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为代表的黑水城出土宋代汉文社会文献作为宋代西北边境地区军政活动的原始记录和公文档案,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其中的公文术语可分为文书类别词语、层次结构词语以及程式词语。这些不同类型的公文术语往往具有特殊的意义,是公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重要特征。黑水城出土《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公文术语的大量使用也反映了宋代成熟的公文制度。

19世纪客家方言文献《启蒙浅学》载有一种反切字,分为两类:构字部件(即反切注音中的反切上、下字)只表音,构字部件表音且表意。这类反切字与化学字、合音字文字类型不同,其独特性体现为构字部件具有表意功能,是人们对比中西文字及对汉字优劣反思之后的结果,也是汉字表音性与表意性相结合的尝试。

“黎话”民谣是羊山一带广为传唱的民族语言歌谣,是海南羊山地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黎话”民谣语言独具特色,题材内容广泛,反映了羊山地区人们劳作、生产、恋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黎话”由于没有文字形式,主要靠代代口传的传播方式,目前很多民谣已经失传。新发现的《俗语民谣》按一种当地人称之为“大字”的独特方式记录歌词,完善了海南少数民族语言民谣的研究,填补了羊山地区“黎话”没有文字记载和民俗口头文学的空缺,为研究“黎话”的大量借词现象提供了文字载体。因此,该书对研究和传承“黎话”及其民谣、羊山地区“黎话”文化均具有很高价值,是海南羊山地区的民族文化瑰宝。

201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也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梳理对《宣言》的百年评价史应当是纪念这部人类不朽著作和伟大导师马克思的最好方式之一。170年来,人们评价《宣言》的文献很多,梳理国外学界的主要观点,包括恩格斯辞世后第二国际后期思想家们的评价、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国家学术界的评价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学术界的评价,得出几点结论:《宣言》的思想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方向;要把《宣言》置于社会主义思想史、人类思想史和人类文明史的高度来看待;评价《宣言》要坚持科学标准即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的统一;要坚持《宣言》的科学思想,又要避免教条主义,善于在实践中创新马克思主义。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法律的拟物性、拟人性和时空性描述抽象的法律概念,阐述了法律的工具性、植物性等特点,法律具有人的意志和偏见特征,法律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运动变化。这些隐喻概念的映射和互动机制反映了隐喻源域和目标域在本质上存在内在相似性,是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科学总结。

西汉以儒学为主导、又对各家各派思想综合创新而形成的主流意识形态有明显的大众化特征,表现在:第一,社会大众对“天”的信仰使天人感应思想得到广泛认同;第二,与家庭、社会伦理的一致性使意识形态得以深入大众的日常生活;第三,意识形态能够为社会大众提供适合践行的共同价值取向——“礼”。这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启示:第一,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必须立足于一定社会的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第二,意识形态要有人文关怀意识;第三,意识形态需要提供精练且便于全民践行的共同价值取向。

“道德运气”是一种被认为由于违背“可控原则”而具有“自相矛盾”特性的道德现象,这一概念自1976年被伯纳德·威廉斯等人提出以来,一直是当代道德哲学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基于威廉斯的批判性立场,“道德运气”问题的争议性体现的是近代以来,以康德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代表的西方道德哲学的发展导致了行为人与其生活的分离,并意味着道德哲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与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罗尔斯的理论研究存在一个不自觉的倾向:直观地认为自由已经成为自由主义理论老生常谈的话题,从而将其作为一种共识而不予过多讨论。但从罗尔斯对自由原则表述的变化中可以发现,他对自由的思考并非简单地沿袭自由主义的已有观点,也并非认为自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从而不予再考察,相反,在自由的优先性问题以及自由与自由价值的区分等观点中展现了罗尔斯对自由的新思考。从《作为公平的正义》(1958)到《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2001), 记录了罗尔斯对自由原则及自由内涵的理解历程。把握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洞悉罗尔斯在自由的内涵、外延、本质等问题上对传统思想的新贡献,为我们更好地把握正义理论提供新的考察视角。

借鉴前人提出的执行力模型,围绕政府制度执行力的四个核心要素(责任、监检、奖惩、改进),构建一个能够有效强化基层政府组织制度执行力的“四维执行模型”,科学设计其运行机制,强调从责任、监检、奖惩、改进四个维度设计相应机制,以强化查处机率和奖惩强度来提升政府制度执行力,为基层政府组织提高自身制度执行力提供可靠的操作模型。

住房与子女是家庭决策两大重要议题。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分析住房负担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程度,探究人口特征、家庭特征以及人力资本因素对两者关系的作用,研究发现:住房负担对初育家庭生育决策呈现出正向激励效应;住房负担对再育家庭生育意愿产生挤出效应。此外,控制变量收入对于住房负担具有一定的补充作用和替代作用,增强了家庭生育意愿;年龄、婚姻、户籍、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对初次生育家庭与再次生育家庭的生育决策影响不一致。

自媒体时代大学生网络舆情的产生与传播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个性化信息的生产与需求、以“我”为主的信息传播方式给高校党组织公信力建设带来了巨大挑战。深入分析自媒体环境下高校党组织公信力在引导大学生网络舆情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探索引导大学生网络舆情的新途径和新方法,既是高校党组织公信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进一步增强高校党组织公信力的重要切入点。

