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系统概念。世界现代化的推进历程深刻证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进步跃迁与人类社会的演进发展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不同形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中国式现代化是从理论一般到实践特殊的进阶性探索过程,依靠其理念主张与实践成就构成世界现代化的中国体现,进而以其本质要求与鲜明特征在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整体维度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新时代“两个大局”的大背景之下,把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新文化篇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两个结合”为依托,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以“守正创新”的革新思想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文化创新方针,以“存而不忘亡”的忧患意识和“文明以止”的人文精神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发展目标,以“和而不同”“厚德载物”的共生精神提出“深化文明互鉴”的文化交融途径,使得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而更具特色。

数据是推进“人工智能+”行动的关键要素,数据治理有利于解放新质生产力。在“人工智能+”行动对个人数据、企业数据和公共数据提出新要求和形成新挑战的情况下,有必要以分层治理的思路,以促进数据流通和保障数据安全为准则,区分不同类型数据的治理目标,形成数据法律法规的联合治理。要通过优化个人数据的授权和利用,促进企业数据的交易和流通,平衡公共数据的开放与安全,来实现人工智能产业化中数据的创新治理和高效治理。

“人工智能+”行动已经成为政府工作任务之一。“人工智能+医疗”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风险,包括内生和衍生的技术安全风险,人机双向价值对齐困难、不同伦理诉求难以平衡、医疗数字鸿沟以及医疗不公平的伦理风险,患者隐私和个人信息权益难以保障、医疗AI的侵权责任难以界定的法律风险等。探索基于患者赋权的“人工智能+医疗”的治理路径,需要形成前端赋权、中端监管与后端追责的治理机制,即前端赋予个体权利,建立健康医疗数据权利体系和医疗AI算法权利体系;中端强化医疗AI的运行监管体系,形成自我监管、专门监管、风险监管等多种监管模式;后端从医疗AI的法律客体地位、侵权责任规则和赔偿分担机制三个方面完善医疗AI的侵权追责体系。

“人工智能+”行动对算法发展提出了要求,也改变了实现算法正义的衡量标准。算法正义与权利具有内在相关性,维护和发展权利是算法正义的内涵要义。算法发展应先行化解算法领域内的权利冲突,权利衡平对算法正义有重要的评判价值。目前算法应用中呈现的破坏平等、违反自由、威胁安全等正义偏离情形,其实质是因权利被剥夺、权利被侵害或侵权救济困难而引发的权利失衡。实现算法正义,应以法律构建权利衡平的规范体系、以伦理确立权利衡平的行为准则、以技术保障权利衡平的具体实施,确立三位一体的系统性算法正义实现进路,以更加契合“人工智能+”的要求。

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组织载体,为更好发挥高等教育在服务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中的龙头作用,需要基于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总结大学组织系统性跃迁和质变的经验、发现规律,预测发展趋势。复杂系统观下,大学的性质与职能、学科组织结构以及人才培养模式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关键子系统的转型,构成了大学的系统性变革。自中世纪起,大学的职能、学科结构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经历了四次系统性变化与转型。在新时代,大学要以创新理念引领创新型大学建设,实现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有机融合;整合分割的知识体系,构建网络化学科组织结构;打造虚实结合的育人共同体,形成多主体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作为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与加快推进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部署,为新型研究型大学服务强国建设、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创造传世价值提供了行动指南。两者共同致力回应时代需求与挑战,在提升教育质量和科研水平上相互促进,追求卓越和创新的道路上相互成就。依循现实逻辑、价值逻辑、目标逻辑、实践逻辑加强新型研究型大学建设,为发挥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龙头作用注入了新的动能。培育时代新人、推进“双一流”建设、服务“三位一体”战略、引领大学治理现代化,成为新型研究型大学赋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途径。

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需首先厘清楚数字化与中国教育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结构样态,以界定数字化在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应用范围并探析推动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现状。围绕数字化对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与作用,基于历史—政策—发展的逻辑主线,构建以主体、资源、治理、保障为实践范围的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框架;基于人—环境—行为的交互决定理论,构建以数字环境、数字能力、数字行为为主要要素的中国教育现代化中的数字化应用的维度框架;在借鉴能力成熟度模型基础上,遵循历史与发展主线,构建中国教育现代化数字化应用成熟度模型,将为数字化在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应用水平与能力以及对推动教育现代化纵深发展状况提供理论指导与行进方向。以教育要素、数字化维度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的CSSCI期刊及中文核心期刊进行检索、筛选、编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助推各教育主体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成熟度具有不均衡性,不同领域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具有差异性,同一领域数字化助推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成熟度具有差异性。这对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分阶段地有序推动教育现代化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数字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为新质生产力赋予新的内涵,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新的路径。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生产力。数字经济革命性和颠覆性创新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有助于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时代新质生产力需要加大数字经济建设投入、优化现代产业链供应链、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发展培育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开展“人工智能+”行动以及培养数字劳动力。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内在要求,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将成为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基于中国上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绿色创新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该效应主要来自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绿色创新效应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和宽带网络基础设施较完善地区更强。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强化政府和公众监督、改善企业融资状况、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改善了企业环境绩效,有效降低了城市污染排放,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影响,为数字时代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事业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厘清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系,对增进民族团结、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从意识内容看,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关系有“主干论”和“层次论”两种表述;从两种意识的强弱看,二者之间可呈现出“双强”“弱强”“强弱”“双弱”四种模式。应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加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文化认同,努力增进民族团结,为全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政治保障。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古代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节点。秦汉时期“文化、主体人群、疆域”三位一体的文明新构造得以形成,文化、主体人群和疆域这三重因子在相互牵动中确立了“大一统”的社会格局。随着秦汉文化向边远地区的大规模扩展,初具国家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体人群不断壮大,幅员辽阔的王朝疆域藉此得到巩固,汉民族就此成型。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明新构造强化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奠定了中国文化结构、中华民族结构和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格局,在考古学上具有很大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