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学习从计算机领域走进教育学研究,并非简单的概念“迁移”,而是在批判性吸收计算机、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研究成果以及深刻反思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实现的创新性发展,具有科学的内在逻辑。深度学习的教育学研究始终立足于育人本质,随着时代进步,它所具有的理解迁移、主体能动、高阶思维、全身心投入以及复杂问题解决等内涵日益丰富;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概念模糊、实施困难、结果不可解释等现实弊端也逐渐凸显。因此,深度学习的教育学研究亟须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学生的学习问题;需要深入学习内部,明晰深度学习的交互本质;需要凝聚多学科研究优势,发展自身特色;需要创设评价标准,提高深度学习的可达性。

元宇宙是利用科技手段链接与创造同现实世界映射、交互的虚拟世界,是具备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其概念是多重底层技术的叠加集成,其本质是下一代的互联网。随着相关技术体系的不断成熟,元宇宙的发展前景和应用场景不断明晰,也日渐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和未来产业革命的热门方面。文旅领域与元宇宙有着天然的融通之处,从基因内置、产业需求和发展路径三个角度来看,两者都有很强的契合关系。元宇宙推进文旅领域“人—场—物”的重构,将在游戏、演艺、旅游、影视等场景拥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促成文旅产业的颠覆性变革。当下的元宇宙在文旅领域的应用实践已经纵深推进,元宇宙在文旅领域的应用路径也逐渐明晰,但这一过程中依然可能面临包括垄断风险、制度风险、伦理风险、权利风险和沉迷风险等五个方面的挑战。元宇宙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应从强化认识、发展产业、打造标杆、推进试点、搭建宣传平台、强化伦理监督、开展法律建设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有着深刻的内涵,实现高质量发展既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又符合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必须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同时,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发展方式转变、发展动力转换、治理效能提升等方面形成多方合力,推动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空间治理逐渐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议题,不同学科对“空间治理”这一术语的理解与使用丰富了其蕴涵,但概念的纷繁芜杂不利于学术对话与知识的累积性发展。文章旨在发掘空间治理的核心意涵,梳理空间理论的逻辑进程及其对治理实践的变革意义。先哲们对空间的思辨阐释与科学认知,为理解空间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引。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使得空间脱离了位置、场所或容器的内核而指向一种“隐喻”。空间之于治理,既是一种治理依据,也是一种治理对象,还是一种治理策略,更是一种治理理念,两者之间呈现一种“空间塑造治理、治理重构空间”的多维度结合与多层次互构的关系。国土空间规划、行政区划调整、社区网格化管理等实践形式,体现了空间与治理的互构关系。空间治理的关键词是各种虚实结合的边界,其价值目标是实现空间正义。

数字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立足于数字经济的典型特征,从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三个层面研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发现:数字经济整体上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引入工具变量、更换估计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等一系列检验后结果依然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技术深化的动力变革、配置优化的效率变革以及市场整合的质量变革来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成熟度高、实体经济规模大的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相关成果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综合课程着眼于学科之间的“联系”,却削弱了知识掌握的深度。单一学科的教学能够保证知识传授的深度,却又无法顾及学科之间的“联系”。“跨学科主题学习”意在超越二者各自的局限,通过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直观理解,并让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以此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度掌握。要做到高质量的“跨学科主题学习”,需要摒弃“生成”的路子,要求教师精心选择教学内容,合理组织教学材料,并科学地进行教学设计。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个性化学习是适应未来社会和促进个人发展的时代诉求。基于学习者个性特征的学习行为数据,运用海量数据分析和模型算法推荐,进行智能化选择、决策和服务,为学习者规划学习路径、供给学习资源、创设交互情境、提供实时反馈,并通过学习数据的二次供给同步调整和优化,实现个性化学习目标,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个性化学习的闭环运行机制。从学习者基础数据、智能决策与个性服务、学习模型建构的动态层级关系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个性化学习的实践路径为:以数据挖掘精确绘制学习者个体数字画像,引导量化自我与量化学习;以人工智能的推荐算法与学习适应管理系统,实现智能决策与个性化服务;通过机器学习构建深度学习的人本生态系统,促进学习从浅表走向纵深。

