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有着深刻的内涵,实现高质量发展既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又符合新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必须高质量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同时,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发展方式转变、发展动力转换、治理效能提升等方面形成多方合力,推动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数字政府建设进程的加快凸显了数字技术在重塑政府治理形态中的关键作用。数字化转型对政府组织中不同成员的决策权产生了差别化的影响。其中,街头官僚和在数字应用开发能力较弱机构工作的党政干部更有可能感受到数字技术运用带来的被支配感。在数字政府中,政府组织的算法决策和刚性执行之间的分离,正是数字时代理性组织的最新表现。总的来说,数字政府建设正在推动政府内部决策与执行的分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离,形成了以决策权集中、行政科层化为主要特征的政府组织结构变革趋势。这意味着数字政府建设可能会推动技术治理、科技治国等思想的重新复苏,而研究者则需要更加细致地考察技术治理的限度及其未预期后果。数字政府建设中政府组织的决策权集中化和行政科层化趋势,对理解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空间治理逐渐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议题,不同学科对“空间治理”这一术语的理解与使用丰富了其蕴涵,但概念的纷繁芜杂不利于学术对话与知识的累积性发展。文章旨在发掘空间治理的核心意涵,梳理空间理论的逻辑进程及其对治理实践的变革意义。先哲们对空间的思辨阐释与科学认知,为理解空间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和方法论指引。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转向”,使得空间脱离了位置、场所或容器的内核而指向一种“隐喻”。空间之于治理,既是一种治理依据,也是一种治理对象,还是一种治理策略,更是一种治理理念,两者之间呈现一种“空间塑造治理、治理重构空间”的多维度结合与多层次互构的关系。国土空间规划、行政区划调整、社区网格化管理等实践形式,体现了空间与治理的互构关系。空间治理的关键词是各种虚实结合的边界,其价值目标是实现空间正义。

中央编办文件和《政协章程》都明文规定“乡镇不设政协机构”;但近年来镇(街)政协机构在全国范围迅速扩张,却没有机构和人员编制、财政预算等制度化资源,性质上属于典型的科层组织非制度化扩张现象。在基于权威性和政治位序双重维度构建2×2类型矩阵的基础上,选取南京、广州、娄底和顺德为代表性案例,系统考察镇(街)政协机构设置的具体做法和典型特征,研究发现:镇(街)政协机构扩张遵循三重逻辑,即通过委员属地化管理和机构下沉提升履职成效和话语权的发展逻辑,通过借势政治话语和借力市县党委获得正当性的合法化逻辑,以及通过汲取非制度化资源的吸纳逻辑。当前镇(街)政协机构面临着代表性、合法性和可持续性等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何从理论上创新性解释、在实践中突破既有限制,决定着镇(街)政协机构的健康发展和未来走向。

“调适”是基层政府执行行为的典型特征。根据“调适”的内在机理,提炼出“差异化调适”的概念,建构“情境—结构—行为”分析框架,应用于基层综合行政执法实践分析中,研究发现:在不同情境下基层执法人员会基于组织规则和治理资源两个维度,与执法对象开展不同的互动博弈,执法行为整体表现为差异化调适的逻辑。具体来说,执法情境可归为清晰—模糊—不确定性三种类型,执法者会基于不同的情境和结构展开互动,最终生成不同的执法类型:原则式执法、折中式执法、渐进式执法。基层综合执法行为是基于具体情境对执法行为做出不断调适的过程,情境、结构与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并可作出类型总结,这为基层执法行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框架。

基层政府负荷运转掣肘了基层治理效能。基层政府负担不仅来自工作任务本身的繁重,还来源于条块之间失序的非均衡关系。作为内生于中国政治实践并独具特色的政府间关系模式,条块关系在发挥独特政治功能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负外部性,成为影响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结构性因素之一。在基层治理中,极少数上级条条通过纵向发包、考核监督等方式将任务和压力传导给基层政府。部分基层干部为了在问责风险和晋升激励之间寻求平衡,采取了形式主义的应对方式,成为机械的政策执行者,也加重了自身负担。推进基层政府减负,既要从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上着手,又要从赋权增能提效出发,通过厘清条块职责、理顺权责关系,同时完善考核机制,给予基层政府更多的治理资源和作为空间。

