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尼西亚是海上邻邦,两国自古以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展开密切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唐宋时期,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室利佛逝和三佛齐王国,无论是瓷器及其烧造技术和钱币及其铸造技术对其生产生活,还是泰山封禅仪式对其统治阶级的思想观众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中国和印尼出土出水的遗物是两国交流的历史见证,体现了中国的技术和文化对印尼群岛人们的影响。在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技术和文化逐渐被印尼人民吸收,创造出具有自身民族和地区特色的技术和文化。

欧亚新航线在16世纪开辟以后,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了西欧,给东西方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内容。在17—18世纪的东西方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中,欧洲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立足印尼的爪哇尤其是巴达维亚(雅加达)与中国开展贸易,巴达维亚(雅加达)在17—18世纪的荷兰—印尼—中国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地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贸易承载了文化交流的内容,开启了荷兰—印尼—中国贸易与多元文化交流尤其是荷兰与中国之间文化交流的进程。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荷兰人在促进中国与西欧的物质文化交流、把大量茶叶和瓷器输入西欧、影响西欧人的社会生活以及介绍当时的中国国情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交往性质和方式的局限以及制度、文化、语言等方面的差异与隔阂,当时荷兰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精神文化的交流相当有限,尽管荷兰人对中国已有比较多的了解,荷兰在文化上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国度。

将产业融合理论与广西茧丝绸产业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产业融合的积极效应,以产业融合推动广西茧丝绸产业在种养、加工以及流通等环节优化升级,延伸产业链,再借助政府的力量对广西茧丝绸产业融合提供扶持和保障,可以实现广西茧丝绸产业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以及供应链的优化。

岭南文化是中国地方文化形式中的一种,是香港、广东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所共同拥有的文化基础,也是这些地区人们的身份意识的观念基础。岭南文化精神的精髓是在岭南文化千百年来的发展历史中所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香港在岭南文化精神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今天港人的国民意识和身份认同方面出现困惑的情况下,从重振岭南文化入手可推进港人的国民意识构建。

共识是一个社会维系秩序、稳定、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洛克试图建构“道德型共识”的理论体系,其目的是通过宗教的、哲学的、政治的理论阐释,将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团体的成员团结为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以应对多元社会出现的宗教冲突、道德分化与政治纷争,并最终服务于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治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目的。

美国学者朱迪斯·巴特勒以其惊世骇俗的性别理论闻名于世,但在她近年的研究中,围绕“主体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展开思考,由性别问题,转向了以身体理论为中心的生命政治学,并经由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渐渐走向了更为广阔的激进民主政治。通过对规范暴力的批评,她试图通过文化翻译来拓展民主的边界,运用激进民主政治策略为边缘群体寻找社会意义上的承认。

毛泽东虽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提出“生态语言”的概念,但他在革命实践中的语言伦理思想蕴含丰富的生态语言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实践过程孕育了毛泽东生态语言思想。毛泽东所提倡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语言的简约性、为人民服务的语言宗旨,是毛泽东生态语言思想具体内容的集中概括。整风运动体现了毛泽东生态语言思想的伟大实践历程。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也是湖湘学的奠基人。梳理“濂溪祠记”可以看出,自湖湘学派开创者胡安国“寻访濂溪遗事”后,胡宏开地方学术传统的先河,作《邵州州学记》,搜求、整理出版《通书》,说明周敦颐学术思想的重要地位。张栻将周敦颐提升至“道学宗主”地位,既要面对儒家内部势力的斗争,也要应对佛、道的挑战,这些斗争成为周敦颐学术地位提升的主要动力,亦是湖湘学学术旨趣确立的重要体现。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制度化问题。中国共产党建立健全了中央集体决策制度:提出了“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等十六字党委决策原则;制定并不断完善了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等工作规则;完善了党中央集体决策程序,包括决策信息收集——决策方案的论证——广泛的多层次协商——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决策考核评估等过程。中共中央集体决策呈现出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高效化等特点和发展趋势。

纯洁性建设与政党权威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纯洁性是政党权威的基础。政党权威的生成对纯洁性建设起着方向性指导作用。加强纯洁性建设应主要从思想、组织、作风、廉洁与纪律建设等多个方面切入。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威性的持续巩固需要纯洁性建设的不断创新发展,重点是要始终保持理论的创新性,着力推进纯洁性建设的现实转型,充分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

在社会管理中,结成具有高度协作性、协商性的协同关系,是建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形态的理性取向。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关系的实质,是实现二者利益一致、功能耦合、沟通顺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非理性关系形态,主要包括竞争关系、吸纳关系、疏离关系等三种类型,它们引致了社会管理中的诸多问题,不利于“善治”目标的实现。这也构成了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必须结成协同关系的现实原因。为了建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关系,应当从营造合作氛围、完善合作制度、创新合作形式、拓展沟通渠道等方面予以整体推进。

湖北省都镇湾是至今仍保留民间口头叙事传统的区域,该区域在当下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口头叙事在讲述传统、讲述功能和听众等方面的变化。基于此,当地提出了“熟人社会”的故事讲述保护策略,为民间口头叙事传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条件。

