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是马克思在哲学创作中从一开始就颇为关注的一个概念。马克思论述身体概念的最初语境是对普鲁士封建专制的批判。该批判在方法论上承接了启蒙主义对普遍性的追求以及德国古典哲学所开创的主体性命题,揭示了封建专制依赖于身体或肉体的合法性叙事的悖谬。马克思对身体概念的哲学论述还无法绕开近代西方哲学围绕身心二元论的思想语境。但是马克思哲学站在了德国古典哲学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思想史高度,进而对折中主义的身心二元论开展激进且系统的批判成为了辩证唯物主义产生的基本前提。最终,马克思通过资本批判,尤其是通过异化理论,揭示了身体在现代社会所遭遇的双重普遍压迫与掠夺,即作为普遍之物的现代国家政治对身体的规训,以及作为普遍之物的资本造成身体的异化。当然,马克思的身体概念没有满足于反映现实社会症候,更没有停留于道德批判,而是指出了无产阶级能够以身体之革命实践解放自身和推动历史进步的必然性。

《资本论》的文本显示“自由人联合体”本质上是向“社会化共同体”的本真复归。在理论范畴的本体辨析上,马克思所使用的共同体(Gemeinschaft)概念与联合体(Assoziation)存在异同,共同体概念较为宽泛,强调群体的地域性、区域性,联合体则是一个更强调自愿、开放的概念。社会化与联合体存在语义同构性,社会化共同体的核心本质在于联合劳动。在历史哲学的叙事逻辑上,向社会化共同体的复归并非简单的历史回溯,而是在生产力层面表现为社会化的生产力向自由人自己的所有物的转换;在生产关系层面表现为社会调节机制从盲目自然力向自觉计划性的飞跃;在劳动者个体层面表现为从非主体性的“结合”向主体性的“联合”的本质转换。资本主义社会是通向联合体或真正社会化共同体的必然过渡点。联合体概念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的理论资源,其劳动者主体性逻辑、生产关系的自觉计划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特征都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了清晰体现。其在当代中国的理论生命力也展现在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结合中,体现出“第二个结合”的深厚文化力量。

数字技术与国家治理的互动关系是数字时代公共治理变革的重要议题。减负增效和增负减效相互交织的效能悖论贯穿于中国数字治理变革的各阶段。在政府办公信息化阶段,数字技术旨在打破政府内部的业务壁垒,但数据联通与数权保护的张力催生出政府部门协同悖论;在政府治理数字化阶段,数字技术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能够降低公共服务的获取门槛,但受到算法偏见的影响,政民互动中出现了公共服务均等悖论;在数字治理智慧化阶段,公众参与治理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但符号参与表象加剧了数字治理参与悖论。总体而言,数字治理的三个发展阶段反映出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到社会结构数字分层再到数字治理权责配置问题的逐步深化,在技术层面的幻想与鸿沟、组织层面的人格化张力与中心化张力、价值层面的博弈与执行的选择性失真三重逻辑的交叠互构中,数字治理效能悖论呈现出阶梯式演进特征。

当下,我国正处于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超大城市在城市治理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需要兼顾精准性、敏捷性与韧性。随着超大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治理难度的不断提高,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当下城市发展的需求,人工智能技术为破解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难题提供了新思路。以深圳“城市+AI”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应用行动为例,考察“AI城市扫描仪”“深圳北站‘AI+数字孪生’”“光明区智慧防汛”三个应用场景,可以发现,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改变了以科层扩张、层级控制、被动响应为核心的传统城市治理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形成了一个具备主动响应、自我实现与动态演化能力的智能体,为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开辟了新的实现路径。未来应该更加积极释放人工智能对超大城市治理的驱动力,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径。

随着数字治理改革持续深化,智能政务服务正成为政府提升治理效能、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抓手。然而,在政务服务逐步向智能化转型的同时,公众的实际使用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准确理解并有效改善公众对智能政务服务的持续使用意愿至关重要。基于对530份问卷数据的分析,研究探讨了智能政务服务质量、行政负担、相对优势感知等因素对公众持续使用意愿的系统性影响。结果表明:智能政务服务的服务质量显著正向影响公众的持续使用意愿,行政负担与相对优势感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链式中介关系。这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实证依据,同时为政务服务的智能化发展带来了政策启示。

