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在赋能教育变革中展现了巨大的活力。ChatGPT作为一种语言处理工具,不仅可以回答用户的问题,还可以完成用户设定的某些任务,甚至还可以持续实现任务的优化。ChatGPT具有强大功能的同时,也伴随着亟需弥补的短板:回答问题的准确性不足,数据污染问题,伦理与安全问题和知识剽窃风险。在助推学校教育变革过程中应用ChatGPT既存在机遇,也有挑战;ChatGPT的出现给予了教师反思人师存在价值的契机,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短视频平台已逐渐成为主流媒体舆论宣传的新阵地与流量聚集地,同一主流媒体在多个视频平台的传播效果可能具有差异。抽取“央视新闻”B站号与快手号698条短视频作为样本数据,考察主题类型、字幕使用、屏幕形式、标题内容以及视频类型等因素对短视频多平台的传播效果及其传播广度、传播认同度和传播参与度等子维度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短视频主题类型、屏幕形式、标题内容及视频类型对短视频多平台的传播效果产生差异化影响,字幕使用对传播效果并无显著影响。主流媒体应注重短视频平台间的差异,推动短视频内容的平台差异化建设,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为更好地适应环境、应对压力、提升幸福,研究者先后提出了个人成长、个人成长主动性、创伤后成长等概念。个人成长是指个体积极的自我改变。个人成长的测量工具有莱芙(Ryff)心理幸福感量表中的个人成长分量表、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和创伤后成长问卷。影响个人成长的因素有人口学变量、家庭环境、社会支持、认知重构、娱乐活动和社会文化等,对个体的职业认同、心理健康、幸福等都具有重要影响。促进来访者的个人成长是心理干预的核心内容。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完善个人成长的结构、探讨个人成长的影响因素、采用更高级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个人成长的心理干预措施以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在“双减”的政策环境下,家长的群体性焦虑问题不容忽视,已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家长焦虑的核心在于子女能否通过教育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而培训机构则通过炒作家长的焦虑情绪实现盈利。家长的焦虑导致大量家庭资本向私人教师、培训机构流动,其中以中产阶级的家长为最;甚至出现了家庭资本投入越多、家长越焦虑的局面。但家长焦虑的缓解不能指望家长自动减少家庭资本在子女学业上的投入,而是一方面要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另一方面则要改革高考的命题方式,让课外辅导、培训机构所擅长的答题模板、解题套路在高考面前失去效用,如此方能让家长主动减少家庭资本投入,缓解焦虑情绪。

孤独症谱系障碍发病率不断攀升,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和方法,教育干预训练是儿童孤独症康复的最佳手段。研究表明,基于人机交互技术的教育干预是实现孤独症儿童康复的可行新途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多媒体、智能机器人与自然人机交互等技术在孤独症儿童教育干预中的相关应用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发展一种包含不同孤独症儿童发展轨迹的、适应于不同儿童个体的交互技术干预方法尤为迫切。

金融发展在缓解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矛盾中起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份1999—2018年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金融发展对工业污染排放的作用机制与效果,结果表明:(1)金融深度发展直接促进了工业污染排放,而金融效率发展直接抑制了工业污染排放。(2)金融发展调节了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对工业污染排放的作用,但调节作用效果因金融发展指标和污染物选取不同而存在差异。(3)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排放之间存在“倒N”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

受到“双减”的影响,小学教师产生了普遍的职业倦怠,这在女教师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诸如情绪衰竭、去人性化、成就感降低等问题多有发生。从社会性别角度进行归因可以发现,出于“依附于男性”的心理因素和对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状况的恐惧,许多女性应届毕业生自愿选择成为小学教师。在“双减”改革的强势冲击下,小学教师的工作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这一职业在男性权威中的认可度开始降低,小学女性教师逐渐失去职业认同感,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让绝大多数小学女性教师再就业的希望不大,因此她们更容易受到“双减”的影响,在自我与社会给予的双重困境中加剧职业倦怠。

