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是加快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突破口之一。社会组织参与政府主导的应急管理体系可以发挥集成信息协助科学决策、架设桥梁增强社会韧性和智力支持提升应急效能的功能作用,作为重要力量增强国家整体应急管理能力。根据重大公共危机事件的不同阶段,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危机全生命周期运行机制能够在危机爆发时使社会应急响应更为迅速,危机延续中使社会应急联结更为紧密,危机平稳后使社会应急资源更为整合。未来,可以通过制度路径、组织路径和技术路径的构建更好地推进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实现促进社会力量应急响应、增强政社间信息沟通和整合全社会资源的价值,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社会力量参与的保障。

有效社会商业模式的形成,是社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基于B集团发起设立并助推四家社会企业快速成长的案例,探讨在中国目前有关法律政策体系尚不完备、社会创新支持系统尚不健全的环境下,企业集团助推社会企业形成有效社会商业模式的一般规律。资源丰富的企业集团通过运营模式植入、社会价值共创、创新人才吸引和社会使命锚定,可以助力初创期社会企业转变思维、促进社会创新实验、链接合作伙伴、实现社会效益、增进股东社会价值,从而实现社会企业的快速成长。这一研究拓展了尤努斯社会商业创新的五要素模型,诠释了企业支持创办社会企业更具可持续性、便于规模化、利于价值共创三个方面的优势,归纳了企业集团通过助推社会企业成长从而履行社会责任的可行性。

街区制的推行虽然有利于解决封闭小区引起的诸多空间失序问题,但也带来了空间安全困境、空间管理困境和社区认同困境,对城市社会安全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如何构建社会安全的空间基础成为街区制能否持续有效推进的关键所在。观察上海市A街道街区制实践的案例,发现:公共空间的空间布局直接影响到街区空间安全性;以党建机制实现国家权力介入的空间表象,借助政治吸纳,构建多元共治的街区治理结构,实现街区资源整合和治理联动,有利于锻造街区安全力;以自治项目的开发运作,促进街区社会关系的重构和公共性生产,助推街区生活共同体的构建,能够提升居民安全感。总的来说,街区制实践通过物理空间的重组、治理结构的重构和公共价值的重塑及其相互作用,共同构建了社会安全的空间基础,实现了街区发展与安全的统筹兼顾。

“人民城市”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城市属于广大人民、城市发展为了人民、城市治理依靠人民三个方面。国内外城市滨水公共空间再造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城市滨水公共空间是市民公共活动和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城市滨水公共空间建设要遵循人民城市理念,增强人民对城市空间的认同感,满足市民不同层次的多元空间需求,加强、提升城市的人文关怀、公共服务和空间品质。黄浦江和苏州河作为上海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承载着人民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上海“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再造过程体现了鲜明的人民城市理念。上海市“一江一河”建设案例的经验对于探索人民城市理念融入城市滨水公共空间再造的可行策略具有启发意义:公共空间再造应注重提升空间开放的共享性、实现公共服务的多元性、促进空间发展的持续性、扩大空间治理的参与性。城市滨水公共空间再造为城市公共空间再造提供了理论启发和现实指引,未来城市公共空间再造要真正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与治理,为民众创造美好城市生活,应从价值取向、政策设计和行动策略等方面努力践行人民城市思想:首先,要坚持人民城市的核心价值取向,充分调动人民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创造性,发挥人民在城市公共空间再造中的主体性作用;其次,在政策设计方面,城市公共空间再造要以人民为中心,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智于民;再次,在行动策略方面,城市公共空间再造应以提升民众的参与性、互动性和满足感为要。

数字智能技术在深刻改变现代组织运行形态的同时也引发了全球性治理变革。在数字智能技术深深嵌入基层社会空间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理解、把握和推进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面临日益多元的服务管理需求和日益复杂的治理情境,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根本目标是基于数字智能技术的治理形态的敏捷化重塑,即通过提升治理体系的感知能力、协同能力和整合能力,因应环境和需求的快速变化,为社区居民提供更精细的服务、更整洁的环境、更安全的生活。因此,其本质是公共价值的共同创造。在这个过程中,基于“清晰化目标—持续性驱动—整合性行动”的战略三角对于推动良性、平稳的数字化转型意义重大。从长远角度看,加强数字底座集约化、场景建设融合化、基层空间孪生化、数字转型用户化、线上线下一体化建设,是未来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必然路径。

