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新出版的《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是贯穿全书的核心主题线索之一。本次访谈聚焦于张一兵教授对马克思晚期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Ⅲ的重新发掘和思想构境过程,展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准备手稿时期建构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的哲学方法论基础、思想逻辑演变和复杂结构体系。由于意识到基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视位、一般物相化透视和历史认识论,无法真正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和破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迷障,于是,马克思在《大纲》中重新回到劳动过程视位,再次借助黑格尔的现象学批判方法论,确立起基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物相化透视、历史现象学和批判认识论。在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内在机制及其剥削实质的过程中,马克思重新启用了异化概念,建构起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Ⅲ。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出于现实方面的考虑,用经济拜物教批判替代了劳动异化批判分析。但在根本上,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Ⅲ构成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和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基础。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路径包含着两条批判路径:内在性批判与外在性批判。当代自由主义资本逻辑的发展由将阶级所形成的不可调和的对立转变为经济竞争,让内在性批判渐趋失效。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外在性批判的诉求中普遍转向了政治神学。后一趋向得益于施密特有关“政治性”概念的讨论。政治性概念意味着存在论上的敌友关系必须成为统御其他一切对立关系的主导性力量。施密特借此将马克思所构筑的二元对抗性结构视为仅仅囿于经济要素之间的对抗,无法超越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藩篱,因此无法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施密特对马克思的评价体现出资本主义发展到自由主义经济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面临的理论困境及其最终走向政治神学的合法性。

新质生产力发展不仅需要技术的革命性突破,还要求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在智能化发展趋势下表现为对智能化生产组织方式的需求。基于新质生产力的智能化发展方向,对智能化生产组织方式进行类型学研究,可将智能化生产组织方式划分为“互联互通多功能”的平台模式、“渠道扩张分散化”的众包模式、“通达互助便捷化”的共享模式和“多元协同搭场景”的共建模式。运用智能化生产组织方式推动新质生产力深层次发展,需要以三个内生机制为基点共同发力:一是以大数据平台激活个性化需求牵引机制,二是以需带供促成智能化资源聚合机制,三是以人民需要为导向共创智能环境塑造机制。

立足于乡村振兴亟需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的现实需要,结合当前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建设的背景,利用2016—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以及各地级市数字经济相关指数构成的面板数据,探究务工地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经验证据支持理论分析的结论,即数字经济对农民工返乡意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就业质量在数字经济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中起到关键的中介作用,并且个体年龄和城市政府治理能力在其中分别发挥了负向和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年轻一代、务工地位于东部地区和市内流动的农民工群体返乡意愿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为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积极引导高素质农民工返乡,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助力,要采取以下政策措施: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乡村产业发展环境;推动农民工可持续发展,构建农民工返乡分流机制;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红利,提高城乡劳动者就业质量。

社区是基层基础,社区工作者是社区治理骨干力量。在本土情境中,社区工作者既是能动的治理者,更是肩负政治功能的群众生活组织者。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既要将群众组织起来办好社区事务,更要实现对群众的教育和塑造,将分散的群众组织成有力量有觉悟的人民。在治理实践中,作为能动的治理者,他们越是能够策略化地应对指标化、过程化和满意率的考核,其群众组织动员能力就越被削弱,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治理重心下沉带来的资源替代动员。再造群众生活组织者,需要探索新型组织动员方式,即面向关键群体和关键事件的有限动员。

基层考核机制是我国干部队伍管理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选拔优秀基层干部和推动基层治理的制度使命。基于“价值—制度—行动”的整合性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基层考核机制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初创期(1921—1948年)、过渡期(1949—1977年)、调整期(1978—2001年)、成熟期(2002—2011年)和深化期(2012年至今)。而影响基层考核机制变迁的深层结构包括人民至上和履职尽责追求的“价值逻辑”、基层社会和治理转型要求的“历史逻辑”、政府绩效和责任理论滋养的“理论逻辑”、基层政权和事业发展需要的“实践逻辑”。着眼未来,基层考核机制的变迁发展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考核价值取向、抓准激励约束并重的考核功能定位、明确实绩立体评价的考核运行思路、突出动态协同调适的考核发展导向。

