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麽经》“葫芦兄妹”与《圣经》“诺亚方舟”的神话结构、思维模式及主题理念,有明显的同一性和对应性。通过运用个案分析与整体把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两者进行比较,可从新的角度及深层次上认识和理解世界性的“洪水灭世与人类再生”神话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认知价值。正是人类历史相同的发展阶段和基本需求,构成洪水神话模式的相似性;洪水神话折射了人类社会婚姻制度的历史嬗变;“洪水神话”体现的宇宙观成为人类文明时代与野蛮时代的分水岭。

侗台语民族作为语言学研究上的集合体,在歌谣文化中保留了诸多不可忽视的共性。由于语言发音方式、词组表达、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侗台语民族的歌谣格律依然保持着腰韵的基本特点,同时受到周边汉族等他文化的影响,逐渐出现脚韵,形成使用较广的腰脚韵格律。根据各侗台语民族歌谣的情况,可推测五言腰韵是其先民歌谣中较受欢迎和较为稳定的一种格律形式。

在亲属制度研究领域中,拟制亲属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拟制亲属在瑶族社会广泛存在,尤其以认契习俗最为典型。认契习俗是瑶族基于信仰心理需求驱动力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对真正亲子关系的摸拟,它不仅是瑶族人以他们熟悉的方式祈求儿孙康健、子嗣绵延的智慧结晶,也是瑶族乡土社会中构建社会网络的实用策略。

跳出从“血缘关系”内部研究祖先崇拜的传统思路,具体立足于姻亲关系、地缘关系,可发现祖宗是布努瑶确定外婚集团、鉴定及处理你我关系的标识,人与祖宗的关系具有实践性,甚至祖宗之间亦是互助合作的关系,那么祖宗在血缘家族、姻亲关系、地缘关系层面均具有意义,他们除了“家(族)神”还是“社会公众神”。这体现地方信仰协调社会的个体性与集体性矛盾的努力。

文化物品对于民族精神的凝聚以及维护民族文化的尊严具有重要意义,理解原住民文化物品的社会意义需要通过其社会本土语境知识阐释来实现。这些物品携带着非西方社会特殊人群及社会的信仰体系,有其内在固有的精神价值体系。如果将原住民物品从原住民社会挪动而置于一种“脱境”的语境之中,其所携带的知识意义就会发生变迁乃至失去其原本真实的意义。非西方社会原住民人工制品是物还是艺术？是文化抑或是“非文化”？西方社会是否应将非西方社会的物品遣返其故土？相关论争成为当今人类学界一场经典论争。许多人类学家将原住民人工制品置于一种遭遇、缠结、敞开的语境中,展开了深刻的对话和反思。

“传统”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共享的一个核心词汇。当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时,面对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人们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和意义。特别是自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国形成广泛参与的运动以来,对传统的讨论和关注越来越多。而何谓“传统”？有各种观点,《论传统》是西方第一部全面、系统地探讨传统的著作,梳理了传统的内涵、变迁、趋势等关键问题。虽然并不能十分恰切地应用于中国实际情况,但作为一部在现代化进程中全面、系统讨论“传统”的论著,必然有很多思考可供借鉴。

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田野回访,拉开了新时期中国人类学的序幕,开辟了乡村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同时又以汉人社区的研究带动了中国人类学走出依附民族学的学科发展道路。西南民族地区的田野回访是重访计划的一部分,但是,西南民族地区的田野回访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向等方面从属于汉人社区的理论范式,同时,学人自觉将少数民族纳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族群多样性的努力中,用社区研究处理族群认同。所以,可以将田野回访看作以汉人社区为主体的田野调查和理论建设。

基于第一手调查数据研究高校毕业生成功就业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男生就业率比女生高9.4个百分点,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性别差异依然显著;人力资本和家庭背景变量对高校毕业生成功就业有显著影响,并可以部分解释其中存在的性别差异;不同性别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求职路径,男生主要受人力资本的影响,而女生则更多依赖家庭背景。

利用对全国17所高等院校2914名2013届大学毕业生的问卷调查数据,描述农村和城镇大学生初次就业的差异,呈现农村大学生初次就业的特征。研究发现:农村和城镇大学生在就业准备、择业经过和就业结果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大学生的初次就业处于劣势。

以全国17所高校2 768名大学毕业生的实证资料为基础,分析城乡生源地、学校层次和职业获得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学生在就业率、首份工作平均月收入以及职业满意度上都明显好于农村学生,但引入学校层次这个中介变量后,这些差异基本消失。当前的大众高等教育阶段,城乡差异主要不是体现在入学机会上,而是体现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获得上。

当前中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四大新型矛盾,即福利水平与身份转变负相关变动,农民工所做贡献的分享者与责任承担者严重错位,农民工长期处于财富分配过少而风险分配过多恶性互动的境地,农民工的群体性焦虑强烈但应对机制极度匮乏。因此,未来农民工市民化的重点是着力推动全国人口迁徙的自由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农民工经济上的中产化和地位上的主体化。

