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巴古籍文献作为我国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对象之一,对其抢救与保护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之与纳西族民俗活动永不分割地持续传承。然而,东巴古籍文献的特殊性,导致同属保护主体范畴的收藏主体与传承主体存在分立,由此,阻碍了东巴古籍文献整体保护事业推进。本文通过分析东巴古籍文献保护主体的组成,对比各保护主体的保护优势,在论证实践缺憾基础上,探索三种保护主体整合模式,以助于推进东巴古籍文献保护事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

云南、贵州两省的彝文古籍数量繁多,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云南、贵州两省彝文古籍保护和数字化建设中存在多方面问题。保护彝文古籍可采取如下对策:加大彝文古籍人才队伍建设和彝学教育,加大彝文古籍收藏的资金投入,建立古籍数据库,实现古籍资源共享,政府应建立健全古籍保护方面的制度和规范。

独孤氏本为汉代以来北方匈奴屠各部后裔,但在独孤及为其父独孤通理所撰《灵表》中,他“构拟”了家族自汉光武帝以来连续不断的谱系,成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独孤氏世系的来源,影响深远。但这个文本并不是独孤及一手完成的,而是不断层累的结果。新出北朝隋唐时期独孤氏人物墓志,揭示了独孤氏家族谱系文本的历史渊源和情节原型,对于重新认识《独孤通理灵表》具有重要意义。独孤及构建家族谱系的行为,是唐代开元、天宝时期以来复古主义氏族观念“甄别华夷”潮流下民族心态的表现,对于理解唐代少数族裔文人构建家族谱系具有典范意义。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许多碑刻带有信仰契约的性质,碑刻内容涉及面较广,客观上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教化社会风气等作用。碑刻内容的自治性、民主性、公示性等特征与其信仰契约的特性是密切相关的。碑刻的信仰契约特性克服了社会治理中仅依靠道德治理的弱势及柔化了仅依靠法律治理的强势,能取得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可为现代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党内政治生活”是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中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深厚渊源,最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获得发展和成熟。列宁最先提出“党内政治生活”概念,并从“党内政治生活”概念的基本内涵方面把布尔什维克党同孟什维克等机会主义派别区分开来。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周恩来等将列宁的原创概念援用到毛泽东建党思想中, “党内政治生活”概念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进入邓小平党建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定型下来。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分别使用了“日常政治生活”和“党内政治生活”两个概念,并将政治建设摆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首位,明确了“党内政治生活”概念在整个新时代党的建设思想体系中的定位,突显了党内政治生活的特性,丰富了“党内政治生活”概念的内涵。

习近平新时代党建思想是由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所组成的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是什么”“怎么办”这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这一思想是在进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中逐步形成的理论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构成,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行动指南和行动纲领。

“人民”作为核心政治术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体现出丰富的内涵与不同时代的深刻烙印。人民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人民根源论、人民主体论、人民立场论等深刻内容。习近平人民观体现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实践概念在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似历史本体论”核心维度,向东方落后国家,尤其是处于民族独立与解放历史中轴的中国传播过程中,其内在本质规定性发生了某种程度的改变,即更多地转向以“认识论”为轴心的权力话语逻辑建构。上述基本内涵的转型,是由理论在传播过程中所处的特殊环境所内在形塑。一方面苏联哲学作为毛泽东实践概念基本建构理路的“支援背景”的影响,其中实践从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向的标志即是教科书正统地位的确立。而以瞿秋白为代表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哲学的引介,正式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实践概念在内)在中国的认识论(辩证唯物论)转向。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知行关系”历史形成的认识论“路径依赖”则在另一层面构筑了理论传播基本的“差异性条件”;另一方面中国革命的实践主题,直接催生了对实践概念的认识论逻辑话语的建构——如何形成关于革命的正确认识(路线、方针和政策)、如何以科学认识指导革命实践获得成功。

1937年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活动是毛泽东实践哲学思想的充分展示。在经历了1937年哲学思想系统化总结和提升后,毛泽东不但形成了自己的实践哲学思想,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和运用,这是毛泽东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整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实践哲学思想民族立场的重要体现,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实践哲学思想客体性维度的集中展现,群众路线是毛泽东实践哲学思想主体性维度的科学表达。恢复和重现毛泽东面对实践问题与解决实践问题的思考和努力,有利于推进毛泽东研究的深入、挖掘毛泽东研究的当代价值、以毛泽东研究视角反思当代社会实践问题。

