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个性化学习是适应未来社会和促进个人发展的时代诉求。基于学习者个性特征的学习行为数据,运用海量数据分析和模型算法推荐,进行智能化选择、决策和服务,为学习者规划学习路径、供给学习资源、创设交互情境、提供实时反馈,并通过学习数据的二次供给同步调整和优化,实现个性化学习目标,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个性化学习的闭环运行机制。从学习者基础数据、智能决策与个性服务、学习模型建构的动态层级关系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个性化学习的实践路径为:以数据挖掘精确绘制学习者个体数字画像,引导量化自我与量化学习;以人工智能的推荐算法与学习适应管理系统,实现智能决策与个性化服务;通过机器学习构建深度学习的人本生态系统,促进学习从浅表走向纵深。

“人工智能+”行动已经成为政府工作任务之一。“人工智能+医疗”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包括内生和衍生的技术安全风险,人机双向价值对齐困难、不同伦理诉求难以平衡、医疗数字鸿沟以及医疗不公平的伦理风险,患者隐私和个人信息权益难以保障、医疗AI的侵权责任难以界定的法律风险等。探索基于患者赋权的“人工智能+医疗”的治理路径,需要形成前端赋权、中端监管与后端追责的治理机制,即前端赋予个体权利,建立健康医疗数据权利体系和医疗AI算法权利体系;中端强化医疗AI的运行监管体系,形成自我监管、专门监管、风险监管等多种监管模式;后端从医疗AI的法律客体地位、侵权责任规则和赔偿分担机制三个方面完善医疗AI的侵权追责体系。

综合课程着眼于学科之间的“联系”,却削弱了知识掌握的深度。单一学科的教学能够保证知识传授的深度,却又无法顾及学科之间的“联系”。“跨学科主题学习”意在超越二者各自的局限,通过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直观理解,并让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以此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度掌握。要做到高质量的“跨学科主题学习”,需要摒弃“生成”的路子,要求教师精心选择教学内容,合理组织教学材料,并科学地进行教学设计。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内在要求,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成为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基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该效应主要来自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和宽带网络基础设施较完善地区更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强化政府和公众监督、改善企业融资状况、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有效降低了城市污染排放,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影响,为数字时代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社会情感能力是个体在成功解决人生任务的过程中所获得与必需的能力,涉及社会交往能力以及理解、管理和表达情绪的能力。学前阶段是人一生中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最为关键且有效的阶段,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在具体情境、游戏活动和人际交往中建立和发展。幼儿通过亲身体验,直接接触相关信息或事物,将环境与原有经验联系起来,会产生浓厚兴趣并容易记住当下的体验和经历,进而促进相关经验的积累。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身体体验的核心作用和身心整体发展,注重主体性、具身性、情境性和生成性。基于具身认知视角,促进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应重视身体涉入,创设具身情境,给予有效回应。

基于中国海关和上市企业合并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综合指标,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出口质量。该结论在利用“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政策构建工具变量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进口更多种类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进而促进企业出口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质量差异越大的产品、国有企业、距离越远的出口目的国以及网络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越强。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出口的促进作用,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提供了决策依据。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新动能,明晰数字基础设施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对完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理论机制分析基础上进行计量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尤其是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加。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作用机制是通过信息扩展效应、就业创造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来实现的。门槛效应检验表明,当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和物理基础设施水平提高时,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会明显增强。研究结论为理解数字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为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提供重要政策参考。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变进程表明,乡里两级行政架构、以宗法组织为依托、邻里监督设计、互助互济机制是乡村治理的共性形态,乡村治理事实上承载统计户籍、组织生产、赋役催驱、维护治安、教化民众五大重要任务。政府管控不断深入基层、乡约政教化、乡官差役化是演变的重要趋势,呈现出政社互动的特征。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对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创新有深刻的影响,在平衡传统儒法治理文化与时代需要、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促进国家建构与夯实基层基础等关系方面,为新时代基层治理和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展望未来,我国乡村治理和基层治理中的政社互动或政社交融的趋势将更加突出。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在赋能教育变革中展现了巨大的活力。ChatGPT作为一种语言处理工具,不仅可以回答用户的问题,还可以完成用户设定的某些任务,甚至还可以持续实现任务的优化。ChatGPT具有强大功能的同时,也伴随着亟需弥补的短板:回答问题的准确性不足,数据污染问题,伦理与安全问题和知识剽窃风险。在助推学校教育变革过程中应用ChatGPT既存在机遇,也有挑战;ChatGPT的出现给予了教师反思人师存在价值的契机,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教育强国政策引领下,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协同发展是推动国家科创资源整合、未来产业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而STEM教育是能衔接三者、充分发挥三者的协同发展作用的关键一环。分析中美STEM教育相关的政策文本,发现我国STEM教育发展存在的潜在问题有三:价值错位、功能受限、生态缺失。未来要充分发挥STEM教育对教育强国建设的赋能作用,应采取三大发展策略:明确STEM教育价值定位,构建STEM教育实践指南和建设STEM教育领域融合生态。唯有多管齐下、系统推进,我国STEM教育才能真正突破发展瓶颈,焕发勃勃生机,为培养新质人才、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贡献应有力量,从而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向新的高度。

