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利益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和核心。近几年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国企业为东道国企业、民众、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创造了价值,奠定了合作基础;但同时也存在企业对外投资结构不合理、海外经营经验不足、与本地劳工矛盾冲突以及东道国债务累累等问题,并面临营商环境的挑战。因此,需要从企业层面构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利益共同体,即建设企业与多方利益相关者深度融合的发展共同体:首先,企业要做好前期调研和产业发展规划,为形成共同利益找准发力点; 其次,企业要积极融入当地社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形成利益联系; 再次,企业要加强能力建设,增强扩大共同利益的能力;最后,在国家层面还需要建立政府和行业协会多层次规范和保障体系。通过“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建设,企业在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将会打开新的局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奠定成功的基石。

社会科学实验快速扩展,使得不同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出现井喷态势。本文基于对社会科学实验方法发展源流的探索,深入揭示该研究方法发展脉络、应用过程、场景及所带来的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影响,进而通过比较不同实验操作技术和准实验分析模型的应用,全面系统地探析中外社会科学实验方法,前瞻其发展趋向,并为进一步科学地应用此研究方法奠定学理基础。作者初步呈现不同因果推断方法如DID模型、PSM-DID模型、安慰剂检验、合成控制等回归结果的差异性,强调不同准实验模型在探析同一议题和同一数据挖掘过程中,可能存在相反结果的空间。这提醒我们,当前的量化研究分析中,与其说用单一的实验方法去探索因果关系,倒不如说更需要多模型验证。当然,本文研究并不试图挑起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的“范式之争”,或引发传统量化研究和新生量化模型之间的“迭代之争”,更多地是试图在包容性方法论思维的指引下,实现研究成果信度和效度的提升,进而提升社会科学的显示度,以为社会经济政治政策的完善和改良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国当下医患关系备受关注,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其中农村患者可能因为刻板印象受到医护人员的歧视,这也加深了医患的误解和矛盾。运用行为公共管理的理论视角和调查实验的研究方法,探究医患纠纷中的患者行为方式与身份特征的影响,可以为应对医患等社会群体矛盾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实验1分析了医护人员的判断,实验结果表明:行为方面,患者选择暴力的掌掴方式时,医护人员会降低对患者的同情心以及对事件的己方责任认定;身份方面,医护人员并不存在对农村患者降低其同情心并减少己方责任认定的情况。实验2分析了一般社会群众的判断,实验结果表明,城市人群在医患冲突时对农村人群没有明显的歧视;但农村人群反而存在一定的自身歧视。对于改善医患关系,研究建议患者应当意识到伤医得不偿失,此外政府应当落实乡村振兴的成果转化,提高农村人群的群体认同感,消弭社会中对医护工作者、城市群体会歧视农村群体的误解。

期望失验模型提出,公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不仅由服务绩效(质量)直接决定,而且还通过将服务绩效与服务之前已有期望的比较即“失验(disconfirmation)”来间接决定。为了检验期望、绩效以及满意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本研究采用调查实验方法,通过一项对交通公共服务的实地调查,将调查样本(n=230)随机分配到4个实验组,分别接受高期望或低期望干预,其次接受高绩效或低绩效干预,最后测量满意度。研究结果基本与模型的假设一致,即公众期望是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重要预测因素,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改善,除了提高服务质量以外,还可以通过影响公众对服务的期望来实现。

近年来,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全面高质量发展,国家持续完善乡村振兴政策体系,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以乡村创业为例,面向大学生群体的政策供给的力度较大,然而政策供给和大学生乡村创业需求之间仍存在着供需不匹配的情况。基于行为公共政策的视角,结合前期的政策调研和深度访谈,利用调查实验重点探究政策内容和行为政策工具对实现政策行为效应的影响,考察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的实现机制及其提升机制。研究发现:(1)在主效应方面,人才层面、财政层面和基础设施层面政策对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行为效应有着正向影响,三者之间无显著差异,而说道型工具、激励型工具和助推型工具会带来正向影响,且后两者的提升效果较为明显;(2)在交互效应方面,激励型和助推型工具对于提升基础设施层面和人才层面政策行为效应的作用较为明显。针对以上结论,为提升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大学生乡村创业的政策效能,建议政府应当精准施策满足大学生“因时而异”的利益诉求,善用行为政策工具提升政策行为效应,以及通过多方合作搭建良好的信息桥梁。

