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都察院是国家最高的监察机关。《都察院则例》是乾隆时纂修会典则例时有关都察院那一部分的底本,因纂修进度不同而出现二卷本和六卷本。两者初藏于清宫内阁大库,1910年京师图书馆落成,从内阁大库移至京师图书馆。但六卷本的卷二(一册)仍遗留在故宫,1949年流入台北故宫博物院。

《大越史略》成书于陈朝昌符年间(1377-1388),是越南古代学者仿照曾先之《十八史略》删削黎文休《大越史记》而成的史书,是流传至今越南古代编撰时间最早的两部史书之一。此书在越南长期失传,约在明初传入中国,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在近代回流越南。《十八史略》在中国、日本、韩国均有重大影响,翻刻、补注、续作众多,堪称“史略”体史书。越南虽仅有《大越史略》一部仿作,但时间较早,因其体例特殊,故而也是最接近已经亡佚的《大越史记》原貌的史书。“史略”体史书在越南的传播,是中国古代史学为东亚史学发展所作的又一巨大贡献。

在汇校众本的基础上,通过对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元刊十行本《周易兼义》与元刊明修本《周易兼义》的比较考察,从板裂印面的角度分析了文字讹误产生的过程,并藉此证明后世对元刊十行本认识的误解实际上源于元刊明修本之拙劣,且可知永乐本《周易兼义》实翻刻自元刊十行本而非元刊明修本,此为加州大学藏元刊十行本的文献价值所在。而以元刊明修本为底本的阮刻《周易兼义》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底本的拙劣,如今重新整理《周易注疏》除了参考单疏本、八行本之外,也应给予元刊十行本足够的重视。

儒学核心价值之“仁”除了内在情感之外,还有外在事功的维度,孔子许管仲以仁说明了这一点。战国以后的儒学逐渐内转,某种程度上放弃了外向的追求。孔孟都有过从政的经历,原始儒学在提倡教育的同时,对国家的财富与军备也特别重视。《大学》“修齐治平”的逻辑有物质基础与制度支撑。历来对儒学的内在道德解读忽视了外在事功维度,以至于有了“道德主义”的偏见。“仁学”不可退居心性,在适当的时候,“仁”之“外王”的一面一定要开显出来。

康德的历史观不仅带有其批判哲学的显著先验特征,更具有辩证性和实践性内涵;后者缓和了其批判哲学的“形而上学”特质,揭开了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思维的序幕。康德历史哲学可以从时间性本质、辩证性内核、实践性归宿三个角度来建构。其时间性微观上在于人的特殊经验性行动所占据的连续时间段,宏观上则在于一切这样的经验现象和连续时间段构成的时间整体或世界整体。其辩证性主要表现在人性的非社会的社会性上,康德的人性概念自身具有内在矛盾性,这正是其历史发展观中人性和道德的发展完善的根本动力。其历史哲学的实践性归宿必须从政治共同体和伦理共同体两个角度去思考,并且政治共同体或永久和平状态有赖于道德的政治家自觉履行其法权义务;道德(哲学)和政治的这种相容性思考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问题意识与思维方式。

以德里达谈论的“可能—不可能”的“双重缠绕”为起点,说明“可能—不可能”是向他者的开放与邀请,不－可能与疑境以及由此而产生关于无条件的要求,是德里达伦理政治哲学的核心。德里达正是在不—可能的这个概念下开展了关于无条件好客、友爱政治学、宽恕、礼物、将临的民主、解构的正义等有关伦理—政治的哲学。不可能性作为可能的最前沿,让事物永远处于将临;不可能作为一种补充或幽灵,朝向未来的开放。这将有助于我们思考,面对他者时,是否有一种超越现有法律与制度、更加正义与民主的可能。

大数据通过对人的行为之间存在的关系来预测人未来可能发生的行为,而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分析人的思想动机来预测人未来可能发生的行为。大数据只追问“是什么”而不问“为什么”的思维方式,虽然可以预测人的行为取向,但要从行为趋向中来推导出人的思想动机,则仍然需要运用因果关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大数据可以预测人的行为趋向,但难以运用相关关系来准确预测人的思想动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真正为青年所接纳和认同,必须融入青年日常生活之中,实现理论与生活的对接。当前,作为非日常生活形态呈现的核心价值观,与当代青年日常生活的认知图景和行为方式之间还存有明显间距,造成了青年核心价值观生活化培育的多重现实困境。为此,必须加强核心价值观融入青年日常生活的微观建构,重点应在关注青年焦点诉求、创新话语表达体系、营造生活化培育的生活情景以及推进核心价值观网络日常化传播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以期取得实效。

20世纪20年代,周群玉、王羽等人的文学史撰写已有关于民国文学的概括。新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撰写研究中的有些问题被放大和凸显,民国视角又一次引起研究者的热议,这是在价值重估影响下出现的。丁帆等倡导的“民国文学史”,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从“性质”的区分中脱离出来,以空间视角关注民国时期的文学发展,有利于文学生态场的“还原”,可以发掘出更多被遮蔽的文学现象,但忽略了历史书写的价值问题,概念内部存在矛盾。“民国文学机制”的提出,在释放文学生成细节的同时对左翼文学等形成新的遮蔽。

宋云彬是我国著名的文史学者和作家,目前对他的文学研究还停留在基础阶段,缺乏纵深。宋云彬以杂文创作见长,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为我们贡献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宋云彬杂文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立足中国传统的文史根脉;二是汲取外来文化的世界眼光;三是继承五四遗产的鲁迅精神。这三个方面实际上是打开宋云彬杂文创作的“三扇门”,也是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三扇门”。从此进入,不仅对研究宋云彬有开创性价值,对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发展也有启示意义。

近代“国民”话语与传统之间存在着传承与断裂关系,在这种断裂的缝隙中被嵌入了“现代性”的质素,这些质素包括“国家”、“权利”等,它们使得“国民”话语实现了现代性转型。而“国民”新的语义场以及近代特定的时代语境则进一步促使“国民”现代性得以生成。

当前大学生德育面临转型的复杂社会大背景和西方社会思潮侵蚀的多重挑战;与此同时,艺术类学科在综合性大学普遍得到设置,但随着学科发展的日益壮大,问题与瓶颈也随之出现,如何更好地将德育融于艺术教育尤其是戏剧艺术教育实践就成了当务之急。大学生德育应该在明确戏剧教育实践定位的基础上,转变教育思路,通过系统优化路径,实现专业创新发展,从而获得良好的德育教学效果与社会评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全球教育问题十分关注,在2015年11月确立的“教育2030行动框架”中,指出要让所有人均可获得不同形式的高等教育。这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巨大冲击,高校应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师资队伍建设、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加强建设,实现我国高等教育与世界高等教育的完美对接。

关注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是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英国在促进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构建方面具有全球领先的影响力,而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对其发展历程和最新政策的梳理及分析可以看到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在质量保障方面的一些新进展:修订质量准则、扩大学生参与、推进项目计划、聚焦跨境教育质量保障。这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和未来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