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边疆地区的“靖西”市,其名称由过去的“归顺”更改而来,带有广西西陲边地安宁美好的涵义。作为全国兴边富民行动重点县,靖西的兴边富民行动推动该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等事业也全面发展,从而为加强边疆壮族的国家认同感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基础。千年古州安德镇是壮族首领侬智高建立壮民族第一个地方政权“南天国”的故地,当地壮族以节日仪式来纪念民族英雄侬智高,并以“侬智高六旗兵阵”的表演来彰显和重塑爱国主义精神。在加强边民的国家认同上,应合理充分地利用自身的历史资源,促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达到国家认同的目的。国家认同的路径并非单一不变,应当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与资源,寻找出理想的路径。

“蛮”音侗台语地名对南方边疆民族志有独特史学价值。通过研究西双版纳、曼谷和番禺中 “蛮”一词的本义及语义扩展,发现三者均保留“村社”本义。“西双版纳”的“版纳”是“稻作村社群落”,是赋税治理单位;其次,原始台语“村社”的词义扩展到微观层面的“家人”、“家”、“房屋”,进而拓展到更大所指如“城”、“琅”、“勐”;最后,“蛮”是元结构,驱动了村社稻作共同体的进化过程,由单一“村社”扩大到“国家”的。而“蛮-勐”概念化了 “蛮”这一变与迁,其实是因“迁”而“变”,记录对家园概念的认知剧变。

梁漱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中国问题”是其一生思考的两大问题之一(另一为人生问题)。在中国出路问题上他曾一度“矜尚远西”,但随后又将目光转向中国固有文化,主张“本自根生”,创建“中国式民主”,表现出极其可贵的文化自觉。梁氏文化自觉不仅有助时人增强民族文化自信,还为后人探寻中国自己的民主之路提供了可资思考和借鉴的理论及实践路径。

唐君毅对九境体相用的辩证关系的阐述从形式与方法上借鉴了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法,但是实质不同。主体在九境中的转进并非按照体相用的顺序次第进行,而是要在当下进入合适的境界。唐君毅与黑格尔辩证法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认为事物之间的主要关系不是矛盾,而是隐显,这种关系正是虚灵明觉心的体现。因而,万物内部以统一和谐的德性为主。这种哲学建构是对西方文化认知理性造成事物之间为紧张关系的纠偏,有其深刻的时代隐忧。

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体现了丰富的哲学意蕴。它突出强调从严治党的每一方面都要抓,每一方面都要硬,体现了整体性思想;它强调在全面基础上抓重点,体现了重点论思想;它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度自觉的体现,是自在自为的意识,充分体现了主体性思想;它既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同时又不是虚无缥缈的口号,而是要回归实践、指导党的自身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领导力和执行力,体现了实践性思想。

仔细研究历史可知,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两城邦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根本原因不是由于雅典实力的增长诱发斯巴达的恐惧所致,而是斯巴达的核心利益受到雅典挑战的结果。因此,崛起国或守成国的核心利益是否受到威胁是爆发战争的主要原因。西方认为崛起的中国与守成的美国必将跌入“修昔底德陷阱”,其实质是将全球化时代的中美一般竞合关系的肆意泛化。美国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与否,才是决定两国是否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关键变量。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必须妥善管控好彼此的分歧、淡化意识形态冲突、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全方位合作。这是规避中美跌入“修昔底德陷阱”的一种方略。

香港和新加坡都曾遭英国殖民统治,在回归和独立之后都致力于国家认同的构建,然而所达到的效果却大相径庭。新加坡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在尊重不同的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促进了统一的国民意识的形成。我们应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根据香港实际情况,审慎对待本土意识,从改革国民教育、解决香港的经济问题和加快香港同大陆经济一体化三个方面着手,在承认双重认同与文化多元的基础上建构一元的国家意识,以促进港人从民族、文化和国家意义上的“人心”全面回归。

1932年冬,刘少奇在秘密交通员护送下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至1934年10月,任红八军团中共中央代表,随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在中央苏区生活和战斗了近两年时间。他领导组建了中央苏区社会保障机关——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任委员长;他关心工人生活,改进工作方法;带头吃“包包饭”,组织群众慰问苏区工人;纠正《劳动法》中的过“左”政策;明确提出“厂长负责制”的企业管理思想。刘少奇在中央苏区时期创造积累的社会保障思想与经验,是毛泽东社会保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然有现实指导意义。

