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领导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其中的制胜法宝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领导干部是干部队伍中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选拔是干部制度的关键环节。文章首先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选拔制度百年变迁的分析框架;进而全景呈现领导干部选拔制度百年变迁的四个历史阶段,从结构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双重维度,深度剖析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时期领导干部选拔制度变迁的三种类型,即制度的功能变化、制度的渐进微调和制度的重大变革及其重要特征;最后从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三个向度,总结了领导干部选拔制度百年变迁的基本经验和趋势性特征;从畅通社会优秀人才进入党政干部队伍渠道、建立健全能上能下的机制和标准以及切实加大从基层锻炼选拔干部力度三个方面,就进一步深化领导干部选拔制度改革的重大问题展开延伸讨论、提出政策建议。

文件政治是中国共产党在宪法与法律框架内,以政治文件为核心把握国家发展方向,以具体文件落实政治文件要求,并将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文件精神上升为法律的治国理政方式。其中,政治文件的形成与落实是文件政治运作的核心体现。本文在论述政治动员分析适用性的基础上,以中国共产党全国党代会报告为例,采用“议题建构-认同聚合”的释义模型分析文件政治的运作,将政治文件的形成视作“议题建构”的过程,主要包括起创、形成、修改、完成等阶段;将政治文件的落实视作“认同聚合”的过程,具体表现为政治文件统治、转换、动员等功能的实现。文件政治尽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不仅为国家发展定向,还实现了对政党权力的规训和对个人意志的约束,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将来,我们仍需要政治文件在宪法与法律框架内“掌舵”国家发展,但要注重减少文件数量,提升文件质量,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模式与中国方案。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在现代化信息社会的背景下,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新业态的监管需要,亟需新的监管模式。跟此前的理解不同的是,智慧监管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传统监管+互联网技术,而是一种新型的监管理念与模式。智慧监管秉持“大监管”的监管理念,主张监管主体和手段的多元化,提倡运用不同的工具组合,以最少的干预、最低的成本实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共赢。本研究梳理和厘清了智慧监管的起源和概念,创新性地提出了一个类型学分析框架,从“智(技术)”和“慧(合作)”两个范畴分析智慧监管,按照监管技术和监管合作的高低程度将监管实践划分为传统监管、技治监管、合治监管和智慧监管四种类型,并对典型的地方政府在食品安全领域中的智慧监管改革的案例进行了分类比较,得出了智慧监管改革实践中存在的差异,由此对推进智慧监管在我国的发展提出建议:应该依托互联网时代的信息技术发展红利,实现更加精细化、更具回应性和基于监管对象自身激励机制基础之上的新型监管,让监管方式真正实现既智且慧,从而有效提升智慧监管的效能。

受大陆法系部门法理论范式的影响,我国《食品安全法》中的法律责任制度呈现出民法、刑法、行政法彼此分立的体系,实践中也保持三大部门法责任并行不悖的格局。然而,对于兼具积极与消极意义的食品风险而言,部门法责任并行不悖的格局难以维持最佳的责任威慑效果。从风险规制的功能主义视角看,食品安全领域的法治,绝非公私法对立和部门法互不干扰的法治,而是公私法合作与部门法联动的法治,如此才能避免威慑不足或威慑过度的双重风险。未来应从法律责任制度价值目标的统一、构成要件的呼应、责任承担方式的协调、责任实施程序的互动等方面,构建三大部门法责任在食品风险领域的联动机制。

当前一些学校在推进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对于劳动和劳动教育关系的理解存在不同程度的实践误区,导致在劳动教育形式上用劳动代替对劳动的教育设计,在资源开发上将劳动教育资源简单等同于劳动资源,在评价上则用对劳动成果的评价来取代对劳动教育综合育人效果的评价。实际上,劳动与劳动教育的关系至少存在三种实践形态:一是将劳动视作教育的基本属性,强调教育的劳动性;二是将劳动作为劳动教育的目标,强调劳动素养的培养;三是将劳动作为劳动教育的载体,强调劳动的教育价值。从教育活动的命名逻辑、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以及现实劳动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这三个角度来看,将劳动视为劳动教育的目标更能够彰显其作为“五育”之一的独特育人价值,也更有利于提高劳动教育的育人效果。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深刻改变了劳动的既有形态和劳作方式,同时也使劳动教育的内在意涵产生了新的变化。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价值意蕴在于树立兼容并蓄的多元劳动价值观,培育智能驾驭、协作与超越之能以及培植求实求真求新的劳动精神。然而,人工智能时代前沿的价值理念与新兴科技深刻冲击着劳动教育的方方面面,劳动教育将面临见术不见人的价值异化、浅薄而矛盾的内容庞化、身体不在场的实践窄化以及见量不见质的评价数化等可能困境。要突破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可能困境并寻求自身发展路径,劳动教育应将以劳育人的价值导向作为逻辑起点,以统整劳动教育的理念内容为内在动力,以跨越时空贯彻具身化实践为行动转向,以构建多元劳动教育评价体系为评价机理。

