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行动已经成为政府工作任务之一。“人工智能+医疗”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包括内生和衍生的技术安全风险,人机双向价值对齐困难、不同伦理诉求难以平衡、医疗数字鸿沟以及医疗不公平的伦理风险,患者隐私和个人信息权益难以保障、医疗AI的侵权责任难以界定的法律风险等。探索基于患者赋权的“人工智能+医疗”的治理路径,需要形成前端赋权、中端监管与后端追责的治理机制,即前端赋予个体权利,建立健康医疗数据权利体系和医疗AI算法权利体系;中端强化医疗AI的运行监管体系,形成自我监管、专门监管、风险监管等多种监管模式;后端从医疗AI的法律客体地位、侵权责任规则和赔偿分担机制三个方面完善医疗AI的侵权追责体系。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内在要求,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成为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基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该效应主要来自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和宽带网络基础设施较完善地区更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强化政府和公众监督、改善企业融资状况、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有效降低了城市污染排放,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影响,为数字时代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社会情感能力是个体在成功解决人生任务的过程中所获得与必需的能力,涉及社会交往能力以及理解、管理和表达情绪的能力。学前阶段是人一生中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最为关键且有效的阶段,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在具体情境、游戏活动和人际交往中建立和发展。幼儿通过亲身体验,直接接触相关信息或事物,将环境与原有经验联系起来,会产生浓厚兴趣并容易记住当下的体验和经历,进而促进相关经验的积累。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身体体验的核心作用和身心整体发展,注重主体性、具身性、情境性和生成性。基于具身认知视角,促进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发展应重视身体涉入,创设具身情境,给予有效回应。

基于中国海关和上市企业合并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综合指标,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出口质量。该结论在利用“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政策构建工具变量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进口更多种类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进而促进企业出口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质量差异越大的产品、国有企业、距离越远的出口目的国以及网络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越强。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出口的促进作用,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提供了决策依据。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新动能,明晰数字基础设施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对完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理论机制分析基础上进行计量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尤其是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加。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作用机制是通过信息扩展效应、就业创造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来实现的。门槛效应检验表明,当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和物理基础设施水平提高时,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会明显增强。研究结论为理解数字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为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提供重要政策参考。

教育强国政策引领下,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协同发展是推动国家科创资源整合、未来产业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而STEM教育是能衔接三者、充分发挥三者的协同发展作用的关键一环。分析中美STEM教育相关的政策文本,发现我国STEM教育发展存在的潜在问题有三:价值错位、功能受限、生态缺失。未来要充分发挥STEM教育对教育强国建设的赋能作用,应采取三大发展策略:明确STEM教育价值定位,构建STEM教育实践指南和建设STEM教育领域融合生态。唯有多管齐下、系统推进,我国STEM教育才能真正突破发展瓶颈,焕发勃勃生机,为培养新质人才、服务国家发展战略贡献应有力量,从而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向新的高度。

新时代社会工作要融入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其社会治理效能。在实践中,社会工作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场景的有机组成部分。“主体性—协同性”的理论框架将主体性与协同性视为基层社会治理场景中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两个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的维度。从“主体性—协同性”的理论框架检视,珠三角D市社会工作通过专业服务与协同行动,在风险防范、矛盾化解与社会动员等方面发挥了治理效能。但从社会工作深度融入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要求看,仍然面临着主体性与协同性“双重弱化”的实践困境。要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场景中社会工作的专业化水平,就必须走出 “双重弱化”的困境,积极提升社会工作的主体性和协同性,实现二者的同步推进。这既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目标取向,也是社会工作深度融入党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必然逻辑,同时也为“大社会工作”格局下专业社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启示。

践行ESG发展理念是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我国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ESG表现对企业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表现对企业股权资本成本有显著的负向影响;ESG表现通过缓解委托代理成本和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股权资本成本;异质性分析表明,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低能耗企业的ESG表现对于股权资本成本的降低作用更为显著。此研究有助于理解企业通过提升ESG表现保护股东利益的内在逻辑,对推动我国企业ESG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农户创业是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创业行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利用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五省(市)1 525份农户调研数据,通过构建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创业,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讨论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金融使用对非农创业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涉农创业,对发展型创业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生存型创业;从异质性来看,数字金融使用对低年龄组农户、低人力资本农户、高社会资本农户以及风险中性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通过降低金融获得成本、缓解信贷约束、提高信息可得性、提高金融知识水平四个机制来促进农户创业。为推动农村双创工作尤其是促进农户创业,应加快推进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弥补农村金融弱势群体的数字鸿沟,提高金融机构对创业农户的金融支持,加大对农户创业的政策支持。

