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发展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新世界观特别是实践观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科学地界定了人的发展主体,确立了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明确了人的发展的内涵及其目标;深刻地分析了人的社会性,阐明了人的发展条件,揭示了生产力发展、社会关系合理化以及文化进步对人的发展的作用;清晰地指明了人的发展的实现途径,阐述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性,认为人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才能改变自身的主观世界。

科技进步是历史的必然,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人类已悄然迈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以海量数据和超级算法为支撑,突破了诸多人类发展的局限,为民众政治参与、政府科学决策勾画了新图景。但随着其应用范围不断拓宽、影响力逐渐扩大,人工智能不再只是一场技术革命的狂欢,还是一种全新规则的推行,为智能时代的民主政治带来了风险和挑战。人工智能重构了现代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击穿了政治话语权的垄断格局,推动了“专家群体”作为独立政治单位的崛起,催生出资本与技术合谋的“超级权力”,以致精英与大众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剧,不断滑向“技术利维坦”。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先天存在的算法歧视、黑箱操作等技术漏洞冲击着传统政治秩序和价值体系,加速撕裂人类社会具有共识性的正义、自由、平等、理性等基本价值,使人的主体性被慢慢抽离出政治生活。当前人工智能风险与挑战的必然性与紧迫性,使人们不得不审慎对待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合理勘定人工智能的应用禁区,最终达到技术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实现“善治”与“善智”的美好目标。

“把官员的激励做对”是政府治理的关键。以县域为研究单位,关注县域“科级天花板”对晋升激励的约束结构,考察地方政府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将区域层级化,拉长人事流动与晋升的链条,拓展激励机制有效运行的空间,并将“社会人假设”带回到分析之中,将“社会人”与“政治人”“经济人”共同视为是政府官员的不同面向,考察社会、政治与经济的三重目标偏好如何共同形成对政府官员的激励,研究发现:在县域之中,不同区域因其区位、产业资源与产业基础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投射到科层体制之中,形塑出区域层级化的特征。当基层政府拥有自主激励设置权时,经济回报与职务晋升、近家福利相配合,形成了治理主体与治理任务之间相对优化的匹配;但随着治理制度的变革,基层自主激励设置权丧失之后,高治理负荷的乡镇无法通过经济回报来激励缺乏职业晋升前景的基层干部,进而使得其治理陷入激励不足的困境之中。

物理韧性相同、可用公共资源相似的城市社区,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出现政策执行和社会治理效果上的明显差异,这是因为城市韧性不只是基建生态层面的物理韧性,还体现为政府统合下的政治社会治理韧性。街头官僚是地方政府与社会大众之间的韧性治理纽带,其联系服务和组织动员群众的能力,决定了城市整体应对突发事件的韧性效果。街头官僚直面群众、为群众服务的工作属性,为其发掘、组织社会应急资源,正面强化社会治理韧性带来优势。然而,当前基层群众工作也存在少数化、形式化、外包化等问题,减少和降低了基层工作者联系服务群众的机会和能力。而城市基层治理的科层化、技术化和专业化,或推动公共服务变成没有温度的产品,个体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逐渐弱化,街头官僚存在脱嵌社会的风险。政府应注重街头官僚的群众工作能力建设,发挥群众工作的时空弥散性优势,依靠人民群众建设人民城市。

随着数据信息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频出的信息安全事件导致在全社会范围内正形成使用智能产品的信息隐私忧虑。通过一项全国性互联网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基于知识属性特征,人工智能素养作为智能时代的数字素养,可被划分为通用智能素养和专用智能素养:前者强调在智能产品上的消费运用能力,同隐私忧虑呈显著正向关系,并且个人对自身隐私的保护意识在二者关系中起到了正向中介作用;后者强调在智能产品上的技术生产能力,并因对智能产品的技术信任而显著降低了人们信息隐私忧虑水平。其中,实践导向的人工智能专用素养对于缓解个人信息隐私忧虑的作用更加明显。上述结果一方面解释了随着人工智能产品推广以及通用人工素养的普及化,公众信息隐私忧虑逐渐加深的客观现象;另一方面也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鉴于专用人工智能素养缓解个人信息隐私忧虑的作用机制,除应推动建立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标准外,政府还应继续鼓励专业人工智能知识的科普工作,并着重培育公众人工智能素养的实践能力。