美国早期干预研究既是政府帮助处境不利儿童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全美已经开展了数百项大型早期干预研究,其中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处境不利儿童干预项目之一即为“芝加哥亲子中心项目”。我国对处境不利儿童的早期干预研究起步较晚,当前仍以介绍特殊儿童干预研究为主,许多干预研究也缺乏相关政策支持与评估督导。美国早期干预研究的经验可为我国学者支持处境不利儿童的早期干预研究提供以下启示:项目设计需要科学理论指导,项目实施应建构文化适宜的生态干预系统,项目的评估分析则是儿童教育与福利政策制定的科学基础。

左江花山岩画集独特的民族性、文化性、艺术性等于一身,受到海内外的广泛认同,2016年左江花山岩画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是,随着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花山岩画生态文化圈发展面临着挑战,因而,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保护左江花山岩画文化遗产的法规政策,鼓励与支持当地政府和单位、企业对左江花山岩画文化遗产在保护的前提下适度开发,进一步推动左江花山岩画文化遗产与高校设计人才培养有机结合,提升民众对左江花山岩画文化遗产的自觉保护意识,提升花山文化产品的艺术设计品质,健全完善花山岩画数据采集监测平台是我们应对这一挑战的有力措施。

从语言成分的可让渡(alienable)和不可让渡(inalienable)属性的视角分析壮语领属结构,得到如下认识:1)壮语表示领属关系的无标记用法是将领属成分和被领属成分直接并列,领属和被领属成分之间所构成的是多种语义关系;2)壮语表示领属关系的有标记的用法是在领属和被领属之间根据方言土语的不同而分别插入领属标记tu²、huη¹、hoη¹ ′、ka:i⁵等,领属和被领属成分之间所构成的是可让渡关系(alienabilty);3)壮语现代句法中在领属和被领属之间可插入汉语借词ti⁵或者ka⁰,同时也借用了汉语的词序。

创新型人才培养历来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目标和教育教学的重要任务,但其实践层面面临学段衔接不贯通和改革措施不协调的双重挑战。“双减”的系统性改革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契机,它引发对于基础教育人才培养命题的深层思考,也促进了教育生态优化的正向改变。借力“双减”推动基础教育阶段创新型人才培养,应从课堂教学、课后服务和作业练习等方面为其提供坚实支撑。

政策研究中的行动者中心制度主义是由德国学者弗里茨·沙普夫和雷娜特·迈因茨率先提出,并由弗里茨·沙普夫系统阐述而发展成为重要的政策过程理论。这一理论假设社会现实可以被解释为有目的行动者互动的结果,这些行动者包括个人、集体和公司行动者,他们之间互动在一个结构化环境中展开,并且互动结果是由他们所处的制度设置所塑造。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以及保证有效性和合法性得以产生的公共政策过程成为该研究关注的根本性问题。行动者、行动者集群、互动模式与制度成为这一框架和理论的要素,互动模式是其核心内容,存在单边行动、谈判协议、多数决策和等级命令等四种类型。行动者和制度有机结合,将会是制度理论的前沿方向。中国政策过程和治理过程将会为该理论的应用、检验及拓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会形成理论发展的自觉。

基层(村居级)河长作为“治水第一线”的街头官僚,肩负着治水政令“最后一公里”的落实任务,其政策执行力极大地影响着河长制的推行效果。然而,关于河长制在基层难以落地,基层河长形式/虚假巡河、零上报/选择性上报、交办任务完成不力等问题时不时见诸报道。那么,基层河长在水环境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力究竟如何？又因何受阻？本文以S市为研究个案,从基层河长感知的视角,利用全员问卷调查数据(共1472个有效样本),探究基层河长的政策执行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S市基层河长的政策执行力不大理想,履职积极性受挫;(2)制度支持、权责一致与基层河长的政策执行力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工作负荷对基层河长的政策执行力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治水政令“最后一公里”不通畅的现象,也引发了对“双重角色下的角色过载”与“委托代理下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再思考。