列斐伏尔眼中的社会空间是被一定的空间实践所生产出来的,那么,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发展,这种空间的生产本身也必定会是一个历史过程。所以,认识空间历史发展的线索,只能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改变自然的生产力与主体际的生产关系相关联的“怎样生产”的生产方式出发,空间生产总是一定生产方式的空间关系场境实现,这就是以自然为基础的绝对空间、进入积累的历史性空间、资产阶级的抽象成为统治的空间和未来人类解放后的差异性空间。

数字基座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基础设施,通过集成教育云网以及数据中心、组织中心、物联中心和应用中心等核心功能形成系统底座,为学校综合评价改革提供了重要支撑。当前学校综合评价面临价值导向转变、评价标准重构、评价方法数智化等方面的挑战,数字基座赋能学校综合评价体系,即统合评价管理与发展功能提供价值引领,依托生成共性与个性统一的评价标准,基于数据采集、分析与反馈全流程整合数智评价方法,实现多主体参与协商的评价组织形式,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未来研究与实践可以从评价指标体系多主体融通、智能代理辅助减负增效以及数智看板驱动数据集成与表征等方面出发,促使教育数字基座全面赋能综合评价改革。

STEM教育作为科学实践与自我探索的教育主阵地,其教育品质的提升对于培养具有跨学科素养和创新能力的后备科技人才尤为关键。然而,在实践中发现,尽管许多STEM教学活动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聚焦于单一技能训练或项目完成,跨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导致学生难以建立起各学科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无法实现从单一学科视角向跨学科思维模式的转变。因此,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教学策略应运而生,其核心旨在STEM实践中深入思考和提炼跨学科概念。通过这一方法,学生能够形成系统的科学认知框架,建立起灵活高效的多学科知识连接体系,并掌握贯通多个学科领域的共性规律和基本原理,增强知识的迁移和综合能力。这一创新理念不仅丰富和完善了STEM教育的教学手段和理论基础,同时为教师提供了可操作性强的具体教学指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数字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新质生产力赋予新的内涵,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路径。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数字经济革命性和颠覆性创新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有助于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大数字经济建设投入、优化现代产业链供应链、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发展培育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开展“人工智能+”行动以及培养数字劳动力。

STEM教育现已成为培养学习者科技创新能力的国际共识。国际STEM教育一类中心落地上海,肯定了我国STEM教育取得的成绩,提振了本土STEM教育未来发展的信心。然而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开展STEM教育实践受制于师资不足问题的影响,师资问题是分科教育发展惯性造成的“系统性短缺”与人力资本勾勒不清造成的“结构性短缺”的结合体。当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已经成为新时期教育的主旋律,STEM教育具有“立足核心素养,培养创新人才”的价值支点。STEM教师群体基本盘初步建立,教师立足自身的能力迁移实现了STEM教师数量的提升,院校助推的教学模式与评价研究促进了STEM教师能力的提升。随着教育人工智能的发展及其对教育全要素的重塑,组织、人力治理与数智技术的融合将共同实现STEM教育的新质发展。为此,有关部门要开展STEM教育生态评价,助推发展规划落地;构建STEM教师胜任模型,促进专职教师成长;建设STEM教育数字资源,探索人机双师模式。

责任鸿沟一经提出即引发了学界广泛而激烈的道德争论,主要包括肯定、否定和解决主义三大立场。这场争论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双重性和责任概念的复杂性密切相关。一方面,人工智能兼具自主体与技术工具的双重特征,决定了人类自主体和人工智能均与机器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均可视为机器行为的实施者。另一方面,道德责任在不同的语境下往往意味着非常不同但又有一定逻辑联系的意思。人工智能的发展造成了不同类型责任归属的分离,也造成了其在某些责任归属上的撕裂。但从人工智能的责任链来看,责任链始终是完整的,不存在所谓的责任鸿沟。