新时代社会工作要融入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其社会治理效能。在实践中,社会工作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场景的有机组成部分。“主体性—协同性”的理论框架将主体性与协同性视为基层社会治理场景中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两个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的维度。从“主体性—协同性”的理论框架检视,珠三角D市社会工作通过专业服务与协同行动,在风险防范、矛盾化解与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了治理效能。但从社会工作深度融入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要求看,仍然面临着主体性与协同性“双重弱化”的实践困境。要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场景中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就必须走出 “双重弱化”的困境,积极提升社会工作的主体性和协同性,实现二者的同步推进。这既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目标取向,也是社会工作深度融入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必然逻辑,同时也为“大社会工作”格局下专业社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启示。

数字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立足于数字经济的典型特征,从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三个层面研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发现:数字经济整体上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引入工具变量、更换估计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等一系列检验后结果依然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技术深化的动力变革、配置优化的效率变革以及市场整合的质量变革来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成熟度高、实体经济规模大的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相关成果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践行ESG发展理念是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对企业股权资本成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ESG表现通过缓解委托代理成本和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股权资本成本;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低能耗企业的ESG表现对于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此研究有助于理解企业通过提升ESG表现保护股东利益的内在逻辑,对推动我国企业ESG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农户创业是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利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五省(市)1 525份农户调研数据,通过构建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创业,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金融使用对非农创业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涉农创业,对发展型创业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生存型创业;从异质性来看,数字金融使用对低年龄组农户、低人力资本农户、高社会资本农户以及风险中性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降低金融获得成本、缓解信贷约束、提高信息可得性、提高金融知识水平四个机制来促进农户创业。为推动农村双创工作尤其是促进农户创业,应加快推进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弥补农村金融弱势群体的数字鸿沟,提高金融机构对创业农户的金融支持,加大对农户创业的政策支持。

列斐伏尔眼中的社会空间是被一定的空间实践所生产出来的,那么,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这种空间的生产本身也必定会是一个历史过程。所以,认识空间历史发展的线索,只能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改变自然的生产力与主体际的生产关系相关联的“怎样生产”的生产方式出发,空间生产总是一定生产方式的空间关系场境实现,这就是以自然为基础的绝对空间、进入积累的历史性空间、资产阶级的抽象成为统治的空间和未来人类解放后的差异性空间。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首次明确提出了教师专业发展相关活动的要求和建议,凸显了教研的支撑保障作用。教研工作的顶层设计体现了教研的系统性和层次性,将学校教研、区域教研和区域教师培训机构有机地联合,并强调了教研系统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资源整合,从不同发力点共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区域教研要提高教研工作站位和统筹教研工作格局;校本教研方式要从强制到吸引、教研主题从抽象到具体、技术支持从网络教研走向“互联网+教研”;同时要加强对培训者的培训,集合各方力量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

