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正在威胁包括陆地生态系统、水域生态系统等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全球气候治理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重点和难点;由于全球气候治理主体缺位、权威匮乏以及机制破碎等困境,全球气候治理成效不彰。面对持续恶化的全球气候以及当前气候治理的赤字困窘,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中国方案,并始终践行大国的责任担当——减缓适应气候变化的力行者、联合国气候公约的维护者、南北气候政治冲突的调解者、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援助者、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引领者、“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带头者。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的角色体现了合作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担当作为。

在政协提案办理过程中,承办单位的办复态度与行为直接影响提案办理工作的推进及最终走向。然而,现实中各行政组织对同一议题存在回复和解读差异。基于2019年构建大湾区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全国政协提案办理的案例分析,发现提案办理工作是一个从模糊逐步走向清晰的过程,提案本身的模糊属性既是政策企业家汇聚资源、建立支持联盟的主要策略,亦赋予行政组织解读提案的自主性空间。提案的成功办理有赖于行政组织从中找到共同的利好空间,为创造更大的收益“蛋糕”而积极融入和解读,继而推动提案办理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提案办成也是各方战略联盟的建成过程,是方案明确的过程。政策企业家高度依赖行政组织的技术性和细节性支持,而那些机构地位弱、有拓展利好需要的专业性行政组织反而更有意愿且能为方案清晰化落地指明具体可行方向,在为提案者增加可选择的实施方案的同时,原本模糊的提案内涵得以清晰化。

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关键事件通常与组织合法性有关;推动合作监管顺利步入战略深化期的关键是将合作监管理念制度化;过往事件之所以产生效应,是因为其本身具备的强度、时间及空间属性,吻合食品安全监管政策的变迁需求,并在发生后能够实现阶段性目标,促成一定的合作效应。食品安全合作监管从合作探索期迈向战略深化期的一系列关键事件,深刻折射了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由强调国家主宰的一元主义模式到重视国家与社会合作的共治模式。

“对象编辑”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监管方法论和市场治理术。对象编辑旨在通过有效的确定性赋予方式,从形态和内容层面对行业原始特征予以改造,以便为政府监管打造更为“合格”的监管对象,进而在政府治理知识逻辑再造的基础之上成就更加高阶、有为和有效的政府治理状态。系统考察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创新,亟须秉持“对象编辑+要素优化”的复合进路。依据对象编辑的手段状态和目标状态,可以将基于对象编辑的中国特色食品安全监管创新划分为“单维式—序列转换升级”“单维式—序列内部优化”“组合式—序列转换升级”以及“组合式—序列内部优化”四种类型。作为一种政府监管创新进路,对象编辑的作用机理为“对象编辑→中介变量(导向器、检测器或者矫正器)→有效监管”,其方案设计需要在确定性赋予与活力维持之间寻求平衡。对象编辑乃是中国特色市场治理“双有”理论与政府监管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需进一步深化关于对象编辑运转机理、转化机理以及生命周期的规律研究。

基层的条块矛盾因无法实现治理资源与治理需求的有效配置而消解了政府的回应力,具体表现为信息不对称致使条线不明治理需求,权责不对等致使街道不具治理资源,协调不到位致使条块不备回应效能。为了摆脱基层政府回应力消解的困境,实现条块整合,Q市城阳区的“吹哨报到联包”改革在不改变治理资源所有权的情况下,通过优化组织设置,使固化规则面向基层问题;推进权力下放,使权力弱势实现权责一致;开展部门下沉,使行动失调转为统筹协调,探索出了实现重心下移的新路径。此项改革以实现重心下移为目标,对以“规则—权力—行动”为内在逻辑的科层组织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优化,通过问题导向弥补规则至上、双向制约弥补单项控制、协同合作弥补单一行动的方式,增强了基层政府对社会需求的回应力。

“规划”是中国政治实践的重要治理经验,也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规划国家”是对“国家规划”概念的拓展,是能够更加系统概括和诠释“中国之治”的概念性图式,在“方法论”和“治理体制”层面形塑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内在逻辑。中国共产党、人民代表大会、各级政府、社会大众被紧密编制到“规划国家”这个多层级、多主体的治理体系,党的主张、国家意志和人民行动在“规划国家”治理体系中得以转化和彰显。其中,项目制、干部责任制、政策试验等机制分别作为“规划国家”的依托机制、激励机制和修正机制,推动“规划国家”的有效运作以及中国共产党战略目标的实现。“规划国家”有效推动了中央与地方权威的结构性变化、国家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提升。

