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发现百年之争应只有“王懿荣发现说”与“刘鹗发现说”可议。“刘说”据有确凿完整的证据链支撑,而符合现代学术规范且合情理的结论应为“王刘联合发现说”;“吃药发现说”尚不宜入正史。至今尚未为学界知晓与关注的、1904年多次刊登于《时报》的刘鹗自撰《铁云藏龟》公告(期刊全文首发),具有明确宣告甲骨文发现、化私藏为公器等重大意义。《铁云藏龟·自序》应确立为最早成功鉴定和考释甲骨文的学术论文;刘鹗领衔罗振玉、吴昌绶,一起在1903年即率先拉开了甲骨文考释研究暨创立甲骨学的序幕。罗振玉“怂恿-墨拓-编辑《铁云藏龟》说”、“1901年初见甲骨说”皆难以成立。对甲骨学史可重新划分阶段。

北大汉简《上经》第一章在全书首章地位的确立以及这一章的释读,对判定《老子》全书的主旨、对篇章演变的考察等,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此章通过对“礼”的反思和对“忠信”的推崇,阐述的是理想的为政模式,这就进一步明确了《老子》一书以政治哲学为其主旨的性质。考察《老子》其他章节与此章的内在联系可以发现,这一主旨又蕴含超凡入圣的工夫论、虚静中反观自省的认识论等内容。在首章基础上考察《老子》全书可以得出结论:老子政治哲学体系以“虚无为本,因循为用”的清静无为思想为核心内容,呈现君民双主体结构。从君的角度看,执掌权位者的德行和责任必须相匹配。重视本心、以葆有蓬勃生机为基础的“德”的累积是其工夫论的两方面内容,并具备性命兼修的特征。从民的角度看,老子认为,百姓敦朴之德可以倚赖,这包含性善论的内在意蕴。老子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呈现层递式的包蕴结构,体现了比较严密的内在逻辑性。

铜镜铭文始于战国末,兴盛于两汉,至唐代又有新的发展。相较于汉代的简洁质朴和直抒胸臆,唐代镜铭含蓄典雅,擅于以文学手法表达思想感情。综合比较汉唐时期的镜铭,以典型的许愿祈福、质量自夸、相思闺怨等主题的镜铭为代表,探讨其区别与联系,不仅能得出二者形式、内容上的异同,而且可以直观反映汉唐时期人们不同的生活追求、社会心理、宗教信仰、家国情怀以及思想文化等等。

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可以为思考和处理道德相对主义提供重要思想资源和方法论依据,而这一点在伦理学研究领域却没有得到重视。“历史”和“实践”概念是分析道德相对主义、理解马克思思想更为基础性的根据。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是不是道德相对主义者的争论体现出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只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中,在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框架中,才能真正理解和说明马克思的道德观,并对道德相对主义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针对现代性大屠杀现象,阿多诺认为它给人们强加了一条新的定言命令。在现代性大屠杀时有发生的当下,阿多诺对奥斯维辛的反思无疑深具当下意义。与对现代性大屠杀的传统解释不同,阿多诺并不认为大屠杀仅仅是人类非理性的产物,是作为道德工厂的社会系统紊乱的产物,恰恰相反,现代性大屠杀与现代性相伴而生。冷漠被视为现代性背后的核心原则,它与理性形式化过程紧密相关。大屠杀并不是非理性,而是“理性”的现代人“恶的平庸”的产物。阿多诺的新的定言命令,不仅针对身处正常社会中的人的行为,也针对人的思维方式。新的定言命令无需理性奠基,其存在的可能性在于个体拥有“伦理上的附加物”。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理论设计的结果,而是实践的产物。实践是人类与自然发生联系的纽带。在无法抗拒的全球化浪潮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导致实践工具化,引发全球生态危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须自觉从马克思实践观出发,倡导合宜主体尺度、客体尺度和扬弃尺度,坚守可持续的目的之维、规律之维、境界之维,不断消除实践异化,逐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永续和谐。

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政府科层管理与公众参与治理的逻辑冲突。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出台使得环境治理的逻辑更加多元化,同时也给构建现代化环境生态治理体系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方法。基于中央环保督察在S省工作实践的田野观察和案例分析,提出制度整合的环境治理思路:通过政府授权和分权在地方建立“环境保护治理委员会”的跨界混合组织作为处理与监督地方环保工作的枢纽和平台,制定规范环境问题处置的操作规程与工作标准,同时从“人的思想源头治理”入手引导和转化环境治理主体/行动者的思想、观念与认知。