人工智能技术奇点的出现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人类发展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对技术的依赖是否会影响人类的创造力,指向人才培养的教育又当如何应对,是值得关注的议题。从知识累积视角看,人工智能依赖通过影响知识累积的深度和宽度进而影响个体创造力,通过影响集体交互记忆系统和知识异质性来影响集体创造力。在知识传授和创造力培养主阵地的教育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因此,要把握技术利用的合理范围、强调知识累积的价值、实现教育变革的适应与超越。

数字基座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基础设施,通过集成教育云网以及数据中心、组织中心、物联中心和应用中心等核心功能形成系统底座,为学校综合评价改革提供了重要支撑。当前学校综合评价面临价值导向转变、评价标准重构、评价方法数智化等方面的挑战,数字基座赋能学校综合评价体系,即统合评价管理与发展功能提供价值引领,依托生成共性与个性统一的评价标准,基于数据采集、分析与反馈全流程整合数智评价方法,实现多主体参与协商的评价组织形式,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未来研究与实践可以从评价指标体系多主体融通、智能代理辅助减负增效以及数智看板驱动数据集成与表征等方面出发,促使教育数字基座全面赋能综合评价改革。

基于2011—2020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面板变点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个维度对于城市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地域差异,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助于共同富裕;(2)数字普惠金融对于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高于中部地区及东部地区;(3)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先增后减,存在三个变点并呈现出四个不同的阶段。为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应当着重提高其具体业务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且应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于第三变点值前后的省份应采取不同的发展政策以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减。

数字经济的深入应用和不断发展,能够促进经济总量增加,进而为税收收入增长带来较大的空间。为此,在阐释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税收收入增长,且数字经济发展在不同产业税收收入、不同税种和不同分位点之间呈现出异质性特征。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强化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促进作用;此外,数字经济发展提高税收收入,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的。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显著促进省份内部税收收入增长,还对其他省份税收收入增长起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因此,应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深度融合,加速产业结构高级化演变,同时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协作机制,缩小地区间“数字鸿沟”。

STEM教育作为科学实践与自我探索的教育主阵地,其教育品质的提升对于培养具有跨学科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后备科技人才尤为关键。然而,在实践中发现,尽管许多STEM教学活动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聚焦于单一技能训练或项目完成,跨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导致学生难以建立起各学科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无法实现从单一学科视角向跨学科思维模式的转变。因此,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教学策略应运而生,其核心旨在STEM实践中深入思考和提炼跨学科概念。通过这一方法,学生能够形成系统的科学认知框架,建立起灵活高效的多学科知识连接体系,并掌握贯通多个学科领域的共性规律和基本原理,增强知识的迁移和综合能力。这一创新理念不仅丰富和完善了STEM教育的教学手段和理论基础,同时为教师提供了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教学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科技进步是历史的必然,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人类已悄然迈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以海量数据和超级算法为支撑,突破了诸多人类发展的局限,为民众政治参与、政府科学决策勾画了新图景。但随着其应用范围不断拓宽、影响力逐渐扩大,人工智能不再只是一场技术革命的狂欢,还是一种全新规则的推行,为智能时代的民主政治带来了风险和挑战。人工智能重构了现代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击穿了政治话语权的垄断格局,推动了“专家群体”作为独立政治单位的崛起,催生出资本与技术合谋的“超级权力”,以致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剧,不断滑向“技术利维坦”。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先天存在的算法歧视、黑箱操作等技术漏洞冲击着传统政治秩序和价值体系,加速撕裂人类社会具有共识性的正义、自由、平等、理性等基本价值,使人的主体性被慢慢抽离出政治生活。当前人工智能风险与挑战的必然性与紧迫性,使人们不得不审慎对待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合理勘定人工智能的应用禁区,最终达到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善治”与“善智”的美好目标。

学科的本质是育人,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各学科《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将学科育人的内涵具体表达为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并指出学科实践是落实学科育人的具体路径。学科实践以学科独有的方式学习学科,彰显学科独特的育人价值;用实践的方式学习学科,使学科知识学习向发展素养转化;学科实践助力学科综合育人因素作用的发挥,实现学科知识与育人的统一。开展落实学科育人价值的学科实践活动,首先要将学科育人目标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学科实践目标;其次需基于学科特点设计高价值、多维度、形式多样的学科实践活动;再次要形成以问题为引领、活动为主线的学科实践运行逻辑;最后要提供多方面支持,促进学生独立地完成学科实践过程。