智能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教育生态和学习形态,促使学习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以智能技术为依托的学习方式种类繁多,为师生提供了多种选择,但也令其陷入了学习方式变革的焦虑之中。究其本质,智能时代学习方式变革的核心聚焦于学会学习。智能时代的学会学习是一种提倡人机协同的教育理念,是一种强调高阶思维的跨学科素养,是一种彰显个性自主的智能化学习。探寻智能时代学会学习的实践路径须提倡学会学习,转变教育教学的理念;开设相关课程,培养跨学科综合能力;转换教师角色,构建师生学习共同体;借助智能技术,优化评价方法和体系。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个性化学习是适应未来社会和促进个人发展的时代诉求。基于学习者个性特征的学习行为数据,运用海量数据分析和模型算法推荐,进行智能化选择、决策和服务,为学习者规划学习路径、供给学习资源、创设交互情境、提供实时反馈,并通过学习数据的二次供给同步调整和优化,实现个性化学习目标,是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个性化学习的闭环运行机制。从学习者基础数据、智能决策与个性服务、学习模型建构的动态层级关系看,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个性化学习的实践路径为:以数据挖掘精确绘制学习者个体数字画像,引导量化自我与量化学习;以人工智能的推荐算法与学习适应管理系统,实现智能决策与个性化服务;通过机器学习构建深度学习的人本生态系统,促进学习从浅表走向纵深。

基于2011—2020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面板变点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个维度对于城市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地域差异,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助于共同富裕;(2)数字普惠金融对于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减作用高于中部地区及东部地区;(3)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各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差距先增后减,存在三个变点并呈现出四个不同的阶段。为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应当着重提高其具体业务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且应适当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对于第三变点值前后的省份应采取不同的发展政策以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缩减。

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GVC)位置的变化对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将产生巨大影响,嵌入全球价值链与收入分配具有密切关系。基于1995—2009年中国制造业的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缩小高、低技能劳动力收入差距,通过向价值链下游移动这一途径实现;第二,上述作用的影响机制是改变要素市场上两种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而在边际上实现劳动力报酬差距的缩小;第三,行业层面的科技竞争力水平对上述影响机制的影响程度有调节作用,即该行业科技水平越有竞争力,则GVC位置的变化对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越小。研究发现,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有助于收入分配公平,但随着科技创新成为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需要采取相应措施,包括:要通过政策引导提高制造业各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要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技能培训,做好“产学研”结合、提高科学技术竞争力水平,以避免收入差距再度扩大,并掌握价值链上的核心竞争力,使我国的制造业自主可控地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财政制度是极为重要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中的公共性体现在财政方面,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借助于比较黄宗羲和洛克二人财政公共性思想的内容,具体而微地呈现17世纪中西方财政制度公共性各自的展开进程与历史差异,集中反映财政公共性思想内容的以下四个方面:财政权的性质、财产权的来源、财政征收的控制、财政管理的主导者,研究发现:大体来说,黄宗羲主张的财政思想,没有像洛克那样通过两个契约过程区分出政治社会与政府,使其主张的公共性难以落到实处,而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王者”的行动解决一切问题,他也没有坚实的财产权理论,财政征收只是强调用客观的低定额来约束财政权,财政管理虽创造性地提出用知识精英组成的学校来发挥公议作用但却耽于空想;洛克主张的财政思想,基于完善的社会契约理论,区分出政治社会与政府,从而凸显出公共性,并创造性地发展出坚实的财产权理论,强调由经济精英组成的议会来通过公议确定征税额从而约束财政征收权。黄宗羲与洛克的思想差别,相当大程度上并非源于二人思维能力的差别,而是出于所处国家发展阶段的不同。黄宗羲的财政思想主要是总结帝制中国传统的财政思想,对于未来虽有设想但不可能有太多的开拓;洛克的财政思想虽然有西方中世纪的影响,但更多反映出已跨过现代国家门槛的英国的思想家对于现代财政的设计。财政公共性逐步展开的过程,已分别体现在二者所处的中国和英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操控取向,以及技术理性树立权威的助推效应,使技术在现代社会已然具备公共权力的形态,并以此规制社会。技术权力深入至社会权利的内在层面,引发了主体规训、弱势排斥、价值侵蚀等复杂效应。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典范的ChatGPT的出现,意味着在应用领域深度扩展的同时,技术权力将对人类社会产生“狂飙”叠加式的冲击,强制性排斥、致暗性操作、误导性分析及竞争性阻隔所产生的是人类社会权利机会的缺失、主体责任的缺位、行为决策的偏误以及未来发展的阻滞。面对愈加激进的技术权力,应坚守“人为万物的尺度”理念,愈加“保守”人的主体性和权利的自主性,明晰权利优先、透明与问责、伦理与法治的原则、底线和路径,重新声张、获得并维护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自由、平等与尊严的根本价值。

在近代欧洲,主权观念的诞生伴随着国家建构的空间转向,从物理空间、法理空间到表象空间,领土型国家是在内外两个维度上构建的,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同帝国、教会、领主与其他主权间的关系,还要借助地理性的权力机制将国土空间及其秩序安排予以定型。对于这种国家空间化和主权领土化的现象,传统学界通常将其归因于自上而下的结构转型。然而,无论是物质意义上的边界封闭,还是法理层面的权利论证,都是经由一系列的实践和经验总结而成。以近代法国为案例,领土性国家的诞生体现在边界划定、国土整合、空间治理与文化表象等各个方面,而梳理这些微观层面的现象和传统,对于理解近代的地缘政治文化,反思当下全球的领土性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