数字基座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基础设施,通过集成教育云网以及数据中心、组织中心、物联中心和应用中心等核心功能形成系统底座,为学校综合评价改革提供了重要支撑。当前学校综合评价面临价值导向转变、评价标准重构、评价方法数智化等方面的挑战,数字基座赋能学校综合评价体系,即统合评价管理与发展功能提供价值引领,依托生成共性与个性统一的评价标准,基于数据采集、分析与反馈全流程整合数智评价方法,实现多主体参与协商的评价组织形式,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未来研究与实践可以从评价指标体系多主体融通、智能代理辅助减负增效以及数智看板驱动数据集成与表征等方面出发,促使教育数字基座全面赋能综合评价改革。

数据赋能下的教育评价存在算法、机制、价值等难题,亟需专用工具破局,化数据最大变量为育人最大增量,以数据为核心要素和关键驱动的教育评价数据大脑则为此提供新路径。教育评价数据大脑模型的构建应以“人脑”基本结构和“类脑”功能体系等研究为基础,依托数据、算法、算力三个核心要素,实现数据挖掘、传输、集成、分析、呈现、应用全过程闭环。未来教育评价数据大脑的落地应用,需纳入多级联动,筑牢底座支撑,规约数据安全,审视算法异化,拓展评价应用,培育试点示范,以充分发挥数据的潜在价值。

学校教育领域已经发展出“走出浅层学习的深度学习”“涵盖多种维度的深度学习”“提升核心素养的深度学习”和“指向知识创造的深度学习”四种类型的深度学习。我国常见的评估方式在促进深度学习方面存在许多“难为”之处,主要表现为深度学习所强调的隐性指标难以评估及以评促学难以达成。改进评估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需要反思测试主义以凸显日常评估,反思“独白式评估”以加强“对话式评估”。我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应试文化”,为了使改进评估以促进深度学习得以可能,尤其需要突出深度学习所强调的隐性指标与显性指标的关联。同时,学校需要提高教师改进评估以促进深度学习的素养,帮助教师丰富评估知识,不断优化所持有的评估观,从而实现自己作为深度学习评估者的身份认同和重构。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了新动能,明晰数字基础设施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对完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在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理论机制分析基础上进行计量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尤其是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加。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作用机制是通过信息扩展效应、就业创造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来实现的。门槛效应检验表明,当市场化程度、人力资本和物理基础设施水平提高时,数字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会明显增强。研究结论为理解数字基础设施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提供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为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提供重要政策参考。

基于中国海关和上市企业合并数据,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综合指标,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质量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出口质量。该结论在利用“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政策构建工具变量以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企业进口更多种类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进而促进企业出口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质量差异越大的产品、国有企业、距离越远的出口目的国以及网络基础设施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化转型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越强。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出口的促进作用,为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贸易强国建设提供了决策依据。

在互联网时代新的媒介生态、艺术生态和产业生态中,网络文艺创作生产风生水起、如火如荼。与此相应,网络文艺评论蓬勃发展。伴随数字文化的范式转换,网络文艺评论需在系统性的审美观照中,突出强化“传统”与“现代”的历时性比较、“中国”与“西方”的共时性参照、“加强”与“修正”的反身性透视。这三个维度的审美指向和思维展开是网络文艺新实践在文艺评论上的客观反映,也是网络文艺评论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创作生产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

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络的发展带来哲学探索和理论新变,推动后人类思考进入公共文化视野。中国网络文学的身体叙事呈现后人类特征,与技术变革深度关联。穿越叙事将人理解为信息,其间身体与意识分离、穿梭多种时空等想象,是虚拟身体漫游互联网络的艺术再现。系统流叙事是文学故事与游戏机制的融合,系统占据人类身体,指向控制论和信息主义视域的人机融合,隐喻后人类的生成。网络文学游牧式角色隐含去身化与具身性的内在抵牾,为人类重新审视身体与技术的交互提供了新的探索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