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驱动现代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ChatGPT等前沿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引发人们对于技术的焦虑,并重新思考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劳动价值。在近代工业化过程中,人们通过作为商品的劳动实现其价值,而技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扩大剩余劳动时间比例、生产相对过剩劳动人口等方式产生了不自由的劳动时间、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在新型工业化阶段,人工智能为劳动者提供极大的物质基础和自由时间,否定了通过作为商品的劳动来证明人的价值,但也对劳动成果的共享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伴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成熟,尽管作为商品的劳动逐渐退出、共享性再分配方案不断完善可能造成陷入逃避工作、追求虚无与消费主义的路径依赖,但人的价值依旧来源于劳动,只不过这一阶段的劳动需要在创造性基础上实现具有多样性、自由性和他在性。我国也应该在不断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和市场出清中发展人工智能,将促进创造性劳动作为未来治理的重点,实现政府治理引导、个体治理能力提升、全民共建共享治理格局下的劳动价值。

地方大部制改革的动因是减少行政开支、提高行政效率,将党政或政府的一些职能相同或相近的部门合并,从而精简机构精简人。陕西、湖北、广东等省一些县区开展了相似的大部制试点改革,未能取得预期效果,究其原因在于,改革后新的政府部门和机构与上级政府的部门和机构不对应,导致运作成本超过了原有结构产生的成本,以至于后来大多回归到原有体制。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环境压力、路径依赖和利益补偿共同决定了地方大部制改革的行动逻辑;地方机构改革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必须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才能使改革生成的制度持续运转。这也就决定了机构改革只能采取边际递进而非另起炉灶的方法。

近年来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作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并重的整体性治理逐渐成为治理实践的引领性模式,不少基层政府也借势于整体性治理构建基层治安防控体系。有鉴于此,以整体性治理为研究视角,通过构建“理念—目标—结构—手段—机制”整合性分析框架,从Y区B街道“平安联盟”治理实践出发,深入研究整体性治安防控体系的实施现状及其成效,探寻整体性基层治安防控体系一般性建构规律,为未来基层治安防控的数字化、整合化发展提供证据支撑与方向参考。研究发现:基层政府凭借“多重优势融合”“内外需求并重”“多元主体合力”“数字技术协同”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等五大要素的协同推进,得以实现基层治安防控体系的整体联动。整体性治理绘就了基层治安发展蓝图,为应对基层治安防控碎片化等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学界对于自治组织行政化的讨论,大多集中于任务的数量以及行政属性。以剩余控制权为视角阐述对科层制、政社合作、自治与多中心治理这三种模式的特征以及任务过程,尝试更为整体地理解不同社区治理模式,之后再以“任务专业化—任务数量”的分析框架,将自治组织结构分为四种,分别为科层组织、购买服务、津贴补助和居民自治,并运用多案例比较分析方法呈现和分析不同的组织架构的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为了完成专业化的任务会使得自治组织依赖外部资源,同时内部体系科层化趋势明显。在专业化程度较高的任务下,自治组织科层化成为一种合理选择。“科层”和“自治”只是自治组织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的运行方式与属性,行政化并非是政府单纯下派行政任务而导致的结果,“科层化”也不应当被看作是必须要去除的负面现象。科层化组织架构在本质上更有效率,尤其是面对专业化的多任务的治理情境。

探讨执行问题很容易回避其在国家治理体系内部的结构根源,而将矛头集中指向身处国家治理终端的街头官僚。对纵向治理结构和街头官僚行动进行要素分析,进而审视这些要素之间的排列组合,发现街头官僚行动的系统环境是蕴含行政和政治双重维度且不断向基层坍缩的纵向治理结构,同时伴随着基层行政组织相对衰退的现象。结构内在的身份、执行和责任等维度的冲突使得街头官僚行动在情境中裂解,造成政治包裹行政、行政替换政治,行政挤出治理、治理依托行政的困境。重新定位纵向治理结构中的基层行政,使行动与结构彼此协调,需要理顺正式行政与半正式行政的关系、厘清层级间职能配置的政治制度逻辑、培育国家基础性权力的社会治理基础,真正为街头官僚行动既能满足上级期望又能回应社会需求提供坚实的结构性条件和制度化保障。