林语堂的小说有着明显的行踪叙事的特征,即他总是将人物安排在行走的旅途上,并且让他们在行走或空间变化中完成人格的塑造过程。林语堂将西方小说行踪叙事的特长引进自己的创作之中,同时和中国传统的行踪叙事特色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行踪叙事风格。他的小说既可在行踪叙事中展示人物不断成长、成熟的动态过程,又可以“闲”下来描绘世态人情、介绍各地风俗,动静结合,相得益彰。不过,这种叙事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鲁迅于中西政治经济文化激烈碰撞的条件下萌发了现代国族意识。晚清严重的国家社会危机和宗族衰败是鲁迅国族意识萌蘖的现实基点,传统文化典籍中的爱国观念又从文化上滋养了鲁迅现代国族意识的生长。这一现代国族意识的萌蘖有利于理解鲁迅的启蒙、国民性批判和晚年“左”转,也对解读鲁迅与政治的诸种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出走”叙事是新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是启蒙文化影响下个性自由和新人成长与家族文化断裂的标志。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是社会的基石,家族伦理更是社会稳定运行的重要支撑,青年离家出走的实质是摈弃家族伦理。“出走”与“革命”的结合将个体的精神成长与现实成长结合起来,实现了个人叙事向民族、家国叙事的转化。“穿越”和“出走”是不同时期青春书写的不同呈现,是青春“断裂”行为的体现。穿越者在现实中无法找到立足点,生活“困顿”,缺少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迷失了自我身份,沉溺于私人生活,把“公共空间”消解为“私人空间”,是新文学创作中关注日常生活叙事小传统的延续。

比较海南军话和西南官话、江淮官话以及明代通语,可发现海南军话既与桂柳官话十分相似,又与明代通语存在演变关系。海南军话和桂柳官话都源于明代官话。在共时平面,由于海南军话入声舒化归阳平,可划归西南官话桂柳片。

粤西北勾漏片粤语古全浊声母今读不送气清音不影响其粤语性质,古全浊声母今读的差异表现了粤语发展的不平衡性,只宜作为粤语下位分片的标准之一。粤西北勾漏片粤语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不送气源于浊音清化早期具有显著差异的阴阳调上升为调位,声调的别义功能取代声母清浊的别义功能,不送气浊音直接清化为不送气清音。

桂北平话是一种归属有争议的汉语方言,历来为学界所关注。广西临桂县东南部的六塘土话属于桂北平话,语音层次多样,韵母演变复杂,其中有一种以阳平调为条件的异调分韵现象,涉及了除止、深摄外的中古各韵摄,表现出阳平调韵母的主元音舌位均高于非阳平韵的特点。利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考察声调的调型、调值以及韵母时长与阳平分韵的关系,推断音变时的时长差异导致异调分韵。

教师专业发展生命周期中经历准教师、新教师、熟练型教师和专家型教师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和发展障碍。针对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教育之形”与“教育之意”之变化,教师发展的支持系统提供不同层面的培训和指导,旨在帮助教师深刻理解教育教学的“形”与“意”,在对教学方式、教学策略等“形”的掌握过程中,深化对教育哲学的思辨,追寻教育教学不可替代的意义与价值,体悟教育于人发展的独特作用,促进教师在“教育之意”的引领下,生成教学中的哲学顿悟,成长为一名专家型教师。

教育学跨界研究是指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针对某一现象、事物或问题的研究以获得关于该现象、事物或问题的整体的、融合的、认识的教育学研究新范型。具有跨领域研究素养与能力的研究者在遵循研究领域一致性原则和既要张扬又要坚守的双重逻辑下实现整合性生成是跨界研究的根本目的。教育科学的综合性、教育对象的特殊性、教育问题的复杂性、教育知识的开放性是教育学跨界研究新范型得以形成的源动因。形成教育学跨界研究共识,组建教育学跨界研究团队,养成跨界思维,整合创新复合式教育研究方法是教育学跨界研究的基本实施纲领。

我国民族地区大都处于祖国边陲,以“多语言、大杂居、小聚居”甚至“跨境而居”为基本特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故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应具有“稳民固边”、维护“文化安全”、凸显“话语共同体”的功能与作用。在双语教育中教育主体之间要形成“主体间性”,教育内容要强调“文化间性”,教育实践要凸显“话语间性”。从语言到话语双语的教育范式需要做到三个“偏移”:从语言的工具性向本体性偏移,从单向灌输向对话交流偏移,从显性教育向隐性教育偏移。

文学教育是语文教育最重要的内容。在当今的多元化时代,文学教育应该走向高雅还是通俗,成为了文本选择的争议焦点。从问题之象、问题之根、问题之争、问题之解四个不同的视角看,应坚定文学教育在语文教育中的核心地位。

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对于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促进高校教育可持续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高校教师专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教师个体、高等院校、政府、企业和家庭等多个利益主体。推进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离不开教师、高校、企业、家庭以及政府等多方的共同努力。构建民族地区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多元支持体系,一方面要引导教师、高校、企业、家庭和政府等主体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强各主体间的协调配合,使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支持体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多方面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城镇化,而提高人口职业素质、实现稳定就业则是人口城镇化的关键所在。通过设定人口职业素质提升和城镇就业水平的测度指标,利用2005-2015年西南民族地区代表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人口职业素质提升之基础来源和后续补充均可对城镇就业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存在程度差异。通过提高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投入提升人口城镇就业能力,有助于实现城镇稳定就业和人口城镇化由量向质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