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论在中国的实践与胜利,不仅创造了新中国,更为社会主义制度做好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准备。70年前,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一部分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在中国完成了历史任务。但是,新民主主义论的终点绝非只是在中国。作为一种经受过革命和建设实践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赋予新民主主义论更多的主客观条件。从主观方面而言,新中国七十年来的发展和崛起提振了第三世界人民对“中国方案”的重视。从客观方面而言,20世纪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由于其旧民主主义的性质,只能实现形式上独立主权和民主政体,实际上始终未能摆脱新旧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剥削。深受新帝国主义金融、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压迫和操控的第三世界人民,需要正视本国和本地区旧民主主义制度的局限,努力创造新民主主义化的条件,走向独立、民主、自由和富强的自主发展道路,完成人类解放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事业。

技术治理是一个“被使用”远胜于“被理解”的术语。要理解技术治理,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什么是技术。技术是一种具有自主性的工具,其内核是一种知识、一种理性化的人类智识的成果;其外延包括工程意义上的“硬”工具和社会意义上的“软”工具。技术治理包含四重蕴涵:作为治理对象的技术治理、作为治理手段的技术治理、作为治理机制的技术治理和作为治理理念的技术治理。公共行政与技术治理有着诸多耦合之处,两者都以技术理性为根基。公共行政最初是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出现的,后衍生出作为治理机制的技术治理,但其内核是一种作为治理理念的技术治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治理实践呈现一种由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的转型,主要表征为一种作为治理机制的技术治理。

信息技术在城市治理中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公共治理的变革,深刻影响了治理的结构、过程及其结果。南京市栖霞区“掌上云社区”是利用信息技术改进公共治理的典型案例。信息技术究竟给公共治理带来了什么改变,还没有改变什么？研究将从价值观念、信息交易、权力结构、治理过程、治理效果等方面探讨技术驱动公共治理所带来的变化,同时也从这几个维度考察其中还没有发生变化的地方。信息技术嵌入公共治理,驱动了治理实践的持续变化,但治理体系吸纳和利用技术资源,也延续和维持其固有的形态及其特性;这有助于理解和评估技术治理的影响及其趋势。

数字政府建设离不开能够胜任互联网工作要求的公务员,他们必须具备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但是,公务员的信息技术能力有多高,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却还没有充分研究。利用中国112个城市4 400余名公务员的问卷调查数据,评估公务员信息技术能力,并分析辖区、组织、职位和个人层面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受访的城市公务员能够熟练运用信息技术开展工作,利用大数据改进政府管理,并了解互联网对公共政策带来的挑战。结果表明:公务员的信息技术能力主要受工作特征(如经常同老百姓打交道、担任领导职务)和组织因素(如在市直部门工作)的影响,其次是个人因素(如互联网使用情况、学历),而城市因素的影响不大;公务员的信息技术能力同数字政府建设尚有差距,需要加大信息技术培训并增强政府部门对信息技术人才的吸引力。

对传统治理总体性支配和粗放式治理教训的反思之一,就是现代国家在治理过程中日益高度重视治理技术。以“精准”理念和一整套技术为支撑的农村扶贫成为观察“技术化治理”的实践样本。客观上,技术驱动下的“精准”机制运作,在激发了较为复杂而多维效应的同时,蕴含着诸多风险:行动主体的孤立和治理能力的弱化、治理组织的下沉和扩大以及体系层面的蜕变、行政机制对市场和社会要素的排斥与治理规则的“空转”、治理资源的大规模投入和耗散而治理功能的蜕化等。这些风险与过分依赖治理技术具有直接的关联逻辑:即技术目标的固定化与社会需求和发展的动态性、技术应用的整体性要求与行政组织内部的条块分割、技术嵌入的贯通性与政府社会衔接性的缺失、技术下沉的条件支撑要求与治理成本的急剧扩张等之间内在而持续的张力。技术治理蕴含的风险及其演化逻辑,反映了当下国家治理中制度与技术双重建设面向的丰富蕴涵。超越单纯技术治理的视域和局限,回归治理制度的规范和建设,可能成为规避和化解治理风险,从而有效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选择。

