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明确地从生产过程的角度来解读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他不仅在一般生产过程的维度上指出了作为劳动资料及劳动产品的资本与劳动本身的相互统一性,而且指出了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的分裂。对青年恩格斯来说,不管是资本和劳动的分裂,还是劳动本身或资本本身的分裂,都是发生在生产过程中,而不是发生在交换过程中。此时的恩格斯在私有制批判的总体思路上的确是人本主义的,但他与赫斯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的不同是:他并不把阐述的重点放在对现有劳动过程异化特性的阐述上,而是致力于阐释异化劳动过程的具体内容。尽管他在这种具体剖析上还不能推进得太深,但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果赫斯等人的抽象人本主义阐释思路是强人本主义的话,那么,青年恩格斯的阐释思路只是一种弱人本主义思路。这一思路中已经具备足够的理论空间使恩格斯在哲学方法论上朝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发展。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资本”概念并非现代西方经济学概念,而是唯物史观意义上具有矛盾特质的哲学概念。马克思通过对商品本身、货币本身及货币关系的内在矛盾性的考察,深入到对资本本身及其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进而从本质层面指认了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赋予作为物、生产关系和生产过程的“资本”以矛盾特质。

通过网络媒介进行利益表达,成为信息时代利益表达的重要形式。既有研究对利益表达的网络媒介的认识,停留在将网络整体地视为媒介和仅聚焦于网络技术专门发展出来的特定媒介上,网络媒介类型及其一般性属性无法完整呈现。政府接受这一知识情境的消极后果是对庞杂的传播主体进行分类管控,常常导致治理困境。本文从构建基于多视角的网络媒介利益表达分类系统出发,更加全面地揭示了不同属性的网络利益表达媒介中利益表达行为的包容性和延展性,在充分考虑到未来网络媒介变迁的前提下,提出适应网络媒介基本属性与发展趋势的网络利益表达媒介综合治理的逻辑。

如何以项目制破解公共服务供给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值得探讨。对浙江省城市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政策的研究表明,借助项目制撬动的公立医院托管合作,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不足和资源紧缺的问题。该项目的实施既不等同于商业项目的平行双向合作,也超越了传统政府项目制“多线动员”“跨级整合”的政策逻辑,通过“多维动员”“外部统包”“内部分层”一系列机制,特别是借助“嵌入式的治理结构”“捆绑式的人事政策”,在组织的“治理层”“技术层”分别投入“科层化变量”“专业化变量”,回应了多重“发包—承包”关系的协调困境与绩效控制难题。当然,要实现项目功能的彻底释放,仍依赖于对科层化与专业化、市场化逻辑之间张力以及科层制内部权责关系失调等问题的充分回应。这可能导向一种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为地方行动者自主性的调节和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创造条件。

在过去五年(2013-2018)中,为了推动政府监管从传统“有限准入+处罚”模式升级为更加注重事中事后监管的全过程监管模式,各级政府按照行为监管、线面式监管、平台型监管以及公私混合监管等方向推进监管机制创新。基于监管体系要素和监管创新主体模型两个维度构建复合框架,可以从工具结构层面对事中事后政府监管机制创新进行系统梳理和展望。目前,我国政府已逐步确立同行为-结果监管相适应的事中事后监管工具结构或机制体系,但在行为导向机制、元规制以及新事物监管等方面存在薄弱点。未来可以从绩效导向型监管、基于过程的监管以及“监管沙箱”计划等方面进一步推进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创新。

根据双边投资协定中的规定,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投资争端解决(ISDS)可以选择提交ICSID投资仲裁或者非ICSID 国际商事仲裁。但两种仲裁裁决下的承认与执行机制大相径庭,前者依据的是《华盛顿公约》机制,后者依据的是《纽约公约》规则。由于实践中有相当部分ISDS是通过非ICSID仲裁途径解决,因而产生了由其裁决的ISDS案件能否在《纽约公约》下得到承认以及如何执行的问题。所讨论的重点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纽约公约》适用于投资仲裁的可行性问题;二是《纽约公约》下投资仲裁的司法审查问题;三是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问题。国际投资仲裁实践表明,投资仲裁与商事仲裁存在着相互联系与彼此独立的关系。现行的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机制仍然主要以ICSID仲裁所依据的《华盛顿公约》承认执行机制为主,以非ICSID仲裁所依据的《纽约公约》承认和执行机制为辅。