进入新时代,“担当作为”被中央上升到干部选任评价至关重要的指标,但学术界对其没有明确的定义,其反义词“为官不为”反倒成为学术界讨论焦点。本文基于文献回顾法与文本量化法,梳理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甘肃、四川等16省区出台担当作为的相关文件,建构一个内涵模型,从个体层面、组织层面、行为层面与结果层面分析“担当作为”的具体内涵。担当作为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内涵:政治自觉(愿意为)、专业主义(能够为)、勇于承担任务(主动为)、取得良好绩效(为得好)。作为本土概念的担当作为体现了价值综合与严格标准,超越了韦伯官僚模式的“技术官僚”行为要求,涵盖了近些年体现“直接回应性”伦理规范的新官僚概念,这一内涵模型对完善干部选任制度提供了重要研究基础。

基于4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检验制造业产业链集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位的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链集聚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位间从整体上呈现“倒U型”关系,但是制造业产业链集聚对全球价值链升位的影响从前向参与和后向参与角度而言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同时,非“一带一路”国家的产业链集聚对全球价值链的提升作用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升位的提升提供了借鉴经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将产业链集聚水平维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以避免过高的产业链集聚水平产生消极的影响;要不断学习和吸收先进技术,加大研发力度和研发投入,尽快达到产业链集聚的成熟阶段,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参与度,实现价值链升位;应借鉴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促进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加强高端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并促进产业集群的良性竞争,合理控制规模,助力制造业企业的健康发展,促进各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持续攀升;应该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因地制宜,各国可以利用地域临近的特点,形成互补优势,提升整体的集聚程度。

加强文物保护是开发利用的基本前提,开发利用是文物保护传承的有效途径。黄河流域文物具备承载历史久远、分布地域广阔、数量种类众多、地位和作用凸显等特征,但是黄河流域文物保护仍然存在保护边界不明确、保护对象不确定,区域综合发展不靠前、保护方式不先进,联动保护合力不强大、管理体制机制不协同等问题。文旅融合对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利用带来新动力、新机制、新载体和新挑战,黄河流域文物保护利用为文旅融合带来新模式、新场景、新生态和新机遇。文物保护利用创新的基本路径可归纳为:创新制度设计建设,强化政策配套支持;构建协同体制机制,提高统筹工作能力;提高文物管理效能,构建现代治理体系;实施文物科技融合,推进文物跨界合作;凸显文物教育功能,打造文化育人模式;注重文物推广交流,构建现代传播体系。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发展并走向强盛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迅猛发展,但投资效果却不尽人意。税收作为影响资本使用成本及投资收益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根据所建立的固定资产投资课税模型,测算出我国2002-2016年制造业全国和分省的资本使用成本与所得税实际税率,发现2008年企业所得税改革虽明显降低了制造业资本的使用成本和承担的所得税负,但总体上税负仍然偏高。为此,通过建立面板门槛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得出制造业资本使用成本与固定资产投资关系呈倒U型的结论,临界点是8.108%。低于此点,每增加1%的资本成本,投资增加0.198 7%;超过此点,每增加1%的资本成本,投资减少0.078 9%。同时,制造业资本承担的所得税实际税率与投资呈线性关系,每增加1%的实际税率,投资减少0.158 4%。由于现行制造业资本使用成本(除个别省份如甘肃外)超过了临界点,因此,未来还应进一步完善企业所得税,继续降低制造业资本承担的所得税负和资本使用成本以鼓励企业投资,为实现“制造强国”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撑。

在实验政治学被引入中国政治学之前,田野政治学在研究农村基层治理的过程中已经尝试着进行现场实验,并明确提出“实验先于方案”的学术主张,围绕改革开放之后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先后进行了以农民参与为目标的“水月庵实验”、以农民组织为目标的“岳东实验”、以农民能力为目标的“南农实验”和以乡镇选举为目标的“杨集实验”。通过四次前后相继的实验及理论反思,田野政治学人认识到村庄治理的制度文本与制度在乡村社会运行存在巨大差异,以及制度环境对制度运行的制约,进而将后续研究置于乡村社会历史深处,走向乡村社会的根基,最终在实验试错的过程中深化田野政治学的学术自觉,建立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