在当前中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的背景下,深入探索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实现数实融合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结构化数据、微观数据与文本数据测度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结合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1—2020年数据测度企业生产率,进一步研究数字经济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在使用工具变量法、替换企业高质量发展指标计算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机制检验结果反映了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促进企业运营规模的扩张、研发创新能力的提升、人力资本的升级和融资约束的缓解,从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存在地区、行业及企业异质性的影响,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高技术行业的企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较高的企业高质量发展受到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论拓展了数字经济效应在微观层面的研究范畴,为我国政府优化数字经济政策和企业制定高质量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参考。

教育人工智能是一种新兴技术,在凸显其优越性的同时逐渐显现出诸多技术伦理问题。美国作为教育人工智能技术的先驱国家,其教育人工智能技术伦理问题表征和规避策略更具典型性。美国教育人工智能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各种偏见、歧视:智能系统出现错误和技术漏洞时追责困难;海量数据搜集会侵犯学生多种权利;学生长时间使用智能系统可能面临发展障碍,出现“成事”与“成人”的价值冲突。为规避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美国制定了教育人工智能相关标准,加强教育人工智能算法监管,出台数据保护指南和法案,并规范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我国应借鉴美国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治理策略,制定和完善教育人工智能相应政策,建立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全员联动监管机制,研制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培养和提升师生的人工智能素养。

公共服务作为保障国家和社会良好运行的物质载体,逐渐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面对人民群众需求层次提升的现实要求和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使命,公共服务被赋予新的内涵和要求。而这种变化的具体要求和表现以及由此对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带来的挑战,并没有在当前的研究中得到充分讨论。新时期公共服务现代化的要求在于实现服务配置的公平正义、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和服务供需的有效匹配。因此,有必要基于公共服务在内容体系、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结合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过程,构建理解治理现代化下公共服务发展要求的分析框架,重新思考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提出公共服务的空间路径、财政路径和技术路径。一是科学配置有限的资源,优化空间功能与设施布局,重构公共服务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秩序,以空间资源配置回应空间正义。二是明晰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主体的责权关系和角色,完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制度设计,以财政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三是通过打造数字化的公共服务场景,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公共服务需求识别和反馈机制,以技术赋能实现供需有效匹配。

智慧治理是智慧城市的必要组成,也是提升智慧城市建设水平的关键切入点。智慧城市是功能与行动多个面向之上的城市整体智慧化,而在智慧城市运行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需要智慧治理对其赋能予以解决。在中国和亚洲各国城市智慧治理的实践中,智慧治理赋能智慧城市的宏观赋能机制以及微观达成路径得以浮现。具体而言,智慧治理通过“技术智慧在城市治理中的释放”以及“技术对城市治理中人的智慧的激发与放大”的“双重智慧”机制完成对智慧城市的赋能。智慧治理的微观达成路径涵盖了“彰显敏捷与精准治理的智慧”“提升多主体包容性的智慧”以及“响应城市人本需求的智慧”三方面,不仅是“双重智慧”机制在现实层面的转化,也是智慧治理赋能智慧城市的底层支撑。

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络的发展带来哲学探索和理论新变,推动后人类思考进入公共文化视野。中国网络文学的身体叙事呈现后人类特征,与技术变革深度关联。穿越叙事将人理解为信息,其间身体与意识分离、穿梭多种时空等想象,是虚拟身体漫游互联网络的艺术再现。系统流叙事是文学故事与游戏机制的融合,系统占据人类身体,指向控制论和信息主义视域的人机融合,隐喻后人类的生成。网络文学游牧式角色隐含去身化与具身性的内在抵牾,为人类重新审视身体与技术的交互提供了新的探索视角。

