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国家就会有边境,如何提升陆地边境通道管控能力,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面临的普遍性难题。目前我国陆地边境通道虽然在发挥“门户”的通达与“关卡”的守护功能方面成效显著,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仍面临着公共安全观念薄弱、制度保障需要夯实、组织机构尚不健全、差别化保障能力有待提升、社会力量参与微弱、资源投入不足、智慧边境通道建设缓慢、与周边国家的公共安全合作仍有局限等新情况与新问题。因此,应该从多角度、多层次优化我国陆地边境通道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路径,使其“桥”的连接和“墙”的抵御功能都能够得到有效发挥,确保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国在世界变局中重新审视民主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的总概括。全过程人民民主既具有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底蕴,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完成了人民民主的升华,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意涵,实现了对人类民主发展成果的扬弃和超越。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逻辑有其自洽性,存在着一个从任务背景、领导者到主体力量、内在精神再到运作导向的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具有显著优势的民主模式,能够避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过度紧张以及权力机构之间的任性否决,确保了民主政治的高效率运作,有利于人民群众对公共决策和治理过程始终保持必要的发言权和实质性影响力,并且高质量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实质民主的各种期待。

2022年11月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的问世,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强烈关注,也引发人们对于技术带来挑战的忧思。就公共管理而言,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愈发成为驱动人类社会思维方式、组织架构和运作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全方位重塑的引领力量,为其创新路径、重塑形态、推动发展提供了新的重大机遇。ChatGPT强大的语言处理能力可以极大促进政府组织间信息流通和合作,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升公共管理的效率和效益,为数字政府建设带来发展的契机,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如智能化政民互动、智能化公共服务、科学化政府决策等,甚至引发政府的深层次改革。同时,ChatGPT的双刃效应也给公共管理带来巨大冲击和风险,让人们开始关注ChatGPT时代的制度重构与风险规制,思考如何合理管控ChatGPT的应用边界。在传统公共管理强调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框架下,ChatGPT的运用面临公共价值失灵风险,对此有必要重构人工智能时代的公共价值失灵判断标准,针对其潜在风险提出对策。人类自身的道德问题、人类对高智能体的矛盾心态、公共生活的复杂性,也使ChatGPT为代表的聊天机器人面临道德性夭折的风险,对此应秉持人本主义,构建人工智能时代的价值规范。ChatGPT的应用及发展对劳动力的提质增量可能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对此应设计科学有效的政策,使人工智能促进社会进步、增进民众福祉,以维护劳动力的可持续发展。

ChatGPT作为一种新型聊天工具,其应用不仅仅限于聊天,而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进而也影响到网络政治传播领域。从可能性维度来看,ChatGPT将对网络政治传播进行新赋能、新赋权,使网络政治传播出现悖论性拓展。它既为网络政治传播带来新的提升,也使网络政治传播具有异化的趋势;既为网络政治传播技术带来颠覆性与革命性的变化,又给网络政治传播带来新的挑战;既给网络政治传播带来确定性,又给网络政治传播带来非确定性。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开启了教育的新变局,尤其是对研究生教育带来机遇与挑战。以ChatGPT为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出现“课堂替代、教师替代、考核替代”等三重替代,极大地冲击以知识传递为中心的教育模式。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在现实感知、道德传授和情感表达上存在内在局限,短时间内难以完全取代人类教学,但存在降低整体学习成本、释放人类创新能力和推动学生个性化培育的潜在可能。未来的研究生教育要充分把握人工智能正反两方面功能,以个性化培养破解普遍化困境、以场景化营造避免虚拟化倾向、以思想性引领超越技术性局限,防范人工智能带来的潜在风险,推动创造性、创新性教学教育有效变革。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在赋能教育变革中展现了巨大的活力。ChatGPT作为一种语言处理工具,不仅可以回答用户的问题,还可以完成用户设定的某些任务,甚至还可以持续实现任务的优化。ChatGPT具有强大功能的同时,也伴随着亟需弥补的短板:回答问题的准确性不足,数据污染问题,伦理与安全问题和知识剽窃风险。在助推学校教育变革过程中应用ChatGPT既存在机遇,也有挑战;ChatGPT的出现给予了教师反思人师存在价值的契机,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简约治理的基本特性是“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其运行的前提是国家与社会各有边界,基层有自主空间。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简约治理都是相对于国家正式科层治理而言的,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变通,是一种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是一种讲究治理实效而非繁文缛节的实体治理。正是由于无需完全依赖于国家科层制力量,这种半正式或非正式治理才具有简洁高效的特点,才显得“简约”。解决基层形式主义问题的关键是处理好“上面千条线”和“下面一根针”的关系,要给予基层应有的自主性和自治空间,从而使基层能发挥党委的政治统合功能和相应的简约治理能力,最终使基层组织这根“针”既能串联“上面千条线”,又能扎根于乡土社会之中。如何从“社会基础”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理解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则需要我们不仅向西方学习,更要向中国传统和现实经验学习。