在学龄人口总量下降与区域人口分布剧烈变动的双重压力下,传统“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已难以适应资源跨区域流动的需求。《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建立“市县结合”的治理体系,旨在破解“县域壁垒”,提升资源统筹效能。基层教育治理模式向“市县结合”转变既源于结构失衡与人口流动的外在挑战,也是我国基层教育管理体制从“乡镇为主”到“以县为主”再到“县市结合”的自然演化。其理论依据是由动力、运行和目标三个维度构成的事理逻辑,分别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层教育治理和区域协调发展三种理论。教育资源在市县之间的统筹协调,可从如下三个方面探寻其运作机制:一是市域统筹机制,强化顶层协调与权责明晰;二是跨域调配机制,推动师资、经费、学位的动态流动;三是精准支持机制,聚焦“林牧山岛边”等特殊地区的资源补给与特色发展。

在少子化、老龄化、人口区域增减分化及总人口持续波动下降的宏观人口背景下,我国传统稳态学制逐渐暴露出适配性缺陷,无法兼顾人口静态规模与动态波动变化带来的学制适配难题。基于此,我国学制需要跳出单一稳定的建设思路,转向以稳定性为根基,兼顾衔接性、灵活性与弹性的新型改革方向。现阶段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学前教育至博士教育、总长25年的完整学制体系,但体系内仍存在“学有止境”的结构性短板:一是学段管理割裂、应试导向突出、统一衔接标准缺失,引发学制系统性运行动力不足;二是基础教育阶段存在衔接断层,幼儿园与小学、小学与初中、初中与高中关键学段衔接准备不足,产生阶段性教育割裂问题;三是高等教育层级弹性不足,专科与本科、硕士与博士各阶段主辅学制灵活度欠缺,无法匹配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学生个性化、自由化的升学与发展需求。立足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的时代背景,依托学制改革相关理论,学界需要以“学无止境”为全新改革取向,探索适配人口结构变局的整体性学制改革方案。

在我国人口发展呈现低生育率、深度老龄化和流动性增强的现实背景下,教育资源配置如何科学应对人口变动趋势,已成为一项兼具理论紧迫性与现实重要性的核心议题。针对这一议题,相关研究呈现出从起步探索、稳步扩张、快速增长到高位推进的发展历程,围绕人口规模、结构与流动三个维度,以及教育资源的学位容量、师资队伍、财政支持、空间布局与结构类型五个方面搭建起系统化的分析框架。既有研究形成了适应话语、引导话语和系统话语三类主导性叙事模式,隐含着人口决定论、还原主义方法论与宏观结构视角等思维偏差。基于此,未来的研究范式有必要从单向决定走向互动生成,从孤立分析转向系统整合,从宏观主导迈向多尺度、多层级贯通的分析框架,以期为人口新常态下的教育战略规划提供理论参考。

筑牢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有利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加速推进,新质生产力双端衔接“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为实体经济发展的效能变革带来机遇。基于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新质生产力对实体经济效益的影响,并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视角进行机制解构,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对筑牢实体经济发展根基发挥了助力作用,扩张内需、促进数字产业集聚以及加强国际合作是该助力作用生成的三类机制。同时,“新质”属性蕴含着以路径创造方式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深层意蕴,这一作用可能受到制度变迁“新机会窗户”的影响。从经济禀赋条件看,在东部地区、民营经济发达、贸易竞争优势明显的城市中,新质生产力能够更大程度地赋能实体经济效益攀升,这是机会窗口扩张释放的助力。从要素市场发育条件看,劳动力配置扭曲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赋能作用的发挥,其成因是机会窗口收窄释放了阻力。此外,新质生产力的实体经济发展根基筑牢效应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特征。经济管理部门应坚定不移发展新质生产力,多途径畅通其与实体经济有机衔接的路径;强化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之间的政策取向一致性,将扩大内需、促进数字产业集聚以及加强国际合作作为新质生产力赋能的重要方向;持续释放民营经济和制度型开放活力,优化劳动力要素配置,以区域一体化为支撑助力不同地区实体经济发展优势集成。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在数字经济时代,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路径之一。基于2011—2023年A股非国有上市公司数据,运用ERNIE 3.0大语言模型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行为,实证分析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其新质生产力水平,且这一结论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战略性新兴行业、大规模企业及中西部地区企业中更为凸显。机制检验揭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和缓解融资约束三条渠道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政府应聚焦制度供给与发展环境优化,通过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强化人才培育与金融赋能,为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完善外部基础。民营企业应以提升数字化转型质量和效率为重点,强化数字化转型赋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微观基础支撑。