作为一套整体方法论,扎根理论正遭遇肢解式和退化式的传播与使用。从文献回顾和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扎根理论传播和应用过程中范式林立、乱象丛生有其历史根源与现实本质。研究发现,作为原创者之一的斯特劳斯在方法内核建立过程中的缺席为其后续方法论偏离埋下了历史根源。扎根理论方法的误用,具体表现为质性研究的“深描”嫁接,假设演绎思维的方法渗入,“三级编码”和“NVivo”的技术误导。回归本源,扎根理论方法的规定性,是遵循自然呈现基本原则,基于一整套方法程序来“让资料自己说话”,从而生成抽象概念化理论。研究新手在运用扎根理论时,应当明确初心、具身学习、面向社会,才能将其中的方法内核,融会贯通于研究过程。

政务抖音号作为我国政府机构在抖音平台的官方账号,已经成为公共危机中权威信息发布、危机形势沟通、虚假信息反驳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平台。考虑到公共危机沟通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信息到达率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程度,如何最大化公共危机中政务抖音号信息传播效果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以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为理论支撑,将视频内容作为核心线索,将社交媒体资本、对话循环、视频时长、视频形式、背景音乐、字幕讲解作为边缘线索构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务抖音号信息传播效果影响因素模型。基于25个省级卫健委官方抖音号抓取的2 515个样本数据的研究证实:与故事与情感表达类短视频相比,抗疫宣传与动员类会显著提高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但治疗与预防知识类短视频会显著降低整体传播效果;社交媒体资本会显著提升整体传播效果以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对话循环的话题标签“#”维度会积极影响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与卡通动画类短视频相比,图文拼接类和拍摄剪辑类短视频会提升整体传播效果;视频时长会显著负向影响整体传播效果;背景音乐和字幕讲解对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的作用不显著。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变进程表明,乡里两级行政架构、以宗法组织为依托、邻里监督设计、互助互济机制是乡村治理的共性形态,乡村治理事实上承载统计户籍、组织生产、赋役催驱、维护治安、教化民众五大重要任务。政府管控不断深入基层、乡约政教化、乡官差役化是演变的重要趋势,呈现出政社互动的特征。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对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创新有深刻的影响,在平衡传统儒法治理文化与时代需要、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促进国家建构与夯实基层基础等关系方面,为新时代基层治理和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展望未来,我国乡村治理和基层治理中的政社互动或政社交融的趋势将更加突出。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在赋能教育变革中展现了巨大的活力。ChatGPT作为一种语言处理工具,不仅可以回答用户的问题,还可以完成用户设定的某些任务,甚至还可以持续实现任务的优化。ChatGPT具有强大功能的同时,也伴随着亟需弥补的短板:回答问题的准确性不足,数据污染问题,伦理与安全问题和知识剽窃风险。在助推学校教育变革过程中应用ChatGPT既存在机遇,也有挑战;ChatGPT的出现给予了教师反思人师存在价值的契机,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城市更新已经成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抓手。目前,该主题的理论建构多围绕政策设计和项目过程,尚未形成将城市更新与城市发展及城市空间治理有机融合的思考。研究围绕城市更新,遵循空间范式展开理论探讨,通过多学科的理论路径,探索城市更新治理理论的基本形态及其空间治理范式:从城市生命体隐喻出发,延展至城市发展史演绎城市更新的时空观基础;从“社会性空间”,到“空间中的生产”,再到“空间的生产”的理论进路中分析城市更新的动因、局限和治理转向的潜在可能;继而转向“空间尺度的生产”及尺度政治的框架,从中捕捉耦合空间和权力分析的治理转向的方向;最终形构 “空间—行动者—尺度”的统合框架。随着尺度下移的城市更新在空间治理上营造“尺度共治”,形成横向的双重尺度博弈与纵向的上下尺度衔接的制度创新,城市更新将牵引中国城市发展由增长扩容转向提质转型,走向空间的良好善治。