网络流行语是社会心态的重要表征。纵观2008—2022年网络流行语的演化发展规律,总体上呈现出“从政治性嘲讽到自我解嘲”“从众声喧哗到圈层传播”“从孤立议题到关联化、序列化”“从解构对抗到吸纳交融”等特征,折射出“开放与抵制”“质疑与笃信”“焦虑与乐观”“躺平与进取”等复杂矛盾的社会心态。对于网络流行语,不宜简单贴上“离经叛道、伤风败俗、娱乐至死”等负面标签,而应以更为开放、平等和包容的心态,视网络流行语为特定政治机会结构下的群体参与的“理性选择”和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正视其“荒诞”背后的“合理化要素”,才能破译圈层交往密码,有效引导网络社会心态。

数字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加速了治理模式变革与流程演化。作为新时代治理制度与技术创新的新模式、新方向,整体智治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具有高度的理论耦合性。整体智治因其倡导的整体性治理、智能化治理、参与式治理理念可以有效克服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理论瓶颈与实践困境,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图景。整体智治有助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从资源分散走向资源共享、从碎片分散走向协同治理、从人工依赖走向智慧治理、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干预、从简单粗放走向精准高效。但是,基于特殊的治理情境,民族地区应用整体智治也存在理念的传播与接受、技术的应用与整合、系统的运转与开放、人才的培养与管理等问题,需要通过革新数字化治理思维、构建整体化治理机制、有效性开发治理资源、搭建协同化治理平台、创新人才培养管理等方式,以提升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效能。

STEM教育现已成为培养学习者科技创新能力的国际共识。国际STEM教育一类中心落地上海,肯定了我国STEM教育取得的成绩,提振了本土STEM教育未来发展的信心。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开展STEM教育实践受制于师资不足问题的影响,师资问题是分科教育发展惯性造成的“系统性短缺”与人力资本勾勒不清造成的“结构性短缺”的结合体。当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已经成为新时期教育的主旋律,STEM教育具有“立足核心素养,培养创新人才”的价值支点。STEM教师群体基本盘初步建立,教师立足自身的能力迁移实现了STEM教师数量的提升,院校助推的教学模式与评价研究促进了STEM教师能力的提升。随着教育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对教育全要素的重塑,组织、人力治理与数智技术的融合将共同实现STEM教育的新质发展。为此,有关部门要开展STEM教育生态评价,助推发展规划落地;构建STEM教师胜任模型,促进专职教师成长;建设STEM教育数字资源,探索人机双师模式。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数字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新质生产力赋予新的内涵,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路径。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数字经济革命性和颠覆性创新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有助于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大数字经济建设投入、优化现代产业链供应链、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发展培育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开展“人工智能+”行动以及培养数字劳动力。

当海德格尔用时间观照此在时,斯蒂格勒走向了用时间观照技术的理论构境,通过强调技术作为人之本质的第二起源,以此说明技术与人在时间当中的本体论关系,这就是技术现象学。藉由技术现象学的三级结构,斯蒂格勒揭示了人性结构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代具性特征,以及记忆结构在技术层面的持留特征,并由此说明了此在如何存在的时间性与历史性原则。但由于第三记忆的外在化与客观化特征,记忆在实现从原初性感知向时间性持存转变的同时,也呈现出主观感知能力与客观记忆体系之间的矛盾关系,并且这种矛盾一直延续至第三持存向数字持存的演变过程之中。前者作为意识的代具曾发挥着补足认知结构的作用,而后者则成为了代具性的意识,在掏空内在知性结构的同时重塑出一个外在化的意识主体。因此,在斯蒂格勒技术现象学的理论视域中思考数字持存的核心议题在于,如何寻找从数字持存向“数字药物”转变的可能性契机。

