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尹至》《尹诰》《汤处于汤丘》诸篇提供了商汤居地及伐桀路线的新线索。商汤所居“汤丘”并非“唐丘”或“商丘”,而是清华简《系年》所见卫叔封初封之“康丘”,地在安阳殷墟一带。结合考古学文化、测年数据、文献资料和战争形势,可知伐桀之前的汤亳当在豫北,夏桀所居“西邑夏”当在晋南,二里头遗址或非夏都斟鄩。商汤伐韦、顾、昆吾,是为了从豫北先商文化核心区突围南下。商汤与陕西合阳一带的有莘氏结盟,并最终在河曲一带渡过黄河奇袭“西邑夏”,即所谓“自西翦西邑”。

周人以天命作为代商的理由,文献多有记述,但周人如何受命却鲜有记载。清华简《程寤》篇记载了太姒梦见商廷惟棘,太子发“取周廷梓树于厥间,化为松柏棫柞”,成为周人获得天命的重要标识,文王纪此年为“惟王元祀”;《系年》篇强调周人“监观”商人不恭上帝,作帝籍以“克反商邑”,也是获得天命的象征。通过梦象和承续祭祀权的方式说明自己获得天命是周人灭商前的“天命诉求”,这种诉求是一种政治宣传和渲染,对克商起到了重要作用。

周人为维护王朝统治、掠取江汉流域的青铜等材料,十分重视在南方的经营;楚人在这一区域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对周的统治和利益逐渐产生影响,因而受到周王朝的讨伐。《大雅·崧高》记载分封申国,是宣王加强南国控制的措施;《小雅·采芑》记载周人伐楚,与楚人不臣服于周且逐渐掌控汉水流域青铜运输之路有密切关系;《王风·扬之水》所载平王戍申、吕、许,应与楚人北上有关,也是周王控守整个南方区域的防御性手段。

宗教问题是关涉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大问题。通过实证调查,可以得出当前广西宗教信仰状况几点认识:宗教信仰有群体特征;佛教是广西最有影响力的宗教;中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低者更容易信仰宗教;大部分宗教信仰者信仰宗教是出于功利目的。宗教信仰包含二重因素,但正面价值高于负面影响。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可忽视宗教信仰可能发挥的辅助作用。因此,应该引导宗教信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服务。其策略是:第一,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对待宗教信仰;第二,推动宗教信仰中国化;第三,吸收宗教信仰中与五大发展理念相适应的观念;第四,利用宗教信仰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城市权利形成于“人—空间—政治”的深度关联中,建构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与人类日常生活的辩证关系中。城市权利的生成既是权利理论自觉的结果,更是城市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权利问题在城市空间中的投射。研究城市问题,除了要关注城市景观的形态产生学之外,更应该关注城市行为理论,关注人的发展。因此,从空间政治战略的高度,通过争取城市权利的斗争,实现公民权利的平等和正义,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政治策略,决定了城市的发展走向与本质属性。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浪潮的影响下,法国左翼代表巴迪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回归事件－主体－真理哲学的姿态表达自己的激进立场。在这一哲学思想下,人的存在方式成为他思考的核心。他主要以三个问题作为切入点:一是批判资本主义,揭开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面纱,以此彰显人的主体地位。二是从事件、主体和真理的角度解读人如何实现一种从旁观者到创造者的角色转换,以此彰显人的能动性。三是将激进政治哲学的目标定位为马克思所说的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此彰显对人最大程度的尊重。正是在这环环相扣的思想链条下,巴迪欧通过发掘人这一主体的理想存在方式阐述了他的共产主义构想,最终为他的激进政治哲学铺平道路。

以珠江-西江经济带11个地级中心城市为对象,利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工具,基于不同空间组团及主体功能区背景,评估经济带不同区域“四化”协调度及其时空演进态势。结果显示:珠江-西江经济带“四化”整体协调水平趋于上升,但各组团内部的融合度存在东部优于西部的空间非均衡特征,融合的时空演变呈自东向西梯度转移态势。中心城市作用强度、信息化与传统产业协同力、空间分工水平是导致融合水平差异的主要因素。强化政策引导、推进信息化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优化国土空间功能、发挥比较优势是驱动“四化”协调度整体提升的重要路径。

珠江—西江经济带上的大部分城市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广州、南宁、柳州三大城市的相对专业化程度仍较低,直到2013年才发生较大变化。各城市间产业结构相似度较高,产业结构具有较大趋同性。广州、南宁与省内其他绝大部分城市之间的相对专业化指数呈动态上升趋势,城市间产业内部结构的差异性有所扩大。各城市产业发展未呈现较大差异,地域分工优势尚不明显。各城市经济联系强度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到了2014年其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程度已有较大增强。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分工合作、自然地理位置和环境、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是影响珠江—西江经济带城市间产业分工及空间经济联系的重要因素。

