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的基础是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手段来攫取和占有数据,并形成垄断的数字平台。尽管如此,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由此而形成的数字劳动问题,并没有真正脱离马克思主义异化劳动批判的视野。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出发,将马克思的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和今天西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做一个对比,有助于厘清当代数字异化劳动的四个维度,分析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对用户进一步的抽象化。走出数字资本主义的藩篱、走向数字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扬弃数字异化劳动,最终实现向人的类本质的复归,即走向一个真正合乎人性的存在的社会。

当今时代,数据治理乃大势所趋,但当前的数据治理仍存在诸多薄弱环节,面临一系列困境。数据应用的普及与深化,带来了数据安全、隐私安全、数据垄断等数字安全问题。数字技术不对等和不均衡发展导致的数字鸿沟现象形成了全新的数字不平等,引发了更深层次的经济不平等和社会不平等。数字的赋权性一方面导致传统政治权威遭遇挑战,一方面推动新兴超级权力强势崛起,使技术专制和数字利维坦成为可能。算法规则的内在矛盾性使数据治理陷入逐私利还是谋公利、倚偏好还是重平等、技术至上还是人类为本的两难选择,算法歧视、病毒式传播、过滤气泡、蜂群思维等现象悄然泛滥。人工智能对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领域的持续渗透和介入,势必牵动治理体系的变革、权力结构的重组、民主形式的更迭以及统治秩序的重构,让人们不得不重视AI治理的潜在风险,防范机器统治的灰色未来。

现代国家治理要求民众具备较高的政治知识素养与政治认知能力,盲从的公民可能导致公共政策非理性化和舆论空间的失衡。在社会心理学中,“达克效应”被用来揭示“无知者更自信”的过度自信现象。以中国普通网民和中国大学生为调查对象,对中国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大学生群体,中国网民群体政治认知水平较低,对自身的实际政治知识水平的认知也存在偏差,政治认知能力越低的网民越倾向于认为自身的政治知识水平高于平均水平,政治认知能力越高的网民则越倾向于低估自身政治知识水平。总体而言,中国普通民众在政治领域存在“达克效应”现象,认知闭合、威权人格与过度自信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可部分解释过度自信的来源。社交媒体在拓宽大众参政议政渠道的新形势下如何提高部分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成为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亟待解决的难题。

数据业已成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我国数据治理体系尚未健全,治理模式线性单一,治理效能不彰。近年来软件工程领域兴起的敏捷方法,以动态高效、回应性强等特点在业内获得成功,为解决当前数据治理难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因此,从数据治理的内涵特征、价值目标和发展趋势等维度出发,探讨敏捷方法对数据治理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构建数据敏捷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可以为更好地实现数据治理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引。

元宇宙必须用“宇宙般多”的内容去建构一个虚实相融的新空间。元宇宙中的内容生产已经成为一个公共问题,而内容生产者的生产境况及其行动环境需要特别引起关注。从数字化进程看,互联网技术的开放性、数智化技术的发展、数字界面的多样化特别是社会化工具赋能数字生产共同培养了自然人和人工智能“类人”两类内容生产者,形成了新的内容生产者结构。元宇宙中的内容生产者面临新的生产空间,主要采用数字劳动生产“作品”,流量替代价格成为评价“作品”质量的重要标准。在元宇宙中,新数字工具的使用、用户生产机制、平台生产与场景生产的融合共同打造了复杂的新的生产关系。元宇宙中的内容生产、空间生产、空间政治和政治空间的复杂性带来了各种冲击。在元宇宙这一独特的空间中,内容生产者是行动者,对元宇宙新空间的冲击最为敏感,特别容易步入算法沼泽、失信沼泽和隐私沼泽。元宇宙中的内容生产需要防止和回避“沼泽模式”。

元宇宙是数字革命下催生的一种“游戏媒介”,因其特有的沉浸感和真实感属性正在创造着新型数字政治生活。在元宇宙中的政治主体可以体验新型数字生活政治、数字情境政治、数字博弈政治;同时,元宇宙也在制造着数字政治幻影。元宇宙软化严肃的政治议题,浸蚀政治主体的身心,加剧政治主体的信息安全风险。治理元宇宙中数字政治主体所面临的风险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应从以人工智能、算法、区块链为主的技术维度和以伦理、法治为主的价值维度规制元宇宙为政治主体带来的潜隐性风险。