数字技术已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推动乡村治理的结构和过程的演进。在压缩时空与构建社会的分析框架中,可以发现数字时代乡村治理呈现出新的趋向,数字技术通过整合乡村内外资源,改造乡村,创造以数字平台和群为代表的乌托邦式的乡村;同时,它还被村干部用于巩固权力,被村民用于消费、寻求安全与认同,表达和再生产乡村社会机制。数字时代的乡村治理,最重要的不是数字技术,而是数字技术驱动的权力关系、社会机制和公私领域的演变,应该高度警惕数字官僚主义,推动数字技术与社会机制的协同增效,再造乡村共同体。

技术治理,特指信息技术在治理中的应用。既往研究在泛化技术治理概念的同时,忽略了“技术与科层的互动关系”。案例研究发现,科层制自上而下地引入技术治理,推动了传统的科层组织标准化、电子化,形成有别于传统组织的特性,确实提升了科层组织的能力。同时,科层制内的技术治理更多地取决于政治逻辑而非单纯的技术逻辑,它既是科层改革的组成部分,又不可避免地受科层制的规定和制约,简而言之,技术赋能科层,科层规制技术,技术治理与科层制的关系具有“双向性”。科层体制内的技术治理是否具有系统性,往往取决于上级意志而非执行者本身,要判断技术治理是否具有整体性,就要引入“上级决策者与具体执行者”的完整链条。技术治理若受“短期行政程序改善”的预期驱动,则容易止于“内卷化”的科层同构。

从绿色生态、社会人文、企业发展、经济效率、开放创新和民生共享6个维度构建中国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主成分分析评价模型测度全国286个地级市域2017年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远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一带一路”建设对于推动西部大开发、促进西部经济协调发展有明显效果;粤港澳湾区和长三角具有多个辐射带动功能明显的中心城市,且初步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经济布局;绿色生态高质量是粤港澳湾区、长三角和京津冀高质量发展的共同瓶颈。相对现有研究,本文创新地将社会人文和企业发展纳入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结果对相关城市识别本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长处及不足,从而针对施策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本文首先分析金融发展影响行业绩效的机理,之后采用78个国家128个行业1990-2010年间的跨国跨行业面板数据,探讨了金融发展水平及其波动对于行业绩效的影响。实证部分采用混合截面稳健标准误回归方法,构建表征金融发展及其波动的指标,按照行业流动性需求的异质性分类,探究金融发展对行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金融发展水平特别是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能够显著地提升行业绩效,并且对于流动性需求更大、更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来说,金融发展对行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国家金融发展波动会显著地降低行业绩效,并且对于流动性需求更大、更依赖外部融资的行业来说,金融发展波动对行业绩效的负面影响更加显著。

当前,我国的生态文明教育存在着严重的“离土化”问题,应当回归其“在地化”本质,实施自然体验教育。自然体验教育是在自然环境中通过系统的体验性活动开展生态文明教育的一种教育方式,强调通过自然体验培养学生的生态思维、关心能力和责任担当。自然体验教育的实践形式多种多样,为了有效开展自然体验教育实践,我们需要建构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多方支持体系,开发自然体验特色校本课程,加强培训提高教师开展自然体验教育的能力。

美国早期干预研究既是政府帮助处境不利儿童的重要手段,也是促进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全美已经开展了数百项大型早期干预研究,其中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处境不利儿童干预项目之一即为“芝加哥亲子中心项目”。我国对处境不利儿童的早期干预研究起步较晚,当前仍以介绍特殊儿童干预研究为主,许多干预研究也缺乏相关政策支持与评估督导。美国早期干预研究的经验可为我国学者支持处境不利儿童的早期干预研究提供以下启示:项目设计需要科学理论指导,项目实施应建构文化适宜的生态干预系统,项目的评估分析则是儿童教育与福利政策制定的科学基础。

关于人工智能的心智问题,学界存在两种基本观点分歧:数字乌托邦主义者认为机器心智基本可以产生,技术怀疑主义者则认为不会产生强人工心智。这两种观点各自存在偏颇。就对策而言,我们应当以“现实的人”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以“现实的人”的“实践”作为发展人工智能的参照,以人的“感性”中合理的部分作为基础引导人工智能心智的良序发展。我们从“现实的人”的视角对人工智能心智进行三个方面的反思,主张将历史、社会、机器与人多方面的动态发展一并纳入考量中,为人工智能心智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