通过使用一套综合指标测量“海丝之路”沿线五国——中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和印度成功逃离“贫困陷阱”,实现本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长期轨迹。实证研究发现:“海丝之路”五国从逃离了“贫困陷阱”到成功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都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构性差距也正在日益缩小,而且它们在社会发展趋势上的一致性要远远大于经济发展的差异性。这给中国实践“新海上丝路经济带”倡议,积极参与区域多边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建设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契机。

门阀社会以家谱保证世家大族的血统延续,家训重视文学教育以保证世家大族的文化延续。中古家训的文学教育,面对过时的繁琐经学,倡导读书“贵要”“贵博”,指导社会时尚的诗赋创作;中古家训以自诩文学创作的经验来引导后辈创新,以创新作为“文学”家风的标志,称只有“立言”创新才能“争雄”当前、后世“不朽”;中古家训的文学教育以建立“文学”家风为宗旨;中古家训具有别样化的教育理念,提倡文学创作要看天分兴趣、顺其自然,实施知音化的传授,把文学教育与为人处世结合起来,这些都是中古家训独特的文学教育经验,也显示各个家族的“文学”家风各有独特之处。

建安风骨的发生是从曹操“拟乐府”开始的。曹操推进礼乐文化建设促进了汉乐府在建安的广泛传播,汉乐府的音乐基础又决定着其“拟调”为主的创作方式。曹操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做法突破了东汉文人乐府在主题上的劝诫模式,其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突破了汉乐府“普世性”的抒情模式,从而奠定了建安文学的发展基调,引领了建安诗歌的创作风气。

《宋书》成书情况复杂,何承天、徐爰等前期撰述构筑了良好的基础。然清人据沈约受诏至进书时间之短,以及避讳等情况,判断“纪传”大部为何承天、徐爰旧稿,“八志”多为沈约自创,未考虑沈约此前之撰述准备与积累,其论未必准确。“八志”进上时间,既非仅随“纪传”之后,也非时隔十多年,而是四五年后的永明末。“八志”之撰述,亦非完全由沈约所自创,沈约所承担者仅其中的一部分。

阮秉谦是越南汉诗史上的关键人物,他近百年的人生展现了越南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的生活轨迹,他的《白云庵诗集》是中国古代汉语诗歌向越南传播以后结出的硕果,反映了中国古典诗学传统在越南的积淀。阮秉谦使越南诗歌的组合形式多样化,扩展了组诗的规模,其组诗注重篇章连缀的整体效用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起承转合与相互勾连,成为了越南第一位充分发展组诗的诗人。同时,他的诗歌意象具有唐人之风。作为理学诗人,阮秉谦诗歌言志明理的倾向非常鲜明,他描摹景物超越了普通诗人情景合一的艺术境界,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宋代理学诗人景理合一的诗学取向。越南早期的汉诗曾普遍地受到唐诗的影响,直到阮秉谦的出现,才真正完成了从唐音向宋调的转变。阮秉谦还频频化用中国诗歌名句,并将越南咏物诗的题材往日常化、生活化方面进行了极大拓展。

新型城镇化的气质表现为:主体张扬,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成果共享;整体协同,深度融合;集约高效,布局优化;生态文明,绿色低碳;文化传承,彰显特色。新型城镇化的价值追求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教师合理流动提出了新要求。因应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教师合理流动的诉求,从构成教师合理流动的关键要素角度看,新型城镇化视域中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教师合理流动的重要特质表现在:流动主体:人文关照,体验愉悦;流动机制:科学健全,一体均衡;流动环境:普适筑基,自获生辉;流动样式:多元共生,双向有序;流动质量:量质兼具,量适质优。

随着STEM教育在美国直至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对于实施STEM教育的教师来说,如何为其提供一个形象立体的知识结构,帮助教师梳理知识框架便成为了首要难题。TPACK作为技术环境下教师的新型知识结构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思路。STEM教师TPCK结构具有典型的系统化、发展性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特征,该知识结构包含三个维度七个层面,具体内容为技术知识(技术本身的知识、技术使用的知识)、教学法知识(STEM教学知识、STEM课程知识和STEM学习者知识)和内容知识(理科和工程技术知识、艺术和社会科学知识)。

教师实践知识生成的行动-反思路径包含行动中反思、对行动的反思和为了行动的反思三个层次,是教师实践知识生成的内在必然要求。首先,行动-反思有助于教师学习如何教学,是教师实践知识生成的前提条件;其次,行动-反思有助于积累教学经验,是教师实践知识生成的主要来源;最后,行动-反思是促使教师实践知识内涵层次之间不断完善的主要动力,即有助于实现从为了实践的知识、实践中的知识到以实践为目的的知识之间的顺利转换。基于不同层次的行动-反思,教师的实践知识得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