基于2011—2023年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与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与调节检验,系统识别人工智能对省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差异,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发展能够显著提升经济韧性水平,且在替换核心变量、调整样本范围和处理潜在内生性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人工智能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并非单一线性作用,而是同时体现为机制传导、条件约束与区域差异;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人工智能发展存在明显空间溢出效应。各省份经济管理部门应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夯实其赋能经济韧性的技术基础;围绕传导机制与作用条件完善配套政策,提升人工智能向韧性增益的转化效率;强化区域协同与空间联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经济韧性的外溢效应有效释放。

1948年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的主持下迁往台湾,夏鼐则返乡待变,回到故乡温州。夏鼐回乡后有了长期打算,在有计划地读书、整理旧作之外,也开始阅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并自学俄文。解放后,夏鼐同时收到了多方面的北上邀请,但他并未立即赴京,而是加入了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作为权宜之计。与此同时,梁思永与郑振铎都急切地盼望夏鼐北上,以领导新中国的考古事业。梁思永持续地呼唤夏鼐前来主持史语所改组,通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来开展考古工作;郑振铎则希望他能担任国家文物局古物处的处长,以此主持全国考古大计。1950年夏,夏鼐收到了政务院的委任状,在梁思永、郑振铎催促下,于当年九月离乡北上,担负起建设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重任。在政权鼎革之际,夏鼐经历了重大人生转折。即将灭亡的旧制、新成立的机构、并不熟悉的学术方向调整,都是当时高级知识分子普遍面临的人生困惑。夏鼐从容应对了这些挑战,成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在地球上的生物演化过程中,生态—生物—生命与食物链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体。物种(特别是动物)生物性的演化无不围绕着食物链的关系体进行,并表现出了明显的属性类同和特征差异。生物的演化并非单一的“进步”过程,而是进化与退化相伴相生的辩证历程,食物链的变迁也正是这一历程的物质载体与核心驱动力。以驯化、栽培为标志的农业革命,不仅重塑了人类的食物链与生物性,更造就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因地制宜”的农耕特质。梳理史前中国动、植物的驯化实践,剖析食物与文明、生物性与文化特质的互构关系,可揭示食物链演化背后的人类学原理,为理解当下的生态危机提供历史维度的思考。

汉字凝结着中华文明独特的智慧。汉字中,简单的一“横”一“竖”也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作为汉字的直接构件,“横”“竖”或为独体字,或为成字构件,或为非字构件。作为独体字,“一”为数之始,“丨”为上下通。作为成字构件,“一”“丨”用数之始或上下通的含义直接加入新字的构意。作为非字构件,“一”“丨”各自有五六种典型的用法。“土”“才”“屮”“屯”“之”“出”诸字中非字构件“丨”的形式拟象、形式指引和形式兴发蕴含生生之理。《说文解字》以独体字“一”开始的结构也显示了生生贯通之理。天地之道生生,人需推十合一,以自强不息之人道参天地。贯通生生的古老智慧具有重要的当代性价值。无论是探索中华文明的特性,还是建构中国哲学知识体系,都有必要返观哲学运思赖以开展的汉字本身。

在人类思想史的长河中,对“适度”“平衡”与“和谐”的追求,是不同文明体系中伦理智慧所共同关注的核心议题。从最高德性地位、崇尚理性特质、情感欲望安置到路径实现方法等多个维度来看,先秦儒家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具有诸多相通之处,表现出了深刻的跨文明共鸣向度;与此同时,二者在哲学根基、核心内涵、德性生成方式、主体性设定以及政治哲学延伸等方面又存在深刻分野。因此,对这两种思想的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东西方伦理思想的各自特质与历史轨迹,更为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理解与共同伦理构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与深刻启示。

近年来,孟子伦理思想的理论形态及其与后果主义的关系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有三个核心问题亟待商榷:一是孟子提倡的“仁义”是否具有独立于“利”的内在价值,二是孟子是否反对后果主义的道德推理模式,三是“仁义”在孟子语境下的道德行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参与讨论的部分学者认为,孟子不仅坚信“仁义”作为人的本性与道德行为的唯一动机具有独立于“利”的内在价值,且反对后果主义背后“二本”式的思维方式。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仁义”的全部价值在于其所能产生的最大效益;“二本”及其他似乎能够反驳这种后果主义解读的文本都能够在此诠释框架下得到妥善的解决。尽管双方的理解仍有分歧,但相关讨论深化了对孟子伦理思想多层次性与复杂性的认识,为儒家哲学的当代阐释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