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不是一个终结的历史符号，而是持续生成的现代资源。然而“现代”却是一个吊诡的词汇，它可以在政治的意义上被偷换概念，也可以在文化的维度上被广泛运用。迄今为止，我对能否很好地区分政治五四和文化五四持怀疑态度。作为文化工作者，我更愿意在后者的意义上来言说五四，并以此去追溯胡适和鲁迅文化再造的足迹。本期纪念五四百年的专栏文章，我们安排了赵京华和席云舒两位老师的文章，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

以1927年定居上海为界,鲁迅的杂文写作可以分为北京、上海前后两个时期。如果说,前期杂文侧重的是文明批评,即蕴含着高度政治化的总体性批判,并表现出激进色彩,那么后期杂文侧重的则是社会批评,即针对以半殖民地上海为典型的20世纪中国不完整现代性所做出的种种实践性剖析,并表现出与前期杂文不同的稳健风格。鲁迅前期杂文的文明批评对应的是其民族解放和世界主义立场,而后期的社会批评则基于阶级解放和国际主义精神。鲁迅杂文的成熟和不朽业绩表现在后期创作中,它深度融合了文明批评的总体批判和社会批评的具体剖析,从而达到了政治性和社会性高度结合的完美境界。

1929—1931年,胡适先后写过三篇题为“文化的冲突”的英文文章,他指出当时人们对于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有三种不同态度,第一种是抗拒的态度,第二种是全盘接受的态度,第三种是选择性吸收的态度,他主张采取第二种态度。他的主张先在《中国评论周报》上引起了争论,后来随着陈序经的《中国文化之出路》发表,争论又延伸到《独立评论》上。经过上世纪50年代“胡适思想批判”后,胡适成了“全盘西化派”的代名词。根据新发现的胡适英文文章和其他史料,重新考察其“全盘西化”思想,并与陈序经等人的观点比较,可以发现胡适所谓“全盘西化”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古今之变”的问题,而不是“东西之辩”的问题。

从“形体化的时间”到“ 社会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时间”,是马克思以时间范畴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进展轨迹,它涵盖了从博士论文到《资本论》的思想进展。马克思的时间范畴剖析是以分析时间范畴为载体而宣示一个建立新世界的实践理论纲领,即用一种非彼岸的、政治经济学的方式使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把握人类生活本质的思想,从而找到一个真正观照人类社会历史进展与人类生活本质关系的马克思式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新论述,是对马克思发展共同体理论的继承与创新。生命共同体意识呼吁在人与整个自然之间建立一种伦理关系。它的发展诉求表现为:摧毁人类的自负、关心全球人类的整体利益、培育自然界的绿色生命、创新生命的伦理关系。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做到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用好人与自然辩证法、按照历史规律办事、增强发展的整体性和坚持发展的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生命共同体思想观超越人类狭隘的自私自利,指引人们自觉地关心和爱护自然。

习近平总书记把意识形态工作提到了极端重要的战略高度。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面临诸多挑战。辅导员是学校党委和各级管理部门同广大学生联系的桥梁,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的主要践行者,充当着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者、协调者、执行者和反馈者角色。辅导员应通过强化导向、柔性管理,统筹力量、凝聚共识,坚守底线、占领阵地,整合反馈、据实而动等具体路径以有效实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管理权。

西汉法家在与儒家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斗争中失败,为我们维护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首先,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在加强法治的同时修文德、兴教化;其次,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国富”与“民富”、“民乐”兼顾;再次,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需要建立统一战线。

以“共识观念”为基础,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正当性原则”预设了一种“宗教约束观点”。在批评者看来,这种宗教约束观点必然导致“完整性”问题:由于宗教理由遭到“括置”,信教人士的宗教完整生活被“一分为二”。罗尔斯通过放宽对宗教理由的限制来回应批评,但是他的回应难以令批评者满意。批评者认为“聚合观念”更能包容宗教,尽管存在诸多困难。总的来说,我们应当尊重信教人士的宗教完整性,但是这不意味着“怎么都行”,另外,不宜夸大政治自由主义及其批评者之间关于“完整性”问题的冲突。

理性选择理论在当代社会科学和实践哲学中有广泛运用。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假定,理性的核心要义在于最大限度地追求自我利益或自我目标。阿玛蒂亚·森对这种理性观提出了批评,认为无论是自我利益还是自我目标,都无法充分刻画理性选择的要求。在他看来,只要一个选择能经得起选择者本人的批判性审视,这个选择就是理性的。这种新的理性观要求选择者将所有类型的理由纳入考虑,同时肯定选择者在这些理由之间取舍的自由。尽管森的理性观拓展了我们对理性概念的理解,但仍不足以打开通向正义的通道。

