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最具普遍性的科学理论,是指导一切科学领域的科学,它为一切科学领域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根本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圭臬,它科学地揭示了一切运动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苏联模式的失败与苏东剧变,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世界、当代中国实际结合的新发展,中国人民的圆梦之路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才能顺利实现。马克思主义是形成区域发展理念、破解不同区域发展困局的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是指导社会个体人生价值实现的最高科学。

以中国传统哲学观之,核心价值观问题是哲学的本体论问题,是所有问题中的根本问题。以内容观之,核心价值观既是天地之大德,也是个人之小德,然莫非“生生之德”;以结构观之,核心价值观表现为天地、社会与个体三个层次,此三者上下贯通,相即相入,相贯相通,相辅相成,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以思维方式而言,核心价值观体现为中道圆融的思维方式,上者下之,小者大之,非一非异,互收互摄。从中国哲学之特质出发,社会层面之制度建设是沟通天地大德之理想与个体小德之现实的中间环节。自形上而形下观之,制度是贯彻核心价值观的保障;自形下而形上观之,制度是社会与个体价值观的导向。

郭象儒道会通的思想体系是以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为外在框架,以儒家经世治国的思想为主要内核,其根本目的在于重建一套合乎自然的名教秩序,以此安顿社会与个人。郭象用道家的“自然”来论证儒家“名教”存在的合理性,并为儒家的“名教”找到了形上依据,这是儒家内部对其名教走向穷途末路所作的一种自我挽救。郭象通过视三纲五常为人之自然本性、为圣王正名、树素王为道德榜样的主张实现了道家之消极“无为”向儒家之积极“有为”的转变,展现了其玄学“内儒外道”的思想归属及儒家化的价值取向。

传统孝文化是在权威评价与民众评价的互动中演进和发展的,这两股潮流在孝文化的运行中交替发挥主导作用,互相呼应。孝文化的实现模式表现为两种:权威自上而下的普及与威慑和民众自下而上的情感呼应与行为推崇。在民众对孝文化的推崇中,名利观念时刻闪现,其并不违背儒家思想的核心,反而更符合大众的情感预期。传统孝文化的践行对当代社会弘扬和实施孝文化的启示是:亲子之间应当以平等和独立为主,权威阶层用法律和制度为行孝提供时间和空间保障;以情感开道,为孝文化的可操作性保驾护航;在民众的追逐和权威的默许下,孝文化应带有常态的名利诉求。

王船山经济伦理思想最具近代特色的理论内核是其关于“自由经济”的论述。“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是经济主体行使自由权利的内在驱动;“上唯无以夺其治生之力,宽之于公”是经济主体行使自由权利的外在机制。船山对正当私利的肯定,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反对,充分凸显了其经济伦理的近代启蒙特色。王船山自由经济思想具有与西方古典经济自由主义不同的特质,彰显了中国特殊社会背景下对财富分配正义的伦理诉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然而,王船山自由经济思想又存在内在张力,不乏理性主义色彩。

马克思发展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共享发展体现了马克思发展伦理的价值向度。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的伦理诉求,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直面不平衡、不全面的发展而形成的理论自觉和价值实践。实现共享发展,需要厚实物质基础,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各项制度,积极倡导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经历长期的实践探索过程。

中国对外援助的成就得益于其独特的援助理念,援助理念通过一定的对外话语表现出来。援助理念的内涵主要包括援助的目标、动机、原则、方法等。分析中国援外话语,可见中国对外援助理念的目标是实现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援助动机是实现国际社会共同发展,援助的原则是主权原则,援助的方法是实事求是。

发掘传统文化资源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正视传统文化社会整合的历史效应,对其进行内部阅读和理解,可以梳理提炼出较为丰富成熟的治国理政的思想体系:“德法互济”国家治理的基本模式,“民为邦本”执政合法性的现实依据,“和谐大同”理想的社会治理秩序,“社群至上”国家治理的价值取向。这些“善政”在现代社会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换与创新性传承可以参与形塑当代中国政治文明与社会秩序,重建文化认同与自信,为民族复兴伟大实践提供重要的思想支撑。

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也不再仅限于政治、经济方面,文化、旅游方面也在深度衔接。边境旅游的发展与研究已经成为当前热点。利用共词分析法分析有关边境旅游的研究主题,梳理近二十年的研究和不同阶段研究的特点,发现热点聚焦于旅游资源、边境贸易、出境旅游、边境地区、边境口岸、边境旅游合作、旅游产业等方面,但总体研究体系、研究切入点、研究方法都比较分散。

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厚,极具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价值。广西北部湾地区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急于求成的粗放型开发产生了诸多问题。广西北部湾地区可以尝试建立、运作以下海洋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基于遗产资源分布的“点轴”开发模式,基于遗产资源类型的“差异”开发模式,基于旅游开发主体的“协同”开发模式,基于旅游地生命周期的“时序”开发模式。

古代礼器是追溯礼制文化源头的证物,它以独特的艺术特征和丰富的审美意蕴,反映其使用者的审美意识、观念、情趣与追求。大石铲和铜鼓是骆越民族文化特色鲜明的重要礼器,蕴含着深刻的礼文化内涵,反映了骆越民族与他者不同的审美意趣及其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基于广西境内石器和青铜器遗存的大量考古资料,梳理与分析大石铲和铜鼓的历史起源、遗存类型、文化涵义及其审美特征,可见大石铲和铜鼓艺术表现了骆越民族独特的造型审美意识、生发于宗教信仰的审美观念、散发出生态智慧的审美趣味以及他们的审美意趣发展中的变化之美。