元宇宙是利用科技手段链接与创造同现实世界映射、交互的虚拟世界,是具备新型社会体系的数字生活空间,其概念是多重底层技术的叠加集成,其本质是下一代的互联网。随着相关技术体系的不断成熟,元宇宙的发展前景和应用场景不断明晰,也日渐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和未来产业革命的热门方面。文旅领域与元宇宙有着天然的融通之处,从基因内置、产业需求和发展路径三个角度来看,两者都有很强的契合关系。元宇宙推进文旅领域“人—场—物”的重构,将在游戏、演艺、旅游、影视等场景拥有广阔的应用空间,促成文旅产业的颠覆性变革。当下的元宇宙在文旅领域的应用实践已经纵深推进,元宇宙在文旅领域的应用路径也逐渐明晰,但这一过程中依然可能面临包括垄断风险、制度风险、伦理风险、权利风险和沉迷风险等五个方面的挑战。元宇宙助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应从强化认识、发展产业、打造标杆、推进试点、搭建宣传平台、强化伦理监督、开展法律建设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

技术治理是一个“被使用”远胜于“被理解”的术语。要理解技术治理,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技术。技术是一种具有自主性的工具,其内核是一种知识、一种理性化的人类智识的成果;其外延包括工程意义上的“硬”工具和社会意义上的“软”工具。技术治理包含四重蕴涵:作为治理对象的技术治理、作为治理手段的技术治理、作为治理机制的技术治理和作为治理理念的技术治理。公共行政与技术治理有着诸多耦合之处,两者都以技术理性为根基。公共行政最初是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出现的,后衍生出作为治理机制的技术治理,但其内核是一种作为治理理念的技术治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治理实践呈现一种由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转型,主要表征为一种作为治理机制的技术治理。

数字政府建设离不开能够胜任互联网工作要求的公务员,他们必须具备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但是,公务员的信息技术能力有多高,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却还没有充分研究。利用中国112个城市4 400余名公务员的问卷调查数据,评估公务员信息技术能力,并分析辖区、组织、职位和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受访的城市公务员能够熟练运用信息技术开展工作,利用大数据改进政府管理,并了解互联网对公共政策带来的挑战。结果表明:公务员的信息技术能力主要受工作特征(如经常同老百姓打交道、担任领导职务)和组织因素(如在市直部门工作)的影响,其次是个人因素(如互联网使用情况、学历),而城市因素的影响不大;公务员的信息技术能力同数字政府建设尚有差距,需要加大信息技术培训并增强政府部门对信息技术人才的吸引力。

人工智能技术奇点的出现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人类发展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对技术的依赖是否会影响人类的创造力,指向人才培养的教育又当如何应对,是值得关注的议题。从知识累积视角看,人工智能依赖通过影响知识累积的深度和宽度进而影响个体创造力,通过影响集体交互记忆系统和知识异质性来影响集体创造力。在知识传授和创造力培养主阵地的教育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因此,要把握技术利用的合理范围、强调知识累积的价值、实现教育变革的适应与超越。

勾漏粤语和壮语被动句的存在及发展不但与句子结构的特点有关,还受实词的语法化和助词使用的制约。通过比较分析勾漏粤语片四个代表点和壮语片三个代表点的被动句,发现两种语言的被动句具有诸多共性,如被动标记均来源于语法化的动词、结构类型基本一致、语义上都有“消极”和“遭受”的特征等,这是壮语被动标记多受汉语影响的结果。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在现代化信息社会的背景下,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新业态的监管需要,亟需新的监管模式。跟此前的理解不同的是,智慧监管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传统监管+互联网技术,而是一种新型的监管理念与模式。智慧监管秉持“大监管”的监管理念,主张监管主体和手段的多元化,提倡运用不同的工具组合,以最少的干预、最低的成本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共赢。本研究梳理和厘清了智慧监管的起源和概念,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类型学分析框架,从“智(技术)”和“慧(合作)”两个范畴分析智慧监管,按照监管技术和监管合作的高低程度将监管实践划分为传统监管、技治监管、合治监管和智慧监管四种类型,并对典型的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领域中的智慧监管改革的案例进行了分类比较,得出了智慧监管改革实践中存在的差异,由此对推进智慧监管在我国的发展提出建议:应该依托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技术发展红利,实现更加精细化、更具回应性和基于监管对象自身激励机制基础之上的新型监管,让监管方式真正实现既智且慧,从而有效提升智慧监管的效能。

