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对待资本是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马克思建构了超越斯密的科学方法论,实现了对资本文明的辩证分析。马克思历史地肯定了资本的文明作用,亦批判了资本主义资本文明的局限性。马克思阐述了资本文明的四大张力,揭露和批判了资本文明的四个局限。马克思对资本文明的辩证批判为我国如何正确对待作为社会主义生产要素的资本提供了科学方法论。资本、资本家与资本主义虽为家族相似的概念,但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坚持人类文明进步历史辩证法 ,批判两种错误倾向。既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用好资本的张力,激发资本与市场活力,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形态,同时又要通过制度、法律、政策规范与价值导向,限制其局限性。

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与西方监察专员制度都属于监督制度的范畴,在监督主体、监督内容以及监督采取的方法与技术方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两者的类型不同,所属社会性质不同,遵循的原则也不相同。西方监察专员制度对于推进巡视制度建设科学化的重要反思有:监督权力的有效性来自授权的权威性,巡视制度建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监督权力的实效性受制于权力的异质性,规避巡视与监督对象间的利益关系是做好巡视监督必须关注的重大课题;监督权力的长效性取决于权力的合法性,巡视制度建设的合法性终究是建立在人民群众信任与支持的基础之上的。

政策研究中的行动者中心制度主义是由德国学者弗里茨·沙普夫和雷娜特·迈因茨率先提出,并由弗里茨·沙普夫系统阐述而发展成为重要的政策过程理论。这一理论假设社会现实可以被解释为有目的行动者互动的结果,这些行动者包括个人、集体和公司行动者,他们之间互动在一个结构化环境中展开,并且互动结果是由他们所处的制度设置所塑造。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以及保证有效性和合法性得以产生的公共政策过程成为该研究关注的根本性问题。行动者、行动者集群、互动模式与制度成为这一框架和理论的要素,互动模式是其核心内容,存在单边行动、谈判协议、多数决策和等级命令等四种类型。行动者和制度有机结合,将会是制度理论的前沿方向。中国政策过程和治理过程将会为该理论的应用、检验及拓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会形成理论发展的自觉。

长期以来,中国“农民问题”的困境表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虽然农业总产出不断扩大,但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与人均收入全然无改进。中国“农民问题”破解的真正启动,始自改革开放,始自农民的务工流动。调查发现,今日中国农民非农就业现象十分普遍,外出务工的地域空间不断拓宽;从打工地点选择看,排在第一位的是就近县城与城镇,其次是二三线城市,另外,一线城市亦占一定比重。毫无疑问,城市的高收入对农民有强烈的(从土地上)拉出效应。与此同时,农业科技迅猛发展,对农民的土地挤出效应亦日益明显。不过,时下农民的非农就业亦有脆弱与不稳定的特点。因此,根据农民务工发展趋势及地域分布规律,应及时建立以县城与小城镇为重点的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吸纳机制,同时,加快农村土地的确权与流转进程,在农民出村务工与留村扩大土地规模经营之间形成良性循环。鉴于农村人口基数相当长时期内仍极为庞大的特殊国情,乡村振兴亦是中国特色现代化与“农民问题”破解的题中之义。

财政政策作为相机抉择的工具,在促进企业创新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2007-2015年间Wind数据库中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运用OLS估计以及SLS估计建立回归模型分析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发现财政补贴降低了制造企业的创新成本、分散了研发风险,鼓励企业进行发明专利的研究,并且对低资本密集度企业的创新研发影响显著,但对高资本密集度企业的研发人员比率与发明型专利申请影响不显著。因此,财政政策的运用要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分类施政。

财政赤字是当代主流财政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之一,其根源于财政理论与实践采取“非市场即政府”的市场与政府二维认知。在这种认知下,财政赤字无法根治,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公众民生关注度提高,财政赤字不可避免且有扩大趋势。而且,这种财政理论与实践会削弱公众的社会群体功能和社会情感。忽略社会维度的财政理论与实践使得个体间难以通过市场交易获得信息、知识和技能等,不能通过社会互惠互助机制实现有效交流交换,进而影响市场和政府机制的效率。因此,应构建一个基于市场、政府和社会三维认知的财政框架,在分析市场交易、政府转移支付和社会互惠互助的交换特征基础上,建议市场交易优先、促进社会互助,将政府救济转移降到最低、最后的选择。

在明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配合的具体措施,通过对比分析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日本两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同效果,指出20世纪90年代日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宏观经济政策配合失序,阻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分析方法,发现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强力的货币政策前瞻指引,将有效改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提供支撑。中国可以汲取日本的经验教训,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

QCA(定性比较分析)是当前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应用的一种新研究范式,但未被正确理解、规范使用的现象较为普遍,影响QCA解决问题的实效性,并招致一些误解。为此,首先,通过设计QCA应用的典型情景,揭示QCA求解过程中关键决策点,提供QCA核心指标的计算过程与方法,透视QCA工作原理;其次,完整地描述QCA求解过程,包括三大阶段与10个步骤,探索QCA在方法和技术层面合理应用的策略;最后,指出QCA是融合定性与定量思维的组态比较方法,在评估和预测方面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孤独症谱系障碍发病率不断攀升,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缺乏有效的治疗药物和方法,教育干预训练是儿童孤独症康复的最佳手段。研究表明,基于人机交互技术的教育干预是实现孤独症儿童康复的可行新途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多媒体、智能机器人与自然人机交互等技术在孤独症儿童教育干预中的相关应用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发展一种包含不同孤独症儿童发展轨迹的、适应于不同儿童个体的交互技术干预方法尤为迫切。

自闭症儿童存在严重的沟通与社交障碍。以合适的学习材料,开展社会情境教育干预,对提高自闭症儿童社交能力非常重要。为了探究自闭症儿童观看不同类型社会情境学习材料的视觉注意特点,研究方法以卡通与真人动态社会情境视频为实验材料,以28名3-6岁自闭症儿童为研究对象,采用单因素被试内设计,利用眼动追踪技术与SPSS进行分析。实验结果表明,自闭症儿童对卡通情境中人物头部、眼睛等区域给予更多注视,而对真实情境中人物的身体区域给予更多注视;自闭症儿童对卡通情境中人物情绪的指认得分显著高于真实情境中的指认得分。这一研究结果能为自闭症儿童教育干预提供理论支撑,为设计教育干预学习材料提供指导依据。

审视当下我国文明探源中的科学方法问题,讨论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要义。在强调了常用术语概念化的基础上,梳理了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最流行的几个关键术语:考古学文化、族群和国家,认为这些概念之间没有逻辑的对应关系。因此,偏好二重证据法的夏代信史学者将二里头文化对应夏族和夏代的论断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面对当下学术全球化的趋势,我们应该学好当代社会科学方法,开阔文明探源的视野,让我国的文明探源成果能够跻身国际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