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哲学理论、国际关系以及社会存在形式等方面。哲学理论上确立了新整体观与和谐论,并进而提出了人类整体利益的社会伦理价值观,这是对旧整体观、达尔文进化论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的范式转移;以人类整体利益观为指导在国际关系上确立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政治关系,提出了以互利共赢为主导的经济发展理念;以人类整体利益观为指导在社会存在形式上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民族复兴模式、“和而不同”的国家共存模式以及“人境和谐”的人与自然关系模式。

我们过去过度强调不平衡的作用与意义,但却忽略了平衡的作用与意义,由此产生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种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较为突出,严重影响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研究和倡导社会平衡成为了新时代的客观要求。社会平衡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这种平衡不仅是一种基于矛盾的平衡,还是一种动态的平衡。鉴于我国当前存在不平衡的实际,需要建设和完善动力机制、平衡机制和协同机制,促进社会平衡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将希腊罗马社会发展线索定位为一个由“氏族共同体束缚”走向“个体异化”的过程。与其类似,马克思恩格斯将中世纪到市民社会的社会发展线索也定位为一个由“封建宗法共同体束缚”走向“个体异化”的过程。两相比较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希腊罗马史与中世纪到市民社会的社会发展史,乃是同一观念的不同版本而已。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希腊罗马史观乃是他们人类社会发展史观“共同体束缚”→“个体异化”→“个性自由”三段论的前奏,其真正指归乃是为了最终推出“个性自由”与“自由人的联合体”。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分配正义作为正义的重要内容,是精准扶贫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措施所必须符合的价值准则。分配正义是人的正义,人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决定了分配正义的同一性原则和差异性原则,二者的缺位造成了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精准扶贫虽然讲求差别对待,但却内含平等的价值追求。同一性正义原则是其根本的分配正义原则,但在精准扶贫中同样应该兼顾差异性正义原则,分配正义在精准扶贫中的彰显必须实现同一性正义原则和差异性正义原则的统一与协同。

基层(村居级)河长作为“治水第一线”的街头官僚,肩负着治水政令“最后一公里”的落实任务,其政策执行力极大地影响着河长制的推行效果。然而,关于河长制在基层难以落地,基层河长形式/虚假巡河、零上报/选择性上报、交办任务完成不力等问题时不时见诸报道。那么,基层河长在水环境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力究竟如何？又因何受阻？本文以S市为研究个案,从基层河长感知的视角,利用全员问卷调查数据(共1472个有效样本),探究基层河长的政策执行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S市基层河长的政策执行力不大理想,履职积极性受挫;(2)制度支持、权责一致与基层河长的政策执行力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3)工作负荷对基层河长的政策执行力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治水政令“最后一公里”不通畅的现象,也引发了对“双重角色下的角色过载”与“委托代理下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再思考。

在乡土中国的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里,乡村治理呈现出政权-绅权并存互动的双轨政治结构,以及混合着现代法治、德治和自治因子的礼治秩序。新乡贤群体具有职业构成多元化、空间分布离地化、阶层结构趋向平民化、价值观念现代化等特点。他们可以在道德教化方面,改良乡村文化生态,涵养文明乡风;可以推进社会基层管理创新。新乡贤可以通过建立“乡贤工作室”“乡贤理事会”或“乡贤参事会”等社会综合治理类平台,成立乡村大讲堂、文化礼堂等文化教育类平台,设立乡贤回归工程、乡贤发展基金会等经济发展类平台,借助互联网平台打破空间局限,促进乡村民主治理。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中,需要注意新乡贤身份的合法性问题、资本标签异化问题、参与乡村治理的灰色化问题。

效应评价对于战略控制优化和战略实施调整具有重要意义。在全面探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效应的内涵、评价方法与研究框架等问题的基础上,认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效应包括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两个部分,利用已有的战略评价方法,在正确设定指标体系和指标权重的条件下可以就其效应开展评价;为了提升评价结果在通道建设推进决策中的参考作用,在评价时不但要关注评价结果,还要关注效应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时间演变趋势,强调对效应影响因素、实现路径和形成机制的研究。全面把握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效应,还需深入探讨体现通道建设进程和效应实现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以及不同效应之间的平衡问题,要着力于从综合效应的角度来评价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作用。