政务抖音号作为我国政府机构在抖音平台的官方账号,已经成为公共危机中权威信息发布、危机形势沟通、虚假信息反驳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平台。考虑到公共危机沟通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信息到达率和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程度,如何最大化公共危机中政务抖音号信息传播效果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以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为理论支撑,将视频内容作为核心线索,将社交媒体资本、对话循环、视频时长、视频形式、背景音乐、字幕讲解作为边缘线索构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务抖音号信息传播效果影响因素模型。基于25个省级卫健委官方抖音号抓取的2 515个样本数据的研究证实:与故事与情感表达类短视频相比,抗疫宣传与动员类会显著提高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但治疗与预防知识类短视频会显著降低整体传播效果;社交媒体资本会显著提升整体传播效果以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对话循环的话题标签“#”维度会积极影响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与卡通动画类短视频相比,图文拼接类和拍摄剪辑类短视频会提升整体传播效果;视频时长会显著负向影响整体传播效果;背景音乐和字幕讲解对整体传播效果及传播认同度、传播深度和传播广度三个子维度的作用不显著。

在乡土中国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乡村治理呈现出政权-绅权并存互动的双轨政治结构,以及混合着现代法治、德治和自治因子的礼治秩序。新乡贤群体具有职业构成多元化、空间分布离地化、阶层结构趋向平民化、价值观念现代化等特点。他们可以在道德教化方面,改良乡村文化生态,涵养文明乡风;可以推进社会基层管理创新。新乡贤可以通过建立“乡贤工作室”“乡贤理事会”或“乡贤参事会”等社会综合治理类平台,成立乡村大讲堂、文化礼堂等文化教育类平台,设立乡贤回归工程、乡贤发展基金会等经济发展类平台,借助互联网平台打破空间局限,促进乡村民主治理。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中,需要注意新乡贤身份的合法性问题、资本标签异化问题、参与乡村治理的灰色化问题。

区块链技术作为变革互联网的力量,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具有匿名性、去中心化、无法篡改、无需信任的共识机制等特征的区块链技术,将对民生问题带来巨大改变。本文探讨了“区块链+”技术条件下,“区块链+民生”方方面面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区块链+民生”带来的机遇包括民生问题的共治,民生数据的共享共建,解决民生信息的信任问题等方面;带来的挑战既包括法律法规、人才、新技术困境等基础性问题,也包括新旧体系整合难度大等现实性问题。最后从基础性、共建、共治、共享维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数字技术已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推动乡村治理的结构和过程的演进。在压缩时空与构建社会的分析框架中,可以发现数字时代乡村治理呈现出新的趋向,数字技术通过整合乡村内外资源,改造乡村,创造以数字平台和群为代表的乌托邦式的乡村;同时,它还被村干部用于巩固权力,被村民用于消费、寻求安全与认同,表达和再生产乡村社会机制。数字时代的乡村治理,最重要的不是数字技术,而是数字技术驱动的权力关系、社会机制和公私领域的演变,应该高度警惕数字官僚主义,推动数字技术与社会机制的协同增效,再造乡村共同体。

本研究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我国的社会公平感现状,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比较对公平感的影响。数据来源于2017年社会心态调查(CASS-INTELLVISION Social Mentality Survey)的22669个居民数据。结果发现,调查对象的社会公平感普遍偏低,机会公平最受质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更多支持“局部比较理论”而不是“结构决定论”,主观社会阶层可以提升社会公平感,积极的社会比较和对比较结果的合理性认知可以提升社会公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社会比较的结果,当社会比较不如他人的时候,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公平感之间负相关。

国家、省、市、县四级政府部门数据有效共享至基层实现业务协同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文章从数据确权的视角出发,基于西部Q县级市的案例剖析数据赋能基层治理的困境,发现困境表现为数据难流动、业务难协同和建设成效低,困境的表层原因是组织力量薄弱和平台建设统筹不足,根本原因是数据没有确权。困境突破的关键是明确数据所有权归各级政府共有、管理权归主管部门、使用权可由各部门共享;在数据确权基础上,加强组织保障和平台建设,提升基层治理中精准感知需求、科学辅助决策、高效整合资源和动态反馈调整能力,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当前高速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应用环境下,短视频这一媒介形态被平台经济捕获,一方面变成短中介,链接了整个文化产业,另一方面转化为数字平台,不断融入数字经济、公共服务和国家治理。基于此,短视频也呈现出基础设施化的倾向,尤其表现在搭建数据中心、拓展计算服务和形塑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短视频的基础设施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色彩,在中国尤其表现在整体发展与国家干预两个方面,并被描述为技术民族主义的成功。短视频未来发展有其不可持续性,即渠道霸权导致的市场封闭性和外部干预性危机,不断加剧的数字地缘政治,以及基于用户绑定的数字劳动所引发的算力与精力之间的“瘾”经济危机,这将决定短视频如何在数字中国的总体框架内找寻到一种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道路。

