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问题一直是我国发展中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首先是在农村突破的,中国农业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农村问题不能用西方的理论和范式来解决,需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整体性、人民性、发展性的优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农村问题。未来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范式指导下,加强理论研究,开辟理论新天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学术话语体系。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相辅相成,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但也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仅分析统一性而忽视差异性或者仅分析差异性而忽视统一性,都不利于实现这二者的有效衔接。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统一性决定了二者有效衔接的可能性和重点领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异质性决定了二者有效衔接面临的困难和矛盾。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推进机制和建议,旨在加快形成全面脱贫和乡村振兴战略互动互融的良性格局,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高乡村振兴质量。

互联网技术同步实现了对社会的“赋权”与对政府的“赋能”,这一看似矛盾的结果的实现值得思考。基于上海的案例研究发现:互联网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经历了不同阶段。在微博和业主论坛时代,草根意见领袖崛起,成为基层政府不得不重视的社会力量;在微信时代,草根意见领袖式微,基层政府通过政务公众号和微信群与群众发生直接联系,网络技术成为精细化管理的工具。基层政府由回应型政府向用户友好型政府转变,从注重诉求回应与公共协商转向注重需求管理与精细化管理。

邻避风险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风险的一种重要形态,治理邻避风险是构建韧性城市的主要内容。在梳理环境邻避风险的研究范式、治理手段、机制及模式相关研究基础上,揭示“中国式”环境邻避风险多因素作用、多层次累积、多形态叠加的特征。在发生学上,研究表明邻避冲突既是社会脆弱性的结果反应,也是城市社会韧性的过程性表征。针对这种风险特征,厘清环境邻避风险、社会脆弱性及城市韧性三者关系,界定韧性治理的内涵,阐述其运行机制和治理策略,初步提出环境邻避风险治理的韧性分析框架。

应急管理碎片化现象是指地方政府间在主体、信息、资源、行政以及责任等方面的分割所导致的整体性协同应急管理失效的治理状态。地方政府应急管理碎片化产生的根源在于中国国家治理逻辑下地方官员所面临的注意力有限性与行政事务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常规治理机制下的属地管理、对上负责以及差序政治责任虽然可使地方官员将有限的注意力集中于上级规定的绩效考核指标,但也带来了官僚体制运行的僵化与刻板;与此同时,应急管理的动员过程又天然地要求官僚体制对组织、权力与责任的重构。因此地方官员使用常规机制开展应急管理时,便会受制于组织逻辑的内在矛盾而使应急管理碎片化。随着中央政府的强势介入和紧急动员,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最终使应急管理碎片化得以消解。应急管理碎片化现象反映出了集权体制下“一统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深刻矛盾,因此对这一现象的根本解决需要重构纵向府际关系的权力结构,以纵向府际关系的法治化发挥中国国家治理独特的制度优势。

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比我国早出现80—100年,与其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观的异化有密切关系。由于制度具有稳定的回报性,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来应对生态危机,其内生要求是生态的稀缺性,具体路径是通过完善产权制度以抑制人性自利的膨胀,而从根本上抑制自然生态资源的过度使用。相比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的理论解释,面对当前我国一系列突出的环境问题,采取了针对性措施,决心在2020年打赢防治污染攻坚战,为解决生态环境污染这一全球性问题提供中国的制度经验。

区块链技术与生俱来的去中心化、可追溯性、不可篡改、公开透明等技术优势可解决传统社会治理信息系统中数据易失真、数据难公开、数据难追溯等问题。立足优化社会治理信息系统功能的治理需要,基于区块链技术优势与社会治理信息系统存在问题的互嵌耦合关系,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以区块链技术嵌入社会治理信息系统的三个典型案例(贵阳地方扶贫信息系统、重庆“渝快链”平台和四川“区块链+农业产业化”新平台)为研究对象,研究表明,挖掘出区块链技术嵌入社会治理信息系统的三个关键要素:区块链技术能力、感知能力和政治驱动程度,因此社会治理信息系统有五条功能优化路径,技术保证:区块链技术赋能社会治理信息系统功能优化的基础;政治驱动:区块链技术赋能社会治理信息系统功能优化的前提;数据支撑:区块链技术赋能社会治理信息系统功能优化的核心;观念驱动:区块链技术赋能社会治理信息系统功能优化的宏观环境;法制建设:区块链技术赋能社会治理信息系统功能优化的法律保障。这也构建了该路径的实施框架,为提升社会治理信息化水平提供理论和实践探索。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加剧,环境信访数量也迅速增长,中国社会进入环境冲突的高发期。以听证文件作为协商民主制度化的代理指标,发现环境来访对听证文件数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每百万人口增加10人次来访,听证文件就会增加约0.4件,但是环境信件数对听证文件数的影响不显著。相比大气污染信访,水污染信访对听证文件数的影响更为明显,每百万人口增加1件水污染信件会使地方政府多制定约0.1件听证文件,水污染来访的影响也远远大于大气污染来访。信访机制有利于政府决策部门及时掌握社会冲突信息,进行社会风险预警,有效地推动政府完善协商民主制度以应对社会冲突。