国家、省、市、县四级政府部门数据有效共享至基层实现业务协同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文章从数据确权的视角出发,基于西部Q县级市的案例剖析数据赋能基层治理的困境,发现困境表现为数据难流动、业务难协同和建设成效低,困境的表层原因是组织力量薄弱和平台建设统筹不足,根本原因是数据没有确权。困境突破的关键是明确数据所有权归各级政府共有、管理权归主管部门、使用权可由各部门共享;在数据确权基础上,加强组织保障和平台建设,提升基层治理中精准感知需求、科学辅助决策、高效整合资源和动态反馈调整能力,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上级试图构建数字生产体制以实现透明、精准、精细化治理。数字生产体制为上级激发下级的积极性提供了动力,但数字生产体制的内在困境使得基层官员产生了表象策略、机构策略、政策策略和反向策略等避责行为,形成“低问责均衡”。“数字避责”是官僚体制的内生产物,是基层官员面对不确定性风险和问责高压的选择,也是官僚理性的体现。基层官员以制造数字景观、形式主义等行政程序来应对技术治理要求,重构了权力链,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问责主体的意图。在未来的国家治理中,应该重新定位行政规范化、技术化导向,缓解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构建良性、健全的问责链,为基层官员创造敢于担当尽责的制度环境。

基层治理从“无论用什么方法,摆平就行、搞定就行”的任意变通,到按程序、按规范执行的“讲政治”,表面上体现了制度化、规范化和文明性,但深层逻辑仍然是只关注技术问题的策略主义逻辑。只是,策略主义的表现形式从之前简单粗暴的任意变通表现为“不变通”,即形式主义地“讲政治”。这是因为形塑策略主义的治理结构不仅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且“督查下乡”强化了对基层的问责。为了规避风险与责任,基层干部不再通过变通来完成目标任务,而是通过“形式主义地讲政治”来应对目标任务。要化解日趋严重的基层形式主义问题,必须给予基层干部自主性。

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伴随新中国教育发展史,同时学业负担问题并非仅仅是教育问题。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建设高质量教育系统中作出了艰苦的、值得后人重视的探索。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治理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时,在原因研判和思想观念上经历了变化。新中国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青少年的成长,然而青少年学生身体健康状况严重不佳成为普遍现象,究其原因有学业负担过重、社会活动过多等,但直接且关键的原因是营养供给缺乏和卫生条件不足。为改变这种学生健康不良的状况,在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出“健康寓于万策”的制度探索,将工作重点放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方面。当面对减负教育改革效果不佳的现实困境时,官方政策上作出了政治化倾向的归因判断和政策举措,这一制度探索在改革开放前后得以纠正。跳出学业负担过重的教育教学过程视角,可以发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学业负担过重现象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在教育领域的反映,即被激活的民众教育期望升级与更高一级、更优质的教育机会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所致。这也是今天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时值得注意的问题。

“双减”是近期教育治理的焦点议题,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则是“双减”的重要内容。在国家仍是政治代表和家国责任的前提下,人民需要政府“有为”,治理无序的校外培训市场。有为政府的指引下重构的有效市场侧重于供给侧改革,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导向,重构的校外培训或服务的市场是公益而不是逐利的市场;第二,探索教育市场服务单位从家庭到学校的转变,通过学校购买服务,以学校为桥梁组织再分配教育资源则有助于缓解现有竞争压力,保障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第三,分类分阶段参与供给,改变现有校外培训市场以面向家庭的学科类培训一家独大的局面,鼓励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转型发展,大力培育家长学校、素质教育以及面向学校的课后托管类校外培训市场,鼓励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朝后基础教育阶段转型发展,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的培训市场。在政府的指导和指引下,校外培训最终形成一个细分领域、细分对象、细分阶段、准入有序的培训市场,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的需求。

在新闻事实与其传播语境相互嵌套的关系中,短视频新闻的形态影响了新闻业呈现客观事实的流程和人们认知事实的逻辑。短视频新闻的微观语境主要由文字模态的对话语境、图像模态的再现语境与声音模态的共鸣语境构成,反映出媒体机构重视平台适配、下沉内容题材、定向用户阅听需求等一系列新的新闻生产常规。短视频新闻生产者与用户协作构建的微观语境在事实逻辑之外强化了呈现逻辑的作用,对用户的收受体验与事实认知均产生影响,并最终促进了新闻传受双方关系的重构。

短视频平台已逐渐成为主流媒体舆论宣传的新阵地与流量聚集地,同一主流媒体在多个视频平台的传播效果可能具有差异。抽取“央视新闻”B站号与快手号698条短视频作为样本数据,考察主题类型、字幕使用、屏幕形式、标题内容以及视频类型等因素对短视频多平台的传播效果及其传播广度、传播认同度和传播参与度等子维度的差异化影响,研究表明:短视频主题类型、屏幕形式、标题内容及视频类型对短视频多平台的传播效果产生差异化影响,字幕使用对传播效果并无显著影响。主流媒体应注重短视频平台间的差异,推动短视频内容的平台差异化建设,以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