古琉球王国(今日本冲绳)作为明清时期与中国往来最为密切的藩属国,同中国保持了五百余年的册封朝贡关系。随着中国与琉球政治经济交流的深化发展,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宗教信仰、岁时节庆、饮食、建筑、服饰、音乐等民俗文化,不断传播到冲绳群岛,对当地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合课程着眼于学科之间的“联系”,却削弱了知识掌握的深度。单一学科的教学能够保证知识传授的深度,却又无法顾及学科之间的“联系”。“跨学科主题学习”意在超越二者各自的局限,通过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直观理解,并让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以此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度掌握。要做到高质量的“跨学科主题学习”,需要摒弃“生成”的路子,要求教师精心选择教学内容,合理组织教学材料,并科学地进行教学设计。

学术界对简牍帛书里相通用的字及异文一般统称“通假字”。实际上,这些“通假字”中有一些是同源字。因为同源字之间音义相同或相近,故可相互通用。本文从简牍帛书里所谓“通假字”之中甄别出其中部分“同源字”,并对古汉语清鼻音及复辅音声母的构拟进行汉藏语的比较研究。

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的实践与胜利,不仅创造了新中国,更为社会主义制度做好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准备。70年前,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在中国完成了历史任务。但是,新民主主义论的终点绝非只是在中国。作为一种经受过革命和建设实践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赋予新民主主义论更多的主客观条件。从主观方面而言,新中国七十年来的发展和崛起提振了第三世界人民对“中国方案”的重视。从客观方面而言,20世纪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由于其旧民主主义的性质,只能实现形式上独立主权和民主政体,实际上始终未能摆脱新旧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剥削。深受新帝国主义金融、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压迫和操控的第三世界人民,需要正视本国和本地区旧民主主义制度的局限,努力创造新民主主义化的条件,走向独立、民主、自由和富强的自主发展道路,完成人类解放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教育存在着严重的“离土化”问题,应当回归其“在地化”本质,实施自然体验教育。自然体验教育是在自然环境中通过系统的体验性活动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一种教育方式,强调通过自然体验培养学生的生态思维、关心能力和责任担当。自然体验教育的实践形式多种多样,为了有效开展自然体验教育实践,我们需要建构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多方支持体系,开发自然体验特色校本课程,加强培训提高教师开展自然体验教育的能力。

广西桂林市草坪回族乡潜经村居民半数以上为回族,同属清初迁入的白氏祖先后裔。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潜经村的白氏回族形成了自己的宗法制度,修建了宗祠,制定了宗约,并由最初的4个宗支发展到如今的12个宗支。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改造,潜经村白氏回族的宗法制度和宗教信仰历经冲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在地方精英的努力下,潜经村的宗教信仰逐步得到复兴,具有庞大势力的白氏宗族也在村庄事务中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潜经村的个案说明,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转型中,既要了解宗族、宗教等传统文化因素在乡村社会治理的功能和作用,也要注意化解其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引导其与社会发展的潮流相适应。

音乐既是人类思想情感的艺术寄托,更是个体不可或缺的精神营养,族群和成员的文化理解和素质养成往往以其音乐发展为起点。学生音乐发展的本质体现在文化特性、审美特性、实践特性等方面,其音乐发展的核心素养表征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语境中的音乐实践和音乐创造力,把握音乐本体、实现学科综合,热爱民族音乐、认同音乐文化多样性。强化不同学段学生音乐发展的有效衔接,坚持以审美为核心和音乐本位,关注学生的音乐聆听能力,重视吟诵、地方民歌、传统戏曲及“非遗文化”进校园,渗透音乐作品的文化属性与学生的文化认同等应成为促成学生音乐发展核心素养的教育策略。