智媒时代传播学者的核心研究问题聚焦于媒介与人和社会的关系,“信息茧房”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议题,却在中西方研究中呈现出显著的取向差异。通过对“信息茧房”议题的范式解构,从研究方法、研究核心、研究视角、价值取向和学术立场五个要素进行全面的中西方研究对比,总结中国“信息茧房”研究的范式特点,将之与传统的西方传播学范式比较,发现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和合范式”,即宏观—功能主义、理性—批判主义和人文—技术主义三种本土化范式和合共生而成一种新的范式。最后,指出了“和合范式”的整合思维、以人为本与批判基因三大特点在智媒时代的热点话题计算科学、新新媒介与平台霸权的研究中的潜在价值。

政治信任关涉政治合法性和政策有效性的基础。运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对媒体接触与政治信任的关系及其影响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人的政治信任既来源于制度绩效也来源于社会文化,二者通过传播媒介被整合进政治信任的发生机制;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有利于维系政治信任,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则可能造成政治信任流失;新兴媒体的侵蚀作用对传统媒体的涵化作用具有挤迫效应。基于“媒体接触—政治社会心理—政治信任”的分析框架,得出了与以前学者不同的结论:电视的作用总体上倾向于负面,作为中介变量的国家认同、政治兴趣、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构成了媒体接触影响政治信任的中间机制。互联网时代培育政治信任亟需大众传媒提高自身公信力。

在现代社会中,大量的生产任务都是由人们协作完成的。有了协作就有了个体绩效与集体绩效,基于绩效认定的资源分配不仅会对组织,也会对社会层面的公平产生影响。传统绩效认定以测量为基础,集体绩效则被视为所有可测量个体绩效的加总。由于忽视了协作关系中的不可测量之物,这种方式实际造成了组织内外的分配不公。要促进绩效认定与资源分配的公平,我们需要区分不同协作关系。其中,非专业性的协作关系可以被视为一种投资关系,每种协作关系都对应着一个协作效率,使个体绩效与集体绩效都能得到准确计算。专业性的协作关系中存在个体绩效与集体绩效的断裂,即集体绩效不能被视为个体绩效的加总。在这种关系中,我们可以把可测量个体绩效的加总视为集体绩效的一半,并把不可测量绩效视为所有协作者的共同贡献,由此计算所有协作者的个体绩效。这将使以绩效为基础的组织分配更加公平,也将使社会层面的公平正义得到促进。

大众评估时代的到来,公民的评价权得以彰显。从传统的政府绩效评估走向新时代的治理效能评估,需要公民与政府的两维评估主体同步转变,方能发挥治理效能评估在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中的作用。将这两类评估主体放置在“场域—价值—角色”的三维向度所构建的分析框架中,以揭示不同主体的应对逻辑:公民和政府在治理(参与)场域、价值向度以及角色定位等维度需要适时调整转变,以适应治理效能评估的要求与挑战。同时,治理效能评估还要关注信息技术对治理场域的扭曲,警惕工具导向对公共价值的侵蚀,应对不理性评估行为造成的角色紧张,以助推评估国家的转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治学人以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为主线,大力推进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各方面发展取得显著成绩:政治学学科体系的本土特色更加突出,积极回应了我国政治发展要求;政治学学术体系的中国意蕴更为恢弘,有力彰显了我国政治文明的新贡献;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中国声音日益强劲,更好匹配了我国大国地位。面向未来,要以“三大体系”建设为抓手,立足中国实际,重视中国经验,传承中国基因,全面提高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的自主性。

批判性研究是一种基于自我反思的逻辑,以启蒙和解放为导向,并致力于改造社会现实的规范研究类型。批判性研究具有批判倾向、行动取向和结果导向三个典型特点。批判性研究是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中一种非常重要却被忽视的研究路径。在比较的视野下,批判性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路径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彰显,从而凸显了其方法论的价值。批判性研究的适用范围与其研究目的和具体任务密切相关。就批判性研究的目的而言,批判性研究旨在通过批判和揭露破除“虚假意识”和“虚假需求”,使人们能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意识”和“真正需求”,从而实现个体启蒙和解放,以改造社会现实,并逐渐消除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压迫和扭曲。批判性研究设计力图在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发明、发现、诠释形成新的理解,继而成为新的经验,并力图通过这样的周而复始的循环,不断地破除虚假意识,解放整体意识。大多数批判性研究大致具有如下流程或程序:回顾历史、历史阐述、设计、收集、分析、结论、改善历史。除了与一般研究相似的构念、内部和外部效度等评价维度外,批判性研究还有基于其自身的哲学假设、原则以及如何做研究的立场等的其他一些质量要求。作为方法论或研究范式意义上的一种研究路径,批判性研究的发展需要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要加强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联结,重视渐进、有限的社会建构,同时要重视批判性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发展,实现方法多元化和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