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提出了“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重大原创性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建设使命。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诞生是中国近代遭遇西方殖民入侵后,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自我免疫”的集中体现。马克思主义“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及其在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两个结合”,是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生命之源”。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视角看,中华民族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体,同时也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文化生命体,它通过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获得了它的世界历史定向。

马克思围绕文化论题的着墨虽然不是很多,却在文化批判史上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唯物史观的语境中,马克思不仅准确揭示了文化的现实基础、实践内核及生成论特质,还科学地展示了文化范畴中蕴含着的物质和观念、动态和静态的辩证结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本创造文化”这一论题。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按照自己的面貌和增殖的要求创造了相应的文化。这种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增殖型文化或牟利型文化,具体表现为崇尚物质至上的世俗文化、追求同质齐一的机械文化、强调个人利己的功利文化和吹捧形式正义的伪善文化等基本类型。“资本创造文化”是对资本在文化创造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文化从属于资本这一社会事实的学理性指认。马克思对于“资本创造文化”的分析,实际上是一种服务于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文化批判。马克思的文化之思持久而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对于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重大的启发性意义。

公共服务作为保障国家和社会良好运行的物质载体,逐渐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面对人民群众需求层次提升的现实要求和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时代使命,公共服务被赋予新的内涵和要求。而这种变化的具体要求和表现以及由此对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带来的挑战,并没有在当前的研究中得到充分讨论。新时期公共服务现代化的要求在于实现服务配置的公平正义、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和服务供需的有效匹配。因此,有必要基于公共服务在内容体系、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变化,结合公共服务供给的基本过程,构建理解治理现代化下公共服务发展要求的分析框架,重新思考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提出公共服务的空间路径、财政路径和技术路径。一是科学配置有限的资源,优化空间功能与设施布局,重构公共服务的空间结构和空间秩序,以空间资源配置回应空间正义。二是明晰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主体的责权关系和角色,完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制度设计,以财政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三是通过打造数字化的公共服务场景,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公共服务需求识别和反馈机制,以技术赋能实现供需有效匹配。

巨型工程因其超大规模引发复杂性治理难题,需要国家的全面介入与稳健驾驭。西气东输工程的案例研究显示,超大的工程规模会导致决策的信息缺失与方案模糊问题,以及工程建设中的项目集成交互和多主体协同困境等治理难题。为解决这些难题,国家通过战略框定与工程目标建构,以国家意志塑造巨型工程战略纵深与社会合法性;通过方案最优化决策与群体智慧支持,以集体理性弥合理想最优方案与群体决策结果的差距;以领导小组统筹部署、高层权威推动和政治性协调,整合碎片化治理权威,形成有效的府际治理合力;通过国家主导的组织结构网络,国家权力深刻嵌入工程建设场域,以国家能力的积极运作实现管理协同。巨型工程的国家治理逻辑可概括为全面介入、战略统筹、稳健驾驭和有效治理,其研究有助于拓展巨型工程治理的国家理论,加深对中国巨型工程治理和决策过程的理解。

智慧治理是智慧城市的必要组成,也是提升智慧城市建设水平的关键切入点。智慧城市是功能与行动多个面向之上的城市整体智慧化,而在智慧城市运行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需要智慧治理对其赋能予以解决。在中国和亚洲各国城市智慧治理的实践中,智慧治理赋能智慧城市的宏观赋能机制以及微观达成路径得以浮现。具体而言,智慧治理通过“技术智慧在城市治理中的释放”以及“技术对城市治理中人的智慧的激发与放大”的“双重智慧”机制完成对智慧城市的赋能。智慧治理的微观达成路径涵盖了“彰显敏捷与精准治理的智慧”“提升多主体包容性的智慧”以及“响应城市人本需求的智慧”三方面,不仅是“双重智慧”机制在现实层面的转化,也是智慧治理赋能智慧城市的底层支撑。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阶段不断跨越,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税制结构随之发生变化,优化税制结构、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成为我国深化税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我国经济管理部门应根据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变化适时调整、优化税源结构,正确处理投资和消费在税源结构中的关系,以确保税收收入的可持续、稳定性;在稳定宏观税负前提下应更加强化税制调控功能(特别是在社会公平领域的调控功能),不断强化直接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功能作用,促进社会适度流动,有效调节数据要素相关收入分配问题,更加有效调控区域税收分配、维护全国统一大市场。