基层政府负荷运转掣肘了基层治理效能。基层政府负担不仅来自工作任务本身的繁重,还来源于条块之间失序的非均衡关系。作为内生于中国政治实践并独具特色的政府间关系模式,条块关系在发挥独特政治功能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负外部性,成为影响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结构性因素之一。在基层治理中,极少数上级条条通过纵向发包、考核监督等方式将任务和压力传导给基层政府。部分基层干部为了在问责风险和晋升激励之间寻求平衡,采取了形式主义的应对方式,成为机械的政策执行者,也加重了自身负担。推进基层政府减负,既要从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上着手,又要从赋权增能提效出发,通过厘清条块职责、理顺权责关系,同时完善考核机制,给予基层政府更多的治理资源和作为空间。

兵备道是明代中后期广泛设置的一种特殊军政建制。广西府江兵备道始置于弘治九年,历经正德十一年裁革与正德十六年复置,由临时差遣演变为固定设置,万历九年又改为府江兵巡道。府江兵备道的权力空间最初由府江一带,桂林府西部古田、永福、理定及北部西延、咸水、马鞍等处三部分构成,经过数次权力空间分割与重组,其权力空间被压缩至府江一带,权力空间属性由单一的军事属性转变为军事与监察双重属性。府江兵巡道权力空间及其权力空间属性的变迁,体现了明代中后期两广地方政治中军政力量的权力博弈,折射出明代中后期两广政治结构变动的权力逻辑。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的延伸,契合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对金融创新的本质要求,未来推动中国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数字普惠金融必然是重要的驱动力。基于中国2011—2020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数据,通过面板门槛模型的构建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这一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按人均GDP门槛值将我国划分为欠发达、较发达和发达省份三大区间,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经济较发达和发达的省份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即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提供了重要的“数字机遇”;但是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农民却面临着明显的“数字鸿沟”。在数据要素、数字技术等“新动能”催化下,数字金融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路径”,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进一步纾解城乡间数字基础设施鸿沟、破解城乡居民数字化应用鸿沟、缓解金融机构间数字化发展鸿沟。

基于2011—2020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面板变点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个维度对于城市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地域差异,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助于共同富裕;(2)数字普惠金融对于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高于中部地区及东部地区;(3)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先增后减,存在三个变点并呈现出四个不同的阶段。为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应当着重提高其具体业务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且应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于第三变点值前后的省份应采取不同的发展政策以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减。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首次明确提出了教师专业发展相关活动的要求和建议,凸显了教研的支撑保障作用。教研工作的顶层设计体现了教研的系统性和层次性,将学校教研、区域教研和区域教师培训机构有机地联合,并强调了教研系统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资源整合,从不同发力点共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区域教研要提高教研工作站位和统筹教研工作格局;校本教研方式要从强制到吸引、教研主题从抽象到具体、技术支持从网络教研走向“互联网+教研”;同时要加强对培训者的培训,集合各方力量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

学科的本质是育人,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各学科《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将学科育人的内涵具体表达为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并指出学科实践是落实学科育人的具体路径。学科实践以学科独有的方式学习学科,彰显学科独特的育人价值;用实践的方式学习学科,使学科知识学习向发展素养转化;学科实践助力学科综合育人因素作用的发挥,实现学科知识与育人的统一。开展落实学科育人价值的学科实践活动,首先要将学科育人目标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学科实践目标;其次需基于学科特点设计高价值、多维度、形式多样的学科实践活动;再次要形成以问题为引领、活动为主线的学科实践运行逻辑;最后要提供多方面支持,促进学生独立地完成学科实践过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人以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主线,大力推进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各方面发展取得显著成绩: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本土特色更加突出,积极回应了我国政治发展要求;政治学学术体系的中国意蕴更为恢弘,有力彰显了我国政治文明的新贡献;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中国声音日益强劲,更好匹配了我国大国地位。面向未来,要以“三大体系”建设为抓手,立足中国实际,重视中国经验,传承中国基因,全面提高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