“高校廉政文化”的内在品性规定着自身的建构策略:①“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相结合,在高校“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同时,实现“以权威制约权力”。②“知识—信仰”一体化,除承续中华经典知识、多元汲取“地方性知识”和创新朝向“全球化”的知识形态之外,高校更要由“知”入“道”,促成新的廉政价值生成。③“国家—社会”建设双轨并行,巩固民族国家“大传统”的同时,高校又是激励社会养廉“小传统”兴盛的区域中心。

两岸话语权是台海各方对于台湾问题的事实描述权力和意义规范权力。当前这一权力非均衡地分布在大陆和台湾的三个主要政党之间,并伴生出相应的冲突、紧张乃至对抗的话语关系。基于权力理论三个维度的划分,从偏好、决策、冲突等核心变量来研判两岸政治话语的权力运作轨迹问题,进而可以改变两岸话语权中单向度的支配性迷思,将建构台海之间的合作性话语权力作为推进两岸关系和谐包容全面发展的新路径。

我国数百万高中留守儿童教育发展问题值得高度关注。采用文本细读法研究15篇检查材料,结果发现:个案高中班级寄宿留守儿童受到长时间、全空间的身心规训,他们的常规教育惩戒盛行,学业质量整体低差,师生关系严重不良,主体精神亟待强化,其寄宿学习生活弥散着烦恼与苦痛。寄宿制学校领导和主管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师生主体精神的自我唤醒与不断强化。

语言是文化的“活化石”,壮族语言具有历史的悠久性、传承的普遍性、内涵的丰富性和艺术智慧的高妙性等特征。由13个土语区构成的博大精深的壮族语言文化是壮族文化的根基和气脉所在,很有必要从守护民族心魂和延续文化根脉的视角,深刻反思壮汉双语教育与壮族文化传承的关联性,推动以壮语为先导的“一类模式”向以汉语为主导的“二类模式”的转换。要通过“以言悟美”“以言护根”“以言续脉”“以言传文”的教学路径,重新构筑“形与神”“体与魂”相交融的壮汉双语教育新模式,推动壮族双语教育的深化发展。

随着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乡村少年大量涌入城市。然而,许多从小浸淫于乡村文化的乡村少年遭遇迥异的城市文化时,既放弃了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又不能被城市文化认同和承认,产生了文化认同危机,成了游离于城乡文化之间的文化流浪者。乡村少年的文化认同危机包括价值认同危机、身份认同危机和自我认同危机。从教育学的视角来看,教育作为社会中最重要的文化传承与传播系统,应该摆正乡村教育的位序;乡村教师需要引导乡村少年进行文化反思;重视地方与校本课程的开发实施,以建构乡村少年的文化认同。

近年来,农村青少年出现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为突出。在农村地区,中小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有:自我认识不足,情感关怀缺失,容易形成自卑心理;缺乏人际交往技巧,人际关系紧张;学习动机不强,容易导致厌学情绪。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现存主要问题是:观念落后,行动迟缓,心理健康教育薄弱;学校心理辅导资源匮乏,学生缺乏求助途径;缺乏专业教师指导,家长无法有效配合学校工作,学校心育工作孤军奋战。农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家校合作的模式亟待改进,策略有:(1)树立家校合作理念,强化家校合作意识;(2)构建家校合作模式,拓展心育工作途径;(3)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创家校联动教育。

昭明太子撰《文选》和筑襄阳“文选楼”与刘孝威、庾肩吾等“高斋学士”毫无关系。这一点本不难知,而后人或竟误将这三者“绑”在一起,说昭明太子筑“文选楼”而聚“高斋学士”以撰《文选》。影响所及,由此“无中生有”者“浓缩”而来之“选楼学士”云云,在不知不觉中几乎成了《文选》出自昭明太子与其相关学士之手的“常识”。考察这一误说何以正而犹出而流行千年不止与正误二说在历史上动态演变之呈现,是极有意义的。这可促使学界对一系列相关问题展开学术反思。“验”而后然否,至为重要;辨证文之能否止或很好地止误说,关键在其“覆盖”之范围是否足够广。

李善注《文选》留存了大量唐前旧注,文献价值极高。这些旧注可分为单篇旧注、《汉书》旧注、《楚辞》王逸注等三种类型,其来源各有途径,较为复杂。通过考察可以推测,旧注可能是李注底本原有旧注,而非李善本人所引。而对旧注的采用是《文选》文本存在大量异文的一个重要原因。李善对旧注的处理原有明确的凡例,但旧注在《文选》文本长期的流传编纂过程中,出现了非常复杂的羼乱现象,对《文选》的整理和使用都造成了很多疑难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严谨的文献学手段清查校理这些旧注。

