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理论品格与精神特质。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重新研读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进一步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历史的必然,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通过武装斗争才能获得根本解放。新时代,尽管劳动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没有变,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弘扬伟大斗争精神,才能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自身解放和社会进步。

构建基于跨期效用最大化的家庭养老资源变动测度模型,考察生育率下降和耕地抛荒对家庭养老的单向与交互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和耕地抛荒主要通过影响家庭收入结构和生活来源的多样性与充足性,影响包括粮食生产自给在内的家庭养老支持体系;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交互媒介作用会强化这一侵蚀性影响;公共养老保险的制度补救作用则能减轻这一侵蚀性影响。提供包括公共养老保险在内的多层次家庭养老保障,将家庭内部亲缘互助行为升级为社会代际互助制度,有利于提高对居家养老人员的综合保障能力,减轻对子女和土地的依赖。

随着资源下乡、监督下乡以及行政下乡,村级治理步入现代建构之路。溪村通过充分利用现代国家治理规则和传统治理资源,构建混合型村级治理体系。村两委吸纳了片区积极分子、宗族老人会,运用正式、半正式和非正式的治理方式形成多元治理格局。其中,村干部逐渐行政化,主要负责常规性任务、中心工作文案;而片区积极分子则作为半正式人员,负责动员协调群众以完成中心工作;老人会则运用地方性权威组织管理社会事务。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分工合作,塑造了“顶层统筹—中间转化—底层动员”的村级治理分级式运作机制。混合型村级治理以组织结构的可选择性、多元合法性资源,根据事务性质分类治理,将简约治理传统融入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了村庄的“有为而治”,形塑出兼具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现代意义上的简约治理模式。

制度信任是影响基层公私合作关系的关键要素。研究以H街为个案,揭示了人际信任转化为制度信任的具体机制:对人的信任能够转化为对其所连接的制度体系的信任;人际互动的过程塑造制度信任的形成;人通过连续的经验实践对制度体系产生可持续的信任。在政治环境和人际信任的双重作用下,制度信任呈现特定性和脆弱性的特征。对于缺乏制度资源的基层治理而言,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的互构是一种理想的信任形态。

数字技术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加速了治理模式变革与流程演化。作为新时代治理制度与技术创新的新模式、新方向,整体智治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具有高度的理论耦合性。整体智治因其倡导的整体性治理、智能化治理、参与式治理理念可以有效克服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理论瓶颈与实践困境,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图景。整体智治有助于民族地区基层治理从资源分散走向资源共享、从碎片分散走向协同治理、从人工依赖走向智慧治理、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干预、从简单粗放走向精准高效。但是,基于特殊的治理情境,民族地区应用整体智治也存在理念的传播与接受、技术的应用与整合、系统的运转与开放、人才的培养与管理等问题,需要通过革新数字化治理思维、构建整体化治理机制、有效性开发治理资源、搭建协同化治理平台、创新人才培养管理等方式,以提升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效能。

实现教育强国,教育要培养堪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人”,是能够在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建立起连接的人。涵养民族根性,培养时代新人,则成为实现教育强国的关键问题。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强大内在动力,同时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也面临着知识生产、知识属性和知识贡献等方面的发展难题。夯实教育强国基石,高质量教育知识体系应当凸显科学研究的组织性、自主性、自觉性相结合,学术研究的学科、论域、学派形态相辉映,遵循“古今中外法”的基本建构路径等。法治是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保障,法治赋能教育强国,就是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教育现代化,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规律的法治体系,以法治教育宣传为主全力打通法治赋能教育强国“最后一公里”,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有力支撑。数字技术赋能教育强国,就是要建设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依托数字技术从而构建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和着力点都在教师,是依靠教师并且通过教师去实现的。教师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和坚强保障。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的教师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从而使我国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