责任鸿沟一经提出即引发了学界广泛而激烈的道德争论,主要包括肯定、否定和解决主义三大立场。这场争论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双重性和责任概念的复杂性密切相关。一方面,人工智能兼具自主体与技术工具的双重特征,决定了人类自主体和人工智能均与机器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均可视为机器行为的实施者。另一方面,道德责任在不同的语境下往往意味着非常不同但又有一定逻辑联系的意思。人工智能的发展造成了不同类型责任归属的分离,也造成了其在某些责任归属上的撕裂。但从人工智能的责任链来看,责任链始终是完整的,不存在所谓的责任鸿沟。

数字经济以数据利用为核心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其创造的新型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快速向农业农村渗透,推动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既是国家战略层面的主动选择,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农村经济数字化发展具有数字经济普惠的时代观、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观、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主体观的理论关照。检视“央地”政策文本发现,政策层面呈现出发文波动性递增、政策文本类型趋同的路径依赖,地方实践则具化为政策因应、内容体系、执行手段、制度适配等维度的局限。鉴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共性”必要,应以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数字经济形态属性、乡村产业振兴目标为考究,塑造激励性与包容性、基础性与适度性、优先性与多元性的融合发展理念。以此为指引,一方面要通过优化数字经济政策工具体系、完善农村经济数据规则与风险管理规范,多维度构建以政府支持为基本原则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应灵活运用数据要素与数字金融平台,改革现存金融体制,多层次营造释放农业领域数字化活力的市场环境。

在当前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的背景下,深入探索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数实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结构化数据、微观数据与文本数据测度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测度企业生产率,进一步研究数字经济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在使用工具变量法、替换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计算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结果反映了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企业运营规模的扩张、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人力资本的升级和融资约束的缓解,从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行业及企业异质性的影响,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高技术行业的企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的企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数字经济效应在微观层面的研究范畴,为我国政府优化数字经济政策和企业制定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参考。

地方大部制改革的动因是减少行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将党政或政府的一些职能相同或相近的部门合并,从而精简机构精简人。陕西、湖北、广东等省一些县区开展了相似的大部制试点改革,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改革后新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与上级政府的部门和机构不对应,导致运作成本超过了原有结构产生的成本,以至于后来大多回归到原有体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环境压力、路径依赖和利益补偿共同决定了地方大部制改革的行动逻辑;地方机构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必须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才能使改革生成的制度持续运转。这也就决定了机构改革只能采取边际递进而非另起炉灶的方法。

教育人工智能是一种新兴技术,在凸显其优越性的同时逐渐显现出诸多技术伦理问题。美国作为教育人工智能技术的先驱国家,其教育人工智能技术伦理问题表征和规避策略更具典型性。美国教育人工智能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各种偏见、歧视:智能系统出现错误和技术漏洞时追责困难;海量数据搜集会侵犯学生多种权利;学生长时间使用智能系统可能面临发展障碍,出现“成事”与“成人”的价值冲突。为规避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美国制定了教育人工智能相关标准,加强教育人工智能算法监管,出台数据保护指南和法案,并规范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我国应借鉴美国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治理策略,制定和完善教育人工智能相应政策,建立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全员联动监管机制,研制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培养和提升师生的人工智能素养。

公共服务作为保障国家和社会良好运行的物质载体,逐渐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面对人民群众需求层次提升的现实要求和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使命,公共服务被赋予新的内涵和要求。而这种变化的具体要求和表现以及由此对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带来的挑战,并没有在当前的研究中得到充分讨论。新时期公共服务现代化的要求在于实现服务配置的公平正义、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和服务供需的有效匹配。因此,有必要基于公共服务在内容体系、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结合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过程,构建理解治理现代化下公共服务发展要求的分析框架,重新思考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提出公共服务的空间路径、财政路径和技术路径。一是科学配置有限的资源,优化空间功能与设施布局,重构公共服务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秩序,以空间资源配置回应空间正义。二是明晰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主体的责权关系和角色,完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制度设计,以财政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三是通过打造数字化的公共服务场景,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公共服务需求识别和反馈机制,以技术赋能实现供需有效匹配。