劳动价值观是个体对劳动价值的主观认识和抽象概括。培养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是劳动教育的核心目标,也是新时期劳动教育的重要立足点。新时期,由于劳动形态的多元变化和中小学生劳动思想的异化,加强劳动价值观教育已刻不容缓。劳动既生产人与自然的关系,也生产人与社会的关系,新时期的劳动价值观教育既要全面探讨劳动之于个体、社会和自然的价值,又要赋予其新的内涵。劳动价值观教育要考虑价值观的特点,也要遵循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规律。价值澄清、真实劳动体验、多学科渗透、多元化宣传等是提升劳动价值观教育品质的有效措施。

开发拓展性课程是实施中小学劳动教育的重要途径,它有助于在尊重学生自主选择与促进个性发展的基础上,落实劳动教育课程目标,优化劳动教育课程结构,丰富劳动教育课程内容,完善劳动教育课程评价,继而为培育中小学生的劳动意识、劳动能力与劳动精神构筑坚实保障。然而,由于多方面原因,当前部分中小学校在开发和实施劳动教育拓展性课程上面临诸多困境,具体表现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科任教师、课程实施以及评价体系等多个方面。为了消解上述困境,需要建构多元化、系统性的劳动教育拓展性课程体系,提升教师开发和实施劳动教育拓展性课程的素养,推进“家—校—社”合力开展劳动教育拓展性课程,以及确立系统科学的劳动教育拓展性课程评价体系。

劳动的道德价值体现在劳动通过保存道德主体、产生道德规范、激发道德意识而推动个体道德的形成与发展。劳动在个体保存、社会活动和人类实践三个层次上分别演化出职业道德、社会正义、道德至善三种道德。劳动教育的道德教育价值体现在劳动教育为学生提供道德生长起点、道德体验过程及道德实践方式。劳动教育与学校德育的融通路径有三:通过劳动教育促进学校德育,通过学校德育融入劳动教育,通过学校与家庭、社会的密切合作与协同支持。劳动教育应体现整合性、连贯性、时代性、自然性要求,通过课程设置和“为了劳动、通过劳动、在劳动中”的教育过程促进学校德育的高质量发展;学校德育则通过观念、目标、课程强化劳动教育意义,从责任感、消费观、创造力、公共意识诸方面凝练劳动教育价值;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支持是劳动教育和学校德育有效融通的前提和必由路径。

多学科渗透式劳动教育是新时期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新形态。这是一种以劳动教育为聚焦点,联系与运用多门相关学科资源,以更好地实现劳动教育综合育人价值的教育形态。它体现了五育融合的教育理念,在目标上指向人的整全发展,在方式上诉诸学科间的协同参与。多学科渗透式劳动教育的实践框架主要包含确立劳动教育在中小学各学科中的目标契合点、教材落脚点以及实施切入点三个基本面向,以实现劳动教育目标、内容与过程的多维渗透。深入推进多学科渗透式劳动教育需树立实施劳动教育的整体协同观,提升教师的劳动教育敏感性与渗透能力,构建系统推进劳动教育的学校文化顶层设计。

劳动具有二重性特征:谋生性和超越性。界定劳动教育的内涵,需要厘清三个问题:劳动与劳动教育的联系与区别,劳动教育中的劳动与教育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问题,劳动教育中体脑分离问题;劳动教育的内涵可表述为,作为主体的教师以具有创造性和具身性的劳动为手段来引导学生成为在德、智、体、美方面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从“黄瞿之辩”来看,劳动教育的定位表述为,劳动教育在促进人德、智、体、美诸方面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应充分发挥劳动教育的工具价值。因而劳动教育的价值论在于促进人全面和自由发展。在新时代重申劳动教育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以把握劳动教育的中国实践与发展方向,即劳动教育从以服务政治需要到以服务经济建设为主,再到促进人全面和自由的发展。

早期儒学曾经制作了六经之学、诸子之学与传记之学的不同形态。六经、诸子、传记不仅是文献形态的不同,学术地位也有极大差别。但是在儒学史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的文献形态先后发生变化,春秋战国时期它们是诸子之学,两汉时代是六经的传记之学,到了两宋时期演变为与“六经”同等地位甚至更加重要的经典体系即“四书”之学。在千年儒学史上,“四书”的学术形态不断变化,源于其思想内容的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