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需首先厘清楚数字化与中国教育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结构样态,以界定数字化在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应用范围并探析推动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现状。围绕数字化对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与作用,基于历史—政策—发展的逻辑主线,构建以主体、资源、治理、保障为实践范围的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框架;基于人—环境—行为的交互决定理论,构建以数字环境、数字能力、数字行为为主要要素的中国教育现代化中的数字化应用的维度框架;在借鉴能力成熟度模型基础上,遵循历史与发展主线,构建中国教育现代化数字化应用成熟度模型,将为数字化在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应用水平与能力以及对推动教育现代化纵深发展状况提供理论指导与行进方向。以教育要素、数字化维度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的CSSCI期刊及中文核心期刊进行检索、筛选、编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助推各教育主体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成熟度具有不均衡性,不同领域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具有差异性,同一领域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具有差异性。这对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有序推动教育现代化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基于湖南省长沙市501位调研对象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结合代际支持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分析子女对父母智慧养老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动机,研究发现:子女对父母智慧养老的整体支付意愿较高,且呈现出交换动机和利他动机并存的现象;其中,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子女的支付意愿,而子女的年龄、职业、居住状态以及与父母的居住距离等对子女的支付意愿亦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揭示了子女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可为现今智慧养老遭遇的普及推广难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有助于推动智慧养老的高质量发展。

立足于乡村振兴亟需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现实需要,结合当前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建设的背景,利用2016—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以及各地级市数字经济相关指数构成的面板数据,探究务工地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经验证据支持理论分析的结论,即数字经济对农民工返乡意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就业质量在数字经济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中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并且个体年龄和城市政府治理能力在其中分别发挥了负向和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年轻一代、务工地位于东部地区和市内流动的农民工群体返乡意愿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为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积极引导高素质农民工返乡,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助力,要采取以下政策措施: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乡村产业发展环境;推动农民工可持续发展,构建农民工返乡分流机制;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红利,提高城乡劳动者就业质量。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是我国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国际的实践经验主要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以美国NNPS为典型代表的参与类型框架,以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为代表对NNPS进行地方性改进的参与类型框架2.0,以英国的家校协议和LSAs为典型代表的家长参与框架,以日本PTA为代表的组织性框架。我国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主要方向可归结为五个方面:通过学校家庭社会协同体系构建“德育网络”,推行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管、办、评”学校治理路径,建立健全“家长主责”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有效开发“融入社区治理”的社会资源配置模式,以“典型案例”创设良好育人舆论环境。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中国高质量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实践指标体系由理念协同、分工协同、沟通协同、教学协同、管理与决策协同、家庭教育协同、资源协同、协同环境和协同评估9项一级指标和原则统一、角色分配、沟通渠道、学习指导、管理与决策制度、家长教育培训、资源整合、舆论环境构建、协同有效性评估等25项二级指标构成。

教育是缓解新质生产力与人才供需矛盾的核心策略,而基础教育则是塑造新质人才不可或缺的基石。为夯实未来新质人才的培育基础,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工作者应紧密围绕新质人才的需求,构建一套高效的人才培育机制,助力学生顺利转型为新质人才。在这一过程中,复合型教育目标的引导、跨学科知识体系的重组以及个性化教育策略的定制,为STEAM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赋能新质人才培育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为了满足新质人才培育的多维需求,教育工作者需从五个关键层面重新构建STEAM教育培育机制:核心培育理念的重塑、根本培育目标的明确、基础培育条件的强化、首要培育策略的制定和关键培育基石的稳固。为了推动STEAM教育在新质人才培育方面更好地适应数智化时代的发展,教育工作者也需采取一系列措施:确保STEAM教育的高效运行,完善其跨学科知识体系,构建虚实联通的STEAM教育空间,提升教师的STEAM素养,并构建一个充满活力的STEAM人才培育新生态。这些措施的实施,将有力推动STEAM教育在培育新质人才方面的创新与发展,为新时代的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当前,基层政府数据治理的理想愿景与现实之间存在明显差距,产生“堕距”现象。究其根源,技术运行与公共管理的价值诉求和价值实现存在矛盾、数据治理成本—收益不明确造成“文化堕距”;“数据”与“治理”关系模糊、制度执行偏离制度旨趣、技术变化与制度稳定存在张力导致“制度堕距”;数据共享动力不足、权责关系不明晰催生“职能堕距”等。政府应立足于基层治理的实际和协同发展的需要,从强调以人为本、构建数字创新氛围和可持续的技术支撑体系、健全配套制度体系等多重维度出发整体推动数字化转型,改善数据在多元治理情境中的创新应用,从而有效弥合多元“堕距”并走向技术善治。