数据价值链与中国各区域产业链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以及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作用实现的关键在于通过数据要素市场等实现“货币化”,而中国数据要素市场相对滞后发展,成为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和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突出短板,因而很有必要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等为中心枢纽地区,破解阻碍“补链强链”所需数据国内流动与跨境流动的行业壁垒、区域壁垒、政策壁垒、规则壁垒等“堵点”“痛点”,从宏观、中观和微观机制上促进区域数据要素市场一体化,通过在企业—平台提升“补链强链”水平、在区域—行业层级破除各种壁垒以及国家层面加强数据价值链的治理体系建设,逐步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循环为基础、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的数据要素市场。

数字经济的深入应用和不断发展,能够促进经济总量增加,进而为税收收入增长带来较大的空间。为此,在阐释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税收收入增长,且数字经济发展在不同产业税收收入、不同税种和不同分位点之间呈现出异质性特征。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强化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促进作用;此外,数字经济发展提高税收收入,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的。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显著促进省份内部税收收入增长,还对其他省份税收收入增长起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因此,应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深度融合,加速产业结构高级化演变,同时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协作机制,缩小地区间“数字鸿沟”。

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我国经济体系向更高层次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没有技术保障的双循环无疑是低水平的。跨国企业横跨内外循环,其对外直接投资引导我国技术创新发展,为双循环体系构建提供技术支撑。内循环体系下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我国技术创新,同时技术吸收能力正向调节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外循环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传导起着支撑作用,东道国政治治理情况和经济自由度对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国家而异。对外直接投资在内外循环中起着联通桥梁作用,其战略布局决定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发展情况,关系我国技术创新体系构建。两国经济制度距离越近,我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阻力越小,两国经济自由度相近能够使跨国企业在较短时间内适应东道国营商环境,降低沉没成本。而政治制度距离却与之相反,这充分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其自身特色,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偏好。在双循环背景下推动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取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加快技术创新,我国可采取以下措施:内循环下提升我国技术吸收能力;外循环下重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双循环联动下合理布局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科技进步是历史的必然,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人类已悄然迈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以海量数据和超级算法为支撑,突破了诸多人类发展的局限,为民众政治参与、政府科学决策勾画了新图景。但随着其应用范围不断拓宽、影响力逐渐扩大,人工智能不再只是一场技术革命的狂欢,还是一种全新规则的推行,为智能时代的民主政治带来了风险和挑战。人工智能重构了现代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击穿了政治话语权的垄断格局,推动了“专家群体”作为独立政治单位的崛起,催生出资本与技术合谋的“超级权力”,以致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剧,不断滑向“技术利维坦”。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先天存在的算法歧视、黑箱操作等技术漏洞冲击着传统政治秩序和价值体系,加速撕裂人类社会具有共识性的正义、自由、平等、理性等基本价值,使人的主体性被慢慢抽离出政治生活。当前人工智能风险与挑战的必然性与紧迫性,使人们不得不审慎对待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合理勘定人工智能的应用禁区,最终达到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善治”与“善智”的美好目标。

短视频成为当下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新媒介形式。以国外视频网站YouTube上订阅量最高的在华外国人账号为研究对象,通过定量分析和定性观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在华外国人短视频讲述中国故事的内容特征和叙事策略,反思其讲述中国故事的独特叙事范式的价值,结果发现:基于中国在场经验和海外异域身份的“主体间性”角色,在华外国人在社交媒体平台以“在场者”“中国通”和“评论员”三种角色,形成见证、阐释与反驳三种叙事框架,建构了一个政治上区别于西方、规划长远、执行力强,经济/科技创新发展、充满活力,文化多姿多彩,社会层面国治民安、安居乐业的中国形象,超越了传统讲述中国故事“自塑”和“他塑”二元对立冲突的叙事范式,形成了超越“自我”与“他者”,讲述多元、真实的中国故事,促进跨文化传播、交融互通的独特叙事范式。对于中国来讲,这种从中国事实出发,针对外国受众的叙事弥补了中国“自塑”主体的局限。在华外国人主播为中西交流对话搭起了桥梁,让中国国家形象的国际传播更加立体、饱满和生动。

