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学一直是传统经学研究的重心,而家礼文化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社会治家、齐家、教家的重要制度文化。家礼及其文献产生于先秦,宋代以降家礼文献大量出现,随之研究渐多,尤其是近年来学者们从家礼的功用、家礼的发展历程和演进规律,家礼的基本内容,朱熹《家礼》,家礼对古代宗族和社会的影响,传统家礼资源的现代价值等方面展开了研究探讨。近年来传统家礼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取得了一批成果,但传统家礼文献缺少系统全面的搜罗集成与整理校勘;家礼研究也存在着不足,包括综合性和通论性研究成果尚少,缺乏对家礼发展、演变的整体把握,过于倾向文本研究,在传统家礼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尚有较大差距,影响了优秀家礼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作为“义门”的典型代表,浙江省浦江县郑氏家族在同居共爨三百余年的过程中形成了优良的家训家风。而作为民间家礼文献的圭臬,该家族的《郑氏家仪》在家族秩序维护和治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郑氏家仪》的编撰者郑泳承袭了张载、司马光和朱熹关于家礼的核心思想,秉持“礼烦则敬”的原则,借鉴《朱子家礼》的大部分内容,把儒家的“孝悌”思想贯穿于礼仪的各个环节。相较于《朱子家礼》,《郑氏家仪》适用于更加广泛的士庶社会,这不仅加速了儒家伦理世俗化的进程,将民间传统家礼发展到一个民间与官方双向互动的历史阶段,改变了《朱子家礼》产生以来单一的国礼自上而下对民间家庭仪制的影响,官僚士大夫通过自身礼教的方式得以对国家政治施加影响。

《茗洲吴氏家典》作为古代徽州具有代表性的家礼文献,在民间家礼文献产生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典》以儒家传统伦理道德为圭臬,力求将理学精髓融入现实生活,通过忠、孝、节、义规范以及冠、婚、丧、祭等诸礼礼制和仪节,达到齐家睦亲、社会有序之目标。剔除其中封建糟粕部分,《家典》对现代道德文明、礼仪文化的塑造具有穿越历史时空的价值。《家典》的当代价值与启迪意义在于:礼仪文明塑造应上承古礼又“宜于俗”,道德养成应落实于家庭日常生活仪节,家国兴旺应以教育为达道,行事为人应立品为先。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革命党、怎样建设革命党”这个党建目标,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围绕“执政党是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执政党”这个党建目标,开展党内政治生活。在这两大历史阶段,中共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一是把巩固党的领导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目标;二是把党员干部队伍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主体力量;三是把改进组织生活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途径;四是把党的规章制度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保障。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以新发展理念为核心的方法论,以民族复兴为核心的社会理想论,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的人类文明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把握其核心要旨,在理论上有助于系统准确地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上有助于增强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解决实际问题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新性。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强调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系列新概念、新观点、新论断,逐步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结晶。这一思想强调以掌握互联网核心技术为前提和基础,以传播“正能量”、共筑“同心圆”为首要任务,以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方向;坚持突出网络主权、反对网络霸权,紧紧依靠人民、共筑安全防线,把握时效度、传播正能量,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坚持依法治网、规范网络行为等策略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不仅以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以新载体新素材新形式推进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国化。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引经史子集充实话语载体,援经典故事丰实话语素材,用民俗谚语夯实话语根基,打造出了一套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激发和恢复了中国语言文字独特的魅力和优势,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话语基础。

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并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来思考农村发展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具体国情出发,探索了一条先农业生产集体化,再到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最终实现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农村发展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对乡村振兴的根本方向、出发点和落脚点、重点工作以及政治保障等方面作了全面的论述,形成了系统的乡村振兴观点。习近平乡村振兴观点是对毛泽东农村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两者具有立论的高度十分相似、基本内容相通以及发展思路不同的特点。

我国已经建立起由民事基本法确权+侵权法救济保护的人格权民事立法体例,同时也初步建立起以民法保护为基础,公法、私法协同保护人格权的基本立法架构。面对国外(地区)人格权立法及其新发展,我国的人格权立法应该补充完善相应的人格权类型,加强对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和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完善人格权民事法律救济制度,构建公私法衔接、协同保护的人格权保护机制。

偏颇性清偿行为之撤销是破产法中为了保护债权人之间利益平衡,防止偏颇性结果产生而作出的规定,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破产法中的体现,具有正当性。保险公司作为金融机构其经营和破产都具有特殊性,保险金理赔作为正常交易行为在实践中要想将其归类为偏颇性清偿而撤销难度极大且不合理,因此保险公司破产是偏颇性清偿行为撤销之例外。美国《企业破产法》将正常债务的正常清偿纳入偏颇性清偿行为撤销之例外很好地规避了保险公司破产不适用偏颇性清偿行为之撤销的问题。结合美国的域外经验,我国保险公司破产不适用偏颇性清偿行为之撤销的矛盾可以采用另行规定金融机构法定期间起算点的方式解决。

