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较的框架中定位与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有助于在理解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基础上把握其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在发端处,中国现代化起自传统与现代对比而来的发奋追赶,在发展中,中国现代化一直在以学习来推动现代化,以“他者”“强者”的经验来带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式现代化的应然道路应当避免陷入捍卫“传统”与全盘西化两种极端,应归纳总结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以完整的现代化方案引导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现代化普遍趋势与国家主体性之间,准确定位现代化的目标模式。

在社会科学中,结构功能主义曾经盛极一时、占据研究主流,但因其长于宏观分析,且不着意于个体行动,遭受广泛的批评。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抛去结构、制度、价值、文化等的罩缚,专注于具体的行动与事件研究,微观精巧的研究范式席云卷浪。总体来看,结构功能主义及其批评者的差异是存在的,但是二者是一种互补关系,而非构成彼此致命的威胁。需要说明的是,行动者无不在结构之中,行动者的行为势必要由结构来说明。由于分工不同,对社会进行一般的理论抽象,是结构主义而非其他主义所能做的。将过程引入到结构分析中来,建构一种“结构—过程”分析范式,既能激活详尽的行动要素,又能链接一般的结构。在大时代,研究者借助结构—过程范式分析大问题、产出大理论是可能的。

黄河流域既往的治理结构存在着功能单一、协同不足的问题。黄河国家战略出台后,原有的黄河流域治理结构发生转变,并促成了一系列跨域协同治理实践。为揭示治理结构重塑与跨域协同之间的作用机制,引入政策政体概念作为观察载体,并将政策政体视角与结构—过程范式相结合,构建跨域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分析黄河国家战略出台后行动主体提升协同治理水平的策略,研究发现:在中央高位推动与经济激励双重作用下,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战略规划,为实现组织功能增进主动谋求跨域协同治理。黄河治理政策政体由此被激发凝聚而生,通过改变注意力、工作思路、组织结构开展了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合作联盟等协同实践,实现了组织关系和功能重构,形成了更为稳定、合理的治理结构,进而提升了跨域协同成效。

当今世界社区基金会的蓬勃发展已成为全球地方公共事务治理变革的显著标志,尤其是欧美社区基金会的百年发展历程已充分证明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背后必然存在着一套有效的制度逻辑。在此基础上文章主要从制度、需求、技术、文化素质、激励机制和资源等方面提炼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社区基金会扎根社区发展的既有实践经验,以期对当前中国社区基金会在地化发展及其参与基层社会共建共治新格局提供借鉴。

当下城市公共空间存在不平等和排他性问题,较缺乏多元群体的包容性,这阻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公共空间的包容性营造意味着要包容所有群体来塑造空间,其核心是公共空间背后利益相关群体的多方协同。无论是政府部门、市场企业还是社区居民,由于其自身利益和权责的局限,均无法单独完成空间的包容性营造,只有将多方力量协同起来,才能够避免各方力量内外孤岛化的三重失灵现象,从而构成公共空间多方协同的包容性营造新范式。其中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则是社区衔接多方力量的共治枢纽,在包容性营造中起到关键的支点作用。社会组织可以依次通过在地共识营建、基层自治培育、多方力量联结和专业设计引导等四大营造措施,推动社区各群体形成包容性共识,并落实包容性空间实践,构成包容性营造机制。通过共治枢纽开展多方协同的建设是所有包容性营造的关键。基于共治枢纽的公共空间包容性营造机制研究对当下包容性城市建设具有探索意义。

随着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力度加大,政府资助已经成为多数社会组织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从政社关系理解政府支持社会组织发展是传统研究路径,鲜有研究通过数据从信任视角揭示政府资助社会组织的动因。文章采用一种混合研究设计,基于滚雪球式抽样获取有效样本384个,使用最小二乘法验证何种因素影响了社会组织获得政府资助,在此基础上,运用多案例比较方法进一步揭示各因素之间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政府在资助社会组织的过程中,更倾向于采用“关系信任”而非“专业信任”指标来衡量是否向社会组织提供资助,关系信任机制的形成助推了政社双方在互动过程中的双向认可,尤其是具备一种公开、显性、正式的组织关系信任的社会组织更可能获得政府资助。在这种非竞争性的政府资助分配机制下,一旦社会组织将过多资源用于关系建设,就可能减少对专业能力的投入,长此以往政府资助分配会偏离最佳阈值,更无法实现政府购买服务制度设计的初衷。