基于第一手调查数据研究高校毕业生成功就业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男生就业率比女生高9.4个百分点,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性别差异依然显著;人力资本和家庭背景变量对高校毕业生成功就业有显著影响,并可以部分解释其中存在的性别差异;不同性别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求职路径,男生主要受人力资本的影响,而女生则更多依赖家庭背景。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其中的制胜法宝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领导干部是干部队伍中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选拔是干部制度的关键环节。文章首先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选拔制度百年变迁的分析框架;进而全景呈现领导干部选拔制度百年变迁的四个历史阶段,从结构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双重维度,深度剖析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时期领导干部选拔制度变迁的三种类型,即制度的功能变化、制度的渐进微调和制度的重大变革及其重要特征;最后从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三个向度,总结了领导干部选拔制度百年变迁的基本经验和趋势性特征;从畅通社会优秀人才进入党政干部队伍渠道、建立健全能上能下的机制和标准以及切实加大从基层锻炼选拔干部力度三个方面,就进一步深化领导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重大问题展开延伸讨论、提出政策建议。

碳达峰与碳中和是我国当前环境治理的关键目标,实现碳减排也成为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那么,“双碳”目标有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双碳”目标下的环境政策,采用长江经济带市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双碳”目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1)“双碳”目标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正向作用,表明“双碳”目标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并且该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考虑内生性和其他政策冲击等多维度稳健性检验;(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双碳”目标对长江中下游地区、中小型城市、非省会和非工业型城市的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效应更显著,并且该影响存在空间外溢效应;(3)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治理、效率提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等因素是“双碳”目标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传导机制。相关研究成果为“双碳”目标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环境政策的进一步实施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我的诗篇”既是中国当代工人诗歌写作的成果,又是一项综合的文化实践方式。在从“文本”发展为“现象”的过程中,它表现出身份差异与生存经验的错位,反思、批判工业理性而最终又被市场与资本同化,启蒙与伪启蒙的悖论三重文化矛盾。这些矛盾既是工人诗歌创作内部的矛盾,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文化内在矛盾的缩影。对当代工人诗歌写作内在矛盾的分析,为我们深入理解当代工人诗歌并进一步思考当下新诗写作和重新思考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

中国清明节传入越南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迁,受地理环境、气候特色、风俗习惯、政治历史等因素的影响,越南清明节传说、节日时间、节日习俗活动、食俗等与中国清明节具有明显差异。越南清明节在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之外,也呈现出鲜明的越南本土特色。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劳动的既有形态和劳作方式,同时也使劳动教育的内在意涵产生了新的变化。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在于树立兼容并蓄的多元劳动价值观,培育智能驾驭、协作与超越之能以及培植求实求真求新的劳动精神。然而,人工智能时代前沿的价值理念与新兴科技深刻冲击着劳动教育的方方面面,劳动教育将面临见术不见人的价值异化、浅薄而矛盾的内容庞化、身体不在场的实践窄化以及见量不见质的评价数化等可能困境。要突破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可能困境并寻求自身发展路径,劳动教育应将以劳育人的价值导向作为逻辑起点,以统整劳动教育的理念内容为内在动力,以跨越时空贯彻具身化实践为行动转向,以构建多元劳动教育评价体系为评价机理。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经典世界以“另一个马克思”的发现而名噪一时。它的经典性在行家和外行的深入研读中常常被诠解,从而产生好的或不好的影响。这部作品的阐释史有两种性质,一种是为我们说它有“出色的”“标准的”“典范的”性质特征而准备的,另一种是为我们说它没有这些性质特征而准备的。它同时见证了塑造经典和失却经典的过程。就其作为解释学的经验事件的经典阐释而言,重要问题在于,这部作品整体统一和严密结构究竟应该如何强调以及应该强调到何种程度。总之,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根据原文发现它跟我们休戚相关的时代关系,要从根本价值分配的思想中塑造出它的经典本质。这部作品是人类解放的先声,而当代研读者的任务就是对它提出更可信的考据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