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激励是研究中国干部人事的核心,具有创新精神的政策企业家有着不同于一般官员的激励机制。通过早期深圳实践的研究发现,改革初期的深圳主要领导干部基于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充分扮演了政策企业家角色,有效地弥补了常规激励的不足,其担当作为构成了深圳样本的核心变量。深圳经验表明,政策企业家的涌现源于个体禀赋与组织激励的正向契合。培育政策企业家,不仅要建立政策企业家式的干部选人用人机制,赋予政策企业家担当作为的权力,还要为其担当作为带来的客观失误给予足够的宽容,以及为政策企业家建立强关系网络。

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能够实现城乡社会治理模式的迭代更新。基于空间生产理论的审视,发现在城乡融合过程中,由于物理空间的重塑而引发了社会关系重塑和共同体价值认同问题,进而导致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的失衡,制约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依托于具体的治理空间,不同空间尺度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存在不同的层次和路径。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在空间维度应形成以城乡街镇为中心的基层治理单元,在治理维度应以政治嵌入和行政吸纳的方式实现基层治理共同体的结构化,在价值维度应以空间正义的目标引领空间生产过程。基于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可以发现社会共同体建设中治理与空间的互塑关系。

稠密性是超大规模城市空间样态的形象化表达,刻画了城市要素的规模、分布、密度及其可认知和可治理程度。城市稠密的社会事实使管理者需要在单位面积上处理更多的信息和事务,带来了更大的治理负荷。提升城市治理的穿透力是破解超大城市规模难题的根本途经,有效提高了城市信息的精确度、社会事实的可视化程度和城市管理的清晰化程度。穿透力的核心是信息的问题,关键是整理、计算和分析社会事实的能力。信息技术能够帮助管理者更有效地收集信息、简化信息、传递信息和计算信息,提高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的清晰性,为超大规模城市治理提供更加清晰可见的社会图景,也使治理过程具有更高的透明度。利用信息技术提高城市治理的穿透力,是应对超大规模城市复杂性、不确定、不可知性以及不可治理性等难题的有效手段,也是顺应和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城市单位制老旧小区作为体制转型的特定产物,长期以来趋向地缘关系解体、个体关联断裂且价值认同消解,基层共同体的运作逐步陷入困境。置于“场域—资本—惯习”分析框架下来考察,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的经验表明,空间改造在推动物质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的同时,通过行动主体所具备的多类资本要素的交互、多维场域交叠的生成和惯习行为的重塑,呈现出组织—利益—情感的复合共同体形态,在新的空间结构和关系网络中,遵守共同的行动规范,创造共同的价值和情感,实现共同的权利利益,由此形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生活—治理共同体。

受到“双减”的影响,小学教师产生了普遍的职业倦怠,这在女教师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诸如情绪衰竭、去人性化、成就感降低等问题多有发生。从社会性别角度进行归因可以发现,出于“依附于男性”的心理因素和对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状况的恐惧,许多女性应届毕业生自愿选择成为小学教师。在“双减”改革的强势冲击下,小学教师的工作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这一职业在男性权威中的认可度开始降低,小学女性教师逐渐失去职业认同感,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让绝大多数小学女性教师再就业的希望不大,因此她们更容易受到“双减”的影响,在自我与社会给予的双重困境中加剧职业倦怠。

“双减”政策的根本目的,是要引导学校、教师向课堂教学要效率,通过高效、低耗的精细化教学,提升教学质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高涨需求。教学改革应从当前影响教学质量提升、阻碍教学对学生思维培养功效的要素着手,首先要以知识结构为抓手,助力学生形成完整、通畅、系统化的思维路径;其次应针对学生可能存在的认知障碍,设计富有思维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使学生能够通过主动自觉的概括抽象掌握知识体系,重构解决问题的经验与策略;再次要适时通过讲授的方法,让学生在“静听下的思考”中经历积极的言语思维建构过程;最后,则是要通过精心设计的作业,与教学对思维的发展发挥同向功效。

在当前高速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应用环境下,短视频这一媒介形态被平台经济捕获,一方面变成短中介,链接了整个文化产业,另一方面转化为数字平台,不断融入数字经济、公共服务和国家治理。基于此,短视频也呈现出基础设施化的倾向,尤其表现在搭建数据中心、拓展计算服务和形塑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短视频的基础设施化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色彩,在中国尤其表现在整体发展与国家干预两个方面,并被描述为技术民族主义的成功。短视频未来发展有其不可持续性,即渠道霸权导致的市场封闭性和外部干预性危机,不断加剧的数字地缘政治,以及基于用户绑定的数字劳动所引发的算力与精力之间的“瘾”经济危机,这将决定短视频如何在数字中国的总体框架内找寻到一种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道路。

受众在使用短视频的过程中会频繁进行任务的切换,这种行为被称为短视频使用的媒介多任务行为。采用计算传播学的研究视角,采集了100万短视频用户的使用行为数据,分析短视频使用中的多任务行为,研究发现:短视频使用呈现出典型的碎片化特征,社交通讯类应用与短视频多任务行为模式有较大相关性;通过对不同年龄、性别进行对比,发现不同的性别在短视频多任务切换过程中呈现出对应用类型不同的偏好;此外,老年用户往往拥有较长的短视频使用时长,未成年用户则有较长的金融理财类应用使用时长。

拓展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模型,基于粤港澳大湾区9市2008—2018年的面板数据,验证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和经济增长的促进关系,实证表明:在考虑三次项的影响后,集聚对经济增长存在两个拐点效应,呈先减后增再减的趋势;同时,大部分城市在研究时间段内集聚程度并未超过第二个拐点,说明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且具有较大的潜力空间。因此,欠发达地区可借鉴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经验,努力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核心区”,发挥协同效应促进优势互补,引领区域高质量发展。

洋务运动时期,面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朝野知识分子首先利用“强制同化”的认知心理,将来自于西方的一切知识,用中国传统固有的概念和框架进行归类。接着,他们再用演绎的方式,将其放置在儒学精义下“圣学投影”,进行评价。这一“认知—评价心理”在洋务运动时期具体表现为“西学中源”说和“中本西末”说。然而,随着对西学知识认知的加深,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开始突破既有的“认知—评价心理”,提出了“中西各有本末”“中本亦可变”“中本中的大本”等别样的“中本西末”观,但最终仍未摆脱既有“中本西末”的整体框架。按照麦金泰尔的相关理论,上述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朝野知识分子没能从根本上意识到西学之于中国在本质上属于“认识论危机”,而他们仍在采用传统处理知识危机的方法进行应对,因此意义有限。

张艺谋新片《一秒钟》既是对曾经的赛璐珞胶片时代电影的回忆,也是用数字化技术对那个时代的埋葬。在《一秒钟》中,赛璐珞胶片电影的放映被再现为仪式化行为,电影放映本身获得了巨大的感召力,让所有参与观看电影的人构成了一个影像共同体。然而,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这种影响共同体丧失了基础,从而逐步走向解体,新的数字化技术重构了电影影像和我们感觉神经中枢系统的关系,在新的观看模式下,我们无法再回到共同观看电影的共同体经验,只能在被数字化技术所生成的新感觉系统之下,来体现数字时代影像对我们生命的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