跨学科主题教学突出不同学科的协同育人,可有效提升不同学科对核心素养的合力发展,加强学生用跨学科思维整体认知世界的能力。从跨学科主题教学的应然指向,跨学科主题教学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关系,以及跨学科主题教学的实施建议三个方面分析,跨学科主题教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独特性,应体现单一学科课程传统教学所难以达到的教学目标,它并非多学科的简单拼凑,而应以某一学科为主,围绕主题任务有效整合其他学科,在低年级中也可体现为学科内部的知识整合;跨学科主题教学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继承与革新,应凸显主学科的内在逻辑,根据学生特点和主题内容的类型,实施针对性的教学方式。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首次明确提出了教师专业发展相关活动的要求和建议,凸显了教研的支撑保障作用。教研工作的顶层设计体现了教研的系统性和层次性,将学校教研、区域教研和区域教师培训机构有机地联合,并强调了教研系统与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资源整合,从不同发力点共同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区域教研要提高教研工作站位和统筹教研工作格局;校本教研方式要从强制到吸引、教研主题从抽象到具体、技术支持从网络教研走向“互联网+教研”;同时要加强对培训者的培训,集合各方力量构建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

疫情过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亚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外部需求崩溃的危机,它们共同的挑战都是最终消费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的问题,而非单纯的总需求不足,其原因就在于中国高效率投资的供给效应远超国外市场和国内私人部门吸收其产出的需求效应,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该是解决最终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加大国家财政支出是其主要措施。2008年的“四万亿投资计划”错将投资而非解决最终消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作为政策重点,从而产生了新的生产过剩,新旧生产过剩的叠加引发了随后的紧缩,导致了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和失业增加,新冠疫情的冲击使这种局面更加严重,致使目前的中国经济存在着陷入“慢性萧条期”的危险。为了尽快摆脱这种困境并使中国经济重归“中高速增长”的轨道,我国在今后十年左右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开支持续地和大幅度地增加劳动者收入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公共服务消费水平,以解决最终消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这也是解决目前失业问题的根本性途径。为此,中央财政支出方面可采取如下政策措施:较大范围地实施就业保障计划,大幅度增加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解决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并在预防通货膨胀的技术创新、可再生能源革命和下一次工业革命等方面进行战略性投资。

数字经济的深入应用和不断发展,能够促进经济总量增加,进而为税收收入增长带来较大的空间。为此,在阐释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11—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税收收入增长,且数字经济发展在不同产业税收收入、不同税种和不同分位点之间呈现出异质性特征。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强化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促进作用;此外,数字经济发展提高税收收入,是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的。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税收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发展不仅能够显著促进省份内部税收收入增长,还对其他省份税收收入增长起到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因此,应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和传统经济深度融合,加速产业结构高级化演变,同时加强数字经济发展的区域协作机制,缩小地区间“数字鸿沟”。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当今中国的时代任务,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时代使命。不过,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绝不是仅仅靠摆脱“学徒状态”并进行“自我主张”就能完成。实际上,自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传到中国来以后,中国学术界最开始是积极引进和接受的,但很快就进行反思。尽管知识分子和学术界没有像欧洲思想界那样对他们自己的传统思想一直都在反思和批判,因而才在反思与批判中逐渐构筑起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但从严复、梁启超等一直到当今学术界,对西方学说的反思是比较深刻的,反倒是中国历代学者很少对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有一种很好的反思,而这种反思正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成长的必要路径。另外,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时代任务不仅要本土化,而且还要再世界化。

社会学创始人孔德阐释实证精神,关联工业社会之理性,亦是社会学学科奠基之石。法国孔德及英国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及其实证主义指向工业化分析,涉及“物理之学”转向“社会之学”时代语境。孔德实证主义及其精神,涉及工业社会的价值及其类型建构。一方面,孔德的实证主义学理及工业社会的新哲学省思,提升了实证主义普及大众的理性教育,影响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孔德回避了法国工人阶级所面临的资源分配与社会规则的核心问题。知人论世,孔德“工业社会”学理及其经验省思,仍须纳入社会学界及其先驱学者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加以辨析与探讨。

ChatGPT是一个自回归语言模型,目的是为了使用“深度学习”生成人类可以理解的自然语言,它只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最新形式,虽然具有强大的储存与记忆知识的能力,但它不具有自我意识。就此而言,ChatGPT与人类是相互超越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既相互纠缠,又相互超越。这种情形还表现在语言逻辑的工具理性与人类感性生活之间的撕裂关系。由于我们实际上正在实现从语言时代向图像时代的转变,图像将使语言生活回归感性生活,这与以往的文明是断裂的,预兆后人类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