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北部湾地区的“海寇”利用清朝集中力量对付南明政权和郑氏集团之机,以钦州湾内的龙门岛为基地,接受南明政权和郑氏集团的招安,发展壮大为控制北部湾洋面的海上势力。随着南明政权退出广西特别是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政府取得北部湾海域的控制权,加强了对北部湾海疆的经略,措施包括建设沿海水师、确立巡洋会哨制度、调整沿海岛屿的军事部署、完善海岸防御设施等,保障了清前期近百年北部湾海域的安宁。

近年来,中越围绕南海维权的争议和摩擦不断加剧,越南通过举办各类国际研讨会不断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同时大量搜集国内外资料(包括越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历史文献、档案、舆图),试图证明对“黄沙”和“长沙”(即我国西沙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并作为其主权要求的主要历史依据。越南学术界对“黄沙、长沙”主权的论证,所引用的史料和依据存在含糊不清、移花接木、拼凑证据的情况,其观点存在很多漏洞,根本经不起推敲和论证,也无法支撑其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大量史料充分证明,中国人民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和经营南海诸岛,并和平地、连续不断地行使管辖权;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不可侵犯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类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异化成难以忍受的苦役。资本主义生产的“抽象劳动主体性原则”导致了使用价值的社会化,使交换价值居于中心地位,并使拜物教从使用价值崇拜进一步发展表现为交换价值崇拜;货币拜物教加深了人的物役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使社会从过剩消费转向过剩生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视不生产阶级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构件,把不生产阶级的奢侈浪费视为消除过剩生产的必要手段,与不生产阶级奢侈浪费相对立的是劳动者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被剥夺得仅能勉强维持生存。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荒谬性源于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即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

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及紧随其后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模式遭受巨大创伤并陷入重重危机,各种质疑和否定之声也随之响起。与新自由主义简单否定福利国家不同,新马克思主义认为福利国家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彻底否定福利国家是不现实的,必须寻求福利国家重组的道路。消除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社会主义,而消除福利国家危机、实现福利国家重组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福利资本主义”向“福利社会主义”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新兴的社会运动,从国家主义战略转向非国家主义战略,避免以往福利国家过多依赖国家主义干预带来的困境。

作为一部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献,《法兰西内战》的政治伦理思想十分丰富,它对我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有重大启示意义。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我们在价值指向上应坚持人本与和谐,在制度指向上应坚持公正与民主,在人格指向上应坚持责任与担当。要践行这些伦理指向需坚持公共理性,积极学习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宗教事务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是当下宗教治理的实践和未来的走向,但是法治化并非就是立法化,而是法制化的制度体系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两者的统一。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必须建立在宗教治理科学性的基础之上,通过法律引导和政府依法行政,通过政府、社会与宗教组织的协同治理才能实现。

社会治理机制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协调运行过程。社会治理机制的构成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社会治理主体及其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即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二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协调运行过程,主要包括社会治理科学决策机制、社会治理动态调控机制、社会危机协同治理机制等多个机制。社会治理机制是社会治理所需要遵循的一整套规范、程序或模式,是社会治理有效实施的保障。为此,要实现社会治理的科学化,提高社会治理水平,需要在建立和健全社会治理机制上下功夫。

政商关系是一个繁杂而又特别敏感的话题,其本质是明确界定政府与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角色。代表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官员本应把服务企业作为自身的职责之一,但现实中却具有天然的寻租倾向,企业家也总是试图通过参与和影响政府的决策谋取企业利润的最大化,极易造成政商关系的异化。政商关系异化的原因繁多且复杂,主要可归结为公共权力过于集中、市场经济体制发育不完善、政商逐利的“经济人”本性和公共行政权力监督体制不健全不规范等。构建健康的政商关系需要以法治为基础、以服务为主导、以互动为动力、以对等为原则。

研究经济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人口流动之间的关系对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协整检验与VEC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人口流动与经济城镇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城镇化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联,人口流动与经济城镇化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联;从短期来看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城镇化的影响不确定,而从长期来看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城镇化正向关联;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分析,人口流动都对经济城镇化呈正向影响。因此,尽管无法确定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城镇化的短期影响,但仍应通过促进人口流动来推动经济城镇化的持续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已迫在眉睫。在整体上,中国金融发展与市场化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在分地区上,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与全国的结果基本一致,西部地区的回归系数偏小,中部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负向作用,市场化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作用,但显著性水平相对较低。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东、中、西部出现不同的回归结果,这说明我国在发展上存在空间非均衡性的特点。因此,在制定区域发展政策时,相关部门既要保持全局意识又要注重地区差异,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诗的声音,是诗学研究的一个难题。以往人们着重关注诗的抒情声音,而罕见研讨诗的叙事声音。诗的叙事声音,依其“诗歌段位”又可区分为文字和符号层面的显在的“视觉段位”与韵律及其精神层面的隐在的“听觉段位”。现代汉诗叙事的听觉段位既有诗剧、三部曲、现代格律体、十四行诗这样一些特殊的段位,又有数不胜数的变幻莫测的“不定式”段位。它们一起丰富了现代汉诗叙事声音的诗学实践。对现代汉诗创作理论的学理总结,无疑有助于推动当代诗学的健康发展。

