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现代化研究的成果表明,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的先进性往往是其在现代化发展上脱颖而出的决定性要素,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的落后则必然成为其现代化发展中难以摆脱的沉重枷锁。作为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地域性、阶层性等巨大落差,也可溯源于彼此在政治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别。政治上的不平衡不充分,虽然根源于社会及经济的不平衡不充分,但又会反过来加重社会及经济等的不平衡不充分。当人们在新时代越来越自觉地创造自己历史的时候,政治的不平衡不充分就成了一个更加具有决定性的可控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平衡充分发展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要条件。

社会怨恨情绪的弥漫与扩散已经成为转型期我国民间话语表达的突出现象。尤其在网络空间,一些网民利用网络匿名性的掩护,通过极端化、非理性的言辞以宣泄内心的不满情绪,表现出了群体极化的倾向。这种怨恨情绪的存在反映了当前我国分化背景下社会关系紧张的现实。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迅速由同质型社会向分化型社会转变,社会的结构性张力不断加大,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凸显。社会怨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这样的矛盾冲突之中。因此,只有在改革发展中统筹兼顾社会各方利益,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能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才可能有效化解各种矛盾与冲突,消解产生社会怨恨情绪的土壤。

伴随西学东渐,中国传统与近代化之间形成巨大张力,“科学”恰是以其追求确证的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接受先验之“理”的认识形成巨大反差,从而逐渐被赋予伦理启蒙意蕴。五四时期的伦理启蒙运动以“科学”撼动了传统伦理赖以存在的本体论基础,成为新伦理观念合理性的标准,并演变为“唯科学主义”。尽管科学并不能取代伦理,“纯粹理性”并不能代替“实践理性”,但“科学”口号所宣扬的科学精神,使国人逐渐走出经验直觉的思维模式,发挥了值得称赞的启蒙作用。

“五四运动”从发生之日起不断遭到来自自由主义、文化及政治保守主义、激进主义、民族主义等阵营的指摘、批判。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斥责“五四运动”造成中华文化传统断裂甚至“文革”的极端化倾向,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其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的理解和肯定。“五四运动”最根本的启蒙在于促使人民走出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思想的盲目相信和对帝国主义的乐观幻想,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政治思想上彻底醒悟,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走上争取民族独立和复兴之路。

马克思遭遇到最突出的社会现实乃是资本逻辑以“魔”一般的形式来支配这个生存化的世界,这直接导致一切感性对象性的存在都被纳入资本逻辑的运行通道中而成为资本的“他者”。因此,超越资本逻辑就成为马克思迫切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同样面临资本逻辑的抽象统治。为了超越资本逻辑,西方马克思主义走的是一条乌托邦式的审美救赎的外在超越的“理论批判”之路;后现代主义走的是一条虚无主义的外在超越的“理论批判”之路;马克思开创了一条内在超越的“实践”之路,也即通过对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批判性解剖,从而真正实现了对资本逻辑具有原则高度的超越。

弹幕文化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是它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对自由的渴求;但它在进一步丰富人的生活体验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弹幕所具有的信息碎片化特点,使得人在以弹幕视频为对象的活动中迷失自身,无法得到客观的自我意义的确证;人们纷纷进入虚拟世界中反抗来自现实生活的规训,沉溺于主观任意自由的个人无法摆脱自身的“再沉沦”。克服这一困境,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反思与批判人本身的行为活动,以此来获得现实人的生存意义。

玛辛·格琳富有创造性地将艺术、想象与社会变革结合起来,实践批判性学习模式,塑造新的社会愿景。格琳提倡的社会想象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价值,给予人类社会的当前发展以伦理关注,促进主体间世界的交流,形成开放而多元的民主共同体,有助于提升生命的意义,发展出一种人性化的解放教育学,深化了文艺的社会功能。在解构的后现代的思潮中,其艺术-审美教育重塑人文理想,关注社会变革,引导了正义、分享、团结的伦理力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基于人本主义理论的多维度审视,我国师范生公费教育政策依然存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问题,从而内隐着政策理性诠释中“免费”与“公费”的释义理解矛盾、“公共”与“个体”的价值取向矛盾、“签约”与“解约”的进退程序矛盾等问题表征。从政策话语、政策文本和政策效益三个维度分析理性问题可知,政策认知和制定程序缺失人本价值关涉、政策目标与师范生利益诉求不适配、公费师范生进退机制依然缺位等是产生种种问题的诱因。因此,政策活动者应解释和渗透“公费”理念来彰显教师社会地位、平衡公共意志和个体诉求来推进政策科学执行、构建公费师范生进退机制来满足政策的人本性需求、创设毕业生“履约退费”制度规避违约风险,以期待政策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趋于协调统一,进而使公费教育政策发挥应然效应。

新时代导师指导研究生成长成才需要睿智的语言艺术。它有四种类型:推动交流的语言、创造共同框架存在的语言、实施多元对话的语言和发挥积极力量的语言。导师指导语言艺术的育人功能表现为促进主动思维、提供生活意义、共享认知经验和优化科研氛围。培育导师语言艺术的策略:拥有开放的语言态度、掌握语言变异的能力、批判性地提问和尊重质疑的权力。导师如果能意识到语言的积极力量,就会注意它的本质和用途,并将其转化为更加人性化的育人语言。

从文体的角度审视汉乐府《艳歌罗敷行》,发现:1.乐府旧题《艳歌罗敷行》与《陌上桑》是两首完全不同的曲子,表现在歌辞形式上一个是整齐的五言诗,一个是回环重复的三、三、七这样的长短句。五言《艳歌罗敷行》是乐府旧题《艳歌罗敷行》的古辞,不是乐府旧题《陌上桑》的古辞。2.五言《艳歌罗敷行》深受汉赋影响,对话问答的结构方式、夸张失实的铺叙描写乃至罗敷的命名方式等都带有明显的散体大赋特征。五言《艳歌罗敷行》以诗为赋,主旨不过是铺陈罗敷的美貌,即便创作的动机是讽刺使君,受汉赋的影响或者说受文体的限制,这一目的显然没有完全达到。

《广成颂》全文载录于《后汉书·马融列传》,用典丰富,符合作者自序称“依旧文”的特点。经勾辑,《广成颂》共引“六艺略”书籍7种12部60次,“诸子略”3家10种22次,“诗赋略”5家7篇18次。其引“六艺略”,呈现出经今古文并用、经纬书兼通的特点,引领时代新风气;引“诸子略”,杂糅并取,融铸统汇,体现才高博洽、为世通儒的学者面目;引“诗赋略”,多引马、扬大赋,是《广成颂》虽名为颂,实为赋体的内证。通过《广成颂》的用典,不仅可窥见当年马融等人校书东观时师古不泥古、择善而从的学术态度,而且可据以考订马融本人博览群书的范围及其丰硕的经注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