控制等回归结果的差异性,强调不同准实验模型在探析同一议题和同一数据挖掘过程中,可能存在相反结果的空间。这提醒我们,当前的量化研究分析中,与其说用单一的实验方法去探索因果关系,倒不如说更需要多模型验证。当然,本文研究并不试图挑起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范式之争”,或引发传统量化研究和新生量化模型之间的“迭代之争”,更多地是试图在包容性方法论思维的指引下,实现研究成果信度和效度的提升,进而提升社会科学的显示度,以为社会经济政治政策的完善和改良做出更大的贡献。

“双减”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引导学校、教师向课堂教学要效率,通过高效、低耗的精细化教学,提升教学质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高涨需求。教学改革应从当前影响教学质量提升、阻碍教学对学生思维培养功效的要素着手,首先要以知识结构为抓手,助力学生形成完整、通畅、系统化的思维路径;其次应针对学生可能存在的认知障碍,设计富有思维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使学生能够通过主动自觉的概括抽象掌握知识体系,重构解决问题的经验与策略;再次要适时通过讲授的方法,让学生在“静听下的思考”中经历积极的言语思维建构过程;最后,则是要通过精心设计的作业,与教学对思维的发展发挥同向功效。

加强文物保护是开发利用的基本前提,开发利用是文物保护传承的有效途径。黄河流域文物具备承载历史久远、分布地域广阔、数量种类众多、地位和作用凸显等特征,但是黄河流域文物保护仍然存在保护边界不明确、保护对象不确定,区域综合发展不靠前、保护方式不先进,联动保护合力不强大、管理体制机制不协同等问题。文旅融合对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利用带来新动力、新机制、新载体和新挑战,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利用为文旅融合带来新模式、新场景、新生态和新机遇。文物保护利用创新的基本路径可归纳为:创新制度设计建设,强化政策配套支持;构建协同体制机制,提高统筹工作能力;提高文物管理效能,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实施文物科技融合,推进文物跨界合作;凸显文物教育功能,打造文化育人模式;注重文物推广交流,构建现代传播体系。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变进程表明,乡里两级行政架构、以宗法组织为依托、邻里监督设计、互助互济机制是乡村治理的共性形态,乡村治理事实上承载统计户籍、组织生产、赋役催驱、维护治安、教化民众五大重要任务。政府管控不断深入基层、乡约政教化、乡官差役化是演变的重要趋势,呈现出政社互动的特征。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对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创新有深刻的影响,在平衡传统儒法治理文化与时代需要、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促进国家建构与夯实基层基础等关系方面,为新时代基层治理和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展望未来,我国乡村治理和基层治理中的政社互动或政社交融的趋势将更加突出。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在赋能教育变革中展现了巨大的活力。ChatGPT作为一种语言处理工具,不仅可以回答用户的问题,还可以完成用户设定的某些任务,甚至还可以持续实现任务的优化。ChatGPT具有强大功能的同时,也伴随着亟需弥补的短板:回答问题的准确性不足,数据污染问题,伦理与安全问题和知识剽窃风险。在助推学校教育变革过程中应用ChatGPT既存在机遇,也有挑战;ChatGPT的出现给予了教师反思人师存在价值的契机,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受到“双减”的影响,小学教师产生了普遍的职业倦怠,这在女教师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诸如情绪衰竭、去人性化、成就感降低等问题多有发生。从社会性别角度进行归因可以发现,出于“依附于男性”的心理因素和对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状况的恐惧,许多女性应届毕业生自愿选择成为小学教师。在“双减”改革的强势冲击下,小学教师的工作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这一职业在男性权威中的认可度开始降低,小学女性教师逐渐失去职业认同感,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让绝大多数小学女性教师再就业的希望不大,因此她们更容易受到“双减”的影响,在自我与社会给予的双重困境中加剧职业倦怠。

城市更新已经成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抓手。目前,该主题的理论建构多围绕政策设计和项目过程,尚未形成将城市更新与城市发展及城市空间治理有机融合的思考。研究围绕城市更新,遵循空间范式展开理论探讨,通过多学科的理论路径,探索城市更新治理理论的基本形态及其空间治理范式:从城市生命体隐喻出发,延展至城市发展史演绎城市更新的时空观基础;从“社会性空间”,到“空间中的生产”,再到“空间的生产”的理论进路中分析城市更新的动因、局限和治理转向的潜在可能;继而转向“空间尺度的生产”及尺度政治的框架,从中捕捉耦合空间和权力分析的治理转向的方向;最终形构 “空间—行动者—尺度”的统合框架。随着尺度下移的城市更新在空间治理上营造“尺度共治”,形成横向的双重尺度博弈与纵向的上下尺度衔接的制度创新,城市更新将牵引中国城市发展由增长扩容转向提质转型,走向空间的良好善治。