金融科技是未来全球金融竞争的制高点,是金融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区块链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独立的技术体系,并成为当前金融科技的先锋。本文介绍了区块链的特点,阐述了区块链的商业价值及其应用场景,在分析了区块链技术金融属性的基础上,回顾了区块链金融的民间探索,介绍了银行与科技企业拥抱区块链技术赋能传统金融的实践,考察了国家主权与超主权数字货币的发展现状,最后探讨了区块链金融的前景与挑战、联盟链与公链之争、国家主权与超主权数字货币的挑战及应对等方面。

区块链技术作为变革互联网的力量,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具有匿名性、去中心化、无法篡改、无需信任的共识机制等特征的区块链技术,将对民生问题带来巨大改变。本文探讨了“区块链+”技术条件下,“区块链+民生”方方面面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区块链+民生”带来的机遇包括民生问题的共治,民生数据的共享共建,解决民生信息的信任问题等方面;带来的挑战既包括法律法规、人才、新技术困境等基础性问题,也包括新旧体系整合难度大等现实性问题。最后从基础性、共建、共治、共享维度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义务教育教师流动制度伴随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升级而逐步走向合理与完善。民族地区践行义务教育教师合理流动制度遭遇制度目标宽泛、执行主体模糊、制度内蕴要素不全、驱动机制乏力和管理机制的羁绊等问题,导致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教师合理流动制度的实施出现难为困境,引发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教师合理流动运行机制及实践规制建构的探索和思考。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教师合理流动运行机制建构的内核主要有动力生成机制、沟通协和机制和评估反馈机制。促成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教师合理流动实践真正走向落地式实现,迫切需要从法律法规、契约、监督等方面建立规制,以规约教育行政部门、教师流动学校和流动教师的行为选择。

考察社会排斥危机对儿童欺骗行为的影响以及归属需要的调节作用。实验一采用偶然排斥任务和问题解决数字矩阵任务,考察社会排斥危机对儿童欺骗行为的影响;实验二采用归属需要问卷筛选高水平、低水平归属需要的被试,进一步考察归属需要高水平在社会排斥危机影响儿童欺骗行为中的调节作用。实验一发现,社会排斥危机组的欺骗行为显著高于社会排斥组和控制组。实验二发现,在高社会排斥危机下,儿童利团体欺骗行为显著高于儿童利个人欺骗行为,高归属需要组的利团体欺骗行为显著多于低归属需要组。社会排斥危机导致儿童欺骗行为,且归属需要可以调节社会排斥威胁对欺骗行为的影响。

汉代丝绸之路的开通,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许多新的文化因素。其中天马和有翼神兽,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来的非常重要的美术题材,在考古发现中留下来许多遗物和遗迹。本文以文献和考古两方面材料相结合,分析和论述中亚的双马神崇拜与东传、汉代有翼神兽的流行、汉武帝的求仙思想与昆仑神话对天马信仰的助推等几个重要学术问题,从考古学与艺术史的层面,剖析了汉晋时代丝绸之路上这一历史文化现象。

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为政府实施有效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技术、新的手段和新的方法,为人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作为技术的大数据在极大便利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会因技术的“双刃剑”影响使得身份盗用、隐私暴露、数字鸿沟、安全危机等社会风险问题不断发生。为此,加强数据诚信合约管理、提高数据用途透明度,增进个人数据思维与理念、搭建共济价值平台,依法维护数据安全、实现数据价值与行为的一致性是防范大数据技术风险的应然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