杨慎与王文禄是明代中期骈散关系论争中的中和派,他们在否定骈文,特别是否定六朝骈文思潮极为流行的风气下,修正崇古宗散派的偏颇,把视野扩展到六朝。其中杨慎提倡文章体制与风格的多样化,反对使人同己,继承前人以选达旨和摘句批评的传统,客观评价六朝至唐宋以来的骈文名篇、名段、名句,表现出对六朝骈文的公正态度;王文禄在文学批评上一方面骈散并重,两持其平,另一方面批评散体古文的宗师韩愈及宗韩派,指正其偏颇,也表现出对六朝骈文的公正态度,同杨慎一样开启了新的文学风气。

骈文因其特殊的文体特征而受到各种形式束缚,表达功能存在天然的缺陷,尤其是不宜于议论、说理,更是众所公认。陆贽奏议兼顾内容与形式,议论深刻、说理明晰,虽为骈文而使人“读之不觉其俳”,堪称骈文“别调”。以德国汉学家瓦格纳教授提出的“链体”结构和我国古代文体“连珠”体的相关研究为背景,从句式结构和语意逻辑的角度出发,对陆贽骈文特质形成原因展开分析,发现:陆贽骈文通过“链体”结构的运用和拓展,完成了议论、说理功能的突破,并因此形成“反复曲畅”、“深切著明”的风格。陆贽骈文之所以能够发展“链体”结构、实现功能突破,既与古人思维模式及古代文章论述理路相契合,也出于现实政治需要,与唐德宗性格爱好、执政作风密切相关。陆贽骈文的这一革新,对后世骈文写作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元稹存文近三百篇,包括赋、策、书、奏、表、状、制诰、序、记、碑铭、祭文等多种文体。在这些文章中,元稹根据不同文体的特点和功能处理骈散关系。他强调文章要“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一些文章在处理骈散关系上要不拘骈散。而朝廷公文,诸如制诰、奏状之类的文章以散运骈的形式为主,而赋、判、祭文等以骈散融合的形式为主。

在宋室南渡的特殊形势下,南宋名流显宦广开幕府,招贤纳士,形成众多文士聚集的场所,他们在其中诗酒酬酢,交流往来,建功立业。入幕士子在精神面貌、人格个性、人生态度、言谈举止方面与战国策士有着深刻的内在契合。入幕谋生、干谒奔走、寻取发展,是南宋士人一种普遍性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对当时四六文创作的繁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明代骈文的发展、建构过程中,四六选本扮演着重要角色。天启三年张师绎选评的《四六灿花》是一部专收明人四六启的选本。此书选文基本上反映了嘉靖至天启年间四六创作的最高水平。作为此期现存唯一一部附带系统性评点方式的选本,它以细腻丰富的评点文字,不仅创造性地发掘并呈现了应用性骈文的文学审美性,且对明代各类文人的骈文作品作了精辟独到的解析,同时,对骈文的创作原则及写作手法均有深入探讨,这于明代骈文学的重新建构有着独到而深远的意义,其理论价值不容忽视。

清代骈文文集序跋作为见证并记录清代骈文复兴的第一层位的文献史料,其丰富多样的文体形式,独具特色的创作群体及其初具系统的理论建构,无一不反映出清代骈文复兴的影响,而清代骈文文集序跋亦为进一步研究清代骈文复兴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旁证和案例。

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的深度关切,更深层次地体现为对人之本性、人之价值和人之精神的终极性探寻。人之本性,使人在塑造自我德育需求的理性自觉中追逐着理想的人生目标;人之价值,使人在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中彰显着实践的人文特性;人之精神,使人在践行精神活动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实现着持续性的德性养成。本性、价值和精神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原点,为人之为人提供了安身立命和终极依托的深层合理基础。

践行友善价值观具有三重境界:一是态度上的友好温和,二是行动上的助人为乐,三是为他人无私奉献的利他精神。提出友善价值观的三重境界,能够明晰不同境界的友善之貌,认清每种境界的践行阻碍,攀登友善精神的高峰;在外塑礼仪与内化品质中培养人们的友好态度,在法律规范与智慧锻炼中激发人们的助人行动;进而不断冲破现实与自我屏障,凝练友善牺牲精神,向着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类解放的最高境界迈进。

让学生快乐学习是教育之重要鹄的,是教师执着探寻的教育旨归。“感官快乐主义”视野下的快乐教育能让学生感觉到快乐,却难以避免学生快乐的“同质化”困境和“虚假快乐”之流弊。“命题态度快乐主义”论证了真正的快乐并非来源于感官而是主体对命题为真的正面态度性认识,即学生可以通过对整个事态正面的“命题”理解来实现“真正快乐”。但这种观点却将快乐教育导向“反常识”的快乐认识论窘境,使学生的“自然快乐”被剥夺。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指引下的快乐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相统一的,是历史性与社会性在实践中的统一,是“感受”和“认识”在“实践”中的统一,是一种合理、科学的快乐观。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所指出的人的快乐源于实践,应从实践上把握人的基本物欲需求和人的精神需求的快乐,避免了感官快乐的“同质性”问题、“虚假快乐”问题以及 “反常识”的快乐认识论困境,更利于指引师生向认识的真与道德的善的快乐教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