深度学习是国际教改的普遍趋势,也是核心素养发展的核心要求,如何对深度学习展开评价是关乎深度学习发展的一项挑战性任务。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韦伯的知识深度模型以及深度学习评价的多维理论体系为开展深度学习评价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表情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区块链等智能技术在评价信息采集、处理和存储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案例分析的结果表明,技术赋能的深度学习评价在线上学习情境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展望智能化深度学习评价的未来,量化民族志方法为深度学习评价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简约治理的基本特性是“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其运行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各有边界,基层有自主空间。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简约治理都是相对于国家正式科层治理而言的,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是一种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是一种讲究治理实效而非繁文缛节的实体治理。正是由于无需完全依赖于国家科层制力量,这种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才具有简洁高效的特点,才显得“简约”。解决基层形式主义问题的关键是处理好“上面千条线”和“下面一根针”的关系,要给予基层应有的自主性和自治空间,从而使基层能发挥党委的政治统合功能和相应的简约治理能力,最终使基层组织这根“针”既能串联“上面千条线”,又能扎根于乡土社会之中。如何从“社会基础”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则需要我们不仅向西方学习,更要向中国传统和现实经验学习。

2022年11月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的问世,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强烈关注,也引发人们对于技术带来挑战的忧思。就公共管理而言,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愈发成为驱动人类社会思维方式、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全方位重塑的引领力量,为其创新路径、重塑形态、推动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ChatGPT强大的语言处理能力可以极大促进政府组织间信息流通和合作,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升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效益,为数字政府建设带来发展的契机,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如智能化政民互动、智能化公共服务、科学化政府决策等,甚至引发政府的深层次改革。同时,ChatGPT的双刃效应也给公共管理带来巨大冲击和风险,让人们开始关注ChatGPT时代的制度重构与风险规制,思考如何合理管控ChatGPT的应用边界。在传统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框架下,ChatGPT的运用面临公共价值失灵风险,对此有必要重构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价值失灵判断标准,针对其潜在风险提出对策。人类自身的道德问题、人类对高智能体的矛盾心态、公共生活的复杂性,也使ChatGPT为代表的聊天机器人面临道德性夭折的风险,对此应秉持人本主义,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规范。ChatGPT的应用及发展对劳动力的提质增量可能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对此应设计科学有效的政策,使人工智能促进社会进步、增进民众福祉,以维护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开启了教育的新变局,尤其是对研究生教育带来机遇与挑战。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出现“课堂替代、教师替代、考核替代”等三重替代,极大地冲击以知识传递为中心的教育模式。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现实感知、道德传授和情感表达上存在内在局限,短时间内难以完全取代人类教学,但存在降低整体学习成本、释放人类创新能力和推动学生个性化培育的潜在可能。未来的研究生教育要充分把握人工智能正反两方面功能,以个性化培养破解普遍化困境、以场景化营造避免虚拟化倾向、以思想性引领超越技术性局限,防范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风险,推动创造性、创新性教学教育有效变革。

跨学科主题教学突出不同学科的协同育人,可有效提升不同学科对核心素养的合力发展,加强学生用跨学科思维整体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跨学科主题教学的应然指向,跨学科主题教学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关系,以及跨学科主题教学的实施建议三个方面分析,跨学科主题教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独特性,应体现单一学科课程传统教学所难以达到的教学目标,它并非多学科的简单拼凑,而应以某一学科为主,围绕主题任务有效整合其他学科,在低年级中也可体现为学科内部的知识整合;跨学科主题教学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继承与革新,应凸显主学科的内在逻辑,根据学生特点和主题内容的类型,实施针对性的教学方式。

智慧治理是智慧城市的必要组成,也是提升智慧城市建设水平的关键切入点。智慧城市是功能与行动多个面向之上的城市整体智慧化,而在智慧城市运行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需要智慧治理对其赋能予以解决。在中国和亚洲各国城市智慧治理的实践中,智慧治理赋能智慧城市的宏观赋能机制以及微观达成路径得以浮现。具体而言,智慧治理通过“技术智慧在城市治理中的释放”以及“技术对城市治理中人的智慧的激发与放大”的“双重智慧”机制完成对智慧城市的赋能。智慧治理的微观达成路径涵盖了“彰显敏捷与精准治理的智慧”“提升多主体包容性的智慧”以及“响应城市人本需求的智慧”三方面,不仅是“双重智慧”机制在现实层面的转化,也是智慧治理赋能智慧城市的底层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