深入反思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对中西部发展的不利影响是实施“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战略的重要前提。通过国内各区域之间的水平分工形成互为市场的国内大循环,改变工业高度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不合理状况,推动国内经济一体化在空间上向纵深发展,这是中西部大开发作为国内大循环三大引擎之一的重要作用。为此,我国有必要实施“价值链高端区域均衡发展国家战略”,并将适合条件的新建工业向“胡焕庸线”的中西南部转移。国内大循环和高质量发展是中西部大开发前所未有的历史新机遇,在国家层面上可以借鉴美国的历史经验,在地区层面上可以借鉴北欧国家和瑞士的发展经验。在西部大开发中,“扩大高水平开放”就是要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立、开展“好的贸易”和“高质量贸易”,将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建设成核心技术的国际创新中心,成为引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龙头和强大增长极。

创新将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选取2007-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虑创新行为的过程性和系统性,运用综合指标衡量创新行为,基于管理层风险偏好研究股权激励对创新行为的异质性,发现:实施股权激励能够促进企业创新行为;管理层越偏好风险,企业创新行为水平越高;在不同管理层风险偏好水平下,实施股权激励的效果有所不同,其中对于风险厌恶型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于创新行为的效果尤为显著。另外,在激励力度设计上,对于风险厌恶型管理层,激励力度与其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从激励有效期来看,对于风险偏好型管理层,激励有效期的延长对于其从事创新行为的刺激作用更大。这些探究结果为中国企业转型过程中管理层激励方案具体设计提供了经验证据。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给美国各方面发展带去了不确定性,包括一直在挑战中推进的美国“再工业化”战略。近年来,美国赋予了其再工业化更高的战略地位,实施了包括挑起中美贸易战、制裁以华为等高新技术企业为代表的科技战的极端举措,进一步把再工业化推到了公众关注的焦点。统观疫情冲击下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的优势以及面临的挑战,系统且激进的举措虽然从短期看有利于美国促进就业和制造业回流,但从长期来看,在增加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且导致全球贸易受阻的同时,将进一步加大其前景的不确定性。对我国而言,要发挥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产业链建设,夯实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以更大力度更高质量的开放来应对美国贸易施压,按照国际规则实施产业支持政策,进一步推进中国制造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

基于我国供给侧改革过程中的“产能过剩”背景,纳入地方政府干预的影响,探讨2009年以来新一轮不良贷款的成因,分析产能过剩与不良贷款之间的传导机制,并采用2009—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并采用差分的广义矩估计,实证检验造成我国新一轮不良贷款的因素,检验产能过剩与不良贷款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产能过剩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呈正向变动,地方政府干预仍然是2009年后新一轮不良贷款的重要原因; 我国产能过剩呈现大范围、多行业的特征,系统性金融风险集聚。为避免风险,消除隐患,必须健全市场退出渠道,增强商业银行信贷审批决策环节的独立性,构建多元化的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指标体系。

承认理论是以承认概念为基础的理论体系,是当代批判理论的新形态,它表明人们有获得身份认同的心理需求,以及在这个需求的作用下所形成的社会运行机制;它同时也是西方身份政治兴起背景下的产物,具有特定的时代性,也是当代批判理论政治伦理转向的重要象征。但承认理论从最初的互动模式发展成为现在的社会伦理体系缺少不了对它的批判,这些批判从内在分析与外在事实中找到了承认的反例,由此证明拒绝获得承认其实也是建构社会规范的重要动因。在此情况下,承认理论要实现合理的规范建构,就必须考虑到在承认之外的反常情况,充分认识到获得承认的高度复杂性和流变性,不断扩展承认的外延,使之充分地包含规范的所有范畴,最后才能合理地阐述当代社会的秩序与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