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制度作为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制度,直接关系着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与否。中国共产党分配制度变革的初心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分配制理论为指导,带领中国人民以消灭剥削的分配制度为逻辑起点,以满足人民利益要求、实现共同富裕为重要使命进行分配制度变革。从消灭剥削的分配制度到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按劳分配制度,从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到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再到健全“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都蕴含着深刻的理论逻辑,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以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为引领,完善三次分配制度体系,以募集、自愿损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形成积极、主动和谐的互助式再分配格局。

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两个概念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制度对治理效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制度决定了政策选择和治理行为;治理效能通过制度有效运行获得,并以制度优势外在体现出来;制度优势提高治理效能,治理效能又彰显制度优势。在新时代背景下,治理效能被赋予了系统性的中国特色和时代意蕴,治理效能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追求高质量的发展,以获得更大更多更好的社会效应为旨归。比较分析中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案例,说明了中国制度优势如何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以人民为中心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群众基础,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生动体现。

城乡融合发展塑造了城乡社会形态,这一社会形态的治理复杂性远高于乡土社会和城市社会,对乡村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在城乡融合时代,利益密集型的乡村治理严重依赖于传统的资源投入方式,治理资源无法有效转化为基层治理能力,出现了乡村治理内卷化现象。而P县的经验表明,通过部门协调和资源整合,提高地方统筹治理能力,乡村治理可以得到明显优化,城乡共治格局也在“党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路径中实现。

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超大城市城郊村因外来人口流入而引致公共服务失灵问题,需要给予特别关注。超大城市的城郊村与城区之间不仅存在明确的地理边界,而且在各自的地理空间拥有不同的体制、资源和文化。这些差异化的因素形成了它们之间的制度距离。把握这一制度距离,为分析超大城市城郊村公共服务失灵的发生机理和内在逻辑提供了认知视角。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服务上浮”和“行政权力下沉”是城郊村公共服务缺失和功能异化的制度性动因;土地资源的行政配置削弱了城郊村公共服务自主供给的经济基础;地方政府经济发展偏好、城市发展偏好以及户籍人口偏好使城郊村成为财政支出盲区;村庄文化共同体导致了村庄对外来人口的文化排斥、利益排斥和政治排斥,反映了村庄文化现代性和公共性的缺失。治理超大城市城郊村公共服务失灵,应当将城郊村外来人口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应当建立共治共享机制,让外来人口参与村庄社区治理,应当加强村庄文化建设,使开放、包容、共享、多元成为村庄文化的基因。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合法有序的政策试点。分析392个农村政策试点中的分析违法案件,发现相关违法行为主要由在试点过程中充当枢纽中介角色的基层治理者实施,试点实践“带头人”集体违法现象突出,违法方式主要体现为试点过程中权力寻租谋取私利,侵害国家财产和他人利益,对试点过程及其目标实现造成严重影响。与试点中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恶性结果相比,目前对相关行为处分总体较轻,未能将违法行为影响与导致试点失败、失误的结果联系起来,未能体现出试点中违法行为危害的特殊性。政策试点中违法行为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枢纽脱嵌”,即基层治理者出于私利而在试点过程中不有效履行联结高层级政府与基层群众的枢纽职能,阻截治理需求与治理资源之间的关联,通过各种方式截留试点资源、消解试点需求,最终导致试点项目无法达成实效。要有效防止基层政策试点中违法风险的爆发,关键在于试点权力的“回嵌”,从而建构起试点权力制约的规范路径。

脱贫地区乡村产业振兴面临着两难困境,即产业基础薄弱的现实仍需要加强政策扶持,但扶持不当又容易消解其内生动力,采用何种政策工具加以破解亟待深入探讨。通过政策文本分析和案例检视可以发现,我国政府推进脱贫地区乡村产业振兴的经验展现出“适应性有为”的逻辑,即在政策设计上打造了具有包容性和以激活各类要素为目标的“政策工具箱”,在实践中形成了根据问题情境与工具属性选择政策工具并加以组合的做法,从而发挥了政策工具的系统带动效应。实现适应性有为有其条件要求,以此逻辑继续推动脱贫地区乡村产业振兴需要政府提升治理能力,科学把握乡村产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和任务目标,增强政策工具设计和使用的包容性、约束性、针对性、组合性与发展性。