空间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人类活动的载体。空间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不是一个单向的物质生产过程,而是综合了更多社会再生产的属性。“空间正义、居民交往、社会资本和空间文化”在“空间活动向基层治理共同体”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些要素究竟如何在生活空间“活化”,仍需要具体机制的分析。分析成都市生活空间改造的案例发现,空间黏合是基层治理共同体形成的关键机制。空间黏合是一个以空间为纽带,带动居民和各方参与的机制,是一个从空间生产到共同体生产的连续统。它通过“象征性的空间符号和仪式”构建居民互动的空间情境,以参与式改造培育居民的社区意识及自治习惯,以“在地社区自组织撬动和培育”居民自我服务、自主管理。生活空间的改造既可以成为居民参与的符号,也可以成为引导居民交往和参与的连接点。

在“经”和“道”的关系、或“经→言→意→道”的关系中,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不仅经典、文本是一个诠释学问题,而且圣人之言、圣人之意也是一个诠释学问题。所以,尽管有一个成语叫“离经叛道”,但其实“离经”不一定就是“叛道”;反过来讲,“尊经”“守经”也不一定就能“得道”。因为:不仅“经”或“书”不能穷尽圣人之“言”、圣人之“言”不能穷尽圣人之“意”,而且即便圣人之“意”也不能穷尽“道”本身。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言说,需要“意”“言”与“经”。

作为中国国家治理长期存在的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现实依据。但目前学术界对“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研究缺乏对这一治理机制的内在逻辑的探讨,特别是这一治理机制何以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尚未有较为深入的理论回应。本研究在系统回顾“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历史脉络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制度评价正当性、优越性与有效性的三大标准。比较“传统模式”“宣称模式”“内卷模式”与“优越模式”四种国家治理模式,可以看出,责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制度优势得以彰显的关键因素。基于此,从责任政治理论的“观念”“结构”“行动”三个维度深入诠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国家治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内在逻辑,有助于将这一制度优势转化为新时代国家治理强大效能提供相关启示。

简约治理的基本特性是“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其运行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各有边界,基层有自主空间。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简约治理都是相对于国家正式科层治理而言的,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是一种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是一种讲究治理实效而非繁文缛节的实体治理。正是由于无需完全依赖于国家科层制力量,这种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才具有简洁高效的特点,才显得“简约”。解决基层形式主义问题的关键是处理好“上面千条线”和“下面一根针”的关系,要给予基层应有的自主性和自治空间,从而使基层能发挥党委的政治统合功能和相应的简约治理能力,最终使基层组织这根“针”既能串联“上面千条线”,又能扎根于乡土社会之中。如何从“社会基础”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则需要我们不仅向西方学习,更要向中国传统和现实经验学习。

数字政府建设进程的加快凸显了数字技术在重塑政府治理形态中的关键作用。数字化转型对政府组织中不同成员的决策权产生了差别化的影响。其中,街头官僚和在数字应用开发能力较弱机构工作的党政干部更有可能感受到数字技术运用带来的被支配感。在数字政府中,政府组织的算法决策和刚性执行之间的分离,正是数字时代理性组织的最新表现。总的来说,数字政府建设正在推动政府内部决策与执行的分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离,形成了以决策权集中、行政科层化为主要特征的政府组织结构变革趋势。这意味着数字政府建设可能会推动技术治理、科技治国等思想的重新复苏,而研究者则需要更加细致地考察技术治理的限度及其未预期后果。数字政府建设中政府组织的决策权集中化和行政科层化趋势,对理解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现代国家治理要求民众具备较高的政治知识素养与政治认知能力,盲从的公民可能导致公共政策非理性化和舆论空间的失衡。在社会心理学中,“达克效应”被用来揭示“无知者更自信”的过度自信现象。以中国普通网民和中国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对中国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大学生群体,中国网民群体政治认知水平较低,对自身的实际政治知识水平的认知也存在偏差,政治认知能力越低的网民越倾向于认为自身的政治知识水平高于平均水平,政治认知能力越高的网民则越倾向于低估自身政治知识水平。总体而言,中国普通民众在政治领域存在“达克效应”现象,认知闭合、威权人格与过度自信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可部分解释过度自信的来源。社交媒体在拓宽大众参政议政渠道的新形势下如何提高部分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成为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