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都注重对儒家经典的理解与诠释,并且在方法论上有一致性。他们批评了乾嘉学派解读经典的方法策略,亦注重客观理解的重要性,并突出诠释主体在诠释过程中的主动性、能动性,强调通过生命的体验,以诚、敬的姿态面对儒家经典并予以解读。此外,他们的经典诠释方法也多与西方诠释学的观点不谋而合。

当代战争伦理学的一个最有影响力的版本来自迈克尔·沃尔泽。在理论假定方面,他主要批评了现实主义,表明道德评价完全适用于战争;在开战正义问题上,他修正了法律主义范式,指出除了反击侵略以外,正义的战争还包括特定条件下的先发制人和军事干涉;在战时正义问题上,他主张将常态下的道德绝对主义和最危急时刻下的功利主义结合起来。在沃尔泽那里,战争伦理的思想基础是共同体主义。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从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和表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后的基本价值属性,生动体现了人民对理想社会制度的美好憧憬和不懈追求。正确认知和理解这些价值要求,并将其落实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制度化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关键。

主观幸福感作为一种心理体验与人的需求有关,它不仅体现个体在物质层面上是否满足,更能表达出个体在精神层面上是否健康和谐。生态文明作为一种与生物圈持续繁荣相兼容的新的文明形态,将成为一种可持续的文明。在积极心理学与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框架下,主观幸福感与生态文明实现了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以及知、情、行的统一。在理解两者的哲学意义以及心理学、生态学价值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立足主观幸福感,研究生态文明建设的起止路径,正是现代幸福观和时代化生态文明的历史演绎与辩证发展之路。围绕这一研究思路,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解构主观幸福感的生态价值,以挖掘生态文明的心理学意蕴和动态演绎。

先秦时“贵古贱今”、“贵远贱近”为政治观念,孔子自称“好古”,诸子有“法古”与否之争,都是以“贱今”、“贱近”为对立面的;对“贵古贱今”的批判最终演变为“变法”政策。汉代尊经重儒,“贵古”有了文本形态,“贵古贱今”、“贵远贱近”成为社会观念,并延展到文学领域。桓谭、王充的“贵古贱今”批判,从纠正社会风气出发,批判文学鉴赏中的“贵古贱今”,为当代作家鼓吹;曹丕从张扬当代文学事业出发,批判“贵古贱今”而树“建安七子”为经典;葛洪的“贵古贱今”批判,从文采发展规律出发,宣扬文学的发展观。每个时代的“贵古贱今”批判,必定都推出其当代文学经典,各个时代的文学经典,构成文学史。此时,“贵古”、“贵远”以文学史形态取得合法、合理的地位。随着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刘勰《文心雕龙·时序》、钟嵘《诗品序》等著述中叙述甚或崇尚前代作品,“详远略近”成为规则。文学鉴赏的“贵古贱今”、“贵远贱近”问题,转化为是否“知文”、“知音”以对作品实事求是的理解的问题,文学发展也进入既继承传统“古之制裁”又开创“今之辞调”二者相辅相成的境地。

根据现存文献并参照《文选》对文体的分类,挚虞《文章流别集》所收作品之文体,可考的有赋、诗、七、设论、颂、符命、史述、箴、铭、诔、哀(含哀辞、哀策)、碑、图谶等十三类。作为西晋时期总结前代文学的重要成果,《文章流别集》的出现,既是对汉魏文学遗产的总结,也是对汉魏文学传统的批评。《文章流别集》的主要成就在于裒集众作,区判文体,追溯源流,辨析风格,其开创体例的意义尤为重大。

缪袭鼓吹曲辞的创作时间历来有所争议。考索缪袭鼓吹曲辞中魏文帝、魏明帝的本事,探讨魏明帝君臣 “受命”的内涵,考证魏明帝时礼乐文化建设时间等可以看出:作品不作于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应作于魏明帝景初元年(237)。上述三方面的考论,不仅可以确定缪袭鼓吹曲辞的创作时间,也可以确定与上述事件相关一批作品的创作时间;缪袭鼓吹曲辞本事的考索还可确定曹丕《于谯作》的创作时间,甚至还可以确定史书未加记载的魏明帝时的一次蝗灾,可补史书之不足。

学界关于《楚辞》的原始篇次与《楚辞章句》篇次不同的论证,在逻辑上无法证明《楚辞释文》的篇次乃《楚辞》原次。常受关注的三点论据即《楚辞章句》于《九章》注中出现“皆解于《九辩》之中”之语、于《九辩》中释“九”、于《招魂》中释“招”,只能标示出王逸的注次可能不同于《楚辞章句》的篇次。王逸注《楚辞》极有可能始于宋玉的《九辩》。今本《楚辞章句》面貌复杂,大致包含着五个阶段的注释。