深度学习是国际教改的普遍趋势,也是核心素养发展的核心要求,如何对深度学习展开评价是关乎深度学习发展的一项挑战性任务。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学、韦伯的知识深度模型以及深度学习评价的多维理论体系为开展深度学习评价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表情识别、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区块链等智能技术在评价信息采集、处理和存储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案例分析的结果表明,技术赋能的深度学习评价在线上学习情境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展望智能化深度学习评价的未来,量化民族志方法为深度学习评价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独立学院转设是教育组织转型的微观缩影与具象呈现,是平衡高等教育需求增大与办学经费投入不足之间的矛盾的必然选择。正视并破解独立学院转设后的发展困境,对推动民办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借助生命周期理论,以广西五所独立学院转设为样本,研究发现独立学院转设后,面临品牌效应丧失、师资力量不足及结构不优、办学条件保障薄弱、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四个方面的现实挑战。破解这些困境,需要从加强顶层设计、强化统筹监管,优化治理机制、整合各方资源,打造师资队伍、完善评价体系,注重文化建设、提高办学声誉等方面提升自我适应能力,使转设后的独立学院在巩固办学成果的同时实现高质量发展。教育组织的发展具有生命周期规律,阶段性变更并不代表教育组织转型的完成,而是需要不断地为下一个“质”的飞跃做“量”的积累。

大量文献已经证明移民总体上对进出口贸易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发现贸易成本渠道和偏好渠道都很重要,但贸易成本渠道有更重要的效率提升意义。然而,近期依然不乏相关研究继续拓宽这一领域的研究边界。总体而言,较新的前沿研究一方面是在因果识别上做得更为干净,使用自然实验结合“偏离—份额”方法来构建工具变量,以获得更加一致无偏的估计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寻找研究对象的其他角度,或与其他相关问题结合,如区分贸易的二元边际,从货物贸易拓展到服务贸易,研究移民对贸易协定的制定或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等。另外,也有学者对移民与进口之间不确定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研究,对比与前人结论的不同并尝试给出合理的解释。

加快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已经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目标,其对于推动消费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800家战略性新兴企业2013—2021年所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数据,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探讨市场一体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及消费升级在二者影响机制中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市场一体化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消费升级在二者的影响机制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要素市场的一体化水平对新兴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而商品市场贸易壁垒的存在抑制着新兴产业发展。因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畅通我国的内循环体系,是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数字经济以数据利用为核心成为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其创造的新型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快速向农业农村渗透,推动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既是国家战略层面的主动选择,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农村经济数字化发展具有数字经济普惠的时代观、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观、改革发展成果共享的主体观的理论关照。检视“央地”政策文本发现,政策层面呈现出发文波动性递增、政策文本类型趋同的路径依赖,地方实践则具化为政策因应、内容体系、执行手段、制度适配等维度的局限。鉴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公共性”必要,应以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数字经济形态属性、乡村产业振兴目标为考究,塑造激励性与包容性、基础性与适度性、优先性与多元性的融合发展理念。以此为指引,一方面要通过优化数字经济政策工具体系、完善农村经济数据规则与风险管理规范,多维度构建以政府支持为基本原则的政策体系,另一方面应灵活运用数据要素与数字金融平台,改革现存金融体制,多层次营造释放农业领域数字化活力的市场环境。

网络流行语是社会心态的重要表征。纵观2008—2022年网络流行语的演化发展规律,总体上呈现出“从政治性嘲讽到自我解嘲”“从众声喧哗到圈层传播”“从孤立议题到关联化、序列化”“从解构对抗到吸纳交融”等特征,折射出“开放与抵制”“质疑与笃信”“焦虑与乐观”“躺平与进取”等复杂矛盾的社会心态。对于网络流行语,不宜简单贴上“离经叛道、伤风败俗、娱乐至死”等负面标签,而应以更为开放、平等和包容的心态,视网络流行语为特定政治机会结构下的群体参与的“理性选择”和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正视其“荒诞”背后的“合理化要素”,才能破译圈层交往密码,有效引导网络社会心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我国古代乡村治理的演变进程表明,乡里两级行政架构、以宗法组织为依托、邻里监督设计、互助互济机制是乡村治理的共性形态,乡村治理事实上承载统计户籍、组织生产、赋役催驱、维护治安、教化民众五大重要任务。政府管控不断深入基层、乡约政教化、乡官差役化是演变的重要趋势,呈现出政社互动的特征。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对当前我国乡村治理创新有深刻的影响,在平衡传统儒法治理文化与时代需要、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促进国家建构与夯实基层基础等关系方面,为新时代基层治理和乡村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展望未来,我国乡村治理和基层治理中的政社互动或政社交融的趋势将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