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力与秩序是现代化的两个关键要素,二者既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活力以自主探索开拓创新为建构取向,秩序以人民至上为价值内核;活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秩序是社会发展的平衡机制。中国式现代化较好地协调了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人民创造活力充分迸发、改革创新活力全面激发、精神文化活力持续焕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强劲动力;经济发展安全有序、民主政治稳定有序、精神文化健康有序、社会治理和谐有序、生态环境优美有序,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要更好地把握活力与秩序的辩证统一关系,保持活力与秩序的动态平衡,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政策弹性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议题,但以往多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理解。本研究尝试将决策与执行作为政策连续过程展开分析,讨论政策所具有的模糊属性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多样性的影响。以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过程为例,研究揭示了不同地方政府对社会治理创新有三种差异极大的实践方式,其根源在于政策话语本身的模糊空间。模糊政策具有特定的治理功能,让地方能够因地制宜调整政策方向,提升组织间合作程度,并提供治理创新空间。借助历史比较,研究也尝试分析社会治理创新作为模糊政策的演进方式及其问题。

现代信息通信技术(ICTs)发展是科技革命和产业进步的重要表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日益突出。基于1990—2019年158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面板数据,探索ICTs和国家减贫的影响机理,进而从包容性视角出发分析ICTs发展对推动社会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ICTs发展显著降低一国的绝对贫困和相对多维贫困,且减贫的边际效应具有U型特征。同时,ICTs对国家减贫的边际贡献在不同区域呈现差异化特征,并随时间推移而逐渐递减。ICTs借助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两条路径影响国家贫困治理,说明在兼顾效率和公平、实现包容性发展的基础上,ICTs进步最终有助于促进不同国家的共同富裕。

新世纪是“新公共管理运动”迈向“合作治理”的时代,然而合作不是自动发生的。在强制型合作背景下,弱势能部门采取哪些策略建立内部合法性,推动强势能部门“真诚合作”,现有文献尚未给予足够重视并深入探究具体的实现策略。因此,整合合作治理研究中相对割裂的政治学和组织管理的两种路径,将程序和认知这两种独立的路径整合为理解内部合法性的两个不同层面,从而构建起弱势能部门建立内部合法性的“程序—认知”分析框架,进而以X市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对外开放政策的跨部门合作作为典型个案,探讨弱势能部门推动强势能部门合作过程中获取内部合法性的策略。案例研究结果表明,纵向权威、社会需求可以为弱势能部门带来较强的外部合法性,而内部合法性的建设则需经历对话参与、协商谈判和承诺协议等三重程序阶段,同时伴随共享认识、理解信任和内生认同三重认知层面的层层生发才得以实现。在“以弱协强”这一约束性情境中奏效的策略,将在约束条件放松或其他支持性条件下获得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

行为治理是将行为科学洞见应用于公共治理场域而发展出的治理新模式。行为治理关注政府、组织和公民三类核心治理主体在互动过程中的心理、认知及行为规律,并分析治理主体互动关系的元素特征如何影响主体行为,同时更全面地考虑环境因素对微观行为的影响,以及个体行为汇聚为集体行动并产生更广泛治理结果的机制。行为治理呼吁治理工具的组合运用,强调“助推”和“助力”两大行为工具的内部融通,重视行为工具与传统工具的外部联动。行为治理脱胎于行为公共管理和行为公共政策,更强调各主体间的互动性,更重视环境的复杂性,更主张治理工具在内外部及各层次上的融会贯通。行为治理紧扣治理主体的行为要素,自下而上、从微观到宏观,丰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库和工具箱。

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是防范社会安全风险的现实所需、降低社会安全治理成本的必行之举,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平安稳定的基本保障。借鉴韦伯的“理想类型法”,以党政力量和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度作为基本维度,将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划分为共建共治型、党政主导型、自治型和治理失序四种类型,在增进研究直观性、清晰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构建与优化整体图景的同时,也有效规避了以往单案例研究在代表性方面存在的先天不足。循此理路,从实践内容、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向三个方面具体考察2017—2021年的23个典型创新案例,归纳出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实践路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价值底色,从深化党建引领、推动情法结合、强化技术嵌入等方面,持续优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深入推进社会安全治理现代化。