规则意识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公民的规则意识即公民意识到人的社会存在的规则约束性,并遵从规则的要求而行动,是公民发自内心的、以规则为自己行动准绳的意识,包括规则认知、遵守规则的愿意、规则行为以及规则感等。公民规则意识培养中存在的主体意志、后果主义以及非理性化等倾向,背离了公民意识培养的逻辑要求,从而造成公民规则意识淡薄。公民的规则意识培养需要基于义务论的伦理学原则,即以规则为规则意识培养的逻辑起点,以公民的违规行为为契机,以规则为处理违规行为的充分必要理据。

公民的特征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发生了转向。古典时代公民意味着积极的自我管理和公共责任,要求个体在共同善的指引下打造公民美德。现代公民面临着异化为自我封闭和盲从的大众人的危险。大众化个体并不具备现代社会所需要的自我决定和联合生活的能力,而易沦为技术统治的对象。现代公民教育存在培养大众人的危险,应该在多层面的共同体中塑造学生的公共性。

教师的公民教育素养是关乎学校公民教育开展情况的重要因素。教师的公民教育素养主要包括公民知识、公民教育能力和公民教育品性。公民教育能力主要包括自由对话的能力、公民教学设计的能力、价值引导的能力、合理评价的能力等;公民教育品性主要包括尊重、公正、民主、以身作则等。提升教师的公民教育素养可从教师教育、学校和教师个人等方面入手。

责任担当是人的使命,不过只有合宜的责任担当才能更好完成这一使命。在承担社会义务时应注重方法才能做到责任担当的合宜。社会阶层与个体角色的统观、理想标准与现实标准的结合、自身义务与社会义务的兼顾是个体选择义务与责任时的一般性策略。培养与提高公民的责任意识与责任能力是实现责任担当合宜的关键。

20世纪的汉语音韵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全面总结这个世纪学术研究的特点和阶段划分自是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梳理学术研究的历程和学术成果的概括,将这一世纪的音韵学研究提炼出十个方面的特点,并划分为四个学术阶段。

清代朴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顶峰,段玉裁与王念孙父子是乾嘉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学术界段王并称,其实段王的学术风格是不同的,段王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尽管段王治学风格有异,但都与现代语言学息息相通。乾嘉以来,朴学形成了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学术传统。这种务实求真的学风一直是学术界的主流风格。

本文在区分古汉语不同时期“本有其字”和“本无其字”两类假借的基础上讨论今本《论语》和定州出土汉代竹简《论语》假借的不同情况。

《类聚名义抄》在字典辞书的增补及修正注音释义、沟通字际关系、补充未见字形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据《类聚名义抄》可补正现有《汉语大字典》几则收字情况。

本文在梳理对外汉语教学语法的历史、现状和学界评价及改革之声的基础上,提出研制新的教学语法大纲的内容和方法。宏观上,研制新的大纲,要有顶层设计,要从大纲的科学性、规范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等方面规划,要对研制方法和角度全面定位及思考,方能确保大纲顶层规划的实施和落实。内容上,对现有大纲要全面增补、完善,使之更加科学、规范、实用。力争做到中高级阶段的语法教学是初级阶段的有效延伸和深化,努力实现初级侧重结构教学,中级侧重语义教学,高级侧重语用教学的教学语法分级目标。在方法上,除了秉承以往的专家干预以外,新增的研制视角应包括:学习者的需求分析,参考教学输入语言,参考外国学生汉语习得状况。

“不是N/C”发生了从否定判断到违实条件句的语法化,伴随这一句法语义演变过程的是小句融合现象。在“不是N1/C1,就是N2/C2”结构中,“不是”的性质由“否定词+系词”重新分析为条件句连词,重新分析的动因是两种逻辑关系采用了相同的句法表征,以及否定句和条件句具有同形的“预设先行”的深层会话含义。当“不是”用作违实条件句连词时,前后小句语义相互依附,句法不内嵌,由并列关系融合为主次关系。从系词到条件句连词的语法化与前后小句的句法融合处于相互影响的动态演变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