公共危机的不确定性往往会导致社会恐慌和混乱,而消除这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效的意义建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意义建构成为政府危机治理韧性的决定因素,促进意义建构成为政府危机治理韧性建设中越来越重要的面向。从意义建构的视角来看,有韧性的政府危机治理表现为政府能够在危机中对出现的风险信号保持灵敏的识别和理解,为公众提供动态性的价值引领和有意义的行动框架,而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不断强化意义建构中的韧性建设。这需要改变政府单向的意义给赋模式,推动多元参与和协同的意义建构过程与机制的建设。

社交媒体日益普及并深入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研究社交媒体使用方式对国民主观福利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20年数据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主动型使用行为会显著提升国民主观福利,产生福利效应;社交主动型使用影响国民的认知标准、积极情绪和预期满足,是社交媒体使用方式的主要传导机制;通过工具变量和混合方法回归克服内生性问题,模型表现稳健;传导机制存在异质性,女性社交媒体主动型使用主要影响积极情绪,受教育程度越低更易改变认知标准和预期满足,高教育程度国民更多通过影响积极情绪作用于主观福利,农村居民社交媒体主动型使用仅仅影响认知标准,福利效应不显著,低龄与高龄居民社交媒体主动使用的福利效应显著,中年居民更多通过影响预期满足作用于主观福利。

数字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立足于数字经济的典型特征,从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三个层面研究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发现:数字经济整体上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引入工具变量、更换估计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等一系列检验后结果依然保持稳健。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技术深化的动力变革、配置优化的效率变革以及市场整合的质量变革来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成熟度高、实体经济规模大的地区,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相关成果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构建收入分配—消费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框架,基于共同富裕背景,从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两个维度考察收入分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及消费升级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居民收入水平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差距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样本期内收入差距均值高于相应阈值,抑制了产业发展。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中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表明居民收入增长与合理的收入差距均会通过加速消费升级,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3)发展阶段异质性表明在经济发展初期,应重点提升居民收入水平;经济进入新常态,要注重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异质性表明提升城市、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均会促进产业发展。区域异质性表明提升区域收入水平、缩小欠发达地区收入差距、保持发达地区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利于产业升级。

“秦并天下”,实现统一,影响了东方史的走向,也影响了世界史的进程。秦南征百越与“尉屠睢”“监禄”两个身份并不很高的历史人物相联系,具有开启新的政治格局与文化方向的意义。这就是:1)南尽北户,置郡南海;2)楼船之士,进击百越;3)凿渠运粮,深入越地。这些举措扩展了秦帝国的疆土,促成了区域文化的交融,也打开了通航南洋的门户,而“楼船”“凿渠”两事,从交通史、水利史、工程史、航运史、海洋开发史的视角考察,有必要认识其伟大发明的性质以及改变世界秩序的意义。“尉屠睢”“监禄”的历史作用,值得史家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