对现实介入的不足和在公共视野的缺席是当下文学研究的缺憾之一。广西师范大学举办的新西南剧展活动是将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与话剧舞台实践相结合,把文学研究的精神内涵融注到话剧表演中,并通过舞台实践将经典文学活化、立体化。新西南剧展活动使文学研究的过程不再是圈子内的纯理论研究或远离现实的精神探索,而是学术研究与学生、市民、媒体之间的多维互动。显然,这对于探讨文学研究如何介入现实是一次有益的尝试,这种尝试对于弥补当下文学研究的缺憾,拓展文学研究新的言说空间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斯波六郎先生尝比勘《文选集注》与宋刊单李善注本,发现刊本详于《集注》。探其原因,起初存《集注》本为人所混淆或刊本为后人增补两种考虑,结果则取后人增补立说。此说于考订《集注》成书之年代,影响甚巨。迄今乃有唐世、五代、北宋、南宋四说。愚以《集注》编者之原则是删略所收李善注,而以补彼之《文选钞》、陆善经注及《音决》,因称之为“扬钞而抑善”。于《集注》成书年代,余旧从屈守元南宋说,今则合参小尾郊一说,盖以《集注》编纂当受南宋经疏合刻大背景之制约,复取内证二,兼驳他说,欲襄成南宋独尊一说。

李善与李周翰各引《汉书》为杨雄小传,然前者疏忽而将杨雄之“卒”提早了二十余年;后者所引则多非出此书。《北征赋》之作者下,李善与李周翰所引《汉书》皆非《汉书》:前者有潜意识所致之失;后者则将《流别论》之文放到所引书中。李善引《大家集》之“陈留长”原当作“陈留长垣县长”;而李周翰注之“《后汉书》云”中有非此书者。吕向引“《史记》云”之“宋玉,郢人也”云云,实非出《史记》。从“失”的角度仅就文中所及四例言,李善注之失多因疏忽或潜意识所致;而“五臣注”的问题则主要缘其做法本身。

《文选》所设多种文体,往往被分为赋、诗、文三大类,但“骚”“七”二体却在大类划分中难寻固定归属,说明二者在文体意义上具有特殊性。日钞《文选篇目》所映现的古本《文选》,设体与宋代之后通行本《文选》存在差异,其中并无“骚”“七”而出现了“离骚”与“歌”体,说明《文选》可能经历多次编纂,曾出现不同设体的文本系统,而最终定编于今日所见通行本面貌。“骚”“七”自身往往兼具多种文体的特点,具有兼体属性,在定编《文选》中,次于广义之“诗”,而前于广义之“文”,说明《文选》排列文体的总原则应为“由诗渐文”,“骚”“七”为“中间地带”,属于兼体过渡。其中所映现出的文体动态变化,值得学界深入探究。

刊于《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的文章《〈文选〉研究百年述评》不仅没有达到使读者了解“文选学”研究现状并将该研究推向纵深的目的,反而在关于百年《文选》研究的“大致回顾”、编者、成书、与诸书之关系、作品分类的论述中存在多处令人难以想象的硬伤,以致混淆视听的反面效果。时隔五年未见刊文检其失者,今特将这几个方面置诸公众,以正视听。

持续13年跟踪研究发现,社会各界的教育关爱工作遗漏了大量广义留守儿童及学术界基本形成共识的4 000万以上狭义留守儿童。农村中小学,尤其是被国家政策寄予厚望的寄宿制学校对留守儿童的教育关爱工作处于疲软状态,当前农村留守儿童教育状况依然堪忧。积极应对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应基于省级政府的主动担当,落实县级政府的主体责任,督导乡镇政府作为行动主体,灵活运用“社区共育”“结对帮扶”“还原家教”“家校一体”“托管中心”等模式开展具体工作。持续缓解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应致力于融合教育的实施,系统改善农村文化生态环境,防止留守儿童“污名化”,落实法律保护与法制教育,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构建以寄宿制学校为中心的教育监护体系。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随迁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相比,由于在文化上、语言上、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差异,导致资本不足,因而在课堂场域绝大多数时候处于“失语”的窘境。农民工子女在融入城市学校过程中存在的冲突类型有三:课堂学习的矛盾冲突,城乡背景差异的交际冲突和不同时空下的身份认同冲突。加强文化融入教育,开展共同的集体活动,拓展社区的牵引作用是化解冲突、走向融合的有效途径。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国家奖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等多种资助措施并存的高校奖助体系,对解决贫困研究生生活难题、保障其正常学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资助模式关注的仅是他们是否有继续深造的机会,以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原因而放弃上学为目标,它把经济解困作为资助的核心概念。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日益推进,这种资助模式的弊端也日渐显现:重学习机会、轻职业技能发展与训练资助;重学术研讨,轻技术学习资助;重理论系统学习,轻就业创业活动资助。研究生教育资助应该向就业资助偏移,借助技术生存理论可克服这一弊端;改善的路径是:加强顶层设计,构建研究生全面资助体系;加强技术教育,设置职业技术课程;以“项目化管理”、“创客”为突破口,推行技术创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