政府在治理实践中发明了绩效管理,本应发挥辅助决策、改进治理、提升干部担当作为的作用,而在现实中干部反而却困顿于“繁文缛节”的绩效指标,陷入了“被绩效治理”的绩效悖论。在这种背景下,反思“奥卡姆剃刀”在绩效管理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方面的价值颇为必要。基于广西政府绩效管理激励干部的经验,分析发现当前广西绩效管理中的化繁为简、考少考精考实、突出瘦身健体等举措契合于简约治理。在当前我国各个省份普遍存在绩效考核体系繁琐不科学、绩效激励多头导向且不明确、绩效考核体制繁多且不完善、绩效考评方式冗杂且不灵活等挑战下,运用简约治理激励干部当担作为极为必要。通过采取精简指标体系,强化正向激励、鼓励出新出彩,提升管理效益效能、精简考评方式,优化考评方式,提升绩效治理效率等措施能够有效提升绩效评估效率,取得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成效。

综合课程着眼于学科之间的“联系”,却削弱了知识掌握的深度。单一学科的教学能够保证知识传授的深度,却又无法顾及学科之间的“联系”。“跨学科主题学习”意在超越二者各自的局限,通过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直观理解,并让学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以此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深度掌握。要做到高质量的“跨学科主题学习”,需要摒弃“生成”的路子,要求教师精心选择教学内容,合理组织教学材料,并科学地进行教学设计。

学科的本质是育人,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各学科《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将学科育人的内涵具体表达为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并指出学科实践是落实学科育人的具体路径。学科实践以学科独有的方式学习学科,彰显学科独特的育人价值;用实践的方式学习学科,使学科知识学习向发展素养转化;学科实践助力学科综合育人因素作用的发挥,实现学科知识与育人的统一。开展落实学科育人价值的学科实践活动,首先要将学科育人目标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学科实践目标;其次需基于学科特点设计高价值、多维度、形式多样的学科实践活动;再次要形成以问题为引领、活动为主线的学科实践运行逻辑;最后要提供多方面支持,促进学生独立地完成学科实践过程。

金融发展在缓解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矛盾中起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份1999—2018年的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金融发展对工业污染排放的作用机制与效果,结果表明:(1)金融深度发展直接促进了工业污染排放,而金融效率发展直接抑制了工业污染排放。(2)金融发展调节了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对工业污染排放的作用,但调节作用效果因金融发展指标和污染物选取不同而存在差异。(3)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排放之间存在“倒N”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

空间政治经济学聚焦讨论了与城市发展和平衡相关的议题,但少有研究聚焦城市层级对城市发展及空间失衡的影响。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城市在发展扩张过程中,融资能力呈现出鲜明的行政层级差异,且这种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并展现出区域异质性。具体而言,城市因行政层级带来的融资优势,在东部最小,中西部次之,东北地区则最为显著,呈现出内陆地区省会城市一枝独秀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中央平衡发展政策减少了东西融资差距,弥补了部分落后城市的融资劣势;高行政层级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得到了经验支持;在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城市群一体化区域,城市因区域协同发展效应,更易具有融资优势。因此,为提升城市发展的空间效率和可持续性,应在既有的纵向支持体系下,通过设计顶层政策支撑,逐步建立以高行政层级为中心的城市间横向支持体系,最终实现都市圈的协同发展与共赢。

研究宗族组织的治理过程,可以增进对传统社会地方治理性质的理解。从明后期到清代,宗族在地方上发挥显著的治理作用,特别是在赋役治理过程中。大量文献阅释了这一历史过程,然而,既有的研究在有关宗族的性质以及宗族在治理过程中的意义方面存在分歧,特别是宗族是自发演化的血缘团体还是人为构建的宗法制,还有争议。为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有必要从明清赋役变革这一背景探讨宗族角色的转变及其发挥治理作用背后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探讨宗族性质以及宗族在地方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意义。利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所载资料考察相关主体对财产占有关系的认识以及赋役负担方式的看法,并从制度施行的视角探讨宗族宗法社会中财产占有的边界、赋役承担的原则、契约实施的效力,结果显示不仅仅是血缘,宗法观念认同在宗族治理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此,房长、绅士等群体作为皇权的代言人主导地方治理,宗法财产权制度强化,公共事务合作受限于宗法关系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