近年来,随着实验法在公共管理问题研究的运用日渐增多,公共管理学界也开始总结和反思这一方法。但学界主要从面上审视公共管理实验法的使用,尚未就某个研究领域或议题深入分析。公民满意度领域是实验法运用的集散地,对其“深描”可以“管窥”公共管理实验法运用的总体图景。研究发现,公民满意度实验类型包括调查实验、实验室实验、实地实验等,实验方式主要是前测—干预—后测实验和因子实验,实验对象为大学生、网民或现场抽取的市民样本。总的来说,这些实验较好呈现了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因果关系。但其实验类型以调查实验法居多,实验对象也以学生和网民为主,实验的现实性较差。为提高公民满意度或公共管理学实验研究的价值,应针对公共管理领域的重大问题,尽可能在真实情景中、以真实对象开展实地实验研究,以提升研究结论的政策辐射力和理论外推力。

网络政治学是政治学在网络时代的新样态,它以网络虚拟空间为环境,以网络技术为支撑,以政治学理论与实践为基础,其研究范围是分析网络技术所引发的社会现象对政治发展产生的可能性影响。政治学为网络政治学的发展与构建限定研究范围,网络技术及其所构筑的虚拟政治空间使网络政治学与政治学在部分研究内容方面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即网络政治学的国家学研究、公共权力及其权威性价值分配研究、政治关系研究、公共事务研究与政府及其公共政策研究等方面与实在政治学的相关对应研究之间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二者在研究范畴上的差异性是网络政治学构建的必要性所在。网络虚拟政治空间是网络政治学构建的生态环境,对网络政治学的构建需要对网络虚拟政治生态进行观念与实践两种面向上的技术构建。网络政治学观念面向的技术构建包括网络政治心理、网络意识形态与网络政治价值等内容,其实践面向的技术构建包括网络政治参与、网络政治制度与网络政治治理等方面。观念与实践面向的技术构建关涉了网络政治学研究的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象的范畴,网络政治学研究应随网络技术的革新而调适,才能以观念构建促进实践发展,进而推动网络政治生活不断向善。

库恩所提出的范式概念及科学革命论为理解知识变革提供了分析框架。从范式转换的角度来看,国家中心范式具有理论转折点意义的创新价值,国家研究由此从传统政治学进入了新的理论时代,实现了从行为主义到新制度主义的知识变革。在承继国家知识传统的基础上,该理论范式通过生发概念、拓展进路、创新主题开放出了新的研究领域,即以国家为中心讨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形态,以科学分析的方法考察国家及其与社会关系的具体事实。国家中心范式所实现的“科学革命”体现在理论内容上对国家主题的“找回”和研究方法上对科学分析的“承继”,在“回归”与“发展”中完成了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国家研究的变革进程启发我们在推进理论创新时要树立明确的范式意识,自觉地通过推动范式变革来回应实践需求,以实现新时代立足于中国实践的科学革命。

高等教育普及化以后,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应该放在高质量发展,这是建立在科学分类基础上的多样化高质量发展。多样化高质量发展的特征是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和高等职业院校的多样化发展。构建“管办评”分离、“放管服”一体化的制度环境,以实现治理关系现代化;平衡行政与学术、学校与学院的关系,实现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现代化;建设多元化评价机制,对不同高校分类评价,实现评价机制现代化;加强与其他学科的有效互动,将高等教育学发展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从而不断完善高校治理的现代化建设。这样,大学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命运共同体才能通过培养时代新人,提供科研成果和技术支撑,传承与创新人类文明,为促进各国互信合作、交流互鉴和互利共赢注入强劲动力。

以“讲授”—“吸收” —“讨论”为基本模型、以本科法学通识课程《女性权利的法律保护》的深度教学案例为例,构建“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实现课程思政立徳树人目标的教学机制。“对分课堂”成功将课程思政元素贯穿教学全过程,实现对学生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完成这一目标的核心要素就是,教师作为引领者,建立与学生的彼此信任,在宽松包容的课堂氛围中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思维和独立思考,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破解当前课程思政难以融入教学的难题。

先秦儒家的心性论以气本论的宇宙观为基础,其中的性情关系是一本而非二本,二者并不存在形上形下之分,亦不存在异质异层的区别,情作为道的初始而备受重视。但随着理学本体论建构的推进,气本论的宇宙观被理本论的本体论所取代,性情关系也分别被划入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不同存有层次而成为异质异层的存在,情也沦为理学复性工夫的主要障碍。在经典诠释过程中,儒家哲学理念经历了类似于西方哲学从存在论到形而上学的转变,而儒家的工夫论也由此转向新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