推动环南海区域内贸易发展、加强中国大陆与南海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是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良性互动。区域贸易回稳向好、贸易联系不断增强,为环南海区域内贸易的进一步增长奠定了基础。但环南海区域内贸易结构重复程度高、贸易联系强度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已成为区域内贸易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中国大陆应以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为抓手,协调和完善现有双边、多边合作机制,通过产业转移和基础设施升级来促进区域内贸易结构的优化,协调国内各省角色,考虑区域地缘政治因素,推动环南海区域内贸易增长,实现中国大陆与南海周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互利共赢”。

目的:探讨乐观、健康相关行为、疾病易感性、抑郁对大学生健康状况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方法:使用青少年乐观问卷、健康相关行为问卷、抑郁问卷、疾病易感性问卷、健康状况问卷对1 316名大学生进行施测,使用LISREL8.7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乐观、健康相关行为、疾病易感性、抑郁与大学生健康状况的关系。结果:(1)乐观对健康状况没有直接的效应,乐观是通过抑郁、疾病易感性、促进健康行为、危害健康行为的完全中介对健康状况产生间接的影响;(2)疾病易感性、危害健康行为直接负向预测健康状况;(3)促进健康行为直接正向预测健康状况,危害健康行为负向预测健康状况;(4)乐观负向预测抑郁,抑郁正向预测疾病易感性。结论:抑郁、疾病易感性、促进健康行为、危害健康行为对大学生健康状况有重要影响,乐观是通过抑郁、疾病易感性、促进健康行为、危害健康行为的完全中介对健康状况产生间接的影响。

“哲学”(Φιλοσοφια;philosophy)一词的希腊文、英文由“爱”(φιλο;philo)与“智慧”(σοφια;sophia)两词缀合而成,因而哲学包含了爱与智慧的两极。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将智慧变成了哲学的中心,将爱附庸于智慧,从而不仅消融了爱,而且也使哲学深陷危机之中。实际上,在哲学发展史上,哲学中有关爱的探讨源远流长,尤其是在现代哲学中受到普遍关注,列维纳斯的爱欲现象学更是彻底扭转了爱与智慧在哲学中的地位,将爱当作哲学建构的中心。不过,如果仅仅将哲学看作爱智慧,那么就会导致哲学的唯我论,从而抹杀他者;如果仅仅将哲学看作爱,那么又会导致哲学的非理性化。为了避免哲学的这两种发展倾向,拯救哲学的危机,哲学应该成为“爱的智慧”。

词汇虽“最能反映其时代特征”,然据此以断《九思》序/注中之某些词“未见两汉之世”,并进而将之作为其成于“六朝”之证,则极富挑战性。就现存之甚小部分文献,即使能确证其无,也只是现存者而非当时之全部;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公认为王逸所作之《九思》中。而“先章句,后释词”之例不仅《九思注》有,《远游注》等亦然,故其纵然“与《章句》注释体例不符”,亦不过为“例外”之一者;至于说《九思序》非王逸自序“口气”,更多的恐只是说者之主观感觉而证明不了什么。《九思》序/注作于“六朝”说之种种理由,均动摇不了《九思》序/注为王逸自作说。

从语言成分的可让渡(alienable)和不可让渡(inalienable)属性的视角分析壮语领属结构,得到如下认识:1)壮语表示领属关系的无标记用法是将领属成分和被领属成分直接并列,领属和被领属成分之间所构成的是多种语义关系;2)壮语表示领属关系的有标记的用法是在领属和被领属之间根据方言土语的不同而分别插入领属标记tu²、huη¹、hoη¹ ′、ka:i⁵等,领属和被领属成分之间所构成的是可让渡关系(alienabilty);3)壮语现代句法中在领属和被领属之间可插入汉语借词ti⁵或者ka⁰,同时也借用了汉语的词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