基层政府负荷运转掣肘了基层治理效能。基层政府负担不仅来自工作任务本身的繁重,还来源于条块之间失序的非均衡关系。作为内生于中国政治实践并独具特色的政府间关系模式,条块关系在发挥独特政治功能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负外部性,成为影响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结构性因素之一。在基层治理中,极少数上级条条通过纵向发包、考核监督等方式将任务和压力传导给基层政府。部分基层干部为了在问责风险和晋升激励之间寻求平衡,采取了形式主义的应对方式,成为机械的政策执行者,也加重了自身负担。推进基层政府减负,既要从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上着手,又要从赋权增能提效出发,通过厘清条块职责、理顺权责关系,同时完善考核机制,给予基层政府更多的治理资源和作为空间。

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是加快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突破口之一。社会组织参与政府主导的应急管理体系可以发挥集成信息协助科学决策、架设桥梁增强社会韧性和智力支持提升应急效能的功能作用,作为重要力量增强国家整体应急管理能力。根据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不同阶段,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危机全生命周期运行机制能够在危机爆发时使社会应急响应更为迅速,危机延续中使社会应急联结更为紧密,危机平稳后使社会应急资源更为整合。未来,可以通过制度路径、组织路径和技术路径的构建更好地推进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实现促进社会力量应急响应、增强政社间信息沟通和整合全社会资源的价值,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社会力量参与的保障。

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两个概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制度对治理效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制度决定了政策选择和治理行为;治理效能通过制度有效运行获得,并以制度优势外在体现出来;制度优势提高治理效能,治理效能又彰显制度优势。在新时代背景下,治理效能被赋予了系统性的中国特色和时代意蕴,治理效能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追求高质量的发展,以获得更大更多更好的社会效应为旨归。比较分析中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案例,说明了中国制度优势如何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以人民为中心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群众基础,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生动体现。

兵备道是明代中后期广泛设置的一种特殊军政建制。广西府江兵备道始置于弘治九年,历经正德十一年裁革与正德十六年复置,由临时差遣演变为固定设置,万历九年又改为府江兵巡道。府江兵备道的权力空间最初由府江一带,桂林府西部古田、永福、理定及北部西延、咸水、马鞍等处三部分构成,经过数次权力空间分割与重组,其权力空间被压缩至府江一带,权力空间属性由单一的军事属性转变为军事与监察双重属性。府江兵巡道权力空间及其权力空间属性的变迁,体现了明代中后期两广地方政治中军政力量的权力博弈,折射出明代中后期两广政治结构变动的权力逻辑。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的延伸,契合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对金融创新的本质要求,未来推动中国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数字普惠金融必然是重要的驱动力。基于中国2011—2020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数据,通过面板门槛模型的构建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这一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按人均GDP门槛值将我国划分为欠发达、较发达和发达省份三大区间,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经济较发达和发达的省份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即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提供了重要的“数字机遇”;但是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农民却面临着明显的“数字鸿沟”。在数据要素、数字技术等“新动能”催化下,数字金融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路径”,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进一步纾解城乡间数字基础设施鸿沟、破解城乡居民数字化应用鸿沟、缓解金融机构间数字化发展鸿沟。

基于2011—2020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面板变点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个维度对于城市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地域差异,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助于共同富裕;(2)数字普惠金融对于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高于中部地区及东部地区;(3)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先增后减,存在三个变点并呈现出四个不同的阶段。为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应当着重提高其具体业务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且应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于第三变点值前后的省份应采取不同的发展政策以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减。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首次明确提出了教师专业发展相关活动的要求和建议,凸显了教研的支撑保障作用。教研工作的顶层设计体现了教研的系统性和层次性,将学校教研、区域教研和区域教师培训机构有机地联合,并强调了教研系统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资源整合,从不同发力点共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区域教研要提高教研工作站位和统筹教研工作格局;校本教研方式要从强制到吸引、教研主题从抽象到具体、技术支持从网络教研走向“互联网+教研”;同时要加强对培训者的培训,集合各方力量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