智媒时代传播学者的核心研究问题聚焦于媒介与人和社会的关系,“信息茧房”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议题,却在中西方研究中呈现出显著的取向差异。通过对“信息茧房”议题的范式解构,从研究方法、研究核心、研究视角、价值取向和学术立场五个要素进行全面的中西方研究对比,总结中国“信息茧房”研究的范式特点,将之与传统的西方传播学范式比较,发现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和合范式”,即宏观—功能主义、理性—批判主义和人文—技术主义三种本土化范式和合共生而成一种新的范式。最后,指出了“和合范式”的整合思维、以人为本与批判基因三大特点在智媒时代的热点话题计算科学、新新媒介与平台霸权的研究中的潜在价值。

2022年11月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的问世,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强烈关注,也引发人们对于技术带来挑战的忧思。就公共管理而言,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愈发成为驱动人类社会思维方式、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全方位重塑的引领力量,为其创新路径、重塑形态、推动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ChatGPT强大的语言处理能力可以极大促进政府组织间信息流通和合作,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升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效益,为数字政府建设带来发展的契机,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如智能化政民互动、智能化公共服务、科学化政府决策等,甚至引发政府的深层次改革。同时,ChatGPT的双刃效应也给公共管理带来巨大冲击和风险,让人们开始关注ChatGPT时代的制度重构与风险规制,思考如何合理管控ChatGPT的应用边界。在传统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框架下,ChatGPT的运用面临公共价值失灵风险,对此有必要重构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价值失灵判断标准,针对其潜在风险提出对策。人类自身的道德问题、人类对高智能体的矛盾心态、公共生活的复杂性,也使ChatGPT为代表的聊天机器人面临道德性夭折的风险,对此应秉持人本主义,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规范。ChatGPT的应用及发展对劳动力的提质增量可能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对此应设计科学有效的政策,使人工智能促进社会进步、增进民众福祉,以维护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在推动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进程中,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重要抓手。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经济环境对老旧小区提出新挑战的背景下,基层党建如何融入城市“末梢神经”的更新治理体系之中值得思考。研究以4个城市15个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为例,采用扎根理论构建出党建引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以实现社区更新的路径模型。在公共服务合作生产过程中,基层党建以直接引领和嵌入式引领的方式解决社区异质性问题,推动多元治理主体间合作关系由低水平向高水平发展。在党建引领下,正式领导者通过担任多方关系协调者、正式协商组织者和共同愿景促进者,与担任意见领袖、行动领袖和社区精英的非正式领导者分别采取不同治理工具发挥领导力促成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实现对老旧小区的更新发展,为今后创新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促进政府和居民的合作关系、破解老旧小区更新治理困境以及社区合作生产类公共服务提供启示。

易地搬迁移民兼具“农民”与“市民”的特征,身份的双重性与搬迁方式的多元性使其社会融入问题更突出、过程更复杂、内容更广泛,因此,研究其社会融入问题更为迫切。易地搬迁让农户移居到“穿越式”空间,使其生计方式发生转变、交往方式得以延伸、管理方式产生变化,彻底实现了生活的“解放”。不过,搬迁后,农户也面临可持续生计保障难、社会关系网络重塑难、常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等困境,产生“悬浮式”身份认同。由此,应从个体培育、家庭导引、社区协同和社会支持层面构建志智双扶长效机制,全方位激发搬迁农户的内生动力;应通过夯实经济基础、强化社区认同、重塑社区文化、加速社区融合等手段,实现搬迁农户经济空间、心理空间、服务空间、资源空间的“再生产”。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开启了教育的新变局,尤其是对研究生教育带来机遇与挑战。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出现“课堂替代、教师替代、考核替代”等三重替代,极大地冲击以知识传递为中心的教育模式。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现实感知、道德传授和情感表达上存在内在局限,短时间内难以完全取代人类教学,但存在降低整体学习成本、释放人类创新能力和推动学生个性化培育的潜在可能。未来的研究生教育要充分把握人工智能正反两方面功能,以个性化培养破解普遍化困境、以场景化营造避免虚拟化倾向、以思想性引领超越技术性局限,防范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风险,推动创造性、创新性教学教育有效变革。

