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深入的问题主要在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定无法达成共识,抽象的“资料评介式”研究范式无法从整体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逻辑以及价值立场的日益模糊等。要使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走向深入,必须相对界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实现从抽象的“资料评介式”研究范式转向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问题式”研究范式;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价值立场,使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现代化实践;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理论问题,探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解释史、传播史和接受史,进而揭示其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

“政治势能”是传统话语的现代表述,是中国治理模式的一个全新的阐释框架。政治势能的价值在于,它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政治运作的核心变量来看,正视中国政策的复杂性和独特性。这是对国家-社会二元思维的突破,其理论成果适用于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研究诸学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政治势能存在内外两种传导路径,内部传导影响党政机关对公共政策的执行,外部传导影响社会中的公民政治参与。通过剖析一个社会问责案例发现,在外部传导中,政治势能可以成为公民借用和依附的潜在资源,用以强化公民问责行动的势力和效能。但这一过程的实现有赖于公民对政治势能的主动识别、利用条块化的制度结构来寻找可联合的力量以及掌握利用政治势能的有效时机。此外,案例分析还表明,政治势能有不同的类型,公民可以通过依附于政治体系中的不同主体来获得不同类型政治势能的支持。

中国政策过程中的政治势能作为一种微观机制,存在于特定制度环境与在华外国商会游说行为之间,具体表现为外国商会根据不同政策过程的政治势能强弱程度,在东道国和母国、纵向和横向政策部门间“借势”选择相应游说场地,实施择地游说行为。基于这一分析框架,分别对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游说《劳动合同法》以及中国欧盟商会游说《外商投资法》两大典型案例展开研究,分析了不同立法过程中的政治势能强弱程度,以及外国商会“借势”实施择地游说行为的类型、特征及结果,并总结了这一现象对东道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可能影响。

优化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党中央对重大政策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能力,对于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政治势能”视角切入,首先从历史变迁逻辑梳理了议事协调机构发展的内在规律,认为其政治价值在于其是中国共产党利用“政治势能”推动党的领导力提升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平台;其次从“政治势能的价值载体”和“政治势能的行政运作”两个方面具体诠释和重构了议事协调机构的制度逻辑;最后从“职能法定化”“理顺央地关系”“建立评估制度”“平衡治理制度和‘小组机制'关系”等维度对议事协调机构职能优化的实践路径提出政策建议。

科学测度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线是制定、修改城市扶贫相关政策的前提和基础,但目前学术界缺乏对城市流动人口贫困线测度的研究。根据城市流动人口权利贫困突出的特点,选取扩展性线性支出系统模型,从食品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消费支出、教育支出、居住常规支出和租房支出等多维度测度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线,运用中国劳动力调查数据(CLDS)测算,结果显示:我国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年贫困线为8281元/年/人,月贫困线为690元/月/人,贫困率高达28.9%。要解决城市流动人口贫困问题,我们首先应加快制定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精准识别标准;其次,要优化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的权利交换环境,建立社会保护型城市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另外,不应仅仅从单独的个体城市层面去看待,更应从国家整体审视。

基于DPSIR模型构造中国环境质量评价体系,通过熵值法对相应指标进行权重设计并计算我国30个省市2007-2016年的环境质量得分,结果表明:整体上看,中国环境质量正逐步改善,但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从空间分布格局来看,中国环境质量南北差异较大,南部地区明显优于北部地区;就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分布而言,中国环境质量呈现“两边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从时空态势来看,2007-2016中国环境质量变化态势分为上升型、升降型、平稳型以及反L型。完成空间效应分解的结果,表明当地政府的环境规制不仅能够有效改善该地区环境质量得分,而且会产生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周边地区环境质量提升;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技术研发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环境质量改善,但会对周边地区环境质量改善产生抑制作用;当地产业结构的升级对该地环境质量改善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而当地人口规模的增加会对环境质量产生抑制作用,但二者都对周围地区的辐射作用较低,对其环境质量水平没有明显影响。

欧盟最初实施碳税主要基于财税的目的,实现税负的转移。由单一实施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到复合运用的演变历程,既涉及政治阻力因素,也涉及能源市场结构因素。有效的复合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被认为对促进区域节能减排(尤其是二氧化碳减排)及减排技术的创新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中国实施复合与兼容的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既是现实减排的客观需要,也是通过有效的财税政策组合、实现国家高质量环境治理的必然结果。因此,当务之急是:(1)充分考虑到相关利益主体的可接受度,推出可行的政策组合;(2)基于不同区域的能源禀赋与消费结构,实施适宜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精准政策组合;(3)构建阳光透明、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政策组合,并能够积极稳妥推进。

物质资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资本形成效率极大改善,但涉及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却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基于统计年鉴的数据测算发现:发达地区物质资本形成效率比较高,西部地区资本形成效率最差,东北地区则下降明显。在行业分布上,工业的物质资本形成效率不高,而且传统制造业的物质资本形成效率高于高技术制造业;与之相反,传统服务业(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和建筑业物质资本形成效率高。应该说,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地方政绩考核标准以及金融抑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资源的错配。因此,构建规范的中央和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制度,进一步完善政府官员考核机制,优化金融环境,将有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当今社会正经历着一个特殊的转折时代,即由“文本世界”向 “图像世界”转变。这种转向揭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也就是现在人们看到的“图像时代”。图像时代,广大青少年学生也因为生存方式的巨大转变而被称为“屏幕少年”。这需要人们重新审视图像中的“见”与“不可见”。学校可运用这种“可见”的图像来进行“看不见”的德育渗透,利用新的媒体技术手段,通过课外活动这一方式,对中小学生进行有效的道德引领。

文化自信是指一定的文化主体对利用从自身文化中习得的知识和惯例成功处理各种社会情境的积极评估和预期,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及价值的自豪感和肯定。在人口迁移、文化迁移和文化变迁三条脉络下,当代社会的“流动性”转向凸显了对文化自信的主体、客体和主客体关系的新认识。基于对这些新认识的综合性分析,从心理学视角提出文化自信包含认知、情感和动机三种成分,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心理路径应从认知、情绪和动机三方面入手,具体包括建立共通、共融、共享的文化价值观,以及培育与生命哲学相呼应的文化情感、提升文化创新动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