人工智能技术奇点的出现对包括教育在内的人类发展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对技术的依赖是否会影响人类的创造力,指向人才培养的教育又当如何应对,是值得关注的议题。从知识累积视角看,人工智能依赖通过影响知识累积的深度和宽度进而影响个体创造力,通过影响集体交互记忆系统和知识异质性来影响集体创造力。在知识传授和创造力培养主阵地的教育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因此,要把握技术利用的合理范围、强调知识累积的价值、实现教育变革的适应与超越。

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促进了智慧教育的发展,也给教学的变革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海量的教育大数据使教师难以凭借个体经验理解和解决多样化的教育问题,具有主观性的教学策略极大影响了教学成效。从所构建的可视化学习分析理论框架中发现,可视化学习分析能够应用于多样化的典型教育场景和教育模式,包括线上的自主学习、线下的课程学习和线上线下混合学习,以教师为主导的传统教学课堂和以学生为中心的建构主义课堂等。评价可视化学习分析的应用效果应从不同指标维度进行评估,例如视觉吸引力、可用性、理解水平、使用频次、使用满意度、感知有用性、学习效果和行为改变。未来研究需要关注如何提高教师、学生应用可视化学习分析的相关能力素养,更科学地考证可视化学习分析工具的实际使用效果。

企业社会责任是从企业主体性出发,在保持好组织绩效的基础上,对员工和在地社区负责,并传递、展示和倡导积极的社会公共价值。企业社会责任是“有限”责任。企业是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组织形式,负担的社会责任也必须与企业组织的固有特征以及特定企业的目标与使命相关。社会也应当适当降低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预期,大致界定企业与其他社会组织的边界,防止企业承担无限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应当寻求内生性的约束机制。传统的外部监管机制成本巨大,且不可能消除监管漏洞。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机制的设计应当更多地考虑利用企业的存续高度依赖于其他社会成员合作的特性,以社会信用机制提高企业的合作成本与自律成本,形成有效约束力。为克服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困境,应改变观念,并从内生性约束角度规约企业行为,而不是通过无节制地加强监管或惩罚去实现,那样做只会耗费更多的社会成本却收效甚微。管理者必须做出根本的改变,理解企业组织和管理者自身的存在意义,拒绝功利主义的诱惑,敢于承担企业的“有限”社会责任,不负企业使命。

基于历年统计年鉴和CSMAR数据库,构建营商环境衡量指标,并通过门槛模型深入考察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且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同时,营商环境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相较于国有企业创新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营商环境能显著增强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动力,但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影响效应不显著。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营商环境优化力度和健全市场竞争体系来提升国家整体创新水平。

文人五言诗体是在汉魏时期音乐与语言双重规定和双向建构中形成的。汉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以及民间乐府在汉代宫廷的广泛传播,是五言体生成的基础和源泉。相和三调等乐府演唱艺术的曲式结构对五言体篇制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五言体乐府的文辞本在文人中的广泛传播以及文人对乐府文辞本的雅言翻写,确立了五言句式的典范地位,再经魏晋文人在诗歌创作中的提炼和抽象,五言体最终得以确立。文人五言诗体的形成虽涉及音乐与语言的双向建构、雅言与俗语的交流互动、文人文化圈与民间文化圈的互渗与交融等多种因素,但贯穿始终的是人们在文事活动中对五言体的选择和群体确认。文人五言诗的体式是音乐文化、汉语发展和文人群体规范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海德格尔用时间观照此在时,斯蒂格勒走向了用时间观照技术的理论构境,通过强调技术作为人之本质的第二起源,以此说明技术与人在时间当中的本体论关系,这就是技术现象学。藉由技术现象学的三级结构,斯蒂格勒揭示了人性结构在本体论意义上的代具性特征,以及记忆结构在技术层面的持留特征,并由此说明了此在如何存在的时间性与历史性原则。但由于第三记忆的外在化与客观化特征,记忆在实现从原初性感知向时间性持存转变的同时,也呈现出主观感知能力与客观记忆体系之间的矛盾关系,并且这种矛盾一直延续至第三持存向数字持存的演变过程之中。前者作为意识的代具曾发挥着补足认知结构的作用,而后者则成为了代具性的意识,在掏空内在知性结构的同时重塑出一个外在化的意识主体。因此,在斯蒂格勒技术现象学的理论视域中思考数字持存的核心议题在于,如何寻找从数字持存向“数字药物”转变的可能性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