通过考察进士科为人艳羡的时间、考试杂文的进程、评判标准的变化以及命制试题出自《文选》的时间等,能判定读习《文选》最兴盛的时段在大历、元和时期,即中唐。这一时期,社会上不同的阶层,如唐文宗、文官子弟杜甫、最高学府教授韩愈、普通士子李郱及宫女等都能找到读习《文选》的例证;从唐传奇中能看出《文选》在当时广泛传播;从当时的诗格、赋谱中也能看到《文选》读习兴盛的强烈印记。这些都足以证实中唐是读习最兴盛的时期。从初、盛唐多由学者潜究、注释《文选》到中唐芸芸士子读习,这是一个重大转变。由此能更准确地理解唐代《文选》读习兴盛的一些具体情形,也能见出《文选》对唐代士子的广泛、深远影响。

《文选·海赋》作者“木玄虚”下李善注和五臣李铣注,韩国奎章阁藏本六臣注《文选》最近乎原本,而明州、赣州等本多有删节。据奎章阁本考察,何焯以李善注“华集曰”为“广川人”,显误;张铣所引“广川人也,文章俊丽,为杨骏府主簿”非出自《今书七志》,乃五臣注“重组改写”之例而已,此例五臣注时见之。

《九辩》之作者,就《楚辞》之成书体例考察,其为宋玉无疑,其他说法本无再行研讨之必要。然自孙楷第后,近来何金松运用汉语词汇史鉴定古籍时代之法考察“屈作”及“疑屈作”《九辩》,重申“汉代作者说”。但就古籍保存及地域差异、作家身份及文体差异与文学作品语言风格三大角度考察可知,此法适用度已被过度放大。“汉代作者说”无以成立;何先生以此法所考的结果,几均存在着进一步商榷之空间。

学术述评承担着展现学术研究状况、推进学术研究进程的重大作用。《文学评论》以其影响力更是在学界起到垂范后学的作用,而其所刊《〈文选〉研究百年述评》一文,作为一篇学术述评,在对象界定、文献搜集、叙述方法、评论判断等方面均存在严重不足,如不检讨,恐诖误后学。今特从学术述评写作的角度对其以上诸方面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意见。

调类演变格局是揭示方言声调的层次和历史演变的关键要素。通过分析调类格局,湘语声调的历史演变可以概括如下:上声调的早期是以清浊归类的,现在多数湘语次浊归清的格局是受通语影响的结果;益阳等地的清去调有两层,其中一层可能是西南官话的叠置;长沙等地浊去调的文白两层提示湘语的一大部分地区受过一种通语的严重影响,该通语清浊去不分;入声调的格局有三类:一类代表早期的清浊分立(江永等),一类是在早期层上有一个通语影响的文读层,和去声一样,该通语的入声也是清浊不分的,还有一类是长益片,长益片的清浊合流是这种通语全面覆盖的结果。

勾漏粤语和壮语被动句的存在及发展不但与句子结构的特点有关,还受实词的语法化和助词使用的制约。通过比较分析勾漏粤语片四个代表点和壮语片三个代表点的被动句,发现两种语言的被动句具有诸多共性,如被动标记均来源于语法化的动词、结构类型基本一致、语义上都有“消极”和“遭受”的特征等,这是壮语被动标记多受汉语影响的结果。

粤桂地区有许多关于龙母的传说,各地龙母文本存在文本间性。广西梧州地区、环大明山地区和广东悦城一带是龙母崇拜盛行的主要区域。龙母崇拜承载着人们风调雨顺、福佑安康、生殖繁衍等美好心愿,有着图腾崇拜、水神崇拜和女性生殖崇拜等多元文化内涵。其形成主要与粤桂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渊源、当地炎热多雨的自然环境、以水为本的生产方式和信众心态等有密切关系。龙母崇拜对龙母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内涵支撑的作用,研究其多元文化内涵有利于实现粤桂龙母文化的生命传承、增加产业发展的深度。

左江花山岩画集独特的民族性、文化性、艺术性等于一身,受到海内外的广泛认同,2016年左江花山岩画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但是,随着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的花山岩画生态文化圈发展面临着挑战,因而,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保护左江花山岩画文化遗产的法规政策,鼓励与支持当地政府和单位、企业对左江花山岩画文化遗产在保护的前提下适度开发,进一步推动左江花山岩画文化遗产与高校设计人才培养有机结合,提升民众对左江花山岩画文化遗产的自觉保护意识,提升花山文化产品的艺术设计品质,健全完善花山岩画数据采集监测平台是我们应对这一挑战的有力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