学科的本质是育人,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各学科《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将学科育人的内涵具体表达为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并指出学科实践是落实学科育人的具体路径。学科实践以学科独有的方式学习学科,彰显学科独特的育人价值;用实践的方式学习学科,使学科知识学习向发展素养转化;学科实践助力学科综合育人因素作用的发挥,实现学科知识与育人的统一。开展落实学科育人价值的学科实践活动,首先要将学科育人目标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学科实践目标;其次需基于学科特点设计高价值、多维度、形式多样的学科实践活动;再次要形成以问题为引领、活动为主线的学科实践运行逻辑;最后要提供多方面支持,促进学生独立地完成学科实践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人以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主线,大力推进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各方面发展取得显著成绩: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本土特色更加突出,积极回应了我国政治发展要求;政治学学术体系的中国意蕴更为恢弘,有力彰显了我国政治文明的新贡献;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中国声音日益强劲,更好匹配了我国大国地位。面向未来,要以“三大体系”建设为抓手,立足中国实际,重视中国经验,传承中国基因,全面提高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

为应对严峻的气候问题,中国于2020年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环境政治话语。在气候治理过程中,“杰文斯悖论”的存在说明了单纯依靠技术进步无法实现整个社会的节能减排。因此,有必要从新的视角即社会治理视角出发,分析中国“碳中和”议题实现的逻辑理路。社会治理“硬嵌入”和“软嵌入”的双向驱动逻辑,大大改善了“碳中和”政策议题实现的政治社会结构,有可能使“碳中和”政策议题实现的时间跨度大大缩短,使“杰文斯悖论”这一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的难题在中国得到破解。破解“杰文斯悖论”中资本与技术的不良互动,须进一步规范“硬性”和“软性”的制度供给,提升“碳中和”治理的法治化、智慧化水平,完善“碳中和”议题实现的协商民主机制,从而实现基于“碳中和”的全面绿色转型。

“人民城市”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城市属于广大人民、城市发展为了人民、城市治理依靠人民三个方面。国内外城市滨水公共空间再造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城市滨水公共空间是市民公共活动和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城市滨水公共空间建设要遵循人民城市理念,增强人民对城市空间的认同感,满足市民不同层次的多元空间需求,加强、提升城市的人文关怀、公共服务和空间品质。黄浦江和苏州河作为上海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承载着人民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上海“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再造过程体现了鲜明的人民城市理念。上海市“一江一河”建设案例的经验对于探索人民城市理念融入城市滨水公共空间再造的可行策略具有启发意义:公共空间再造应注重提升空间开放的共享性、实现公共服务的多元性、促进空间发展的持续性、扩大空间治理的参与性。城市滨水公共空间再造为城市公共空间再造提供了理论启发和现实指引,未来城市公共空间再造要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与治理,为民众创造美好城市生活,应从价值取向、政策设计和行动策略等方面努力践行人民城市思想:首先,要坚持人民城市的核心价值取向,充分调动人民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发挥人民在城市公共空间再造中的主体性作用;其次,在政策设计方面,城市公共空间再造要以人民为中心,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智于民;再次,在行动策略方面,城市公共空间再造应以提升民众的参与性、互动性和满足感为要。

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威胁包括陆地生态系统、水域生态系统等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全球气候治理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由于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缺位、权威匮乏以及机制破碎等困境,全球气候治理成效不彰。面对持续恶化的全球气候以及当前气候治理的赤字困窘,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并始终践行大国的责任担当——减缓适应气候变化的力行者、联合国气候公约的维护者、南北气候政治冲突的调解者、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援助者、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引领者、“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带头者。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体现了合作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担当作为。

学业负担产生和存在于学校教育时间之内。从时间角度来说,它的产生与学校教育时间治理中的以下几方面问题密切相关:一是对教师和学生时间主体地位的剥夺;二是对学生自由时间和空间的极度压缩;三是对当下时间意义的忽视;四是效率至上的教学和学习文化。政府的减负之所以一直举步维艰、成效甚微,与减负的时间和教育时间、社会时间不同步有关,还与减负政策中对“人”的忽视以及简单地将减负等同于减时间有关。未来需要处理好减负的节奏和推进力度、促进“人”的显现以及调整时间管理方法,以此消解教育中的紧张感、压力感和焦虑感,营造充满张力、生命力和活力的教育时间氛围。

在当前高速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应用环境下,短视频这一媒介形态被平台经济捕获,一方面变成短中介,链接了整个文化产业,另一方面转化为数字平台,不断融入数字经济、公共服务和国家治理。基于此,短视频也呈现出基础设施化的倾向,尤其表现在搭建数据中心、拓展计算服务和形塑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短视频的基础设施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色彩,在中国尤其表现在整体发展与国家干预两个方面,并被描述为技术民族主义的成功。短视频未来发展有其不可持续性,即渠道霸权导致的市场封闭性和外部干预性危机,不断加剧的数字地缘政治,以及基于用户绑定的数字劳动所引发的算力与精力之间的“瘾”经济危机,这将决定短视频如何在数字中国的总体框架内找寻到一种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道路。