考察梁孝王忘忧馆七赋用韵可发现,枚乘等人赋作用韵,一方面与以《诗经》和《楚辞》为代表的先秦音韵体系大体一致,另一方面又带有西汉音韵体系特征,因此,这些赋作当形成于西汉初期,《西京杂记》所记可信。梁孝王忘忧馆群士七赋很好地展示了西汉前期辞赋发展以及文学活动的原貌,四言体赋创作呈现逐渐散化的发展趋势,臣子赞颂君主亦是辞赋的重要主题之一,文学侍从群体性分题作赋、竞文斗才的风气已早见于诸侯王藩国。

欧阳詹《出门赋》作于建中二年秋七月,《回銮赋》作于兴元元年七月,《怀忠赋》作于贞元二年冬十二月,《明水赋》作于贞元八年二月,《秋月赋》作于贞元十一年秋八月,《将归赋》作于贞元十二年秋,《石韫玉赋》约作于建中四年至贞元四年间,《王者宜日中赋》约作于贞元六年,《瑾瑜匿瑕赋》约作于贞元七年或稍前,《征君洪涯子图赋》可能作于大历十四年至建中二年间,《春盘赋》可能作于青年居闽时期,《藏冰赋》约作于贞元十五年前后,《律和声赋》当作于未及第前应科试期间。

广西幼儿园课程发展大致可划分为四个阶段:清朝乾隆年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1771—1949.9)的模仿借鉴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后(1949.10-1977)的整顿规范阶段、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1978-2000)的多元发展阶段及21世纪初迄今(2001-今)的特色创新阶段。其发展呈现出几大特点:由照搬模仿到借鉴自创;课程宗旨,由关注智力到关注全面发展;课程类型,由分科到综合、由单一科目到单元课程与主题课程、整合课程;课程管理由各幼儿园自主选用到全国统一教材再到各地方教材及园本课程的多元纷呈。广西幼儿园课程的出现与发展,与广西的社会历史、文化、幼教机构发展和国际国内课程理论及实践探索息息相关,体现出广西学前教育课程发展中所具有的开放、包容与适应的文化特质。

通过问卷形式,调查初级阶段汉语学习者对于中国文化学习、数字化汉语学习以及汉语教育游戏等方面的需求与态度。调查结果如下:第一,留学生普遍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且对中国的风俗观念、旅游地理、语言文字、艺术以及中外文化差异等方面尤为感兴趣,但课内学习已能基本满足其需求;第二,留学生具备数字化学习的物质条件,且乐于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学习汉语;第三,留学生对于电子游戏缺乏兴趣,更看重教育游戏的教育性与便利性。

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内涵深刻,体系完备,对中国近现代职业教育发展颇具引领与推动作用。他所提倡的大职业教育主义、知识技能并重、人格教育、以人为本、社会公平等职业教育理念,对我国当代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具有启迪作用。当代中国民族地区农村职业教育应积极汲取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之精华,藉古鉴今,坚持以提高质量、促进就业、服务发展为导向,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合格人才。

宋代传统理学的心性之道、“求是、图强”的践履思想及“忠诚、担当”的人格魅力,为多层次湖湘音乐文化系统的形成提供理论基础和文化自信。以“宋代湖湘音乐”为切入点,勾勒音乐文化演化与时代精神脉动之间的历史逻辑关系,提炼宋代湖湘音乐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意义,能为弘扬湖湘文化精神、发扬湖湘艺术风格提供详实的历史依据。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的美术家们投身到了波澜壮阔的救亡图存运动中。抗日战争逐渐消停了此前存在于美术界的“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的争论,也消解了弥漫于美术家精英阶层的“艺术救国论”。美术家的审美意识被这场挽救民族危亡的战争改变了,他们本身也由传统的美术精英自觉地转变成了抗日战士。

梳理汉唐间苍梧郡政区的变迁过程可发现,汉隋间苍梧郡治所的广信故城始终在今广西梧州市内,但由于隋大业三年(607)至隋末(618)苍梧郡治曾短暂在封川县(今广东封开市),导致后世对广信县治故址聚讼不已。“广信”应是两广交界地区共享的地域标签与文化符号,地方政府与文化部门应塑造真正符合本地历史的文化符号与文化精神。

马钢宪法是苏联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工业化方针探索工业管理道路过程中形成的管理模式。其形塑的逻辑有两条:一条是以意识形态和马克思管理两重性原理为指导,以法律为保证推进泰罗制和福特制在马格尼托格尔斯克钢铁工厂的实施构成了其实践逻辑;另一条是实现与计划经济一体两面的科层制和卡里斯玛领袖列宁、斯大林权威调和以实现对时间的有效控制的协同逻辑。两条逻辑相互作用构成了马钢宪法以一长制、专家治厂、科层管理、经济核算和劳动竞赛等为主要内容的发生学境域。

随着新型城镇化在我国快速推进,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吸引了大量外来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务工、创业,城市公共服务体系面临诸多挑战。目前,西部城市外来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外来流动人口公共服务供给出现障碍、公共服务供给资金不足。要破解困境,必须推动流动人口管理规范化,保障流动人口公共服务项目必要的资金支出,发挥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