“人工智能+”行动对算法发展提出了要求,也改变了实现算法正义的衡量标准。算法正义与权利具有内在相关性,维护和发展权利是算法正义的内涵要义。算法发展应先行化解算法领域内的权利冲突,权利衡平对算法正义有重要的评判价值。目前算法应用中呈现的破坏平等、违反自由、威胁安全等正义偏离情形,其实质是因权利被剥夺、权利被侵害或侵权救济困难而引发的权利失衡。实现算法正义,应以法律构建权利衡平的规范体系、以伦理确立权利衡平的行为准则、以技术保障权利衡平的具体实施,确立三位一体的系统性算法正义实现进路,以更加契合“人工智能+”的要求。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古代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节点。秦汉时期“文化、主体人群、疆域”三位一体的文明新构造得以形成,文化、主体人群和疆域这三重因子在相互牵动中确立了“大一统”的社会格局。随着秦汉文化向边远地区的大规模扩展,初具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人群不断壮大,幅员辽阔的王朝疆域藉此得到巩固,汉民族就此成型。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奠定了中国文化结构、中华民族结构和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格局,在考古学上具有很大阐释空间。

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挑战,急需通过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区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还能够促进资源高效利用和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的驱动力。在新质生产力的框架下,企业和社会应当通过创新驱动和质量提升,实现生产力的增长。新质生产力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新质生产力不仅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区域的协调性、均衡性和可持续性也产生重要影响。区域协调发展是培养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当下,新质生产力以其高新技术和创新驱动的特性,为区域协调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潜力。我国新时代新质生产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效果体现在区域协调发展、研发投入与创新能力、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教育资源与人才储备、绿色发展与环境治理等方面。为应对各种挑战,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探寻一条高效率可持续的绿色区域协调发展之路,我国应加速形成区域性及全国性“马阵跨阱”新格局、通过“板链拉动”战略加强区域合作、培育新兴产业、规划未来产业、促进社会服务均等化、形成绿色发展模式。

数字技术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组成部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是高质量开放发展的基本要求。聚焦数字技术创新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从而探讨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的渠道、机制和障碍,理论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创新降低资源投入、提升资源效率影响在位企业产品质量、临界企业产品质量和整体平均产品质量,对平均产品质量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技术创新自身难以提升平均产品质量,但与传统技术创新交叉项却显著稳健为正,这体现了数实融合、新旧融合的必要性;这一作用对中高技术产品并不显著,意味着中高技术产品质量升级可能更依靠技术创新质量;上述结论在考虑测量误差、样本选择、内生性等因素后依然显著。促进数字技术创新与传统技术创新融合是提升产品质量、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新质生产力无法孤立于旧生产力而发挥作用。

数据赋能下的教育评价存在算法、机制、价值等难题,亟需专用工具破局,化数据最大变量为育人最大增量,以数据为核心要素和关键驱动的教育评价数据大脑则为此提供新路径。教育评价数据大脑模型的构建应以“人脑”基本结构和“类脑”功能体系等研究为基础,依托数据、算法、算力三个核心要素,实现数据挖掘、传输、集成、分析、呈现、应用全过程闭环。未来教育评价数据大脑的落地应用,需纳入多级联动,筑牢底座支撑,规约数据安全,审视算法异化,拓展评价应用,培育试点示范,以充分发挥数据的潜在价值。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数字教材应用已成为教学实践的内生变量,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落实立德树人教育任务的重要途径。在历时性变迁中,教材从“纸质”走向“数字”的变化是制度创新、空间交叠及个体需求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此出发,共享教学资源、重塑教学生态和立足教学实际三者相结合,共同构成对数字教材应用价值逻辑的综合性理解。但从现实来看,数字教材应用背后潜藏着技术依赖、场景固化和关系失衡的风险。为规避这些风险,教师要从外力与内生的整合、技术与价值的融合、关系与功能的聚合三方面入手,进一步探寻数字教材应用的行动路向。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失业大学生选择了“蹲考”。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蹲考族表现为以自愿性蹲考为主、获得家庭支持、期望到体制内单位和大城市或家乡城市就业等特征。从理性人假设的角度来看,蹲考族现象的原因在于蹲考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严峻的就业形势降低了蹲考的机会成本,家庭的支持增强了蹲考族对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的承受能力;蹲考的预期收益包括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就业质量。蹲考是失业大学生为了实现预期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体现了一种自立自强的奋斗精神和人生态度,无法也无必要完全消除。应对蹲考族现象的解决思路在于:提高其考试成功概率,提高大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