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城市的智能化升级是体现人民城市理念的重要标志,如何科学有序地进行智能化升级关系到城市治理体系的变革。城市智能化升级源自城市复杂系统的本质,在不同阶段不同主体互动的基础上,形成并应对的三重失序风险,构成了城市智能化升级的核心特征。依据“人—机—网—脑”的自适应逻辑,城市智能化升级需要遵循智能化自身演变的“规模、网络、协同和匹配”的四重功能效应。城市大脑的应用和实践,反映出在城市智能化升级中地方政府传统城市管理体系与数字技术应用的耦合性变迁进程。为有序推进这种耦合性变迁进程,需要从地方政府的职责、方式、结构和边界四个方面加以变革。

“互联网+政务服务”具有服务便捷、高效的特点,在提升政务服务效能的同时,也面临着数据泄漏与篡改、病毒入侵、黑客攻击等安全隐患。而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分布式存储、信息防篡改、信息透明等特点,能够为数据安全治理提供基础保障。为此,以区块链赋能为基点,形成公有链赋能、联盟链赋能、侧链赋能、技术群赋能四位一体的数据安全治理屏障,是保障数据安全,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有序发展的可行路径。

数字经济是经济体系现代化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有效配套的政策体系支撑。构建政策“工具—偏好”的分析框架,并以2017年以来我国省级政府出台的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作为样本,开展文献量化研究,结果发现:地方政府对数字经济发展给予了全方位的规制和支持。但我国省级数字经济政策仍存在基本政策工具及其内部结构缺乏均衡性、政策偏好布局差异显著、政策工具与政策偏好之间组合适配性不足等问题,地方政府应从优化政策工具结构体系、推动政策偏好布局均衡发展、重视政策工具与政策偏好整体适配等方面入手,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数据价值链与中国各区域产业链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以及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作用实现的关键在于通过数据要素市场等实现“货币化”,而中国数据要素市场相对滞后发展,成为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和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突出短板,因而很有必要以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等为中心枢纽地区,破解阻碍“补链强链”所需数据国内流动与跨境流动的行业壁垒、区域壁垒、政策壁垒、规则壁垒等“堵点”“痛点”,从宏观、中观和微观机制上促进区域数据要素市场一体化,通过在企业—平台提升“补链强链”水平、在区域—行业层级破除各种壁垒以及国家层面加强数据价值链的治理体系建设,逐步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循环为基础、国内国际双循环有效联动”的数据要素市场。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的延伸,契合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对金融创新的本质要求,未来推动中国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数字普惠金融必然是重要的驱动力。基于中国2011—2020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数据,通过面板门槛模型的构建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中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这一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结论;按人均GDP门槛值将我国划分为欠发达、较发达和发达省份三大区间,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经济较发达和发达的省份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即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提供了重要的“数字机遇”;但是经济欠发达省份的农民却面临着明显的“数字鸿沟”。在数据要素、数字技术等“新动能”催化下,数字金融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路径”,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农村发展不充分,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应进一步纾解城乡间数字基础设施鸿沟、破解城乡居民数字化应用鸿沟、缓解金融机构间数字化发展鸿沟。

深度学习从计算机领域走进教育学研究,并非简单的概念“迁移”,而是在批判性吸收计算机、认知心理学等领域研究成果以及深刻反思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实现的创新性发展,具有科学的内在逻辑。深度学习的教育学研究始终立足于育人本质,随着时代进步,它所具有的理解迁移、主体能动、高阶思维、全身心投入以及复杂问题解决等内涵日益丰富;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概念模糊、实施困难、结果不可解释等现实弊端也逐渐凸显。因此,深度学习的教育学研究亟须坚持以人为本,着力解决学生的学习问题;需要深入学习内部,明晰深度学习的交互本质;需要凝聚多学科研究优势,发展自身特色;需要创设评价标准,提高深度学习的可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