从同类型主义的视角看,社会情境往往隐含特定的制度化脉络,进而影响教师专业的实践。新自由主义转变为新的世界观,并驱动许多国家采取效能导向的教育改革,绩效考核制度构成新的制度化脉络,尽管此种情境迫使高等教育机构朝向同质化的效能模式,但参照行动引领差异化的发展路径。此种现象显示同类型主义的聚合取向之缺失,因而提出制度化脉络的概念十分必要,以解释制度化存在规范与弹性的并行作用。此种并行现象构成非教条性的行动范畴,其奖惩机能足以形成筛选机制,这种机制如同巨观性社会坐标,可以解释个人行动在社会结构的位置,洞察力、创新行动与实践程度大幅影响行动者的坐标位置,进而调解筛选机制给予的报酬强度。

关注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中的伦理问题,有利于奠定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合理性”展开的基础,推动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有序性”进程,保证调查研究成果的“价值性”证成。然而,现实情形中,传统“文化盲点式”的教育调查,使得调查预设阶段缺乏道德反思,调查过程中主体间道德行为错位,调查成果利益配置偏差等伦理问题不断凸显。基于文化敏感性视角,探询适用于跨文化场景调查的伦理规范体系,寻求调查研究主体间道德行为的共识,依据“共同善”的标准对调查成果进行道德评价,可以在困境中推动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的进程,从而助推跨文化场景调查研究价值的实现。

为更好地适应环境、应对压力、提升幸福,研究者先后提出了个人成长、个人成长主动性、创伤后成长等概念。个人成长是指个体积极的自我改变。个人成长的测量工具有莱芙(Ryff)心理幸福感量表中的个人成长分量表、个人成长主动性量表和创伤后成长问卷。影响个人成长的因素有人口学变量、家庭环境、社会支持、认知重构、娱乐活动和社会文化等,对个体的职业认同、心理健康、幸福等都具有重要影响。促进来访者的个人成长是心理干预的核心内容。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完善个人成长的结构、探讨个人成长的影响因素、采用更高级的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个人成长的心理干预措施以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目的:探讨开放大学教师心理资本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以及控制感和工作不安全感的多重中介作用。采用心理资本量表、控制感量表、工作不安全感量表、工作投入量表对教师进行匿名测试。结果:心理资本对工作投入有显著预测作用,控制感和不安全感在心理资本和工作投入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不安全感在控制感和工作投入之间有完全中介作用。心理资本通过控制感、不安全感对工作投入的间接作用显著,控制感通过不安全感对工作投入的间接作用显著。结论:控制感、不安全感在心理资本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心理资本既可以直接影响工作投入,也可以通过控制感和工作不安全感间接影响工作投入。开放大学在学校管理过程中,一方面要提高教师的心理资本,另一方面必须采取各种策略提升教师的自主权和工作的主动权,让教师的自我控制感增强,提高教师的工作安全感,从而促进工作投入。

为了解社会转型期初中生孝道心理特点,采用叶光辉的双元孝道量表对江苏省某市两所中学420名初中生展开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1)初中生互惠性孝道观念极显著高于权威性孝道观念。在社会转型期,初中生某些层面的孝道观念(如互惠性孝道观念)较为稳定且具有较高得分,而某些层面的孝道观念(权威性孝道观念)在逐步衰退或减弱。(2)社会转型期,初中生孝道观念具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年级差异、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差异、不同家庭经济状况差异。具体而言:首先,女生的互惠性孝道观念得分要显著高于男生,男生的权威性孝道观念得分极显著高于女生;其次,在互惠性孝道上,初三学生得分极显著高于初一和初二年级学生得分,但在权威性孝道上,初一学生得分极显著高于初二和初三年级学生得分;第三,独生子女的互惠性孝道观念显著低于非独生子女得分,但在权威性孝道观念上二者不具有显著差异;最后,在互惠性孝道上,家庭经济情况良好和中等的学生得分极显著高于家庭经济情况较差的学生,而在权威性孝道上,家庭经济情况较差和中等学生的得分极显著高于家庭经济情况良好的学生。

壮语德靖土语近指指示词kei⁵是从平话借入的“个”,从固有词ni⁴虚化的ni⁰仍具有近指指示词功能。文章讨论了ni⁰的语法化及其与另两个近指指示词kei⁵和tən⁴功能的差异及成因,认为kei⁵的借入及与此相关的演变属接触引发的演变。

以汉语声调数目为例,阐述了运用大数据三个核心思想——总体思维,容错思维,相关思维以及语言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汉语方言及其演化的方法。运用大数据获取汉语声调类型,通过地理信息系统绘制语言同演区,从中可以观察语言演化与历史行政区划的相关性,由此追寻语言演化的历史原因。

将读后续写这一方法应用到汉语二语写作教学中去,是汉语二语写作教学方法的探索性研究。通过在中级留学生中开展实证研究,结合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研究方法,初步论证了读后续写在汉语二语写作教学中的可行性及其效果:读后续写可以应用到汉语二语写作教学,且能够有效提高教学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