心态秩序是理解费孝通晚年思想的核心概念,其内涵包含“从社会到人、从结构到心态”的方法论反思和全球性大社会中“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探索,强调中国现代转型进程中“道义关系”和“文化心态”的研究进路,经由“文化自觉”建构人与人遂生乐业、族与族多元一体、国与国和而不同的中国式文明新秩序。这套理念立足于融通中华文明传统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勾连起来,为解读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思想资源。

学校教育领域已经发展出“走出浅层学习的深度学习”“涵盖多种维度的深度学习”“提升核心素养的深度学习”和“指向知识创造的深度学习”四种类型的深度学习。我国常见的评估方式在促进深度学习方面存在许多“难为”之处,主要表现为深度学习所强调的隐性指标难以评估及以评促学难以达成。改进评估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需要反思测试主义以凸显日常评估,反思“独白式评估”以加强“对话式评估”。我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应试文化”,为了使改进评估以促进深度学习得以可能,尤其需要突出深度学习所强调的隐性指标与显性指标的关联。同时,学校需要提高教师改进评估以促进深度学习的素养,帮助教师丰富评估知识,不断优化所持有的评估观,从而实现自己作为深度学习评估者的身份认同和重构。

在最新出版的《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是贯穿全书的核心主题线索之一。本次访谈聚焦于张一兵教授对马克思晚期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Ⅲ的重新发掘和思想构境过程,展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准备手稿时期建构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思想逻辑演变和复杂结构体系。由于意识到基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视位、一般物相化透视和历史认识论,无法真正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和破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迷障,于是,马克思在《大纲》中重新回到劳动过程视位,再次借助黑格尔的现象学批判方法论,确立起基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物相化透视、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在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内在机制及其剥削实质的过程中,马克思重新启用了异化概念,建构起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Ⅲ。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出于现实方面的考虑,用经济拜物教批判替代了劳动异化批判分析。但在根本上,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Ⅲ构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基础。

在世界货币史上,中国人发明的纸币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发明。不过中国的传统纸币,无论是两宋官方发行的交子、会子,以及元明时期发行的宝钞,还是民间发行的银票、钱票,均未发展成为现代货币。因此,中国纸币的发展特点可称为“早熟而又不成熟”。虽然中国纸币存在“不成熟”的一面,但其兴起和流通却对西亚和欧洲纸币的出现起到了促进作用,从而具备了世界影响。

政治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主线,创造性地丰富与发展了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发展思想,鲜明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性,也蕴含着深刻的现代化意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道路、发展逻辑和发展策略作出全新阐释。在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在明确两者内在关系的基础上,需要明晰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发展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合理内核,认为这是由根本问题、目标、动力和价值取向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新征程,要从政治发展战略、政府治理模式、公民政治参与的完善以及民主话语体系的建构等方面谋划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发展的实践策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进入网络和新媒体社会新阶段,网络公共事件成为社会危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治理路径也亟须创新。对“福建一女生遭同学霸凌跳楼身亡”等系列网络公共事件展开关联性分析,揭示公众记忆唤醒、更新与内隐过程对网络舆情衍化的影响,并从公众记忆周期的视角出发,探讨网络公共事件媒介化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网络公共事件在各记忆阶段存在社会信任危机、行政资源被挟持、隐性风险留存等问题。基于媒介化治理的逻辑、目标与过程指引,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以中断负面情绪接力、构建记忆体系、弱化隐性风险等路径实现对网络公共事件中“问题”的治理。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阶段不断跨越,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税制结构随之发生变化,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成为我国深化税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经济管理部门应根据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变化适时调整、优化税源结构,正确处理投资和消费在税源结构中的关系,以确保税收收入的可持续、稳定性;在稳定宏观税负前提下应更加强化税制调控功能(特别是在社会公平领域的调控功能),不断强化直接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功能作用,促进社会适度流动,有效调节数据要素相关收入分配问题,更加有效调控区域税收分配、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