中国清明节传入越南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生变迁,受地理环境、气候特色、风俗习惯、政治历史等因素的影响,越南清明节传说、节日时间、节日习俗活动、食俗等与中国清明节具有明显差异。越南清明节在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之外,也呈现出鲜明的越南本土特色。

乳源瑶族刺绣中一个重要的走兽形纹装饰纹样“鹿纹”的来源及象征意义一直模糊难释,究其原因在于乳源瑶族刺绣传承主体在传承中只关注了工艺与技艺,而忽视了纹样赋予的内容与意义。结合乳源瑶族民间文化观念,对“鹿纹”象征意蕴和视觉造型进行比对分析,可发现“鹿纹”是一个综合互渗的平面艺术创造,也是乳源瑶族独一无二的重要视觉艺术符号,从中可理解其在乳源瑶族传统服饰中通过视觉传达的文化内涵。

爱沙尼亚地处东北欧,位于波罗的海东岸,历史上多次遭受欧洲列强的侵略。爱沙尼亚露天博物馆的建立与其国家主体性和认同感的重塑密切相关,在对本民族文化载体——爱沙尼亚独立发展形成的乡土建筑类型谷仓房的搜集和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爱沙尼亚露天博物馆在建设过程和管理模式上,对我国建设村寨博物馆、保护乡土建筑和建筑群有借鉴意义。

学术界对简牍帛书里相通用的字及异文一般统称“通假字”。实际上,这些“通假字”中有一些是同源字。因为同源字之间音义相同或相近,故可相互通用。本文从简牍帛书里所谓“通假字”之中甄别出其中部分“同源字”,并对古汉语清鼻音及复辅音声母的构拟进行汉藏语的比较研究。

通过整理分析北京大学藏汉简《老子》中的全部通假字,可考订该材料所代表的西汉语音:声母方面,匣母与见组声母同属一类;邪母与喻四的关系十分密切;和中古音相比,清浊音的分别、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区别不甚明显;等等。从北大汉简《老子》通假字及用韵材料来看,其韵部分合具备罗常培、周祖谟等人总结出来的大部分西汉语音特点,如鱼矦合为一部,脂微合为一部,歌支通押、幽宵通押等,但同时也存在真文不同部、幽矦相押、鱼铎相押等特征。另外,北大汉简本在《老子》用韵韵例的判定、考察《老子》文本演进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

《资治通鉴释文》是宋代四川眉山人史炤所作的音义专书。该书音切中有一些属于中古不同声调之间的混注,亦不合于宋代通语,属于特例,它们反映出宋代四川方音平去相混、上去相混、平上相混的方音特点。这些异调相混的现象主要是上古方言中汉字声调的歧异读音在宋代四川方言中的遗存。

《说文解字》主要通过分析字形解释本义,而《毛传》则解释上古文献《诗经》中的词义,多为随文释义。许书虽多宗《毛传》,但在释义的精确度、说字与说经、浑言与析言等方面存在差异。段玉裁现看到“许宗毛”,又看到毛、许释义存在一定的差异,他在认真校勘的基础上,以毛正许,以许正毛,订正了不少讹误,但也有引《毛传》之失。

基于互联网建立教学资源库,对于提高心理学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教学主题是教学内容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具有层次性的、相互具有逻辑联系的知识点或知识模块。在建立教学资源库的过程中,可以将教学主题作为教学资源搜集的基本线索,首先建立逻辑清晰的主题体系,然后据此搜索、甄别、归类和整理教学信息。教师可以借助教学资源库改善教学,学生可以通过主题学习掌握心理学知识体系,提高创新能力。

今后一段时期,我国高校有待建立起人本型的教师绩效考核机制,它是对当代居主流地位的人本主义管理哲学的运用,符合人的本性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律。人本型考核机制具有自发性、精神价值性、可对话性、结果易接受性等特性。建构人本型考核机制,须遵循以下途径:明确指导思想,形成人本型绩效文化;发动第三方多主体参评,结合多种考核方法;让考核对象全面参与,化被动接受为主动的自我考察;考核结果反馈、说明机制公开透明,且富于人性化。同时还需要相关制度的保障,如外部监督机制、考核申诉机制、考核动力机制等。

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桂林作为著名抗战文化城,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以至于学术界有人提出“北有延安,南有桂林”的看法。桂林在抗战时期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方面包括:形成了汇集2 000多位中外反法西斯进步文化人士的抗战文化城;形成了当时国统区最活跃的抗日民主文化宣传中心;形成了国统区中民主气氛最浓厚、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成功的省会城市;出现了国统区绝无仅有的抗战岩洞教育;创办了国统区仅见的儿童教养院;在国统区中首创培养和训练学生军;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党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桂籍人士率领的中国军队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桂林在抗战时期之所以占据重要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

抗战时期桂林音乐教育的发展得益于当时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在桂文化工作者的努力。在国民基础教育的大力推行和抗日战争爆发的背景之下,作为抗战音乐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桂林抗战时期的音乐教育在教学形式、教材、教学内容、师资等方面均有较大发展。抗战时期桂林音乐教育取得的成绩及经验值得总结,对当今的音乐教育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