推动农村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中小微弱”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促使农村金融高质量服务实体经济,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环节,更是实现包容性增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应有之义。通过构建农村普惠金融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2008—2018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测算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同时利用社会网络分析(SNA)、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农村普惠金融空间关联网络的关联关系数及网络密度均呈现先递增后下降的趋势,并于2011年达到峰值,整体关联网络通达性好,同时又存在“等级森严”的网络结构,所有网络特征指标均较为稳定。(2)上海、江苏、北京、浙江、山东、广东6个省份的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均最高,一直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核心区,掌控和支配能力更强,且对其他省份金融资源具有极强的虹吸作用,导致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仍然处于集聚阶段。(3)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政府干预程度、产业结构、银行业竞争是影响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五个重要变量。从直接效应看,经济发展、高人口密度、银行业竞争均促进本地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从间接效应看,某地人口密集、第一产业占比过高、激烈的银行竞争均会抑制周边地区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而政府加大对某地的财政支出也可以对周边地区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

构建高效规范、竞争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制度优势。以我国2007—2019年地市级数据和省级数据为样本,在采用因子分析法测算全国统一大市场程度的基础上,实证研究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对绿色技术创新“量”和“质”的提升都有显著促进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可通过数字化效应和研发投入效应带动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进一步考察发现,这一提升作用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在不同产业高级化程度下呈现“节节攀升”的非线性特征,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未来在探索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升级路径的过程中,应制定规则统一的市场基础制度和着力打造高质量数据要素市场,畅通东中西部绿色创新合作渠道,推动产业高端化转型和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期为城市绿色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元宇宙是数字信息技术发展的未来形态,其内蕴的数字分身协作助手、虚实共在场景、超强社交网络体系以及联通共享的数据资源运用于课堂教学,将推动形成协同精准的教学范式,促生深度沉浸的教学样态,激发多维立体的教学交往形态,满足多元智能的教学评价需求。与此同时,元宇宙也可能带来教师胜任力不足,师生教学情境适应困难,师生交往情感疏离以及教学评价人文向度缺失的挑战。为应对此种挑战,需要大力提高教师的数字胜任力,强化师生多场景适应能力,塑造师生的理性教学交往行为,促进“质性”与“量化”评价的融合,提升教学评价的人文关怀。

教育人工智能是一种新兴技术,在凸显其优越性的同时逐渐显现出诸多技术伦理问题。美国作为教育人工智能技术的先驱国家,其教育人工智能技术伦理问题表征和规避策略更具典型性。美国教育人工智能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各种偏见、歧视:智能系统出现错误和技术漏洞时追责困难;海量数据搜集会侵犯学生多种权利;学生长时间使用智能系统可能面临发展障碍,出现“成事”与“成人”的价值冲突。为规避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美国制定了教育人工智能相关标准,加强教育人工智能算法监管,出台数据保护指南和法案,并规范智能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我国应借鉴美国教育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治理策略,制定和完善教育人工智能相应政策,建立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全员联动监管机制,研制教育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培养和提升师生的人工智能素养。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数字教材应用已成为教学实践的内生变量,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落实立德树人教育任务的重要途径。在历时性变迁中,教材从“纸质”走向“数字”的变化是制度创新、空间交叠及个体需求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此出发,共享教学资源、重塑教学生态和立足教学实际三者相结合,共同构成对数字教材应用价值逻辑的综合性理解。但从现实来看,数字教材应用背后潜藏着技术依赖、场景固化和关系失衡的风险。为规避这些风险,教师要从外力与内生的整合、技术与价值的融合、关系与功能的聚合三方面入手,进一步探寻数字教材应用的行动路向。

在世界货币史上,中国人发明的纸币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发明。不过中国的传统纸币,无论是两宋官方发行的交子、会子,以及元明时期发行的宝钞,还是民间发行的银票、钱票,均未发展成为现代货币。因此,中国纸币的发展特点可称为“早熟而又不成熟”。虽然中国纸币存在“不成熟”的一面,但其兴起和流通却对西亚和欧洲纸币的出现起到了促进作用,从而具备了世界影响。

近年来企业史研究逐渐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由于在研究视野和方法上缺乏突破,虽然近年来大量企业的历史资料被挖掘整理,但企业史的研究仍然停留在“产权、治理结构、剩余分配”等框架和结构之中。研究者在对不同企业的研究中,重复着前辈的问题乃至结论。前人的企业史研究受限于经济史的研究主题和范式,而忽视了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其最主要的动力是自我维持,其最主要的目标是盈利。为了进一步推动企业史的研究,需要将企业及其发展演化作为企业史的核心,即“一种以企业为主要推动者的历史撰写风格”,我们称之为企业的企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