政治信任关涉政治合法性和政策有效性的基础。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对媒体接触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及其影响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人的政治信任既来源于制度绩效也来源于社会文化,二者通过传播媒介被整合进政治信任的发生机制;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有利于维系政治信任,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则可能造成政治信任流失;新兴媒体的侵蚀作用对传统媒体的涵化作用具有挤迫效应。基于“媒体接触—政治社会心理—政治信任”的分析框架,得出了与以前学者不同的结论:电视的作用总体上倾向于负面,作为中介变量的国家认同、政治兴趣、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构成了媒体接触影响政治信任的中间机制。互联网时代培育政治信任亟需大众传媒提高自身公信力。

数据业已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我国数据治理体系尚未健全,治理模式线性单一,治理效能不彰。近年来软件工程领域兴起的敏捷方法,以动态高效、回应性强等特点在业内获得成功,为解决当前数据治理难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因此,从数据治理的内涵特征、价值目标和发展趋势等维度出发,探讨敏捷方法对数据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构建数据敏捷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可以为更好地实现数据治理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引。

阿尔都塞从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如何正确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职能这一目的出发,以“总问题”研究方法为基础,坚持“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论”的原则,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存在着从信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论总问题的意识形态时期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总问题的科学时期的“认识论的断裂”,并由此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反历史主义”和“历史无主体论”的命题,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争论。围绕对他的“断裂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以及认为他的理论使用结构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结果的质疑和批评,阿尔都塞在承认他犯了理论主义的错误和展开自我批评的同时,为他的命题作了辩护和进一步完善。准确理解他所提出的理论命题的内涵和他对其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对于我们深化和认识阿尔都塞唯科学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与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把官员的激励做对”是政府治理的关键。以县域为研究单位,关注县域“科级天花板”对晋升激励的约束结构,考察地方政府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将区域层级化,拉长人事流动与晋升的链条,拓展激励机制有效运行的空间,并将“社会人假设”带回到分析之中,将“社会人”与“政治人”“经济人”共同视为是政府官员的不同面向,考察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三重目标偏好如何共同形成对政府官员的激励,研究发现:在县域之中,不同区域因其区位、产业资源与产业基础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投射到科层体制之中,形塑出区域层级化的特征。当基层政府拥有自主激励设置权时,经济回报与职务晋升、近家福利相配合,形成了治理主体与治理任务之间相对优化的匹配;但随着治理制度的变革,基层自主激励设置权丧失之后,高治理负荷的乡镇无法通过经济回报来激励缺乏职业晋升前景的基层干部,进而使得其治理陷入激励不足的困境之中。

基层政策执行者的行动是决定政策能否成功落实的关键,但现实中其政策执行行为经常呈现出复杂且矛盾的样态。以四川省X镇的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为个案,研究发现基层政策执行者在复杂基层执行情境中有三重执行逻辑:一是应对政策目标、执行压力与资源不足的冲突时,规范性地逐一应对,产生政策目标化效果的合规式逻辑;二是应对政策设计内部矛盾及其与工作环境和目标群体特点冲突时,采取主动调整行为,促成政策本土化的变通式逻辑;三是应对政策执行体系存在制度漏洞与工作环境提供的谋利机会时,争取自我保护和自我利益,导致政策异化的扭曲式逻辑。深入剖析个案,能够弥补现有政策执行设计思路的不足,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启示:乡村振兴不能仅用各种指标来衡量,也不能单靠行政力量来推动,乡村振兴的制度和具体措施要根据各地的情况因地制宜地设计。在相应政策设计时必须意识到基层政策执行者固有的变通空间及其积极的变通行为对于化解我国特有的组织悖论的正向作用,找准问题的症结、找对发展的路径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不以各种指标来推行政策才能有效地防止基层政策执行者应对压力的对标式执行,结合本土环境才能更好地促进政策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