我国的体育发展体制存在着较强的特殊性和时代性,现阶段我国体育社会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呈现出一种新型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共同生产的模式中,政府的管理行为不再是传统的行政管理和照章办事,而是在灵活变通、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同时,与市场和社会组织共同创造公共价值、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要对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进行解控和松绑,还体育社会组织以自由的发展空间,辅助政府提供更好、更适应民众需求的体育公共服务,继续推动政府与体育社会组织实现“脱钩”,将体育治理重心向基层社会组织下移。同时,在共同生产理论视角下,体育社会组织还能够充当“运输桥梁”有效输送社会资源,有序输送竞技体育、市场体育中缺少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促使各个体育发展领域齐头并进、互通有无,形成现代高效的体育治理体系。因此,共同生产的理论视角,可以提供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发现体育社会组织可以作为桥梁,实现社会资源的流通,解决我国体育发展中各类事务割裂的问题,实现体育强国建设和全民健身目标。

为应对严峻的气候问题,中国于2020年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环境政治话语。在气候治理过程中,“杰文斯悖论”的存在说明了单纯依靠技术进步无法实现整个社会的节能减排。因此,有必要从新的视角即社会治理视角出发,分析中国“碳中和”议题实现的逻辑理路。社会治理“硬嵌入”和“软嵌入”的双向驱动逻辑,大大改善了“碳中和”政策议题实现的政治社会结构,有可能使“碳中和”政策议题实现的时间跨度大大缩短,使“杰文斯悖论”这一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存在的难题在中国得到破解。破解“杰文斯悖论”中资本与技术的不良互动,须进一步规范“硬性”和“软性”的制度供给,提升“碳中和”治理的法治化、智慧化水平,完善“碳中和”议题实现的协商民主机制,从而实现基于“碳中和”的全面绿色转型。

在“双减”的政策环境下,家长的群体性焦虑问题不容忽视,已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家长焦虑的核心在于子女能否通过教育实现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而培训机构则通过炒作家长的焦虑情绪实现盈利。家长的焦虑导致大量家庭资本向私人教师、培训机构流动,其中以中产阶级的家长为最;甚至出现了家庭资本投入越多、家长越焦虑的局面。但家长焦虑的缓解不能指望家长自动减少家庭资本在子女学业上的投入,而是一方面要帮助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念,另一方面则要改革高考的命题方式,让课外辅导、培训机构所擅长的答题模板、解题套路在高考面前失去效用,如此方能让家长主动减少家庭资本投入,缓解焦虑情绪。

创新型人才培养历来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目标和教育教学的重要任务,但其实践层面面临学段衔接不贯通和改革措施不协调的双重挑战。“双减”的系统性改革为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契机,它引发对于基础教育人才培养命题的深层思考,也促进了教育生态优化的正向改变。借力“双减”推动基础教育阶段创新型人才培养,应从课堂教学、课后服务和作业练习等方面为其提供坚实支撑。

学业负担产生和存在于学校教育时间之内。从时间角度来说,它的产生与学校教育时间治理中的以下几方面问题密切相关:一是对教师和学生时间主体地位的剥夺;二是对学生自由时间和空间的极度压缩;三是对当下时间意义的忽视;四是效率至上的教学和学习文化。政府的减负之所以一直举步维艰、成效甚微,与减负的时间和教育时间、社会时间不同步有关,还与减负政策中对“人”的忽视以及简单地将减负等同于减时间有关。未来需要处理好减负的节奏和推进力度、促进“人”的显现以及调整时间管理方法,以此消解教育中的紧张感、压力感和焦虑感,营造充满张力、生命力和活力的教育时间氛围。

拜登—哈里斯政府的经济政策聚焦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并推动经济复苏、捍卫美国技术领先地位及绿色新政以应对气候变化,而美国宏观经济走势、内外失衡状况及美元霸权地位则是其经贸政策的重要依据。作为建制派的拜登总统,将重心放在恢复美国在全球贸易体制的领导力上,并试图重新主导全球治理体系;尝试构建新的贸易政策体系以保护劳工利益,修补上一任政府的过激贸易政策并着力推进盟友合作;贸易政策持续服务于美国供应链安全,但政治化倾向不断增强;视中国为最大对手,政治化与“国家安全”主导对华经贸政策方向。对我国而言,要充分认识到中美博弈的长期性和严峻性、努力拓展中美经贸间的互补型领域、用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对冲美国外部冲击,并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