名词能受数量词的修饰是汉语语法的重要特点,也是名词区别于其他词类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汉语中有一类名词非常特殊,它们基本不能受数量词的修饰与限制,这类名词可称作非量化名词。文章在对非量化名词的句法与语义特点进行详细描写的基础上,描述了此类名词独特的显量方式,并对非量化名词的成因给予认知的解释。最后对部分非量化名词向抽象名词与个体名词的演变情况进行说明。

很多OV语序句子中的状语、补语成分不可或缺,这是因为OV语序句子需要实现性状描写功能,状语、补语能够帮助句子实现这一功能。现代汉语句位存在“前松后紧”的后限制现象,OV语序句子中的补语位置可以容纳一些VO语序句子不能容纳的成分,并且使它们成为句子的焦点。

终点类介词产生较早,经过历时发展演变,逐渐趋于精简专一。[+终点]义介词结构都分布在动词后的补语位置,具有句位义性质。终点类介词一般都具有多义性,形成多义的原因既有词汇内部因素,也有语言外部因素。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认知机制是形成终点类介词多义性的重要原因。

动词能作主宾语是现代汉语区别于英语等印欧语的重要特点之一。常见的“V₁着V₂”结构不但可以是状中结构和连动结构,还有部分是动宾结构。动宾式“V₁着V₂”结构中的V₁可以是形式动词,也可以是具有[+期待]或[+准备]等语义特征的动词。作宾语的动词V₂一般只能使用原型形式,不能与时态助词结合。动宾式“V₁着V₂”结构与状中结构、连动结构在提问方式等层面表现出一系列差异,而能与普通动宾结构发生相同的结构变换,在句法上具有一致性。

反问句在对话中出现的位置、构造类型都比较灵活,在话题连贯性上可以起到延续、终止、开启话轮的作用,但它的影响是强势的,因而也容易引起听话人的负面情感。而对话中说话人之所以使用反问句作为应对句,是受到对话内部各种因素作用后主观选择的结果。当说话人发现反问句带来的语力过强时,也会选择相应的方式加以调节、弱化。

抽象名词的所指具有非具体性、强建构性和无直感性。根据抽象名词所具有的弱空间义和强性质义,可以确定抽象名词的三个形式标准:[+种类量词]、[-成形量词]、[+很有N]。作为名词的一个次类,抽象名词范畴是一个原型范畴,具有原型效应,其内部成员的典型性有程度差异。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持“王权”国家观而无“主权”国家观。1864年《万国公法》经人翻译传入中国后,“主权”观念开始进入国人视野,晚清政府官员在对外交涉中强调要“权操自我”。1900年后,“主权”国家观开始广为传播,随后“教育权”概念引入中国。晚清时期,民间与官方的教育主权意识日益强烈,并采取多种途径维护国家教育主权。北洋政府时期,关于教育主权的论述出现多元化状况,维护国家教育主权的手段也趋向多元化。南京政府时期,通过强制外人办学立案来维护国家的教育主权。

抗战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情况需要更多关注。从校长治校的视角看,抗战时期大学发展存在四大危机:战时大学教育方针和宗旨如何确定,战时大学的基本职能如何实现,战时大学的内部管理如何开展,战时大学文化引领的职能如何发挥。战时校长转危为机的治校方略及启示意义是:对国家高等教育方针和文化的一致立场体现出大学校长对高等教育责任和使命的坚守;战时大学校长具备超凡领导力,从而提出“教育家办学”的当代意蕴;大学与社会的合理距离是维护大学发展与服务国家的必然需要,关于大学职能的关系处理及社会边际也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改变。

以国家级教师教学示范中心所在大学的青年教师为调查对象,采用描述统计和开放题应答资料分析大学青年教师参与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活动项目的现状,结果表明:青年教师普遍对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不够了解,参与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的活动项目不够积极,对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项目实施的满意度喜忧参半,认为教学发展中心的活动项目对提升教学能力有一定作用。为了推动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工作的有效运转,有必要改变大学盲目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价导向,明确定位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为专业服务机构、营造利于青年教师成长的教学文化。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经济结构调整、产品需求、供给模式和发展动力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而目前高校办学理念和办学现状,特别是出现的专业设置划分过细、人才培养目标模糊、课程设置有待科学等一些问题,表明人才培养已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变化的要求。因此,转变教育教学观念,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应是高校办学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