自媒体时代,中国诗歌因为新的传播媒介而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诗歌群体众多,参与者不计其数,写作活跃,然而中国当代诗歌并未出现整体上的质量提升,但的确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趋向大众化写作,娱乐性、游戏性诗篇增多;实验性写作相对滞后;写作队伍相对年轻化,中年人仍为创作主力。在未来的诗歌发展中,自媒体写作者需要有自律意识,而纸质诗歌刊物应坚持艺术本体,专业编辑与研究者应有效引导,给自发性写作者带来良好的影响,以修复网络诗歌带来的乱象。

诗与公众世界的关系是诗歌发展与嬗变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诗学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新媒体提供的各种传播方式和公共平台,诗的传播更为便捷、快速、广泛,因而,相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个人化写作中诗与公众世界的隔离状态,新世纪以来诗与公众世界的关系已发生诸多变化,关涉到诗人对待公众世界的姿态、诗的传播平台、社会功能、艺术形式与言说策略等诸方面,改变了新世纪诗歌的发展态势,但学界对此一直缺少系统、深入的研究。

“我的诗篇”既是中国当代工人诗歌写作的成果,又是一项综合的文化实践方式。在从“文本”发展为“现象”的过程中,它表现出身份差异与生存经验的错位,反思、批判工业理性而最终又被市场与资本同化,启蒙与伪启蒙的悖论三重文化矛盾。这些矛盾既是工人诗歌创作内部的矛盾,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社会、文化内在矛盾的缩影。对当代工人诗歌写作内在矛盾的分析,为我们深入理解当代工人诗歌并进一步思考当下新诗写作和重新思考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

被冠以荒诞派剧作家称号的品特看似与历史叙事不应存在关联,其实幼年品特经历了二战这一历史大事件的洗礼,成年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荒诞戏剧的表层掩饰下书写自己的历史感受,构建了历史的想象。品特戏剧中非线性的、碎片化的历史叙事方式产生了大量的文本空白,与阅读过程中的视点游移相结合,激发了读者的想象,推动着读者对历史的重构。品特的历史叙事方式反映了他的历史观,展现了心灵碰撞融合中形成的品特历史视野。

沃特斯最著名的两部新维多利亚小说《灵契》和《轻舔丝绒》以细致的笔触,呈现了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被边缘化的女性的生活。这种呈现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是以当代先进的性与性别的认识为基础的再现,在重现历史的同时反思历史,并揭示了性别的本质——对性别能指的表演性引用。

对于由各族群构成的多样性文化环境来说,跨文化教育是促使学生理性反思自身文化、汲取各族文明成就、实现自身文化重构与提升,从而促进不同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工具。民族地区教师担负着培养学生具有批判精神的公民理性、乡土情怀的文化自觉、全球视野的跨文化理解等素养的跨文化教育使命,并应具备包括跨文化理解能力、社会公共责任意识、多元文化反思能力、跨文化教学整合能力、文化协同研究能力等实施有效跨文化教育的核心素养。

平衡发展是当今世界包括当代教育的重要发展目标。由于高校教师绩效的特殊性,科学的考核体系应以平衡发展为旨向。我国高校当前考核体系在保证平衡发展上还存在较多问题,如重科研,轻教学;重数量,轻质量;重考核同一性,轻学科、岗位差异性;重组织目标实现,轻教师个人发展,等等。存在上述问题的原因,包括受传统管理理念的影响、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不高及急功近利等多个方面,因此,亟须树立以人为本的考核理念,努力通过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科学化实现高校内部的平衡发展。

音乐既是人类思想情感的艺术寄托,更是个体不可或缺的精神营养,族群和成员的文化理解和素质养成往往以其音乐发展为起点。学生音乐发展的本质体现在文化特性、审美特性、实践特性等方面,其音乐发展的核心素养表征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语境中的音乐实践和音乐创造力,把握音乐本体、实现学科综合,热爱民族音乐、认同音乐文化多样性。强化不同学段学生音乐发展的有效衔接,坚持以审美为核心和音乐本位,关注学生的音乐聆听能力,重视吟诵、地方民歌、传统戏曲及“非遗文化”进校园,渗透音乐作品的文化属性与学生的文化认同等应成为促成学生音乐发展核心素养的教育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