数据价值链与中国各区域产业链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以及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作用实现的关键在于通过数据要素市场等实现“货币化”,而中国数据要素市场相对滞后发展,成为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和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突出短板,因而很有必要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等为中心枢纽地区,破解阻碍“补链强链”所需数据国内流动与跨境流动的行业壁垒、区域壁垒、政策壁垒、规则壁垒等“堵点”“痛点”,从宏观、中观和微观机制上促进区域数据要素市场一体化,通过在企业—平台提升“补链强链”水平、在区域—行业层级破除各种壁垒以及国家层面加强数据价值链的治理体系建设,逐步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循环为基础、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的数据要素市场。

数字经济的深入应用和不断发展,能够促进经济总量增加,进而为税收收入增长带来较大的空间。为此,在阐释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税收收入增长,且数字经济发展在不同产业税收收入、不同税种和不同分位点之间呈现出异质性特征。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强化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促进作用;此外,数字经济发展提高税收收入,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的。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显著促进省份内部税收收入增长,还对其他省份税收收入增长起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因此,应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深度融合,加速产业结构高级化演变,同时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协作机制,缩小地区间“数字鸿沟”。

受众在使用短视频的过程中会频繁进行任务的切换,这种行为被称为短视频使用的媒介多任务行为。采用计算传播学的研究视角,采集了100万短视频用户的使用行为数据,分析短视频使用中的多任务行为,研究发现:短视频使用呈现出典型的碎片化特征,社交通讯类应用与短视频多任务行为模式有较大相关性;通过对不同年龄、性别进行对比,发现不同的性别在短视频多任务切换过程中呈现出对应用类型不同的偏好;此外,老年用户往往拥有较长的短视频使用时长,未成年用户则有较长的金融理财类应用使用时长。

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我国经济体系向更高层次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没有技术保障的双循环无疑是低水平的。跨国企业横跨内外循环,其对外直接投资引导我国技术创新发展,为双循环体系构建提供技术支撑。内循环体系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我国技术创新,同时技术吸收能力正向调节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外循环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传导起着支撑作用,东道国政治治理情况和经济自由度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国家而异。对外直接投资在内外循环中起着联通桥梁作用,其战略布局决定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展情况,关系我国技术创新体系构建。两国经济制度距离越近,我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阻力越小,两国经济自由度相近能够使跨国企业在较短时间内适应东道国营商环境,降低沉没成本。而政治制度距离却与之相反,这充分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其自身特色,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偏好。在双循环背景下推动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加快技术创新,我国可采取以下措施:内循环下提升我国技术吸收能力;外循环下重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双循环联动下合理布局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进入新时代,“担当作为”被中央上升到干部选任评价至关重要的指标,但学术界对其没有明确的定义,其反义词“为官不为”反倒成为学术界讨论焦点。本文基于文献回顾法与文本量化法,梳理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甘肃、四川等16省区出台担当作为的相关文件,建构一个内涵模型,从个体层面、组织层面、行为层面与结果层面分析“担当作为”的具体内涵。担当作为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政治自觉(愿意为)、专业主义(能够为)、勇于承担任务(主动为)、取得良好绩效(为得好)。作为本土概念的担当作为体现了价值综合与严格标准,超越了韦伯官僚模式的“技术官僚”行为要求,涵盖了近些年体现“直接回应性”伦理规范的新官僚概念,这一内涵模型对完善干部选任制度提供了重要研究基础。

稠密性是超大规模城市空间样态的形象化表达,刻画了城市要素的规模、分布、密度及其可认知和可治理程度。城市稠密的社会事实使管理者需要在单位面积上处理更多的信息和事务,带来了更大的治理负荷。提升城市治理的穿透力是破解超大城市规模难题的根本途经,有效提高了城市信息的精确度、社会事实的可视化程度和城市管理的清晰化程度。穿透力的核心是信息的问题,关键是整理、计算和分析社会事实的能力。信息技术能够帮助管理者更有效地收集信息、简化信息、传递信息和计算信息,提高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的清晰性,为超大规模城市治理提供更加清晰可见的社会图景,也使治理过程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城市治理的穿透力,是应对超大规模城市复杂性、不确定、不可知性以及不可治理性等难题的有效手段,也是顺应和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